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3:58
《内奸》是方之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1979年第3期《北京文艺》，同年10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该小说是反思文学的代表作，以经历复杂的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讲述他在抗战时期巧妙躲过日伪耳目护送新四军干部就医和“文革”时期深陷冤狱、有口难辩的两件大事，通过曲折动听的故事，沉痛地记述了进步商人田玉堂的遭遇，辛辣讽刺了林彪、“四人帮”的丑恶行径。
抗日战争爆发的时候，榆面商人田玉堂生意正兴隆，他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县一带颇有名气。此时唐河一带闹起了共产党，为首的是一个赫赫有名的财主家大少爷、法政大学学生严家驹。国民政府西迁后，严家驹与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队伍打鬼子。不久，这支队伍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上级派来了一批骨干，一个被称为“黄老虎”的老红军任司令员兼政委，严家驹担任副职。严家驹将自家的几十亩良田和作坊的产“共”了，买了枪弹，自己则改名为“严赤”。田老板自吹是个见过世面的人，然而像严赤这样的人物他却连做梦也未梦见过。他决定暂时不做生意了。一天，黄司令员与严赤将他请去，他们对他讲了一番抗日的道理，鼓励他继续做生意，并帮部队到江南办药。就这样，田老板又戴上礼帽跑起生意来了，他果然从上海市买来了不少西药，支队也果然一粒不少地付给了小麦——其中有不少便是从严赤家里“共”出来的。田玉堂的一个远房后辈田有信原先在一家粮行当伙计，粮行关门后回到田庄无事可做，常到田玉堂处打杂跑腿，并向田玉堂表露要找个合适的抗日工作做。田玉堂心中有数，只等合适机会。
1942年春天，支队遭日军包围，严赤带部队跳到外线将敌人引走，以此保护根据地人民。严赤的妻子杨曙有个4岁的孩子，现又怀孕了，黑天过封锁沟时不慎摔跤，无法再跟部队行动了，黄司令员带她到田玉堂家隐蔽，并想找个医生看看。田玉堂很是为难，最后决定乘去江南贩榆面的机会将杨曙带到那里躲避和求医。一路上田玉堂与杨曙约定以表兄妹相称，田有信自告奋勇伴随护送。田玉堂揣着伪县长的亲笔信和高邮湖大土匪头子的名片，一路没有留难。船到镇江码头时却遇到了一个非常情况。本来，田玉堂与码头上的一个伪警官有交情，嘴一歪便能上岸。可这时伪警官却调走了，换了几个凶神恶煞的日本人，挨个儿检查上岸旅客的证件。杨曙没有良民证，根本没法上岸。田玉堂见此状便断然独自一人上岸找了另外一个朋友——日本人的一个翻译。一见面，田玉堂便称自己表妹的良民证被小孩玩丢了，这个翻译二话没说，与田老板一同来到码头上。翻译抱起杨曙的孩子，走到鬼子岗哨前与鬼子咕噜起来，孩子却吓得哭了起来，一个鬼子送给孩子一颗糖，竟轻松地放他们通过了。田有信送他们上岸后就回“家”报信去了。田玉堂与杨曙母子则来到仁慈医院找曹约翰大夫，曹是田玉堂的二婶收养的孤儿，因为从小在美国人办的医院里长大，皈依了洋上帝，并成了外科大夫，战火烧近时，美国人撤走了，把医院委托给曹约翰代管。杨曙便在曹大夫的病房内住下了。3天后，医院内发生了日本人的便衣队搔扰事件，为首的是严赤的堂弟严家忠，此人认识杨曙。杨曙意识到此时此地的危险性，便让田五堂送她回唐河，田老板想到杨曙的病情很重，坚决不肯答应。当晚他与曹大夫夫妇“摊牌”，将杨曙的真实身份告诉了他们，并要他们竭尽全力保护她。曹大夫决定将杨曙安置在自己的宿舍楼内。经杨曙细细地盘问，田玉堂只得说出了真情。杨曙以房内窗台上的一盆水仙花作为暗号，如果花盆不在了，就说明有危险，田玉堂就应赶紧离开。从此田玉堂的心就悬在那个水培水仙花盆上，每天要去偷眼望几次花盆是否还在。十多天以后杨曙终于出院了，田玉堂与她一起回到了唐河根据地，受到了两位司令员的热情接风，田玉堂乘机也拉来了田有信，从此田有信也参加了工作。当年杨曙生下一个女儿，取名小仙。
