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3 21:40
“布拉格之春”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以1968年8月21日苏联与其他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进行武力镇压，才得以初步告终。
捷克斯洛伐克本身经济较为发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施两个五年计划后，经济获得进一步发展。但从50 年代中期起，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模式日益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人民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1959-1962年，捷共尝试改革但效果不好，因此中断。60年代中期，随着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情况进一步恶化，改革之声又起。1968年1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3-4 月，改革运动达到了高潮，捷共中央公布了改草的《行动纲领》，提出要建立一个新的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社会主义模式，要改革政治、经济体制，对外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纲领受到人民的高度拥护。党内外人士积极讨论，提出各种改革方案，整个社会充满民主氛围，故而称之为“布拉格之春”。
但是苏联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复辟资本主义”的颠覆活动，8月20日，苏联和波兰、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共25万人侵入捷克斯洛伐克，并迅速占领全境。捷共领导人被劫持到莫斯科进行会谈。8月26 日，双方达成协议，主张政革的领导人均被撤换，改革政策停止实施，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夭折。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捷克斯洛伐克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就明确提出：必须探索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是符合捷克斯洛伐克特殊的国情的。二战前，捷克斯洛伐克是欧洲十大工业国之一，经济比较发达，人民的教育文化水平较高，民主传统比较深厚，同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有较密切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二战中，在反法西斯主义运动中形成了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民族阵线，建立了民族阵线联合政府。然而，当美苏冷战的阴影开始笼罩欧洲，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格局中，捷克斯洛伐克面临来自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西方国家想使捷克斯洛伐克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挑唆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联合政府中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制造政府危机，企图将捷共排挤出内阁；另一方面，苏联也改变了战后初期允许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探索自己发展道路的宽容政策，迫使这些国家按照苏联的模式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模式是在帝国主义包围的环境中形成的，并在苏联反法西斯主义的苏德战争中巩固起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确实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苏联模式应当进行改革，否则必然要引起困难和问题。其突出问题是：经济上，片面发展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滞后，生活必需品供应紧张，引起人民群众不满；政治上，个人迷信、官僚主义以及肃反扩大化，更加剧了社会矛盾。
1953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的比尔森斯柯达工厂5000工人上街游行，冲击市政机关，成为战后东欧国家出现的第一次骚乱。但问题仍长期得不到改善，到1967年，捷克斯洛伐克工农业总产值进一步下降，群众不满情绪增长。由于民族问题处理失当，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大民族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在西方和平演变政策挑动下，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也蠢蠢欲动。1956年2月25日，在苏共二十大会议最后一天的上午，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做了题为《反对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对约瑟夫·斯大林提出了批评。社会矛盾加剧了党内斗争，党内外要求捷共领导人安东宁·诺沃提尼下台，要求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一背景下，1968年1月捷共中央全会选举亚历山大·杜布切克为中央第一书记，开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探索，即“布拉格之春”。
布拉格之春的目的是建立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它是捷克斯洛伐克根据本国国情，为加速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有益探索。
