更新时间：2023-09-25 16:08
《贵族之家》鲜明、形象地描绘了俄国贵族的兴亡史。拉夫列茨基虽有远大目标，但怯懦得不知所措，甚至寄希望于贵族少女的指点与拯救。
在《贵族之家》中，作家通过拉夫列茨基与丽莎的爱情波折，探索了人生和个人幸福问题。
《贵族之家》在俄语原文中称为《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Dvoryánskoye gnezdó），意为“贵族的巢穴”，也有译作《贵族之巢》和《丽莎》。小说自问世以来，受到俄罗斯社会的热烈欢迎，成为伊凡·屠格涅夫最广泛阅读且最少争议的作品，直到19世纪末。
小说叙述了贵族青年拉夫列茨基由于年轻迷恋上了莫斯科退伍少将之女——美丽的瓦尔瓦拉，并轻率地与她结了婚。后来夫妇定居巴黎，瓦尔瓦拉成为社交场上的“名人”。拉夫列茨基发现妻子不贞后愤然离家。回国后与莉莎邂逅，互生爱慕之心。这时报刊登了他妻子的死讯，这燃起了他对幸福追求的希望。就在他与莉莎互托终身后不久，瓦尔瓦拉突然出现。那则死讯竟是讹传。幸福的希望化为泡影，莉莎进了修道院；拉夫列茨基虽然在妻子的恳求下没有离婚，从此一个人孤寂地度过余生。八年后当他故地重游再访莉莎家的宅邸时，已经物是人非，故人相继作古，莉莎还在修道院；年轻的一代长大成人，入住故宅。他在花园里昔日与莉莎互表衷情的长椅上静静地回忆过去，然后悄然离去。
1858年6月，伊万·屠格涅夫在出国旅行之后回到了祖国。几年来，国内的政治生活有了明显的重大进展，农民起义已严重地威胁着沙皇专制制度，而在《现代人》杂志内部，民主派与自由派之间的裂痕也更加深了。现实的刺激使屠格涅夫加紧了思考，不久他便离开圣彼得堡，回到自己的领地斯巴邦科耶，平心静气地写《贵族之家》。
《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于1858年10月27日脱稿，最初发表在1859年1月号《现代人》杂志上，同年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
拉夫列茨基
拉夫列茨基是一位贵族，伊万·屠格涅夫塑造了一个比罗亭更高的形象，不仅在爱情上，而且在事业心上，在义务感和责任意识上都更为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新形象。他是作家积极探索的结晶，也代表了作家思想发展的新高度。屠格涅夫终于实现了自己以及那一时代所有自由主义作家在苦闷中怀揣着的梦——一个俄罗斯上流社会与人民的精神和力量融合起来的梦。
莉莎
莉莎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圣洁、美好的女性形象之一。她笃信宗教，把宗教信条奉为人类优秀品德和行为的源泉。“她心中满怀着一种义务感，怕让任何人受到委屈，她有一颗善良、柔软的心，喜欢所有的人，却并不特别喜欢谁，她热情洋溢、羞怯而又满怀柔情的心中，唯有一个上帝。”在这里，在思想性上，伊万·屠格涅夫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惯有思想相呼应，即人不可离开对上帝的敬仰。莉莎真诚地爱着所有的人，这种爱中体现出的不仅仅是作家对基督教情感最直接意义上的渗入，同时又完全朗够感觉得出作家自己的理念；宗教感受如同一种内在心灵力量与纯洁的源泉，正是这种宗教性使得莉莎与人民很接近，并且使得她在贵族圈内外格外的醒目。
《贵族之家》的故事发生在1842年及8年以后；主人公拉夫烈茨基是已经丧失了农奴主“热情”的贵族的最后代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拉夫烈茨基仍然是俄罗斯文学中已不止一次出现过的“多余的人”。但他已经不同于亚历山大·普希金的长诗《叶夫根尼·奥涅金》中的奥涅金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贵族之家》发展了“多余的人”这一类型。奥涅金和毕巧林是利己主义者，他们只考虑个人享受，他们活着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欲望；伊万·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的人”却充满热情，愿意为了大众的利益而献身。然而他们只是模模糊糊意识到，应该做点儿什么，却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责备拉夫烈茨基无所作为，说他是“懒汉”。拉夫烈茨基回答：“你最好说说，该做什么”。米哈列维奇却说：“这我可不告诉你，老兄，这一点每个人应该自己知道。”其实，就连米哈列维奇那样的理想主义者，自己也不知道究竟该做什么，否则，他就不会漂泊半生，一事无成，最后为获得一个“学监”的位置而感到心满意足了。这并不奇怪，因为就连小说的作者，恐怕也无法回答拉夫烈茨基提出的问题。
