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0:05
信和团 1861年3月，淄博市农民自发组织的农民武装，清代秀才刘德培会同蒲人芷、孙作云等打着防御捻军的旗号扩大义军，组成了以蒲人芷、司冠平、孙作云、王廷扬、王在朝为骨干的信和团，刘德培为总制。信和团规定乡村富户，随意捐财物，贫苦农民愿参加义军者，供给衣食；不愿参加义军者，可列册为候补。
咸丰末年，清朝官府和地主豪绅残酷压榨盘剥农民，肆意征敛。农民在交纳漕粮时，还要再交纳所谓的“浮漕正耗”，作为京城各官仓和漕运中的损失补偿。这无疑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更有甚者，各地贪官污吏趁机盘剥，农民交漕粮两石四五斗，只顶一石。苛刻的赋税，使本来就饥寒交迫的农民雪上加霜，更难以维持生计。淄博市知县多仁，更是贪婪无比，他在全县实行“超合成升”税赋制。所谓“超合成升”，就是把漕粮的“撮”、“合”零数都凑成“合”、“升”，“见撮成合，撮合不分”。此外，还设有名目繁多的钱粮赋税。
咸丰十年（1860年）秋，淄川县衙贴出告示征收漕粮，民众愤愤不平，聚起闹漕。刘德培便挺身而出，为民众拟呈文，张贴各村，提出“减粮”和“纳粮不纳钱”的要求，并准备带领民众到县衙与知县多仁讲理，因事泄，刘德培被捕入狱，遭严刑拷打。刘德培宁死不屈，据理抗争，被判极刑，待来年秋后问斩。民众不服，联名上书县衙要求保释刘德培。多仁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便派解差将刘德培解往济南府。途中，解差被刘德培的好友风林（博山区福山北麓亓家坳人）重金收买，行至历城区东南40里的韩仓时，刘德培便“趁机逃脱”。后隐藏于博山县亓家坳亓风林家中，秘密进行串联，招贤纳士，积聚力量，准备组织起来再次抗漕。
咸丰十一年（1861年）九月九日，是博山县城东90里外的福山观音寺庙会。福山区建有石寨（今为博山区池上镇所辖），刘德培便在庙会上向人们宣传反清抗漕的政治主张，号召农民联合起来抗漕，农民群起呼应。时逢乡吏提棍在庙会上征漕，更加激起了众怒，在刘德培的带领下，众人一拥而上，当场将乡吏打死，接着刘德培又带领民众到山下打开韩庄、池阜、杨家庄（今均为博山区池上镇）等村几家大户的粮仓救济贫苦农民，这便是刘德培领导的“九九”福山抗漕运动。
“九九”福山抗粮运动前，捻军在淄博市、博山邻县活动频繁，封建统治者十分恐惧。淄川区知县多仁便急令四乡成立团练，以借民团力量抵御捻军。淄川县东关纸坊村，清朝秀才刘德培也趁机成立了“信和团”，自任团长。不久，“信和团”便发展成一支数百人的队伍，随即从亓家坳迁到福山区的山寨里安下大营。“信和团”反清抗漕的政治主张，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刘德培为了扩大义军的力量，使义军成为英勇善战的队伍，便四处求贤，礼贤下士，曾三请吴政父子。
吴政，福山脚下杨家庄人，为人耿直，自幼习武，熟知用兵之道。吴有4个儿子，个个虎背熊腰，在吴政的教导下，都学有一身本领，一人出阵，数人不敢进前。吴政在李家庄镇上（今博山区池上镇）开了一处酒店，买卖十分兴隆，借酒店结交英雄豪杰，对官府横征暴敛亦十分不满。刘德培登门拜访吴政，请吴氏父子“出山”共同反清抗漕。吴之四子听信流言，认为刘德培的义军是一伙流寇，不肖与其为伍。刘苦口婆心再三劝说，申明大义，反复讲明“信和团是农民兄弟自己的组织，是反清抗粮，反对贪官污吏，保家安民的组织，如有贼寇来邑骚扰，信和团定会全力抵挡，将其赶出邑境”。吴政父子不以为然。吴之四子冷笑说：“你们挡贼？怕是当贼吧！”刘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起义军的大义，吴政性情暴躁，听得不耐烦，按捺不住，就给了刘德培两记耳光。刘德培不仅没有动怒，反而笑哈哈地说道：“吴先生不必生气，有话好说，何必如此！”说完弯腰从地上拣起被打掉的毡帽拱手施礼而去。
