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6:26
伊凡·克里玛（Ivan Klima，1931——），捷克籍犹太裔作家。1931年9月14日，伊凡·克里玛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人家庭，10岁时随父母关进纳粹集中营，直到二战结束被解救。1956年大学毕业后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业余创作小说和剧本，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其主要作品有《布拉格精神》《一日情人》《没有圣人，没有天使》等，曾获得捷克共和国杰出贡献奖章与“卡夫卡文学奖”，与瓦茨拉夫·哈维尔、米兰·昆德拉并称为“捷克文坛三驾马车”。此外，他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获得了捷克文学奖Magnesia Litera的非虚构类别奖项。
1931年9月14日，伊凡·克里玛（原名伊凡·考德斯）出生于捷克布拉格伊梵考德斯一个祖上具有犹太血统的富裕家庭之中。父亲为电机工程师。1938年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克里玛的平静童年被打破，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犹太血统。
1939年，纳粹占领捷克，接下来的两年中，克里玛被禁止去上学，全家被迫穿上黄色六芒星。
1941年11月，他的父亲维勒姆·克里玛被下令前往特雷辛集中营（特雷兹因），随后在12月，他和他的母亲和兄弟也被下令前往那里，直到1945年5月被红军解放。他和他的父母都幸存了下来，这在当时是个奇迹。战后，家人改姓克里玛，以减少德国味。
1945年，苏军解放集中营，克里玛及其家人均幸存。他在英国文学杂志《GRANTA》上写了一些关于这段时期的文章，特别是《特雷辛的童年》。
1956年，克里玛毕业于布拉格查尔斯大学文学语言系，在一家出版社任编辑，同时开始小说和剧本的创作。
1958年，克里玛迎娶了心理治疗师海伦娜，他们生了两个孩子迈克和汉娜，迈克是位报社编辑，汉娜是位艺术家。
1960 年，开始发表小说与戏剧。
1964 至 1968 年期间，伊凡·克里玛主编捷克作家联盟（the Czech Writer’s Union）的刊物。
1967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第四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克里玛与其他作家一道抨击了文化审查制度。
1968年，“布拉格之春”后，苏联红军进入捷克，克里玛应邀去美国密苏里大学做了一年访问学者。
1969年，伊凡·克里玛谢绝了朋友们的劝告回到捷克，随即失去了工作。为了生计他做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等工作，同时作为自由撰稿人写作。有20年时间他的作品在捷克完全遭到禁止，只能以“地下文学（萨米亚特）”的形式在读者中流传。克里玛经常被警察总局叫去谈话，不过从来没有被逮捕。
1979年，编剧电影《En kärleks sommar》首播。
1989年，发生的“天鹅绒革命”使伊凡·克里玛的作品重新得以出版，此后他开始担任国际笔会中心捷克分会主席，后改任副主席。他坚决地拒绝进入议会，拒绝任何行政职务，只当作家。
2002年，克里玛获得捷克共和国杰出贡献奖章，此后又获得“卡夫卡文学奖”，成为该奖的首位捷克藉获奖者。
2009年，出版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该作品于2010年获得了捷克文学奖Magnesia Litera的非虚构类别奖项，并于2013年由Grove Press出版了英文版。莉莎·莱什内（Lisa Leshne）是克里玛的文学代理人。
伊凡·克里玛的小说创作继承了弗兰兹·卡夫卡的主题：一个人的生活遭到侵犯，却无力反抗；他即使躲避到性爱中，仍归于失败。他的小说题材广泛，但基本着陆于性爱和社会两大主题：在没有了上帝的世界里，人的孤独和人与人沟通的无望；另外便是个人与强大机构之间的冲突。在集权制度下写作，文学成为生活和理想的捍卫，成为真理的一种表现形式。在特殊的表达中让人感受人物苦涩的命运，感受苦涩生活里的慰藉与挣扎。克里玛以自己的作品抗议生活的消极、无序、一成不变，探索男女爱情、婚外恋和死亡的关系，用意外的遭遇展示命运的不可预期。他倡导作为个人及公民的道德责任感、宽厚和人文的价值观。他善于用紊乱的情爱去表现辛酸的现实，让人慢慢品味其背后的荒谬。性爱作为个人存在的方式，成为躲避强悍制度、荒凉现实的最好庇护。
