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 :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著名学者

更新时间:2023-11-07 23:53

钱理群(1939年1月30日-- ),男,出生于重庆,祖籍浙江杭州,北京大学中文系资深教授,著名学者。

1948年,钱理群在《中央日报》的《儿童周刊》发表“处女作”《假若我有一双翅膀》。钱理群于1956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60年毕业,分配到贵州省任教。1978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研究生班,1981年毕业后留校任教,直至2002年退休。退休后,他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同时关心中小学教育,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

钱理群主要从事现代文学史研究,鲁迅、周作人研究与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史研究,是最早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概念的学者,学术代表作有《与鲁迅相遇》《周作人传》《1948:天地玄黄》等。他与人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与“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成为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他撰写的思想学术人生自传《我的精神自传》获第四届“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被《中华读书报》等多家媒体评为年度十大好书。他是现代文学史研究、周氏兄弟研究和20世纪知识分子研究领域的标志性人物,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原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人文学者之一。钱理群为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等。

人物经历

钱理群的祖籍为浙江杭州,1939年1月30日出生于重庆市。1948年,他在《》的《儿童周刊》发表处女作《假若我有一双翅膀》。1956年,他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1958年并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1960年毕业。1960年,他被分配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师范学校任教。1978年,他考取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研究生,师从王瑶严家炎先生攻读现代文学,1981年毕业并获文学硕士学位,留北京大学任教,先后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

2002年,他从北京大学退休,转教中学,并持续关注中学与农村教育。同时转向现代民间思想史的研究,关心地方文化研究与青年志愿者运动。2023年7月10日,钱理群被聘为终身教授

学术思想

提出“20世纪中国文学”概念

1985年,钱理群与黄子平、陈平原三人为了回应当时学界关于“五四运动指导思想”的讨论,提出把新文学的起点推到晚清,把20世纪中国文学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与描述,于是便有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这样,就打通了现、当代,回避了直接评价“五四”新文学性质的问题。因此,“20世纪中国文学”的概念是有具体历史背景的,也有其阶段性的功能与作用。

对40年代中国文学的研究

在钱理群看来,40年代的文学既是五四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自然发展的结果,又孕育了后半个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历史)的发展,因此抓住“40年代”这一中间(过渡、转换)的环节,突入这一点,可以起到总揽全局(20世纪中国文学与历史的发展)的作用。钱理群编选了《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四卷和《中国沦陷区文学大系》(16卷本),打破了以往文学史的结构模式,选择“1948”这一最能体现40年代的历史转折、交接特质的具有典型性的年代,通过对这一年发生的文学事件、流派、论争、期刊、作品以及作家精神历程的描述,揭示了40年代至50年代初的文学发展的主要线索与走向。这种“从一个年代看一个时代”的结构方式,将大文学史叙述忽略的人与事纳入研究视野,特别是在这个年代的普通人,一般知识分子读什么书,喜欢听什么音乐,看什么电影,街头巷尾流传什么笑话等等,这样一些日常生活中的细节都具体入微地进入了文学史的叙述,这也意味着文学史观念上的某些变化。

提出“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

“文学史叙述学”的概念是钱理群探讨自己的文学史研究模式的一次自觉尝试。钱理群明确提出:“对于一个文学史家,每一次文学史写作实践,不仅要考虑描述内容,也要努力探寻与其内容相适应的形式—文学史结构与叙述方式(包括叙述视角、叙述语调等),这一点与作家的创作并无实质的区别。通过历史细节的呈现、感性叙述展现具体的历史情境,并写出生命的体温,这就和知识化、技术化的文学史区别开来,是“用文学的方式写历史”。

对文学史叙述方式的试验

钱理群在《绘图本中国文学史》“新世纪的文学”部分(与吴晓东合作)中,尝试对文学史叙述方式进行变革:一是对20世纪中国文学进行了整体描述,同时又将其纳入“中国文学史”的总体结构中,不仅对研究对象进行了重新筛选,淘汰了许多作家和作品,而且对进入历史叙述的作家进行了新的历史定位。同时,将现代传播媒体的产生、文学市场的形成,现代稿费制度的建立,作为现代文学发生学的重要因素;将《新青年》派与《学衡》派的对立视为“如何进行文学变革”的不同思路与选择;以文学形式与语言的变革作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线索等。尤其是把港台文学入史,对通俗文学的重新定位,给予金庸高度评价。

钱理群之忧

2008年,钱理群就北大110周年校庆及《寻找北大》一书出版回答采访者时,道出了一个忧虑:“我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虚无主义的教育,正在培养一批‘绝对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在2005年对时任总理温家宝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被称为“钱学森之问”,因而钱理群的这个说法则被称为“钱理群之忧”,引发了社会广泛关注和热议。