于是，拉夫烈茨基所追求的只能仍然是个人的幸福了。《贵族之家》的“重大、现实思想是幸福问题，是人追求幸福的规律，是个人幸福的思想与有益的劳动思想、进步思想的和谐融合”。然而拉夫烈茨基没能获得个人幸福。个人幸福碰到了“义务”设置的障碍，他的“幸福”“还没开始”就结束了。
对于莉莎来说，爱情不仅是幸福，而且是义务，信任，意识到自己道义上的责任。“上帝结合起来的，怎么能拆散呢？”莉莎问。因此，她和拉夫烈茨基的“幸福”从一开始就是虚幻的，建筑在一个极不可靠的基础上：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故意散布的关于她已经死了的谣言。伊万·屠格涅夫在小说中反映了十九世纪三十—四十年代在“贵族之家”的温室里培育出来的贵族知识分子的精神悲剧，这一悲剧的实质已经“不在于必须与自己的软弱无能斗争，而是因为”“与一些概念和道德规范发生了冲突。与这些概念和规范相抗衡，确实连那些坚决果断、勇敢大胆的人都会感到可怕。”（尼古拉·杜勃罗留波夫）《贵族之家》异常深刻地提出了贵族教育的问题。贵族的教育制度扭曲了人的优秀品质，使之畸形化了。莉莎的笃信宗教、忍让、顺从，拉夫烈茨基的消极无为，就都是这种教育的结果。杜勃罗留波夫正确地指出：“伊万·屠格涅夫选择的、为俄罗斯生活如此熟悉的冲突”应该“成为强有力的宣传鼓动，促使每一位读者思索：那些主宰我们生活的整整一大批概念究竟有什么意义”。
不过莉莎的“义务”并不仅仅是来自对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的负罪感。她想要在修道院中寻求的并不是慰藉，她所期待的也不是忘却；她认为，她的“义务”是“赎罪”！她对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说：“我什么都知道，无论是自己的罪孽，还是别人的罪孽，还有爸爸是怎样聚敛自己的财富，我全都知道。这一切都需要祈祷，以期得到赦免。”于是个人的悲剧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在农奴制社会里，不仅有良知的贵族知识分子不可能获得真正的个人幸福，而且几乎人人都与真正的幸福无缘。“你看看四周，在你周围有谁在享福，有谁感到心满意足？”个人幸福幻灭之后，拉夫烈茨基这样想：正去割草的农人显然并不幸福，他那个对生活并没有多少要求的母亲，更没有获得过真正的幸福。就连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也对他说：“你很难过，这我知道，可要知道，大家也并不轻松。”总之，在农奴制的社会环境里，个人幸福是虚幻的，不完满的，根本不可能的。伊万·屠格涅夫曾在《文学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与我仇恨的事物不共戴天。在我心目中，这个敌人有固定的形象，有人所共知的名称：这个敌人就是农奴制度。”《贵族之家》谴责了当时的社会制度，因为它庇护潘申和瓦尔瓦拉·帕夫洛芙娜之流，使他们生繁衍，而扼杀天才的性格（列姆，拉夫烈茨基），毒害人民，使他们浑浑噩噩，屈服顺从（玛兰尼娅，阿加菲娅，安东等）。
在《贵族之家》中，屠格涅夫用“春秋笔法”展示了贵族阶级日趋没落的过程：拉夫烈茨基的曾祖父“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谁也管不了他”。到了他的祖父，已经是“不管干什么，全都白搭”了。他的父亲先是受了法国式的教育，脑子里装满了伏尔泰、德尼·狄德罗和让-雅克·卢梭，然而那些“深奥的道理”“没有和他的血液溶为一体，没有深入他的心灵，没有形成坚定不移的信念”；在国外待了几年以后，他又成了崇拜英国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同胞”，要用英国的制度和方法来改造俄罗斯；可是十二月党人遭到镇压后，他立刻烧毁了从国外带回的一切计划和来往信件，躲到自己的庄园里，闭门不出，“在省长大人面前吓得战战兢兢”，最后“变成了一个十足的废物”。
贵族之家的没落已无可挽回，农奴制的崩溃也不可避免；然而由谁来给俄罗斯社会注入新的活力，俄罗斯又该往何处，无论是拉夫烈茨基，还是作者本人，都无法作出明确回答。拉夫烈茨基只是模模糊糊感觉到，应该做点儿什么有益的事情，未来应该是光明的。而作为农奴制贵族阶级的最后代表，回首往事，拉夫烈茨基却感到虚度了一生。“熄灭了吧，无益的一生！”在抒情诗一般的“尾声”中，拉夫烈茨基无可奈何地这样悲叹。故事的结尾无疑带有浓郁的伤感色彩，不过伊万·屠格涅夫把希望寄托于青年一代。拉夫烈茨基是在青年一代的欢声笑语中悄然离去的。
