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56
亚历山大·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1892年8月29日-1964年4月28日）是一位出生于俄罗斯的法国哲学家，他主要研究科学的历史和哲学。柯瓦雷在科学史方面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的研究工作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深刻地影响了一般社会受众对科学革命的理解。
柯瓦雷出生在俄罗斯的塔甘罗格市，是一个犹太家庭的成员。他在帝国俄罗斯的第比利斯、罗斯托夫和敖德萨接受教育，之后前往国外深造。在德国哥廷根市，他师从胡塞尔和戴维·希尔伯特学习（1908年至1911年）。胡塞尔不赞成柯瓦雷的博士论文，于是柯瓦雷前往巴黎，在1912年至1913年间在法国学院和索邦大学学习，师从亨利·柏格森、布朗希维克、拉朗德、德尔博和皮卡韦。1922年，柯瓦雷完成了两篇博士论文，并开始在巴黎高等实用学院任教。在1931年，他帮助创办了哲学杂志《哲学研究》。在1932年，他在高等实用学院创建了现代欧洲宗教思想历史系，并担任系主任。在1932年至1934年、1936年至1938年和1940年至1941年期间，柯瓦雷在埃及的富阿德大学（后来的开罗大学）任教，并向埃及学术界介绍了现代哲学。他在纽约度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并在社会研究新学院任教。战后，他经常访问美国，并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任客座教授。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讲座成为他最著名的著作之一，《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1957年）。他于1964年4月28日在巴黎去世。
柯瓦雷的“科学革命史”是怎样的一幅画卷。在此，我们可以引用他在《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一书序言中的两段话以作说明。
“每当我进入16、17世纪科学、哲学思想史的思索——无疑，这两种思想是如此紧密地关联在一起，以致将它们分开以后它们均变得不可理解——我不由得要像许多前人一样意识到，在此一时段里，人类心智，至少是欧洲人的心智经历了一场深层的、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框架与模式的革命，而且现代科学和哲学既是这场革命之根源，亦是其果实。
“就我而言，我已在我的《伽利略研究》中作过一些努力，以界定新旧世界观的结构模式并确定17世纪的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各种变化。依我看，这些变化可以被归结于两项基本且密切相关的变动，我将之概括为cosmos“天球”的崩坏与空间的几何化。前者是说，世界之作为一个有限的、井然有序的整体的概念——在此世界中，空间结构蕴含着一套完美与价值的等级序列——被替换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不确定的、甚至是无限的宇宙概念，此宇宙不再由自然的从属关系所联结，它之所以是统一的只是因为它的终极组分和基本定律是同一的；后者是说，亚里士多德式的空间概念——分立的、以潜在形式存在着的位置序列——为欧几里得几何空间概念所取代，欧氏空间是指本质上具有无限性和均匀性的广延，从那时起，人们认为它与世界的真实空间是同一的。”
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形而上学与测量》《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乃至于《牛顿研究》等一系列著作，正是沿着这两条相互交错的主线展开的。在探讨宇宙概念的更替时，柯瓦雷自然而然地越出了“科学”的范畴，进入了对古代、中世纪以降的哲学思想与科学思想相互作用的历史进程的考察与思考(《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集中体现了他在此方面的思考)；而在探讨“空间的几何化”时，他自然关注数学方法在科学或者说自然哲学中的确立过程，关注柏拉图式的数学实在论传统以及各种形式的神学唯理智论传统——这种传统，用伽利略·伽利莱的话来说，就是：“上帝是位数学家，他依照数的法则创造世界。”——对于尼古拉·哥白尼、约翰尼斯·开普勒、伽利略、乃至于艾萨克·牛顿等人自然哲学思想的影响。
