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25 19:20
阿城，本名钟阿城，1949年4月5日出生于北京，祖籍重庆市江津区，1986年远赴美国，此后在定居美国，中国内地编剧、作家，被誉为中国当代寻根小说的代表人物之一。
阿城是1949年随着新中国出生的，父亲钟惦裴是中国电影美学的奠基人，其母张子芳也先后参加冀众军区北进剧社、中央党校文工团，离休前担任北京电影厂办公室主任，属于有文化小康家庭。自小他便能读遍各家名著，在阿城的作品亦能窥名家和家庭对他风格形成的影响。直到1966年文革爆发，家中发生重大变故，其父亲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受到批判，被下放至农场改造，一家人只能挤在一间小平房内，但让阿城得到四处游荡，感受到不同的文化机会。1968年阿城响应号召开启了其长达十一年的知青生涯，这完全不同于以前生活的体验，为阿城之后的创作积累了大量的素材，他的作品大多都是以知青生涯为基础的。1979年回到北京，阿城曾从事过多个工种，但均未有成就。1984年，阿城以作家身份出世，发表其个人短篇小说《棋王》之后又接连出版了他的“三王”代表作中的另外两篇《树王》和《孩子王》，红极一时，此后“三王”便成为阿城的“代名词”。第二年，阿城担任电影《大明星》编剧，开启了他的编剧生涯。1986年，阿城远赴美国，此后定居美国。期间也偶有作品产出，多以散文为主。
阿城发表的文学作品不多，大多集中在两个时期，20世纪80年代中期和20世纪末，多以散文为主。小说除了有“三王”代表作，还有《遍地风流》《爽》和《小城之春》。散文有《闲话闲说》《威尼斯日记》《常识与通识》等。编剧作品有《芙蓉镇》《画皮之阴阳法王》《吴清源》《刺客聂隐娘》等。
阿城的作品多以描写小人物的故事为主，追求本真，用白描的手法渲染氛围，蕴含着对宇宙、生命与自然的思考，表现出的民族文化心理文化在海内外产生一定影响。1992年获得意大利国际诺尼诺文学奖。1986年和谢晋一起编写的电影《芙蓉镇》入围第7届——最佳编剧奖。2015年，担任编剧的电影《刺客聂隐娘》，再次入围中国电影金鸡奖。
阿城是1949年随着新中国出生的，正赶上其父母随部队进入北平城，遂为他取名“阿城”，包含有“农村包围城市”的意味。其父亲是文艺领导干部，中国电影美学的奠基人。其母张子芳也先后参加过冀众军区北进剧社、中央党校文工团，离休前担任北京电影厂办公室主任。因此阿城家中藏书颇多，在他十二三岁时就读遍中外各大名家的著作，包括曹雪芹、罗贯中、列夫·托尔斯泰、奥诺雷·德·巴尔扎克、维克多·雨果等名家的作品。
1956年，阿城家庭发生重大变故，其父亲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受到批判，被下放至外地接受改造。因其父亲的缘故，阿城童年时朋友很少，在学校也受排斥，从而他养成阅读习惯，并常在北京市井游荡，感受不同于革命文化的文化。
1968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下乡，由此开启全国性“上山下乡”运动，阿城也就此开始了他长达十一年的知青生涯。阿城先是去的山西雁北，同去的有五六人，其中就有他的小学同学——黄其煦。但在农村有个隐形规定，每个村里的“成分”不可太高，会影响救济，阿城遭到嫌弃。在黄其煦的《扒车》中提到，他们但是并非真正接受分配下乡，而是自为性地寻找落脚处，以《铁道游击队》中扒火车的方式偷渡过去，后改去了内蒙呼伦贝尔盟阿荣旗。一方面是因内蒙的工分多，另一方面是利于阿城写生。同样是扒火车，为了顺利搭乘而省去车票，还要讨好列车员以行便利。在他离开前，有个叫来运的高三生对他说，“像你这种出身不硬的，做人不可八面玲珑，要六面玲珑，还有两面得是刺。”这句话阿城一直铭记于心。读书的习惯阿城一直没有放弃，在他的书籍曾提到，“我记得六九年在内蒙古自治区插队的时候，插在一个叫东新发的屯子里。冬天，外面当然是风，我却意外在新结识的朋友手里得到食指的《酒》，于是就在炕沿上抄下来。”