刘走后，吴政自知失礼，后悔莫及，坐卧不安，怕刘回去后报复自己，便关闭店门，躲到了4里外的东台村女儿家暂住。1个月后吴在回家的路上被刘德培的巡逻队发现，架上了福山区。吴的四个儿子闻讯后，各带兵器气冲冲地闯上山去，但见刘德培将其父待为上宾设宴款待，便转怒为喜。吴政父子回家后，刘又备厚礼再次登门拜访。吴政父子对刘德培礼贤下士之举十分感动，敬慕之心油然而生。吴政便让4个儿子弃商从戎，参加了义军，成了刘德培军中的骨干力量。
刘德培的义军日益壮大，相继任命司冠平为“军师”，翟雷、纪魁、杨训等人为“大将”。凡有来投者，均量才录用，厉兵马，准备再次举兵抗粮。
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月，刘德培亲率大军直逼淄川城，拉开了第二次抗粮运动的战幕，将县衙差粮官斩首。知县多仁惊恐万状，急令兵丁将淄川城四门紧闭。后几经官绅从中调停，多仁不得不取消了浮收漕粮的规定。义军威逼多仁按照民意在城隍庙大门外左侧立碑作志，并由民众推选代表替官积漕。刘德培取得第二次抗粮胜利后方撤军回山。
同治元年（1862年）初，刘德培会同蒲人芷、孙作云等打着防御捻军的旗号扩大义军，组成了以刘德培、蒲人芷、司冠平、孙作云、王廷扬、王在朝为骨干的信和团，刘德培为总制。信和团规定：乡村富户，随意捐财物，贫苦农民愿参加义军者，供给衣食；不愿参加义军者，可列册为候补。在信和团人员，也可审理民间诉讼。
同治元年（1862年）春，刘德培率200余名信和团成员移至淄川城西关。适逢发生一民众向永和当铺索赔事件。县令不敢干涉，信和团出面调解，迫使当铺老板赔银800两，因此信和团威信大增。时值博山民团与幅军发生冲突，信和团表示愿率众堵御幅军，趁机扩军，信和团很快发展到数千人。
刘德培治军有方，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严令将士对人民群众实行“不拿、不打、不奸”的约法三章。对土豪劣绅，则毫不手软。一次，博山区知县樊文达派4名兵丁到李家镇（今博山区池上镇）一带催粮，兵丁打骂民众，在福山山下被刘德培义军抓获。刘德培让军士传令：“杀三留一，放一人回去给狗官报信，就说福山一带百姓不给清代纳粮。”兵丁闻听此言后，吓得魂不附体，连滚带爬逃回了博山县城。这样的军纪除农民参加外，历城区的姬奎、青州市杨训、博山翟芳葵等有影响人物也前来入局。
为了打击地方封建武装对起义军的骚扰和破坏，扩大义军根据地，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刘德培发动了攻打太河（原博山区辖，今归淄川区）恶霸地主、团总陈知本之战，这就是淄博市地区历史上颇具影响的“太河之战”。
太河与淄川县城、博山县城呈三角之势，是博山县东部山区的一个大镇。咸丰末年，博山县知县樊文达组织团练，太河庄官宦世家的陈知本也成立起了团局，自任团长，招募兵丁150多人，一面上书青州府和博山县衙请兵围剿刘德培的义军，一面加紧修筑围墙，催租催粮，高利盘剥农民，囤积粮草，以备攻打义军之用。
陈知本是咸丰贡生，为人阴险毒辣，勾结官府横行乡里，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乡民敢怒而不敢言，对其恨之入骨。陈两次串通官府半路拦截义军的粮草。刘德培为铲除起义军前进道路上的障碍，率军一举攻下了太河庄，活捉了陈知本。四邻八乡群情激愤，纷纷拥入太河庄，要求刘德培为民除害。刘德培应民众之请，在太河召开了公审陈知本大会，乡民纷纷上台揭发陈知本欺压百姓，勾结官府、横征暴敛，为非作歹的罪行。“打死陈知本”的怒吼声响彻山坳。为了惩治凶顽，除霸安良、平息民愤，公审大会后，义军处决了独霸一方无恶不作的地主恶霸、乡团团总陈知本，将其财产全部没收，一部分分给了受苦受难的乡民，另一部分运往淄博市县城慰劳义军将士。太河第一次世界大战，义军军威大振，乡民纷纷要求参加义军。
