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7:57
三人团为中共党史名词，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曾成立过四个“三人团”：1931年，为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王明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分赴各革命根据地。
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代表团共3人，即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三人团”；长征前期为准备实行战略大转移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最高三人团”。
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形成了由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组成的“中央队三人团”和遵义会议后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与长征前夕的三人团有根本区别的新“三人团”。
中央苏区“三人团”
1931年1月，中共扩大的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共产国际“钦差大臣”米夫参加了会议。米夫多次使用不正常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27岁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平步青云，从一名非中共中央委员一举跃升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会上，共产国际远东局还提名王明为政治局候补常委。后因周恩来提议，王明仍应做江南省委书记，这才使王明未能进入政治局常委。
王明虽未成为政治局常委，但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实际上是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王明是1925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的，他虽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但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此时的王明，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大权独揽，一个人说了算。为推行中共六届四中全会路线，王明接二连三地派出“中央代表”、“中央代表团”分赴各革命根据地。赴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中央代表团共3人，即任弼时、王稼祥、顾作霖，人称“三人团”。
任弼时，湖南汩罗人，毛泽东的同乡。1921年春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学成回国后先后担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中央总书记。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这时他才刚满27岁。由于具有留苏经历，被王明认为是同一战线的战友而受到重用。他是派到中央苏区“三人团”中掌管实权的人物。
王稼祥，1906年出生在安徽泾县厚岸村。1925年10月，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进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读书，是“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自然是王明信得过的朋友，时年25岁。
23岁的顾作霖，1908年1月出生于江苏嘉定（现上海嘉定区徐行镇）。曾担任过中国共产党山东省委员会常委、长江局主席团成员、团中央组织部部长。
1931年4月，“三人团”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
这时执掌苏区中央局大权的是项英。1930年，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共苏区中央局，决议周恩来为书记。可当时周恩来在上海实际领导中共中央的工作而分身不得，书记一职便由先期到达江西苏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项英代理。而王明就是反六届三中全会才上台的，很快，由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央所派的项英就遭到王明新派来的“三人团”所排斥。
11月1日至5日，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中央代表团即“三人团”在瑞金叶坪主持召开苏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即史称的“赣南会议”。会议就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
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革命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中央代表团却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中央苏区的工作横挑鼻子竖挑眼，进行多方面的批评和指责。
会议批判了毛泽东的三大“错误”：
一是把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的正确主张，指责为“狭隘的经验论”、“党内的事务主义非常浓厚”。
二是“富农路线”。当时王明对地主、富农的态度是赶尽杀绝，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不给他们以生活出路。毛泽东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社会的阶级状况及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面临的形势，认为不能从肉体上消灭地主、富农，应给其出路，主张土地“以人口平分及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的原则。
三是“极严重的一贯右倾机会主义”。认为毛泽东的“诱敌深入，后发制人”战略是“游击主义”、“保守主义”、“单纯防御路线”，忽视“阵地战”、“街市战”。
会议根据王明所控制的临时中央的指示，决定撤销毛泽东的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会议还决定，设立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取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和总政委、总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名义。这样，毛泽东就失去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最高领导人的职位。
后来，为了解决军事指挥问题，1932年8月上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兴国县举行会议。在周恩来的据理力争下，会议决定恢复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
1932年夏，在前三次“围剿”中惨遭失败的蒋介石又调集30万大军，自任总司令，准备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反革命“围剿”。
1932年10月3日至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遵照临时中央的指令，在宁都县城以北的小源村召开特别会议，史称“宁都会议”。会议贯彻执行临时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进攻路线，讨论中国工农红军应敌的行动方针问题。