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选举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安东宁·诺沃提尼作为党的第一书记。这次大会的结果，导致了对新闻出版物的事先审阅制度的废止，并且使得对于诺沃托尼体制中的核心党干部以及内阁成员的批评的升温。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上台被视为“布拉格之春”开始的象征。
1968年，杜布切克在2月举行的农业合作社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公开露面，宣布捷共正在准备一个《行动纲领》，它将明确规定“新的社会主义”的目标，阐述“党在社会、国家和经济领域的当前政治任务”。3月28日至4月5日，杜布切克主持召开中央全会，对主席团进行了大换班。4月5日，改组后的捷共中央举行全会，公布了推行改革方针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其基本精神是坚持“走捷克斯洛伐克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
《行动纲领》的主要内容包括：（1）改革党的领导体制。党的领导地位和作用不容怀疑，更不能动摇。同时，要改善党的领导，必须充分发扬党内民主。如果不坚决贯彻党内民主原则，社会民主就得不到发扬。党的团结只能在党内广泛民主的基础上。（2）改革国家的政治体制。在保证全社会共同的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不同利益，并允许他们通过合法的途径表达和维护自己的不同利益。民族阵线是社会各方面利益的政治体现。参加民族阵线的各政党和社会组织都参与制订国家政策。所有的政党从事政治活动都必须遵守民族阵线的共同纲领。民族阵线以及整个国家政治制度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3）彻底改革旧的经济体制。要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要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在所有制方面必须抛弃国家所有制形式的教条主义概念，实行多层次的社会所有制，采用从国家大企业、人民企业、合作社直到个人小经营等一系列的形式。必须放弃粗放式工业化的道路，要进行科技革命，为此要发展科学、教育和文化，提出“社会主义与科学技术共存亡”。要更有效地参加国际分工，使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逐步向世界市场开放。（4）执行独立的对外政策。在“互相尊重、主权平等、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同苏联和社会主义大家庭各国的关系，更积极地促进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共同活动；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将积极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要“实行更积极的欧洲政策，发展同所有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互利关系和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承认两个德国的存在。
1968年4月5日，《行动纲领》的出台标志着捷克斯洛伐克正式进入了被称为“布拉格之春”的改革阶段。它的发表，无疑是公开向世人表明：捷克斯洛伐克将摆脱苏联的控制和苏联模式的束缚，独立自主地处理内外事务，寻找一条适合其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
面对苏联红军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滞留的形势，捷国内的有识之士担心改革受到影响，于6月27日共同签署发表了《两千字宣言》。文件主张在不反对共产党的情况下进行民主复兴，反对无政府主义和故意制造不安，采用联邦制解决民族问题，警惕外国干涉，并表示将“拿起武器”支持按“委托”办事的政府。
声明的发表，引起苏联的不安，认为它作为一个纲领会进一步活跃反革命活动，并借此向捷党施加压力。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表示，《两千字宣言》是对苏联不友好的表现，不能容忍1956年匈牙利事件在捷克斯洛伐克重演。捷共主席团声明认为这是对“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
最早主张干涉捷克斯洛伐克改革的是波兰，早在1967年12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就要求苏共中央对捷予以“密切关注”。1968年4月，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书记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在同苏联大使阿里斯托夫谈话时指出社会主义阵营不能失去捷克斯洛伐克，失去捷可能导致失去其他国家，如匈牙利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因此，他建议武装干涉捷克斯洛伐克。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也积极主张及早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军事行动。保加利亚是苏联最忠实的盟友，紧紧追随着苏联的步伐，支持苏联的决策。与波兰、民主德国和保加利亚坚决支持苏联干涉“布拉格之春”不同的是，匈牙利刚开始时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表示支持理解，而后在苏联的压力和本国利益的驱使下则改变了态度。
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采取压制的政策，捷共颁布的《行动纲领》和采取的政策都遭到了苏联的反对。苏联主要从三方面施加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压力。第一，苏联借频繁的双边会谈、访问对捷克施加政治思想影响与压力。第二，苏联协调华约成员国政策，借举行多边会议向捷施加压力。第三，苏东国家还频繁举行军事演习，进行军事调动，对捷施加军事压力。
