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7:38
《中国艺术精神》是徐复观的代表著作之一，与所写《两汉思想史》一起，被认为是任何有志治中国思想史的人必读的经典。该书是美学理论与历史考据相结合的成果，共分十章，除第一章论上古音乐艺术之精神以外，其余九章均为论绘画艺术及其所蕴涵的中国艺术精神。书中颇多真知灼见，义理明晰，风骨超然。徐复观深入研究庄子讲的学道、体道及成道的境界，发现其与现代、近代西方思想家所讨论的美与艺术的情况颇多近似或相同，从而认定庄子的道正是中国的艺术精神。这对研究中国艺术精神具有开创性的作用。
《中国艺术精神》的主要内容，是对中国艺术史上以庄子为线索的脉艺术精神的溯源与讨论。这一脉艺术精神的主体，正是徐复观由庄子学所导出的虚静之心，而它所呈现的艺术特色，则是在与物感通、主客合一的境界中，寻求精神的自由与慰藉。徐复观在寻求这一艺术精神的落实时，将目光聚焦于山水画，并以之为庄子艺术精神的嫡系传承。
《中国艺术精神》共十章。着重探讨了中国古代艺术的精神内涵。前两章谈孔子和庄子，认为“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穷究到底，只有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出的仁与音乐合一的典型，这是道德与艺术在穷极之地的统一”；“由庄子所显出的典型，彻底是纯艺术精神的性格，而主要又是结实在绘画上面”。其余八章专门论画，其论释“气韵生动”，讨论“魏晋玄学与山水画之兴起”“唐朝山水画之发展及其画论”“殷浩之笔法记与山水诀”“逸格地位之奠定““郭熙的林泉高致”，以及“宋代的文人画论”与“环绕南北宗之问题”。附论七篇为“中国画与诗的融合”“兰亭争论”等。
徐复观写作《中国艺术精神》的缘起，只是因为好奇心的驱使，买了部《美术丛书》，入睡前作为消遣，随意翻阅，随着思想的自由游走而触发了研究的兴趣，经过资料搜集，以及探索工作，“自自然然地形成为中国的美学系统”。诚如在该书的《自序》中所言：“站在资料的立场来说，这一系统是‘集腋’所成的‘裘’，也就是由归纳方法所求得的系统。”
思想观点
徐复观认为，道德、艺术、科学是人类文化中的三大支柱。《中国艺术精神》通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阐发，试图“在人的具体生命的心、性中，发掘出艺术的根源，把握到精神自由解放的关键”，说明中国文化在这一方面的成就，不仅有历史意义，并且也有现代的、将来的意义。换言之，该书从现代思想史角度探究和透视中国艺术精神，亦即艺术的精神境界。该书将孔子与庄子并列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滥觞，而以庄子为中国艺术精神的真正开创者，循庄学以“体道”。进而言之，儒家的最高目标是人生的艺术化，可以用“中国人生活的艺术精神”来概括；庄子的精神是中国艺术精神的发源地，可以归入中国艺术精神。而儒道都体现出一种艺术的精神，属于“中国文化中的艺术精神”。徐复观认为，庄子不言艺术，却对艺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作为具有艺术精神的思想家，庄子的艺术精神，于绘画艺术中得到生动展现。山水画的空灵玄远之境，与庄子“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的艺术精神正相契合。所以，“山水画的出现，乃庄学在人生中、艺术上的落实”。该书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源流与发展做出了独特而深刻的理解，所论皆从宏大处着眼，于深细处用力，见解独到而新颖。
《中国艺术精神》第一章中，作者认为，孔门儒家以音乐为中心的美育，是古代艺术精神的滥觞之这一传统后来渐趋没落，并转化为文学方面的载道精神，从而退出了艺术精神的领域。
第二章是该书的灵魂所在。该章由《庄子》关于道、美、精神自由等问题的阐述，导出中国艺术精神的主体，即以虚、静、明为基本特征的心斋之“心”，进而确立庄子作为中国纯艺术精神之滥觞的地位。盖庄子的哲学宗旨，在于寻求人生自有限境界中的自由与解放，与艺术的根本目的相通；而庄子体验“道”的精神状态，则是以虚静之心观照把握天地间不可言说的大美，“独与天地精神往来”，又与艺术性的审美与创造活动相通。故庄子式的人生，实为艺术化的人生，是艺术精神在人生之上的落实。
庄子与中国艺术精神的关系是该书讨论的中心。徐复观认为，中国人在艺术精神上的诸多区别，可概括为孔子和庄子所显出的两个典型。由孔子所显发的艺术精神，是道德与艺术合一的性格；由孔门通过音乐所呈现出的为人生艺术的最高境界，即是善与美的彻底谐和统一。由庄子所显发的艺术精神，则是彻底的纯艺术的性格；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画家与理论家，常在有意无意之中，在不同的程度上，契会到这一点。儒家所开出的艺术精神，立足于仁义道德，需要经过某种意味的转换方能成就艺术。而更能代表中国艺术精神的，是庄子。“庄子所把握的心，正是艺术精神的主体。”正是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决定了庄子的艺术精神，也决定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主流。因此，“中国的艺术精神，追根到底，即是庄子的虚、静、明的精神”。这是庄子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而庄子更重要的贡献在于指出了这种艺术精神的主体成立即“心斋”与“坐忘”的途径。其具体实现，一是消解由生理而来的欲望，使“心”从欲望中解放出来；二是与物相接时，使“心”从对知识的无穷追逐中得到解放。