至1969年末，阿城最终在云南省落了户，辗转三地黄其煦一直与他相伴。相较于其他知青，过早沦落至生活底层的阿城来说成为知青，从某种层面而言对生活是有改善，虽艰苦，却能够填饱肚子。在云南当知青期间，虽劳作辛苦，阿城却也从未停止知识的学习，反而因管制宽松，自学了英语和日语，阅读所能得到的所有书籍，还曾为“文革地下文学”作品设计封面。在阿城的记述中，在乡下知青们文化生活贫瘠，常传阅各自的创作以得消遣。同为知青的王学信回忆说，阿城带的书籍也算是最多的，中外名著、美术之类的，几个箱子。作家姜也曾说，阿城即便是去探亲还会带箱书回来，还包括有成套的《译文》和《世界文学》杂志。阿城不仅书多，还擅长讲故事，在农场的生活至夜晚闲暇，知青都喜欢到他的茅屋听他讲各类名著故事，除了书籍，阿城也会将他看过的电影讲给他们听。后来北京来的朋友陆续返京，阿城也尝试考取昆明艺校，可因其父亲缘故，无法录取。
直到1979年阿城参加云南知青大罢工运动，并在云南认识的知己好友中国当代著名书画大家范曾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还帮助他被《世界图书》编辑部破格录用。后又经范曾与著名画家袁运生的推荐报考中央美术学院，但未能通过。之后，阿城又与一些有志于发展中国现代艺术的朋友筹办“星星画展”，画展却因种种原因夭折。后来，他又创办过公司，最终还是倒闭了。在此期间，阿城也曾协助父亲撰写《电影美学》，涉及广泛从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卡尔·马克思到中国的易、儒、道、禅。这些也对阿城之后生活与创作产生巨大影响。
1984年，阿城在《上海文学》上发表其处女作《棋王》，而此书一经出版便广受关注，甚至在发表前还被两家名刊争抢，获得了第三届中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等荣誉，而他只花了三天时间创作。1985年，又接着发布了《树王》《孩子王》完成了他的“三王”著作，照当时评论界的说法叫“横空出世”，出现了满城热议阿城的景象。在此期间，阿城还编撰有一篇杂论文《文化制约着人类》。之后“三王”被收录成册，书中还包含有阿城的六个短篇《会餐》《树桩》《周转》《卧铺》《傻子》和《迷路》，广受欢迎。
1985年阿城又开启了他的编剧生涯，担任电影《大明星》编剧。担任编剧的第二年就依靠电影《芙蓉镇》入围第七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同年他还担任了剧情电影《月月》和《飓风行动》的编剧。同年，阿城应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邀请，前往美国进行为期三个月的交流，这也成为阿城的人生转折点之一。在交流中阿城见识到不靠人脉关系、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与中国社会不同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方式让他感觉更为自由。
1986年，阿城便远赴美国，在定居美国，并开启一段似乎与写作不相关的生活。在美国阿城做过木匠、刷过墙，倒卖过仿古家具、当过钢琴老师，只要能赚钱，安身立命，阿城并不在意是否为体力劳动。期间，阿城也曾担任过几部电影的编剧《棋王》（1987）《孩子王》（1991）和《画皮之阴阳法王》（1993）。在美国，阿城仍旧保持逛旧书店的习惯，且能读到一些在中国无法阅览到的书籍。美国的生活为阿城提供了音乐、美术等不同范畴的思维材料，深化其贯通中西的思考空间，并为阿城反观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学提供了新视角——以中华文化谱系为本，欧美文化万象为参照。