3月，斯沃博达取代了安东宁·诺沃提尼，担任了捷克斯洛伐克的总统。诺沃托尼辞去总统的事件使苏联领导层感受到强烈的危机，于是在于3月23日在德累斯顿，召开了苏联、波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参加的多国首脑会议。从此次会议直到8月军事干预为止，除罗马尼亚外的华沙条约组织5个成员国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举行多国会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在会上曾为本国的改革意图向与会者作过说明，他表明改革受到人民最广泛的支持，改革是为了社会主义利益，而且对各党都有好处。但是他的解释并没有得到其他国家尤其是苏联的谅解和认可。在会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国代表团一致认为这场改革运动是反革命的先兆，并担心会侵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随着1968年4月公布的《行动纲领》以及改革运动走向高潮，捷克国内对苏联的批评也日益增多。对此，苏联领导层感到忧虑。5月3日至4日，苏共中央电话邀请捷共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前往莫斯科进行磋商。4日，会谈实际上是苏共领导人对捷共领导人的“训戒”。杜布切克等人拒绝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批评，并对改革路线作了进一步的解释，但双方未达成任何共识。此后不久，苏联报刊便公开批判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
5月8日，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乌布里希等各国首脑在莫斯科集中，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捷两国会谈的报告，并随即决定提前实施华沙条约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并支援对于改革报有怀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5月中旬、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与国防部长安德烈·格莱乔相继访问捷克斯洛伐克。
5月17日，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率领一个军事代表团抵达捷克斯洛伐克，表示为了“共同防御德国”，要把一个师的苏联军队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西部边境，被捷克斯洛伐克当局拒绝。
之后，苏联又提出要在捷境内进行一次“参谋人员训练的军事演习”，捷共中央认为这是一次小规模的军事演习，并且考虑到之前拒绝过苏联的驻军要求，担心再次拒绝引起严重后果，同意了苏联红军的要求。6月18日华沙条约组织联合武装部队总司令、苏联元帅雅库鲍夫斯基抵捷，指挥苏、捷、波、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举行的参谋演习。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军事演习在捷克斯洛伐克从18日举行到了30日。本次演习含有两层目的：一方面是为了牵制在9月份临时全党大会中改革派势力的增长，另一方面是为军事介入做好预先准备。但在军事演习结束后，苏军却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滞留不走，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逐渐怀疑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苏联领导层将《两千字宣言》视为反革命的证据，向捷提出召开多国会议的建议。但是，捷认为应首先举行苏捷两国会议，再举行多国会议，但苏联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通知将于14日在波兰举行多国会议。7月14、15日，华沙条约各国首脑在华沙开会（捷拒绝了事先的邀请），除捷以外的苏东五国领导人参加。15日晚，向捷共中央发出联名信，信中表示不能同意异端势力使捷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联名信还指责在捷出现了"反革命的政治和组织纲领”。捷共在复信中拒绝了苏东党的指责，解释目前的局势不是反革命的，同时表示愿意同5国分别举行双边会谈。
20日，对改革持批判态度的斯共第一书记比利亚克与苏共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谢雷斯托在匈牙利疗养地巴拉顿湖畔，举行秘密会谈。其间，后者指出实施军事干预的实施必须有捷内部的要求。
7月19日，苏共“邀请”捷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于7月22-23日在苏联某地，可能是莫斯科、基辅，也可能是利沃夫，同苏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但捷共坚持谈判在捷境内举行。最后双方达成妥协，于7月29日在斯洛伐克东部离苏联国境只有3公里的边境小镇切尔纳举行。会谈前夕，苏联又举行军事演习。会谈过程中，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和苏共其他代表指责捷搞“自由化”的改革政策和对外政策，斯沃博达和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则对种种不实之辞予以驳斥。由于勃列日涅夫心脏病发作，会谈暂停，双方决定于8月初在斯洛伐克首府布拉迪斯拉发举行捷领导人与5国领导人的联席会议。会议公报称双方就相互关心的问题广泛和友好地交换了意见，以及就捷国内的局势交换了看法。
8月3日，6国（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以及匈牙利）会谈如期举行。按照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之前的约定，会议不讨论捷国内局势，只讨论社会主义国家在有关国际问题上应承担的义务和职责。但会上苏联提出的联合声明草案中多处涉及捷内政问题，捷共则要求在草案中加上“同时要尊重各国的主权和民族独立”一句，但被苏联拒绝。6国会谈只举行了一天，随即与会国在联合声明上签字。同日，苏联红军宣布最后一批部队撤离捷克斯洛伐克。
8月4日，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发表演说指出主席团完成了任务，不用对国家的主权担心，可以继续进行改革的试验。在布拉迪斯拉发会议中，由捷共产党内部“健全势力”发出的请求军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的手中，苏联正在酝酿一场大规模的军事干涉计划。