《中国艺术精神》第三章以下，以山水画创作与理论为对象，发掘庄子艺术精神的内在传承，涉及气韵、逸格、文人画、南北宗派等问题。徐复观指出，山水画的特色，源于庄子的艺术精神（而以魏晋玄学为中介），是以虚、静、明为特征的心斋之心的活动的外化，是追求主客体间互无界限的天人至境。山水画较能代表庄子的艺术精神，是因为孕大含深的山水意象，更易于提供安顿整个精神的艺术世界，作为客体的山水，实即为主体存在的体现。庄子艺术精神对自由的追求，“难以在现实世界中安放得下，只有转向自然界，从而促成了作为中国艺术骨干的山水画的发展”。换言之，对中国艺术精神由思的世界到画的世界的这种转化。徐复观指出，庄子的艺术精神本旨虽不在艺术创作，但却对艺术产生了较大影响，特别是在绘画方面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对于庄子艺术精神的这一深远影响，徐复观通过对思想史和绘画史圆融一体的考察，作了深入论析。徐复观认为，庄子的艺术精神对绘画产生深远影响，通过魏晋玄学来实现。“人物画的艺术地自觉，是由庄学所启发出来的；山水的成为绘画的题材，由绘画而将山水、自然加以美化、艺术化，更是由庄学所启发出来的”。因此，以山水画为中心的自然画，乃是玄学中庄学的产物，乃庄学在人生与艺术上的落实。这是山水画得以成立并成为绘画主流的根据。徐复观进而认为，只有当中国艺术走向自然、归于山水时，庄子的艺术精神也才真正得以落实。“中国的绘画，是要把自然物的形相得以成立的神、灵、玄，通过某种形相，而将其画了出来。所以最高的画境，不是模写对象，而是以自己的精神创造对象。”“在中国，作为一个伟大艺术家，必以人格的修养，精神的解放，为技巧的根本。有无这种根本，即是土画与匠画的大分水岭之所在。”这也就是说，庄子所凸显出的“心”，所凸显出的对精神自由的追求，最终演化为艺术家的创作，通过他们的生命跃动，存在于绘画艺术。
所以说，是庄学精神开启了中国山水画。中国的艺术精神一旦自觉，绘画很快就进入了山水画阶段。“没有人会在活生生的人的对象中，真能发现一个可以安放自己生命中的世界。”所以，受魏晋玄学熏染的名士，把品藻的眼光从人物画移向山水画，遂有宗炳《画山水序》和王微《叙画》。徐复观认为：“由庄学精神而来的绘画，可说到了山水画而始落了实，其内蕴，由宗炳、王微而已完全显露了出来。”徐复观援引《世说新语》中“方寸荆溪湛然，固以玄对山水”的说法，认为：“固以玄对山水一语，道破了其中最紧要的关键。以玄对山水，即是以超越于世俗之上的虚静之心对山水；此时的山水，乃能以其纯净之姿，进入于虚静之心的里面，而与人的生命融为一体，因而人与自然，由相化而相忘；这便在第一自然中呈现出第二自然，而成为美的对象。”因此，“中国以山水画为中心的自然画，乃是玄学中的庄学的产物。不能了解到这一点，便不能把握到中国以绘画为中心的艺术的基本性格”。
研究方法
《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方法，总体上体现为“由全而偏”。徐复观对“中国艺术精神”的研究，从对儒、道两大思想传统的溯源出发，但论述的重心落于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精神之上，所涉及的艺术门类则从音乐转向绘画，全书第三章以下更纯以山水画为其观点的印证，对其他艺术门类基本无所涉及。该书的研究视野与方法，系由出发点的“全”，渐渐转向结论的“偏”；由对中国艺术精神的全面溯源，到对“纯艺术精神”的限定；由道德与艺术两境相融的音乐，渐渐转向表达纯艺术精神的山水画；由对儒道两大思想传统的综合把握，渐渐转向对以虚静之心为主体的道家精神的专力研究。
《中国艺术精神》中第一、二章呈现出的思想视野和中西会通的学养，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想史和美学研究，如李泽厚《美的历程》、叶朗《中国美学史大纲》等。
《中国艺术精神》由台湾台中书局于1966年首次刊行，后改由台北学生书局出版，不断重印。大陆有春风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等版本。
徐复观（1903—1982），原名秉常，字佛观。湖北水人。曾任荆宜师管区司令、中央训练团少将教官、军事委员会派驻延安市高级参议、蒋介石随从秘书等职。1952年任台中省立农学院兼任教授，次年任教授。1955年任东海大学中文系教授、主任。1969年离台赴香港特别行政区，任新亚书院专任导师，兼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华侨日报》主笔。著有《中国人性论史》《中国经学史基础》《中国艺术精神》《中国文学精神》《两汉思想史》《公孙龙讲疏》《石涛研究》《在政治与学术之间》《中国文学论集》《中国思想史论集》等教科书和著作，译有《中国人之思维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