克里玛的作品有两个基本点：情欲和死亡。情欲是宣泄口，是真实生活和生活意义的具体体现，也是调剂品。他小说中的主人公一般都有无数个情人，而且基本上一见面就做爱，做爱成为情人对话的特殊方式。死亡则是前提，是背景，是潜在的敌手，是压舱物，也是悲观或乐观的最好理由，甚至还涉及到克里玛最初的写作动机：用创作来抗衡死亡，许多思考也都围绕着这一前提展开。情欲与死亡两个点恰恰最能反映人的微妙心理和精神风貌，它们既互相依赖、互相衬托，又互相抵触、互相瓦解，形成一种张力。
克里玛体验了纳粹与苏联制度这两次人类自由的毁灭。对他来说，现实比梦魇还要更富于想象，要在小说中写出荒诞和无奈，如实地刻画现实就足够了。《我的初恋》与《一日情人》这几部短篇小说集都表现了克里玛的一贯主题：性爱与政治。在一个压制人性的社会，每个人都被迫面对体制对生活的侵害与欺骗，即使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也充满了种种谎言。《我的金饭碗》可以看作克里玛在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诸如去郊外画画、传递禁书、参加考古队、化装舞会、充当快递员、土地测量员等。就像小说的题目一样，这些故事有着反讽的意味，虽然都是一些无事的麻烦，没有恐怖残忍的场面，但却给人一种面对命运的无助感觉。极权主义并不总是一味板着残忍的面孔，它也喜欢用无聊来消遣人。当局很清楚，人类尊严是极权制度的天敌。如果整个社会还保有尊严，极权制度连一天都维持不下去，所以当局才要用恐吓来压制人民的声音。然而，对于克里玛来说，他已经习惯了淡然处之。他把这种恐吓视作荒诞，想要有尊严地生活，就必须战胜恐惧。
克里玛早期“地下文学（萨米亚特）”最重要的价值是有勇气冲破检查制度的高墙，表现出文学应有的尊严，即对人类自由精神的维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几部长篇小说，如《等待黑暗，等待光明》仍然是一部关于逃跑的小说，边界的主题再次出现。故事始于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通过穿插回忆，将极权主义体制下的生活与转型后的生活联系在一起。由于每天都要应付被监视的生活，缺乏思考的时间，“地下文学（萨米亚特）”时期克里玛的作品大都是短篇小说，采用的多是新闻报道式的记事手法，似乎只是想要如实记录下寻常遭遇，作为时代的见证。但由于太过于对自我日常生活的写实，因而也缺乏有深度的刻画。只是在捷克制度转型后，克里玛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和距离感，去思考制度与人性的关系。
克里玛的风格是写实的。他喜欢以“我”为题目，如“萨米亚特”时期的小说《我的初恋》《我快乐的早晨》《我的金饭碗》，以及捷克转型后写的回忆录《我的疯狂世纪》，都是采用的第一人称叙事。他更愿意通过“原封不动地”描述一个个故事来呈现世界的悖谬和人性的错综。表面上“原封不动”，实则上却有着对人生最精细的敏锐和最深切的感悟。他的那些有关爱情、婚姻、良知、忠诚和背叛、灵与肉等等主题的故事也因此更能贴近读者的心灵。
克里玛不像米兰·昆德拉那样讲究作品的结构、形式和哲学意味，不像瓦茨拉夫·哈维尔那样注重文学的使命、职责和斗争性，也不像博胡米尔·赫拉巴尔那样追求手法的创新和前卫；他显然更看重质朴和自然，要在质朴和自然中贴近世界、生活和人性的本质。克里玛的小说手法简朴，叙事从容，语调平静，讲述的往往是一些小人物的小故事，整体上看，作品似乎都很平淡，但平淡得很有韵味，是一种大劫大难、大彻大悟后的朴实、自然和平静。克里玛总是千方百计地隐藏自己，他诚恳地给读者讲几个故事或一段生活，然后完全由读者自己去回味、去琢磨。他能从第一刻就消除同读者之间的距离，作品无疑更加接近生活和世界的原貌。他笔下的人物一般都有极强的幽默感，有极强的忍耐力，喜欢寻欢作乐又不失善良的本性。而这些正是典型的捷克民族特性。没有这样的特性，一个弱小民族在长期的磨难中，恐怕早就消亡了。克里玛相信捷克民族早就练就了一套应付生存的超级本领。
一颗鲜为西方赏识的文学瑰宝……一位巅峰时期的捷克大师。——《波士顿环球报》
伊凡·克里玛……四十年来一直在记述在废墟和流沙中追寻幸福的故事……这些受过伤害的人闪耀出人性之光……脆弱而有瑕的人追逐他们不定性的渴望、扮演不光彩的英雄，直至最后一刻。——《纽约时报书评》
克里玛先生所塑造的角色如此真实可信——充满瑕疵、脆弱、迷茫、生活化。在他们取得真知灼见或终于能够沟通彼此那一刻，我们由衷感到意义非凡。就像契诃夫，作家克里玛先生有能力向我们展示平凡生活的不凡之处。——《华盛顿时报》
不输于任何人，克里玛重构了二十一世纪小说。巧妙结合了散文和小说的长处，他创造出具有莎剧人物般影响深远的角色，《没有圣人，没有天使》是一部并不张扬的杰作。——汤姆·戴夫林《普罗维登斯报》
从压抑旧制度下的生活，到自由新纪元下的问题和令人失望之处，克里玛笔下的人物演绎贯穿了整个区间，克里玛在探索过去的同时仍然聚焦当下。——《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