8月中旬，苏联军方领导人同东欧国家军方接触频繁。8月19日，苏共中央委员会举行“非常”会议，研究捷克的局势及可能采取的进一步措施。8月20日晚至21日，以苏联为首的华约五国（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发动代号为“多瑙河”的军事行动，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其中，20日23时华沙条约组织五国共25万人从北面、东北地区、东和南分18路越过捷克边界侵入捷克，迅速占领捷克全境。21日凌晨，装备有轻型坦克和反坦克炮的空降部队在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机场降落，每分1钟一架苏制AN-12运输机，而担任指挥的是20日深夜身着便服的乘民航机到达的苏联军官。8月21日、22日，苏联红军包围了捷克总统府、外交、电台、内政等要害部门。
1968年8月22日，在布拉格的一处工厂内，匆忙地召开了第14次临时党员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拉格党委负责人博夫米卢·西蒙向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建议的，并通过广播和党的机关报向全国宣布。在军事占领的情况下，1112名（最终为1219名）党员到会（由于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仅15人参加，这也成为了之后斯洛伐克主张大会无效的理由之一）。大会最终声明，指责非法的军事介入，并重申了对杜布切克和党的《行动纲领》的支持。
鉴于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苏联的入侵遭到了捷克举国上下的一致反对。人民群众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严正抗议苏联红军的入侵。愤怒的群众烧毁了入侵者的坦克，高呼俄国佬滚回去。捷克政府和国民议会要求入侵苏军撤退。8月23日，布拉格举行全市大罢工，捷克斯洛伐克全国、全民拒绝与占领军作任何联系。
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中双方寸步不让，谈判多次陷入僵局。最后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以屠杀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居民相要挟，迫使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接受城下之盟。8月26日午夜，捷、苏两党《莫斯科会谈公报》签字，确认了控制媒体，明确宣布临时召开的全党大会无效等。公报把这次武装入侵说成是“盟国军队”“暂时进入了捷克斯洛伐克领士”。杜布切克等于27日返回捷克斯洛伐克。10月14一15日，苏联又把捷克总理叫到莫斯科，讨论“苏联军队暂时驻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问题”，10月16日苏捷签定了《关于苏军暂时留驻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条约》，使苏军的占领合法化，10月18日条约生效。
60年代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发表了一系列宣扬苏联扩张主义的宣言和声明，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主要内容包括：（1）“有限主权论”，即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利益，高于个别利益。（2）“国际专政论”，要求东欧各国完全地接受苏联的指挥。（3）“国际分工论”，旨在通过经济职能的划分使东欧各国与苏联紧密联系。（4）“大国特殊责任论”，苏联领导人通过“大国特殊责任论”宣扬苏联的世界大国地位，并认为苏联“对外活动负有特殊责任”。在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导下，苏联在东欧增加驻军，并控制了东欧国家军队的指挥权，常任意干涉别国内政。
在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看来，捷克斯洛伐克的事态发展是在断送社会主义的成果，威胁了苏联的安全利益。因此，为了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利益，出兵捷克是苏联履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义务。
1969年4月，古斯塔夫·富萨克（Gustav Fusak）接替亚历山大·杜布切克担任第一书记，"正常化"时期开始了。胡萨克推翻了杜布切克的改革，清洗了该党的自由派代表，并将公开反对政治变革的专业和知识精英从公职中解职。胡萨克试图恢复警察权力，加强与共产主义集团其他成员的联系以及试图重新集中经济，因为布拉格之春为工业提供了相当大的自由。此外，主流媒体禁止发表政治评论。唯一幸存下来的重大变化是该国的联邦化，1969年成立了捷克社会主义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1970年5月，亚历山大·杜布切克辞去第一书记职务，而后又被逐出中央委员会并被开除党籍。
“布拉格之春”是社会主义时期捷克和斯洛伐克人民最悲痛的历史记忆，影响了捷克与斯洛伐克后来“向西转轨”的的道路选择。在东欧剧变的过程中，捷克斯洛伐克的剧变同时使国家走向了分裂。1989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国家出现了多种政治力量，各派政治力量围绕“布拉格之春”问题展开了斗争。捷共当局一直拒绝为“布拉格之春”平反，使国内的不满情绪高涨并引发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在压力下，捷共中央取消宪法中关于党对国家实施绝对领导的条款，实行多党联合执政。1990年在议会选举中，反对派获胜，新政府排挤了捷共人士，反对派“公民论坛”掌握了捷克斯洛伐克政权。"公民论坛”执政后，捷克斯洛伐克的经济形势日趋恶化，国内的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斯洛伐克提出了独立要求，1992年捷克和斯洛伐克共和国达成分离协议，决定在1992年12月31日解散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1993年1月1日，捷克和斯洛伐克正式分裂为两个国家。此外，“布拉格之春”深刻影响了捷克和斯洛伐克社会，为转型后捷克与斯洛伐克积极加入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埋下伏笔。