按照柯瓦雷的理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理智事业，并且像他的许多同时代人一样(如萨顿)，他相信这种事业是一种具有内在的进步性的事业。因此，科学革命史被设想为一部关于人类理智进步的最绚丽的史诗；他本人以及第一代职业科学史家中许多追随他的学者均参与了这部理性史诗的重建。在这部史诗中，培根式科学传统和方法受到了蔑视，科学革命时期最辉煌的成就——当时的物理学和天文学上的进展——被认为是运用了导源于古代及中世纪的“思想实验”传统与方法的结果，而与默顿论题(参见《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中所强调的“培根主义及方法”没有多大关系。与此同时，在柯瓦雷式的科学思想史家眼中，默顿式或其他形式的“科学社会史”是不着边际的历史，或者说，是非历史的，除非你能够在艾萨克·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与当时英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军事及宗教状况之间找到某种“逻辑”或“准逻辑”的关系。
重新阅读柯瓦雷的著作，有时使人联想到金庸大侠所描述的那个世界：在那里，有不世的武功、有不寻常的法则、有众多令人难忘的侠客侠女；那是一个可能的世界，但不是、远远不是现实的世界。柯瓦雷的世界是史诗的世界，是理性的世界，也是童话的世界。譬如，柯瓦雷本人曾极为冒险地断言说，伽利略·伽利莱没有做过具体的落体实验，他是用思想实验完成他的重大发现的。然而伽利略当年进行落体实验所留下的手稿(其上只有图与数据，柯瓦雷未对之进行研究)分明表明：伽利略不但做实验，而且是一位极为高明的实验家。又如，柯瓦雷时常想将牛顿纳入他曾成功地用于解释伽利略思想的解释模式，并且追随伯特(著有《近代物理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宣称“牛顿与柏拉图主义之间的联系已被坚实地建立起来了”(参见《牛顿研究》)。但从根本上讲，艾萨克·牛顿并不能说是伽利略·伽利莱式的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柏拉图数学实在论者。牛顿在神学上是一位坚定的唯意志论者，他坚信世界的根源在于上帝的武断意志而非上帝的理智，在他而言，上帝全能全智，但上帝全能是第一位的：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改变通常所谓的自然法则，毁灭现存的这个世界并可凭其意志另行创造一个世界，一个有着不同规律的世界。也就是说，上帝支配一切，高于一切，包括数学和逻辑，当然包括来自人类理智的一切约束。所以在今天的16、17世纪科学史研究中，当时自然哲学思想与神学唯意志论传统之间的关联仍然是史家关注的一大重要问题。
据威斯特福尔言，晚年的柯瓦雷对于自己过于执着于“思想实验”以及自己关于科学革命的预想是有所批判的，但已来不及对此做出某种修正便带着遗憾告别了这个他曾在其中生活、奋斗过的童话世界。今天我们可以反驳他的许多历史见解，并且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同于他所给出的科学革命解释的解释——譬如，狄布斯基于其对于16、17世纪化学论哲学的研究，提出了另一种更复杂的、由化学论哲学与机械论哲学共同反对经院哲学并且相互竞争的科学革命模式——但是，我们没有理由非议他作为一位人类思想史家所持的最高信念：人类思想的统一性(The unity of thought)。
在最近几年中出现的对于柯瓦雷思想的新解释中，柯瓦雷关于人类思想之统一的信念得到了研究者的高度重视。一些建构论者甚至在这里找到了他们想要找到的东西并将他视为建构论的又一思想先驱：思想统一信念必然要求思想者打开思考非理性的、或者说“社会的”“文化的”历史因素的大门。的确，思想史的一般法则是“在思想中重演过去”，如果将此法则贯彻到底，在进行此类重演时，历史家必定要穿越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非科学之界线。如果你研究艾萨克·牛顿，你就不能不在了解他的力学、光学、数学、化学的同时，去了解他的自然哲学的另一面——炼金术，去了解他的神学和宗教信仰。柯瓦雷的牛顿研究的确是在牛顿炼金术面前止步不前了，尽管他并非对神秘思想毫不在意：在他研究伽利略·伽利莱之先，他曾专门研究过帕拉采尔苏斯这位炼金术思想家的思想。他只是受到他那个时代的“科学进步观”的约束，而没有将其“思想统一”信念贯彻始终。他探讨科学思想以及与科学进步相关的非科学思想(如形而上学思想和神学中的上帝概念)，而艾萨克·牛顿的炼金术以及他在神学方面的研究(《圣经》诠释学、神学年代学、教义学)，在他看来，不过是些与科学进步无关的东西。
在我刚开始接触到一点点科学史研究的时候，我就曾为柯瓦雷的“思想统一”信念所深深打动；而今我仍然坚持认为：柯瓦雷所表述的这一信念正为某种新形态的科学思想史研究提示着方向。思想史透视人类历史的窗口绝不会悄然关闭，因为如果我们可以说，在这个世界上，最飘忽易逝、难以捕捉的东西莫过于人类心灵(mind)，那么我们也可以说，在此世界，最坚硬、最能抵抗时间变化的，也莫过于人类的心灵，而历史就是要去把握变中之不变与那不变中之变。
最后还需要在此再一次引述柯瓦雷：
“从我的研究伊始，我便为人类思想，尤其是最高形式的人类思想的统一性信念所激励。在我看来，将哲学思想与宗教思想分离成相互隔绝的部分似乎是不可能的，前者总是渗透着后者，或是为了借鉴，或是为了对抗。”
“柯瓦雷奖章”由国际科学史研究院设立，旨在表彰对科学史事业具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史家。该奖项自1968年首次颁发，在1989年后固定为每两年评选一次。首位荣此奖的是中国科学史家刘钝教授（2019年获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