生活场面和自然风景的描写在他的小说中随处可见，但这些描写从不喧宾夺主，遮掩情节。他的小说是单一结构的，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列夫·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贵族之家》的结构尤其严谨，对人物都有简明的交待。作者自己曾说：他对这部小说的情节考虑了很久，希望避免像《罗亭》中那样令人感到意外的结局。的确，《贵族之家》情节十分紧凑，故事迅速展开，简练凝缩，不蔓不枝；中间几处插叙主人公的往事，都是读者进一步了解他们所必需的。在这方面，可以说伊凡·屠格涅夫是亚历山大·普希金、莱蒙托夫的直接继承者。
屠格涅夫对人物的心理描写很有特色。他不是对主人公的感情作详尽的心理分析，而是把读者的注意力集中到人物内心活动的结果上。我们知道莉莎对拉夫烈茨基的感情是怎样产生、怎样发展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莉莎心里究竟在想些什么。屠格涅夫甚至宣称，她的内心活动不可能用语言表达出来。“然而语言不能表达一个姑娘纯洁的心灵中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于她本人来说，那也是秘密；就让它对于大家也始终是一个秘密吧。”他还借玛尔法·季莫菲耶芙娜之口说：“别人的心，就像不透光的树林，女孩子的心就更不用说了。”正是因此，他也拒绝写出拉夫烈茨基和莉莎在修道院里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感受。
伊凡·屠格涅夫并不深入描写主人公的内心活动，却十分巧妙地让读者能充分理解他们的内心生活。他经常利用潜台词，对主人公的微妙感情只是点到为止。莉莎和拉夫烈茨基的爱情几乎是默默无言的。他们在卡利京家的客厅里、花园里和拉夫烈茨基家池塘边单独待在一起的时候，往往很少谈话，而是默默地感受对方心中正在发生的一切。
在屠格涅夫的小说中，自然景色对于人物的精神世界往往起一种烘云托月的作用。随着人物命运的改变，自然景物的色彩也在发生变化。在《贵族之家》中，自始至终都让人感到有一种衰败没落的情调：“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小说中描写的大部分都是傍晚、黄昏和夜晚的景色，或明月当空，或星光闪烁。拉夫烈茨基回乡村去一路上看到的景色，与他忧郁的回忆和对幸福的憧憬是协调一致的。具有象征性的小说结尾是大地回春，万物复苏，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拉夫烈茨基以及他那一代人虽然一生蹉，黯然退出历史舞台，但青年一代已经接过了他们手中的接力棒，正在精力充沛地走向未来。
除了自然景色，小说中的音乐也与人物的心情相互交融。借用彼得·柴可夫斯基评论亚历山大·普希金的话，可以说：在《贵族之家》中，伊凡·屠格涅夫的天才常常冲破“散文”的狭窄天地，进入音乐的无限的领域。拉夫烈茨基在花园中与莉莎相会，知道她爱他以后，听到了列姆的奇妙的音乐，而当他的妻子突然回来，使他关于幸福的梦破灭以后，同一个列姆，也完全变了样，在他身上再也看不到二十四小时前那位充满灵感的音乐家的影子了。
屠格涅夫从不用个人的注释来代替情节的发展，从不歪曲他不喜欢的现象；他叙述故事的时候是完全客观的，决不对情节发展进行任何干预。作者的态度、作者的感情，是通过他独特的抒情风格表现出来的，这也正是他的艺术风格的特点之一。特别是在《贵族之家》中，抒情色彩更像空气和阳光一样伴随着拉夫烈茨基和莉莎，为他们谱写出一首首同情、叹息、哀婉的抒情歌曲。一方面在叙述中力求做到客观，另一方面又要以作者的感情感染读者，在伊凡·屠格涅夫的小说中，可以说这二者已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了。
俄罗斯评论家皮沙烈夫：《贵族之家》是屠格涅夫“结构最严谨、最完美的作品之一”。
伊凡·屠格涅夫（1818～1883），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出生于世袭贵族之家，1833年进莫斯科国立大学文学系，一年后转入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语文专业，毕业后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希腊与拉丁文。
19世纪50至70年代是伊凡·屠格涅夫创作的旺盛时期，他陆续发表了长篇小说：《罗亭》（1856）、《贵族之家》（1859）、《前夜》（1860）、《父与子》（1862）、《烟》（1867）、《处女地》（1859）。其中《罗亭》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塑造了继奥涅金、皮却林之后又一个“多余的人”形象，所不同的是，罗亭死于1848年6月的巴黎巷战中。
屠格涅夫是一位有独特艺术风格的作家，他既擅长细腻的心理描写，又长于抒情。小说结构严整，情节紧凑，人物形象生动，尤其善于细致雕琢女性艺术形象，而他对旖旎的大自然的描写也充满诗情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