会议之初，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因在前线部署军事未能到会，会议便由任弼时主持。在会上，一方以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等后方中央局成员为主，另一方面则是披着战火硝烟的毛泽东、朱德、王稼祥等前方中央局成员为主。
此时王稼祥已从“三人团”中退出，他在与毛泽东交往中，慢慢地被毛泽东的魄力和魅力所征服。
项英则取代了王稼祥，成为后方中央局的主要成员。会议开始时，有着上海市“临时中央”支持的后方首脑占了上风。任弼时、项英、顾作霖对前几次反“围剿”中起过决定作用的毛泽东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发言气势逼人，“开展了中央局从未有过的反倾向斗争”。会议过程中，前方中央局成员发言主张结合前线实际来贯彻中央指示，毛泽东坚持9月26日训令的观点，不同意中国工农红军离开苏区出击敌军。会议几乎被后方中央局成员所控制，形成了一边倒的局面。他们对毛泽东进行了错误的批评和指责，认为毛泽东提出的“诱敌深入”方针为“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主要危险”、“表现对革命胜利与红军力量估计不足”。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大力推行“左”倾“积极进攻路线”。多数与会者还老账新账一起算，把毛泽东反对攻打赣州市等中心城市，在赣州战役失利后主张红军向敌人统治较弱、党和群众力量较强的赣东北发展的意见，指责为对“夺取中心城市”方针的“消极怠工”，是“纯粹防御路线”。认为攻打赣州“依据当时情况是绝对需要的”，“攻赣本有克城之可能”。攻赣未克，只是因为毛泽东拒不执行“积极进攻路线”、“遂未坚决部署”，才致如此恶果。
宁都会议的斗争，从根本上说，是在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情况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所谓“积极进攻战略”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积极防御战略”斗争的总爆发。
会上受到点名批评的毛泽东不停地吸着烟，一脸严肃，态度镇静。毛泽东在原则问题上是从来不让步的，对来自“左”倾冒险主义者的无端指责，他毫不妥协，据理反击，冷静地分析了整个战场的形势，说明中国工农红军早应执行向赣东北发展的方针，以利于粉碎敌人的“围剿”。
毛泽东话音刚落，后方一位首脑拍着桌子站了起来：“我不同意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他对形势的分析与战略方针的设想是不符合实际的，对错误承认和了解不够！”
许多人在“左”的错误的压力下沉默了，不敢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这时，原“三人团”的成员、红军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勇敢地站了出来，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众所周知，我也是四中全会后中央派来苏区工作的，我对中央指示也一直是服从和执行的。但是我从几次反“围剿”的胜利中，以及从攻打赣州市的教训中，逐步认识到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主张是符合中国工农红军和苏区实际情况的，他提出的战略思想和战术原则，已被实践证明为行之有效，他的指挥决策也一再被证明是正确的。即将开始的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正需要毛泽东这样的指挥者和领导人……总之，我的意思是：大敌当前，不可换将；指挥重任，非他莫属。
正当前、后方中央局领导成员争论得不可开交之时，周恩来从南城、广昌县前线飞马赶来参加会议。他作为中共苏区中央局最高首长，显然要担任“裁判”的角色。
周恩来处于两难境地，针对会议斗争激烈的情况，他采取了调和双方的立场。他首先以温和的态度，批评前方领导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泽东表现最多，对中央电示迅速击破一面开始不同意，有等待倾向”。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后方中央局个别同志对毛泽东的批评过分了。
会议在毛泽东是否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问题上发生了尖锐的意见分歧，后方中央局成员提出毛泽东回后方，负中央政府工作责任，前方由周恩来负战争领导的总责。
周恩来从大局出发，竭力维护和支持毛泽东，力主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作战，认为“泽东积年的经验多偏于作战，他的兴趣亦在主持战争”，“如在前方则可吸引他贡献不少意见，对战争有帮助”。坚持主张毛泽东留在前方，并提出可供选择的两种方案：“一种是由我负主持战争全责，泽东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种是泽东负责指挥战争全责，我负责监督行动方针的执行。”这两个方案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要毛泽东留在前方，而不同意将毛调回后方。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泽东离开前线。但是，因为与会多数人认为，毛泽东“承认与了解错误不够，如他主持战争，在政治与行动方针上容易发生错误”。
毛泽东本人鉴于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权信任，坚决不赞成后一种方案，即由他“负指挥战争全责”。会议通过周恩来提出的前一种方案，即“泽东留在前方助理”，同时批准毛泽东“暂时请病假”回后方，“必要时到前方”。
会议结束后，根据临时中央的指示，后方中央局借口毛泽东身体不好，撤销了他刚刚恢复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调他回后方主持中央政府工作，并于10月12日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公开了毛泽东离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工作岗位的消息。毛泽东最后一点兵权，竟然在最需要他的紧急关头被剥夺了。
10月26日，临时中央正式批准周恩来兼任红一方面军总政委。
随后，毛泽东去后方长汀福音医院休养。
周恩来、王稼祥把毛泽东送出了宁都城。临别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军事工作我还愿意做，前方军事急需，何时电召便何时来。”毛泽东还幽默地对王稼祥说：“你和我都是少数，不服从不行，我只好到后方去了。好在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哪里工作都一样，你就别争了吧。”一向幽默的毛泽东这次再也无法笑出声来。他心中充满了苦涩，但还是顾全大局，忍辱负重服从了临时中央的决定。而任弼时、项英、顾作霖由于当时不能理解毛泽东的正确的战略方针，为王明“左”的一套所迷惑，的确做了一些错事，但后来他们都先后醒悟转变过来，都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贡献。任弼时还成为毛泽东的忠诚拥护者和亲密战友，成为中共最杰出的领导者之一，最后是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之一。
项英后来在南方坚持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是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者，“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在皖南事变后为叛徒刘厚总所杀害，是公认的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
顾作霖是中央苏区共青团事业的奠基者、杰出的青年领袖。因长期为革命废寝忘食地工作，终因劳累过度患上了结核病。1934年，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兼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在广昌县决战最激烈的时刻，他协助朱德亲临第一线指挥，突然心脏剧痛，吐血不止，不省人事，经抢救无效，在瑞金市去世，时年26岁，成为长眠在中央革命根据地这块红色土地上的烈士。