同治元年（1862年），转战于苏鲁豫皖等地的捻军北上，南方的捻军攻占了上海市，在沂蒙山区活动的幅军等义军积极响应，起义战火越烧越旺，清朝阵脚大乱。刘德培趁机用淄川民团总局的枪械装备了信和团，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同年六月，刘德培率领信和团部分成员进驻淄川城，设指挥部于般阳书院。七月十三日，信和团进占淄川城，控制了知县多仁的县团总局，派兵严守四门，引起地主官僚反对。县令麟盛引咎辞职，新任县令李凤韶招募民勇，密谋联络乡绅共同镇压信和团。为应付突变，信和团调集数百名农民起义军入城，追查反动官僚绅士的罪恶活动。后来将告刘德培“谋反”的陈氏父子和县丞李风韶、讯官李鸿图斩首示众，众将领推刘德培为“督招府大元帅”，后改称为“大汉德主”。改同治“年号”为“干支”。提出了“灭清平满，重兴汉室”的行动纲领。义军官兵一律剪辫子，以示与清朝势不两立。刘德培举旗反清，意志坚定，据史料载，刘被推为大汉德主后，曾在署衙写下两幅楹联。
一曰：只手扶乾坤片壤暂安齐鲁于斯民伐暴除残再见尧天日月，寸心涵宇宙匹马直踏幽燕惟多士附龙攀凤重兴汉室江山。
二曰：兴汉复刘全凭八千子弟，灭清平满直冲百二关河。
刘德培占据淄博市后，军心大振，士气高昂，清廷惊慌失措，遂令青州市兵马围剿。九月，山东巡抚谭廷襄见清兵围剿刘德培失利，便令青州满营官兵步骑4千余人，将淄川城团团围住。刘德培临危不惧，率军抵抗，义军士气旺盛，作战勇猛。清军屡战屡败，城不能破。
刘德培为把博山区、淄川连成一线，以壮大义军势力，十月组织精兵进军博山城，一举攻入城内，烧了博山城东门，声势浩大。清廷十分惊慌，急令济南市知府吴载勋、青州知府高镇联合围攻刘德培。博山知县樊文达，西河地主翟在田也聚集了几千人马配合清军参战，仍不见效，清廷便调集青州市、登州及满州兵、蒙古兵共三万余人联合攻打，妄图把义军一举歼灭。义军奋起抗击，把清军打得落花流水。济南知府吴载勋、道台陈显彝等因围剿刘德培的义军不利被革职，山东巡抚谭廷襄因据城失守被撤职，游击谢炳部被义军击溃，都司被击毙，青州知府高镇也差点被义军所擒。
清朝在围剿刘德培义军的行动中，虽连续更换主帅，但仍无济于事。而刘德培的影响却越来越大。同治二年（1863年）春，清廷派亲王僧格林沁统帅大军攻打淄川城。僧格林泌在城外高筑炮台，挖壕掘堑，亲自督战炮轰城内，一连两个月对刘德培亦无可奈何，多次攻城，均遭失败，城中军民风趣地讥讽僧格林沁：“僧小子，瞎胡闹，隔着城墙放花炮，打不着人吓一跳！”
僧格林沁为尽快剿灭刘德培的义军，请求各路2万多兵马增援，一起向城内开炮，城内房屋成片倒塌，人、畜死伤不计其数。僧格林沁一面加紧攻城，一面施计动摇义军军心，密派奸细潜入城内，与城内豪绅孙树堂密谋偷开城北门引清兵入城，被义军及时察觉。义军立即把孙树堂一家斩首，清除了隐患，稳定了军心。
六月下旬，城内军民粮草尽，传染病蔓延，义军难以继续守城，刘德培与众将领商议，为保存义军力量，决定弃城突围。六月二十二日，刘德培率义军从淄博市东门杀出一条血路冲出城外，边战边撤，向东南山区转移。清军在后紧追不舍。义军人马只剩200多人。义军退至寥坞大白山下时，被清军再次围困，刘德培和义军将士虽人困马乏，仍斗志不减。刘德培见势危急，指挥义军与清军展开了肉搏战，掷石舞剑，血刃清兵。刘德培为不被清兵所俘，拔剑自刎。义军12位将领及刘德培的子、侄，有的战死，有的被俘后惨遭杀害。义军将士人人铁骨铮铮。大将翟雷之母被杀时高呼：“宁生强子叫人怕，不生儒子被人欺。”含笑就义。
刘德培领导的淄博市、博山区的农民抗粮运动自咸丰十年（1860年）至同治二年（1863年），历经3年之久，虽遭惨败，但在人民群众中却留下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初，淄川、博山、八陡镇一带在民间曾流传着一种刘德培领导农民抗粮起义的版画；还有一出《翟在田搬兵》的地方戏，讽刺清朝官兵的腐败无能；还有歌颂刘德培抗粮起义的民俗音乐《十二个月》广为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