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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钟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是2011年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图书。
《钱钟书传:营造巴比塔的智者》主要叙述了作家钱书的一生经历及其主要作品。钱钟书，原名仰先，字哲良，字默存，号槐聚，曾用笔名中书君，中国现代著名作家、文学研究家。曾为《毛泽东选集》英文版翻译小组成员。晚年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任副院长。书评家夏志清先生认为小说《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钱钟书在文学，国故，比较文学，文化批评等领域的成就，推崇者甚至冠以“钱学”。
自序
第一章 早年生活和求学时代
（1910—1938）
一、“我家江水初发源”
二、从清华到牛津市（上）
三、从清华到牛津（下）
第二章 意园神楼
（1939—1949）
一、在创作和评论两路精进
二、《围城》意象
三、“咳唾随风生珠玉”——《谈艺录》
第三章 沧浪之水
（1950—1965）
一、“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二、碧海掣鲸——《宋诗选注》
第四章 槎通碧汉
（1966—1978）
一、“衣带渐宽终不悔”
二、天 琳琅（上）——《管锥编》四种文献结构
三、天 琳琅（下）——《管锥编》十部书简义
第五章 群峰之巅
（1979—1989）
一、跃上成就的高峰
二、“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上）——《谈艺录》补订本
三、“吾犹昔人，非昔人也”（下）——《七缀集》
结语 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锺书
一、中国现代文化和钱钟书
二、若干可能存在的局限
附录一 钱钟书著作的分期和系统
一、写作分期
二、著作系统
附录二 钱钟书简易年表
后记
又记
第三章 沧浪之水（1950—1965）
一、“微波喜摇人，小立待其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当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国民经济，总的形势是向上的。但是在政治和文艺界，已经发生了若干次大的斗争。仅以文艺界而论，在1949—1956年间，比较大的运动已经有了三次：1951年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1954年对《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1955年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如果分析这三次批判的性质，就会发现它们的矛头所指各有不同，而且一次比一次严峻：批判《武训传》“行乞兴学”的“至勇至仁”，批判的根子是封建主义，其时间在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以前；批判《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观点，虽然从《红楼梦研究》作者俞平伯入手，而总根则是“五四”以后居于“右派”的代表人物胡适；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其根子已涉及“五四”以后同居于“左派”文化阵营内部的不同派别。这里历史和逻辑似乎有着一致：三次批判对象由封建阶级、“五四”启蒙主义到三十年代左翼，呈现由外而内的状态；而且从批评、帮助到定性为反革命集团，一次比一次激烈，最后在国际、国内政治形势和文化思潮的影响下，由内向外翻出，终于达到高峰，衍成1957年涉及全民的反右派运动，并成为后来更大规模的“文化大革命”的前驱，前十七年的形势也就此转折。在三次批判之间，还有过一些其他小运动，比如在1951—1952年间，和全国规模的“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结合，有过一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运动的方式还是相当和风细雨的，但对思想也有深刻的触动。这种做法后来被称为“洗脑筋”，杨绛后来用长篇小说描写了这次运动，把它称作“洗澡”。“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环境的考验。
钱锺书1949年举家北上，定居北京市。清华是他的母校，他来到的是一个熟悉的旧环境；但他所身处的已是一个新时代，这里对他来说又是一个新环境。新环境不得不影响着他，他也作着调节和适应，智慧增长了。在新时代的清华园里，钱钟书教过书，带过研究生，他非凡的才华和惊人的记忆力，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故事甚至接近传奇。当时在清华读书的人回忆道：
四十年代，笔者在京就学时，钱伯初任教于清华大学。他的惊人记忆力，在学生中广为流传。有一次中文系的一位同学从图书馆回寝室大叫大嚷：“不得了！不得了！”大家惊问怎么回事，原来这位同学是研究唐诗的，他为了考证一个典故，从图书馆遍寻未获，正巧碰到钱锺书先生，便上前请教。钱先生笑着对他说，你到那一个架子的那一层，那一本书中便可查到这个典故。这位同学按图索骥，果然找到了这个典故，因此他大为惊讶。
钱钟书先生笔锋犀利，不少人都有些怕他。虽然他待人宽厚，常开玩笑，但他学识之渊博，却使学生产生敬畏之感。还记得有位同学在学期末交了一份读书报告，他没有好好思考，只是从几十本书中东抄西凑成一篇，草草交账。钱先生看后，不加一句评语，却把他所引的话的出处一一注出。当时大家表面都笑话这位同学，但从心里不得不佩服钱伯初的学识和记忆力。
钱锺书其时已经不发表作品了，只是静静地读书，既用人类文化知识丰富着自己，也适应着时代。在清华园里，钱钟书也接待过客人，例如傅雷夫妇、黄裳等。傅雷来访时，钱钟书夫妇曾受吴晗之托请他留在清华，但傅雷没有听从，还是回到了上海市。。黄裳来访时，见到的是一个典型的夜读情景。黄裳回忆道：
住在清华园里的名教授，算来算去我只有一位熟人，就是钱钟书。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因此我就把访问安排在第三天的晚上。吃过晚饭以后我找到他的住处，他和杨两位住着一所教授住宅，他俩也坐在客厅里，好像没有生火，也许是火炉不旺，只觉得冷得很，整个客厅没有任何家具，越发显得空落落的。中间放了一只挺讲究的西餐长台，另外就是两把椅子。此外，没有了。长台上，堆着两叠外文书和用蓝布硬套装着的线装书，都是从清华大学图书馆借来的。他们夫妇就静静地对坐在长台两端读书。是我这个不速之客打破了这个典型的夜读环境。
这里提到的吴晗当时已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文学院院长，历史系主任，并且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后来又担任北京市副市长。黄裳回忆中的“第二天吴晗要赶回城去”云云，指吴晗参与政务工作的繁忙，这和钱锺书的静静读书，在相当程度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黄裳回忆中提到西餐长台旁的“两把椅子”，实际上是记忆失误。钱钟书后来纠正说，那间大房间确有一只讲究的西餐长台，但椅子是没有的，那只不过两只竖摆着的木箱。。“椅子”原来是“木箱”，可见当时条件的确简陋。而“冷板凳”竟然也有“椅子”和“木箱”的区别，这里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更正，钱氏夫妇事事求真的细腻风格，也可见一斑。钱钟书北上后，继续广收博览地读书，当时清华所藏的西文图书，几乎每一本的书卡上都有他的名字。他似乎不用藏书，因为都藏在脑子里了。钱锺书在1950年还生过一场病，沪上的友人如冒效鲁等对此也极为关心，冒氏有《讯默存疾》一诗寄京，诗中用了维摩诘、孔子等典故，那是尊重这位大学问家的身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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