至20世纪90年代后期，阿城才陆续有文学作品发出，多以散文杂谈为主。1997年发表杂谈集《闲话闲说》，是阿城多次谈话内容的集合，有公开演讲，也有朋友间闲谈。同年出版散文《威尼斯日记》，以日记的形式记录阿城旅居在威尼斯的所见所闻。1998年出版了散文集有散文倾向短篇小说《遍地风流》，但其实际创作时间是在阿城上山下乡时期。
1998年阿城开始往返于中美，逐渐将重心迁移回中国。1999年，在上海文学杂志《收获》中发表的十二篇文章收录在散文集《常识与通识》中出版，阿城将自身知识体系与美国社会的文化相结合，以常识为主题。此外，还与李爽合作出版小说《爽》。
2000年后，阿城也并未专注于写作。2001-2003年间，阿城仅出版了三本文学作品，《回忆的季节》《小城之春》和《世纪光影》，其中《小城之春》还是为同名电影所著的小说。但阿城仍活跃于电视电影、音乐、美术、文艺评论等文化领域。2005年受邀担任第62届威尼斯电影节评委。同年，还受邀到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的三画室为学生进行指导授课。2006年，担任人物传记电影《吴清源》、电视剧《贞观之治》和纪录片《盛世里的工匠技艺》的编剧。2009 年，阿城再次被聘任为中央美术学院造型学院的做客教授，讲解造型史和色彩，举办过多次讲座。2014年，出版文化随笔《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和2019年出版《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就是阿城授课及讲座录音整理而成的。《洛书河图：文明的造型探源》是以图像学的方法展现中华文明之源，解析先秦哲学的底蕴。而《昙曜五窟：文明的造型探源》则是讲述关于北极星崇拜在周代和汉代的造型演变过程。2015年凭借改编的古装动作电影《刺客聂隐娘》再次入围金马奖。
2022年3月31日，阿城担任艺术指导的电影《》开机仪式，在正式启动。
以上作品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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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王》主要描写了两件事，“吃饭”与“下棋”。以阿城在云南插队时认识的一位好友何连生为原型，讲述“我”与象棋高手王一生从相遇到交往，最后一同经历了一对九的象棋车轮大战的故事。表达了“衣食为本，自有人类”的主题。小说开头描写道：“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谁也不去注意那条临时挂起来的大红标语。这标语大约挂了不少次，字纸都折得有些坏。喇叭里放着一首又一首的语录歌儿，唱得大家心更慌。”阿城不构造复杂的情节，不对人物内心细致刻画，以白描手法平铺直叙，尽显大巧若拙之态。《棋王》既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的精华，又借鉴了西方现代小说的技法，两者相互交融，具有鲜明的现代感。
阿城的文风因其幼年时的大量阅读受到了古风的熏染，文字描写是克制的，多留空白。阿城说他受到《史记》的影响很深，最欣赏周秦汉时期作品的风度，能体现出古中国的诗文中的韵味，作品短小精悍，以形传神，不刻而工。阿城的小说常以第一人称视角向读者描述他笔下的人物，在审美上，阿城也颇具狂放之势，看似简约，但细品中又透露出雄壮之气，描绘的自然景观，象中带意，描写的人物心绪，意中透象。
阿城小说语言的总体特点是雅俗夹杂的，但并未产生美学上的冲突，而是形成一种独特的韵味。雅是阿城语言的底色，典雅的书面语，甚至还有类似古文言文的表达方式，辅以颇有俚俗的趣味的口头化的语言，着上一些俗色，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若从这个方面分类，阿城小说的语言有三种：一是文言意味浓烈的雅语，另一是口头化的俗语，还有一种是白话书面语。白话书面语是基本的叙述语言，再点缀上“雅、俗语”，成为阿城独特的文风特点。