1934年4月底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形势日趋恶化，苏区内的人力、物力消耗巨大，中国工农红军坚持内线作战打破敌军“围剿”已经十分困难，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决定红军撤离中央苏区。5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李德草拟了《五、六、七三个月战略计划》，并将突围决定向共产主义国际请示。6月25日，共产国际复电同意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撤离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在实施战略转移前，为了作好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6月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成立由博古、李德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秘密主持筹划战略转移。
“三人团”是准备长征的中共中央最高领导集团，掌管中央和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权力。其内部分工是：政治上由博古负责，军事上由李德负责，周恩来负责督促军事准备计划的实行。从分工可以看出，博古和李德是真正的决策核心，周恩来只是一个“管事成员”。博古时任临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他代表中央领导军委工作”。李德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顾问，博古由于不懂军事，只好完全依靠李德，把军事指挥权让给这个外国人。李德实际上取得了军事上的最高指挥权。
当时，“三人团”虽属一临时性的组织，但实际上是统一指挥苏区党、政、军、民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集团，亦称“最高三人团”。自从成立了“三人团”，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和1931年11月25日苏维埃代表大会宣告成立的中革军委实际上已经没有了对重大政治和军事问题的决策权。从此时至长征初期，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再也没有开过会，中央政治局和中革军委的成员也被排斥在外，一切均由“三人团”说了算。正如1944年11月13日，博古在延安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时所谈到的：“长征军事计划，未在政治局讨论，这是严重政治错误……当时‘三人团’处理一切。”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决定取消“三人团”，博古和李德失去了对中国工农红军的最高指挥权。
长征途中，为解决党和红军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毛泽东、王稼祥、张闻天自发形成了反对最高三人团在五次反“围剿”和西征以来的错误军事路线的“三人团”，亦称中央队“三人团”。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红军撤出苏区被迫走上长征的道路。1934年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5个团以及后方机关人员共8．6万人，开始从瑞金市等地出发，实行战略大转移。按战斗序列，中央红军组成两个纵队。中央、军委机关及直属部队组成军委第一野战纵队和第二野战纵队。第一野战纵队代号“红星纵队”，第二野战纵队代号“红安纵队”。“红星纵队”是党和中国工农红军首脑机关，“野战军西征”的指挥部。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编在第一纵队，故又称“中央队”。
长征出发时，王稼祥因在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中被敌机炸伤，弹片还在肚子里，所以只好坐担架随队行动。毛泽东由于患疟疾大病初愈，体虚血亏，走路极为吃力，也配了一副担架，于是同王稼祥走在了一起。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张闻天身体稍好，主要靠马行军。但早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开始后，张闻天对李德的军事指挥就发生了怀疑。长征出发后，“他从沉痛的教训中认识到王明路线的错误和毛泽东同志主张的正确”，“毅然参加了反对王明路线的斗争”。在行军途中，三人有机会经常接触，议论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错误。这样，就逐步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队三人团”。“中央队三人团”是在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错误的斗争中逐步形成的，它对遵义会议胜利召开和圆满成功起了重大作用。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省的遵义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揭发和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中央最高三人团在军事领导上的错误，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重新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并改组了中国共产党的中央领导机关，增选毛泽东为中央常委，取消长征初期的“三人团”，仍由最高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
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仍然处于敌军的围追堵截之中，行军作战的被动局面并未扭转。如何指挥部队打仗，粉碎敌人进攻，仍然是中共中央紧迫的中心工作。2月5日，在云、贵、川交界的鸡鸣三省一带，政治局常委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责”，李德的军事指挥权同时被撤销。由于长征战事频繁，必须临机决断以适应瞬息万变的复杂的战争形式和环境，避免在紧急的军事行动中因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而贻误战机，毛泽东提议成立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1935年3月17日，中国工农红军长征途经赤水河畔川黔铁路交界处的陈福村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三人指挥小组”，集中领导军事，加强作战统一指挥。以“周恩来为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在新三人团中，实际上以毛泽东为主，“在重要问题上，大都是毛泽东出主意，其他同志同意的”。这表明遵义会议确立的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实际领导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确认。在当时战争环境中，新“三人团”是代表党中央领导军委工作的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全权指挥军事的极具权威的统帅部。新“三人团”的成立改变了领导方式，彻底清除了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军事错误的影响，确保了党在遵义会议后确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落实，从而保证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