科研项目

钱理群曾参加国家教委“八五研究项目”--《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与吴福辉温儒敏合著的《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一书是普通高等教育“九五”教育部重点教材与“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成为新时期以来影响最大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

著作文集

专著与论集

编著

社会职务

钱理群曾任清华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鲁迅学会理事等职务。

荣誉奖励 

》2008年获第四届“文津”奖。

2023年6月10日获得“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

个人生活

夫妇相濡以沫

钱理群1960年从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到贵州省教书,与崔可忻两人同一天到贵州安顺市卫生学校报到,一个教语文,一个教小儿科,两人在安顺相识并组建家庭。自此,崔可忻就成为钱理群一生中不可或缺的伴侣,她承担起所有家务活。2018 年下半年,钱理群和崔可忻分别被确诊了前列腺癌和胰脏癌。对此,二人一致认为:患了病,哪怕是重病,也应积极治疗;但一旦患了不治之症,就不必勉强治疗,不求延长活命的时间,只求减少疼痛,有尊严地走完人生最后一段路。崔可忻最终于2019年8月4日逝世,终年83岁。

爱好摄影

2019年冬,80岁的钱理群出版了一本摄影集《钱理群的另一面》,集合了他几十年所拍的照片,这是钱理群为自己80岁寿辰准备的礼物。他希望大家把这本书当成自己的作品来看待,并表示这是用摄影来谈自己和自然的关系。

参演影视

家庭成员

外祖父:项藻馨,字兰生,杭州人,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金融家,1902年创办浙江安定学堂(浙江省杭州第七中学前身),1905-1906年兼任浙江高等学堂监督,曾创办《杭州白话报》,担任过浙江兴业银行大清银行中国银行等要职,1947年参与了国统区反内战运动中著名的“十老上书”事件。

父亲:钱天鹤(1893年2月27日-1972年8月20日),农学家、现代农业科学的先驱者,中央农业实验所的主要创始人,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硕士,曾任金陵大学农科教授兼蚕桑系主任,抗日战争时期从事农业行政工作,对发展大后方农业生产,特别是粮棉生产有重要贡献,1949年赴台湾。

母亲:项浩(1900年—1974年),出生于杭州,1974年病逝于南京,为杭州著名维新派人物项藻馨的长女。 

大哥:钱宁(1922年—1986年),中国泥沙运动及河床演变专家,曾任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

三哥:钱临三(1924年—1990年),毕业于民国时期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1947年毕业,考入中华民国外交部,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61年改职经商。 

四哥:钱树柏(1926年—2012年),1945年5月在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考入金陵大学农学院,参加“五二〇”学生运动。先后担任南京两浦区区委委员兼青年部长,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科长、办公室主任,南京市委宣传部学习室副主任。

二姐:钱树榕(1928年—1983年),在上海南洋中学高中部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转入苏北根据地,在新四军3师宣传队工作。后在中央戏剧学院学习,毕业后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话剧团担任演员,创作员,1983年病逝。

二姐夫:丁毅(1921年—1997年),剧作家,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入延安文学系学习。后任东北民主联军纵队文工团、军文工团团长。主要作品有》(与合作执笔)。其他作品有《董存瑞》(与等人合作)。

人物事件

入住敬老院

2015年7月,一则“北大教授钱理群夫妇住托老所”的消息引发热议,钱理群夫妇把一直在北京居住的房子卖了,入住北京市昌平新城的养老社区,在养老社区每月花费接近2万元。事实上,钱理群的夫人患病后,无法再长期照料二人生活,而且他们没有子女,去养老院养老,花钱买服务,有生活管家随叫随到,而且也利于钱老集中精力写作。记者采访的民众中有人关切说“不能找可靠的生活秘书或者家庭保姆在家养老吗?”不少人为这样一位著名学者的老年生活只能住养老院的凄凉晚景而悲嗟扼腕。但是绝大部分的人都表示理解,认为钱老去托老所可以有人照顾他的生活起居,而自己就会有更多时间来从事写作和研究;更多的网友持支持的态度,并表示说“这就是未来人的普通生活方式”“养老社会化是一种进步”。

烧掉父亲照片

钱理群十四岁时,正赶上讲出身的年代,为了和父亲划清界限,他亲手烧毁了父亲的照片。2014年2月,钱理群在作品《我的家庭回忆录》时说:“我们在回顾、总结历史时,最需要追问的,正是长期支配我们行为背后的基本观念、历史观、伦理观等等。面对这样的对前提的质疑,需要的是正视的勇气,理论的彻底性,而绝不能遗忘与回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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