例如《遍地风流》中人物大李说的话：
这段话以短句的结构与思维，政治术语与民间“脏话”夹杂，焕发出民间短句“三担牛屎六簸箕”的直快与简截。
实际上阿城的雅俗不止表现在语言的运用上，还表现在人物塑造上。《棋王》小说中的两个人物，王一生和倪斌(脚卵)，前者出身贫寒，认为“吃”为人生头等大事，是地道的俗人。后者出身富贵，即便当知青，做苦力，言行、衣着仍维持上等人的风范与习惯，是个标准的雅人。然而，前者虽俗，却有心灵与精神上的坚守，有自己的底线。倪斌虽雅，却是随波逐流、与世浮沉之人，只要能改善一点生活条件，毫无底线可言。所以，王一生虽俗，但其俗在表，雅在骨；倪斌虽雅，但其雅在表，俗在骨。
阿城小说的另一特点是精细。小说中有许多对人物细微动作和事物的细微状态的描写。而阿城的细节描写又与通常意义上的细节描写不同，他常能捕捉到那些极细小的过渡性的小举止、小变化，很少有作家会在意这点。并运用白描的手法将这些细节刻画得十分精准，读者能从这些细微的刻画中，窥见人物内心细微的律动。而这类手法在阿城的作品中几乎随处可见，他使用的频繁且成功。
阿城的代表作《棋王》中就有不少例子：
这段描写的是王一生和“我”的闲谈，说道了他的家世，他从小艰辛，提到他母亲解放前是窑子里的，这时中间做了停顿处理，因为这样的秘密他可能从未对他人提及，只因相信“我”，才与“我”说。“把烟头儿吹得红红的，两眼不错眼珠儿地盯着”，是一种下意识动作的描写，是王一生在调整自己的情绪，压抑着过去生活的心酸与痛苦，鼓起勇气诉说。
此外，阿城的描写中叶常带有一定程度的暗示。对某种状态、某种心绪，阿城不直接叙述，而是声东击西。
例如《棋王》中描述画室小这段：
文中并未直接写画室内如何拥挤，而是借由几个人物的动作来暗示拥挤。这样的手法也使得阿城的小说值得反复阅读。
阿城被认为是寻根派最具代表性的作家之一，他所创作的作品中最突出的特点便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对本真的坚持。但与其他作家尤为不同的一点是阿城描绘的都是日常生活场景，讲述小人物小故事，把普通人的生活和情感描绘得细致入微，极贴生活。阿城十一年的知青生活为他的创作提供了许多的素材，将他所经历的人和事融入作品中，如，山西《天骂》的女人，内蒙《洗澡》的骑手，云南《迷路》的傻子。他的小说中也有他们的影子，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农场的象棋高手何连生就是他小说《棋王》王一生的生活原型。
阿城认为写小说是没有任何技巧可言的，小说不应该受到任何理论的束缚。他曾表态说，若是要寻中华文化之根，这应当是学术的本分，而对小说而言，最基本的要素是想象力。所以他害怕别人给他随便贴标签，怕自己有所谓的“腔”，有了“腔”，就像把小说陷在“套子”里，成了一种“规矩”，那么小说便失去了可能性，捆绑了小说的想象力。阿城喜欢充满可能性，多变的生活状态，也是他的写小说的理念，这或许也是他许久不再写小说的原因之一。
阿城前半生的经历可谓波折，这与阿城的父亲钟惦棐的浮沉有关。阿城的父亲是著名的电影文艺家、电影美学家和理论家，对新中国电影的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阿城是出生在红色知识分子家庭中，其父亲早年曾在延安鲁迅美术学院学美术，受其影响阿城从小便酷爱绘画，一心想当名大画家，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星星画展”中就有他的作品。其父亲在新中国成立后曾为文艺领导干部，因其父亲的身份，阿城从小便能很轻易地阅读到中外名著、名人传记、马恩列宁理论等书籍。这些阅读经历也为他之后的写作打下了基础，但阿城没受到父亲思想的影响，没沿袭其父亲的知识结构与品位。