此外，在解体后，两国对“布拉格之春”的认识和对改革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评价也逐渐分化。捷克的部分政治精英公开质疑或反对“布拉格之春”的改革实践，认为杜布切克终归属于共产主义阵营，其想象脱离苏联模式的改革是虚幻的和不可信的。并强调改革并没有带来任何民主，反而让国家陷入了“正常化”的状态。而斯洛伐克官方将“布拉格之春”定义为“捷克斯洛伐克的再生过程”，肯定了这场改革运动的民主性和正确性。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的心脏”，处在历史和文化潮流的十字路口，以及两种制度的冲突点，因此，改革显得尤为艰难。“布拉格之春”遭遇到了来自国内何国外的阻挠。在国内，保守势力抵制改革，反社会主义势力企图破坏改革。在国外，西方国家企图利用改革，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中，苏联及其东欧盟友认为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是一种滑坡。其中，苏联继承了沙俄时代地缘战略传统，苏联领导人对周边国家的安全问题极为敏感。捷克斯洛伐克作为极少数没有苏联军队驻扎的东欧国家之一，改革者陷入了一种认为比以前自由的多的“主权错觉”，但实际上，苏联无法容忍“布拉格之春”改革对苏联道路的“偏离”。最终，苏联决定用武力扼杀“布拉格之春”。
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响。社会主义国家方面，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对此进行了公开的谴责。中国对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径进行了最为严厉的谴责，批评这是在推行社会帝国主义。其中，罗马尼亚实行总动员以保卫边界不受侵犯。在苏联军队进入布拉格后的凌晨六点半，罗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紧急会议。经主席团讨论后，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决定写信给苏联、波兰、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保加利亚，向他们表明罗马尼亚关于整个形势的看法，即认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违反了社会主义党和国家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华沙条约的规定以及认为一切都在捷共的控制之中。此外，罗马尼亚还决定发表声明，指出罗马尼亚有必要采取一切措施确保本国的安全，由本国领导主持政治事务，同时号召罗马尼亚人民保护罗马尼亚的领土完整。8月21日，齐奥塞斯库在布加勒斯特发表演讲，他第一次将支持捷主权完整和谴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系起来。
西方国家在事件发生后，只有少数批评。西方大国的共同立场是：一方面表明在政治上不能同意华沙条约组织五国的行动，另一方面又不要把事情闹到加剧“美苏冷战”的程度，不破坏政治接触所取得的成果。美国驻联合国代表积极主张在安理会提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他们认为，这是“旨在促使外国军队迅速撤出捷克斯洛伐克”。
联合国秘书长吴丹采取了较为严厉的立场。据捷克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处22日夜发回布拉格的密电，吴丹要求华约军队立即撤出捷克斯洛伐克。他在会见苏联驻联大代表马利克时提请马利克注意入侵行动可能造成的影响，对美国，可能加强“鹰派”，选举尼克松为总统；对联合国，将加剧其他国家对联合国的不信任感，降低联合国的重要性。但在随后几天，苏联外交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代表的支持下，阻止联合国讨论“捷克斯洛伐克问题”。而捷克代表则拒绝把这个问题提交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布拉格之春”是东欧国家在共产主义体制下进行的第二次根本性改革，它迅速超越了 1956 年波兰和匈牙利的剧变。
“布拉格之春”最终在苏联的武力摧残下夭折，这一事件也暂时阻碍了社会主义改革运动和社会主义国家独立自主的潮流。这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推行强权政治最典型的表现之一。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事件使人们对“列宁—斯大林”模式失望，表明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不允许有与苏联认同的民主相左的模式存在。同时也使苏联的威权达到了顶峰，为入侵阿富汗开了先例。为其他东欧国家，甚至是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所有国家敲响了警钟：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严重依附于苏联的传统政策。经济领域的有限改革尚可得到苏联的宽容，但在政治领域的改革，不论其程度如何，在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改革理论之下都断不可行。
入侵捷克斯洛一方面严重损害了苏联在国际舞台和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使它同西方的关系复杂化，妨碍了核不扩散条约的批准，使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推迟了一年多，并且是在比预定级别低得多的级别上开始。另一方面，这一行动增强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威信和地位，促进了北约集团的团结。与此同时，欧洲安全会议的建议受到怀疑，苏联同西德接近和同以维利·勃兰特为首的社民党合作的政策受到打击。
1969年1月8日布拉格18岁的大学生扬·帕拉赫（Jan Palach）在瓦茨拉夫广场自焚，以抗议5国侵捷。他的纪念碑遍布全城，其中包括美国艺术家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在查尔斯大学哲学系入口附近的简·帕拉赫广场上的一座现代雕塑（帕拉赫曾在查尔斯大学哲学系就读）。
2008年8月21日，捷克总统克劳斯前往斯洛伐克首都布拉迪斯拉发，与斯洛伐克总统加什帕罗维奇一起参加一系列纪念反抗以前苏联为首的华沙成员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40周年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