至1956年，阿城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故。其父亲发表的《电影的锣鼓》受到激烈批判，从而被下放至外地接受改造。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是缺席的，而母亲需独自照料大家庭，为衣食奔波，也无暇顾及阿城。也是因为父亲身份，在学校阿城是受同学与老师排斥的。而正是阿城被边缘化，才有了他在北京四处游荡的机会，观察寻常市井生活，阅读到与家中藏书不同的书籍，意识到世界的丰富，逐渐形成了属于他自己的，不同于同时代人的知识格局体系。
以上奖项参考资料：
中国作家姜樑在他的回忆录中提到，在知青期间阿城给他的印象，“他给我的印象是精瘦、精瘦，带一副近视眼镜，穿一双布鞋，不苟言笑，久了方领教到他的博学、睿智和幽默。”
中国作家赵玫曾评价，阿城总是从醒悟自身而醒悟人生与人类，看透大千世界，而回归人的本体，是一位有赤诚之心的‘王者’，他的小说，便是他的心。（《瞧！这个阿城》）
中国当代文学家汪曾祺在读过阿城的《棋王》后评论，“阿城的文体可贵在‘不取诸邻’不取诸邻，‘脑袋在肩上，文章靠自己’，虽读百家，但却有自己的叙述方法和语言。”（《人之所以为人—读\u003c棋王\u003e笔记》——《光明日报》1985年3月21日）
中国作家王蒙对《棋王》称赞有加，写下评语：口语化而不流俗，古典美而不迂腐，民族化而不过‘土’，嘎嘣利落但仍然细密有致，刻画人微却又惜墨如金。它很难归类，异于现时流行的各家笔墨，但又不生僻。(《且说\u003c棋王\u003e》——《文艺报》1984年10月)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仲呈祥与苏丁对《棋王》评价道，它像是什么都没有说，却让人不释于怀。读此种作品，须“一丝粗糙不得”。（《\u003c棋王\u003e与道家美学》——《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3期）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在他的书中说道，阿城的随笔能够让人清醒，能够让人超脱，能够让人心平气和地生活着，并且感受到世俗生活的乐趣。（《我眼中的阿城》）
阿城精通各种技艺从摄影、绘画、音乐、笔记小说到吃喝玩乐。在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从意大利歌剧到京剧、京韵大鼓；从八大山人、石涛再到卡拉斯、骆玉笙，阿城几乎每项都能说出一些门道。旅居美国时，阿城也曾从事过多个工种，且在这些工作上也是算做得有声有色。他能修护难度极高的明式家具，凭借手艺赚得两千美金。还曾亲手组装的一辆古董大众甲壳虫——红色敞篷，有人曾对这辆车开出十四万美金的价格。并且阿城还能做地道的中国菜。
1984年阿城在写小说的同时，还自己创办公司。那时有传言，天上掉块石头，砸死的一定是皮包公司经理。他公司的朋友每晚十一点后都要到他家里聚会。阿城自称散场后才能安心写作，直到听到街上有人声才睡觉。所以，要找阿城不是在晚上公司聚会时，就要在早上九点他起床之前。他的画家好友朱伟曾说道：“我每每早上骑车到他那里，总见他头钻在被窝里蜷缩着，从被窝里传出的声音总是：‘讨债的又来了？’”。
文学评论家季红真评价说，阿城就像个故事大篓子。1985年，那时阿城已经凭借《棋王》出了名，偶尔到一位女友家聚会，阿城总是骑一辆破旧的女式车准点到达。讲故事每讲到起劲的地方，他就神情专注地竖起一根手指左右晃动。在云南省插队时期，阿城也曾靠着讲故事的本领赚得一些吃食。有一年景洪市放内部电影《啊，海军》和《山本五十六》，阿城看了后回到场部给他的知青伙伴绘声绘色地讲了好几个晚上。阿城后来旅居美国，作家王朔常去阿城那聚会，大家坐在一起，全听阿城一个人神侃。他无所不通，还十分诙谐，偶尔抖个机灵，当场就能把人笑岔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