20多年后，小仙成了一名演员，严赤在某地任装甲兵司令员，杨曙是当地的轻工业局局长。黄司令员则是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曹约翰夫妇都是省人民医院的名医，田有信当上了副县长，田玉堂得到了改造，成了蚊香厂的副厂长，还是政协委员，严家忠迟迟方被揪出，判了无期徒刑，在押劳动。“文革”开始后，严赤夫妇因为有反对林彪和江青的言论受到猛烈的批斗和审查，“外调”到了田玉堂那里，专案组无中生有、捕风捉影地要田玉堂揭发交代1942年带杨曙去镇江市的“目的”和“详情”，并向田玉堂提示许多“可疑的”细节，一连几天几夜他们对田玉堂搞逼供信。田玉堂受尽辱骂、殴打和醢刑，始终未做假供词，最后被戴上富农帽子和定为有“严重特务内奸嫌疑”，押回原籍管制劳动。不久，县革委会成立了，田有信成了第一把手，田玉堂万分高兴，他自认为田有信完全了解他的苦情，而且会照应自己。不久，林彪死了，田玉堂更觉有希望了，他找到田有信，开口就向他诉苦，田有信却以“在家不谈公事”为由坚拒田玉堂。田玉堂一次又一次地上机关谈“公事”，却遭到大门口的挡驾，后来还被公安部门认为是“乱说乱动”，“聚众闹事”，并被押到水利工地巡回批斗。原来，在找田玉堂之前，“专案组”曾先找了田有信，在长谈了两夜之后，田有信谈出了当年镇江市之行的“可疑之处”，对方听了如获至宝，他们按图索骥，提审了严家忠，攻下了曹约翰，然后才找到田玉堂。就这样，曹大夫疯了，他的妻子自杀了，严赤夫妇生死不明，而田有信却荣任了县革委会第一把手。直到1977年黄司令员的名字见报，田有信才想起应将田玉堂作为积案处理，但田玉堂却不愿接受，他要求彻底平反。第二年春天，黄司令员和小仙来到阔别多年的唐河县旧地，田有信赶去看他们，黄司令员告诉他严赤在“文革”中被整死，杨曙则被踩断了背脊骨，并向他问起怎样落实田玉堂的政策。黄司令员认为，以往的田老板是个“路路通”的资产阶级，可他的心是向着共产党和新四军的，没有通林彪、“四人帮”，比起某些共产党员来他要干净得多。黄司令员来到田庄看望田玉堂，并于当天将他送到医院治伤。
1976年初，方之参加了淮阴地区宣传部成立的写作组，与某公社武装部长王益山等人一起搜集资料编写当地地方武装斗争故事。由于政治形势突变，该写作组于同年4月解散。1978年5月，方之再次邀请王益继续整理“挺进支队”的事迹。此次编写组工作中，方之一边完成搜集革命事迹的任务，一边根据搜集到的材料构思自己的小说。编写组成员孙超给方之讲了一个在战争年代为革命出过力而在“文革”中被批斗的爱国商人的故事。方之感到这正是他要找的创作题材。于是，他找到那位名叫韩兰田的商人详细了解了情况。后来，方之将韩兰田在抗日战争期间掩护数位新四军家属的事迹进行揉合，创作出了小说《内奸》。
该小说的发表过程经过了几番曲折。最初，《上海文学》的编辑向方之约稿，但收稿后却久不刊出。后来，该编辑将方之的稿子转给《收获》杂志。但《收获》杂志以小说主人公“似乎没有什么意义”，作品“不大象小说的写法”等理由退稿。1978年底，在共青团全国代表大会上，《北京文艺》编辑章德宁在会上向作家们约稿，王蒙向他推荐了方之的小说《内奸》。章德宁看过后，又交给杂志小说组长赵金九看，再转给主编李清泉。他们觉得小说应该发表。在经过修改后，小说于1979年在《北京文艺》刊出。
田玉堂
专营榆面的商人，到处跑买卖，交游广阔，手脚大方，在唐河县一带颇有名气，与各方势力都有瓜葛，是名副其实的“路路通”。他表面上爱吹爱炫，不干不净，内里却正直、善良，有情有义，凭着做人的良心，在战争年代保护了新四军副司令严赤的妻子；在“文革”的动乱岁月，他受尽酷刑，但始终不肯做伪证陷害“真正的共产党”黄司令和严赤夫妇。
田有信
田玉堂的远房后辈，工于心计、老谋深算，只要私利需要，他可以背叛任何人。年轻时他当过粮行伙计，靠田玉堂的引荐，认识了黄、严两位司令，并参加革命工作。至“文革”时，他已经当上县委常委和副县长。在酝酿“三结合”班子时，为了取得“造反派”信任，他写下诬陷材料，从而坐上县革委会主任的宝座。
严赤
原名严家驹，是唐河县一带赫赫有名的财主家的大少爷、法政大学学生。在国民政府西迁后，他与几个穷教员在家乡拉起队伍打日本鬼子，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唐河支队，担任副司令。他将自家的良田和作坊都贡献出来买枪弹，自己也改名“严赤”。解放后，他在某地任装甲兵司令，“文革”中受迫害致死。
黄司令
新四军唐河支队的司令，老红军出身。他性如烈火，人称“黄老虎”，而且脸上有一道半指宽的刀疤，长相连鬼看了都害怕，但其实为人爽气，待人和气。他与严赤的言行令田玉堂折服，使这位榆面商人甘心为共产党冒险。
杨曙
严赤的妻子，在新四军搞政工工作，深明大义，临危不惧，敏锐机智，沉着冷静。在战斗紧张时刻，快临产的她受了伤，无法跟上大部队，黄司令托田玉堂掩护她到江南就医。在“文革”中，因为反对林彪、“四人帮”，她和丈夫严赤遭到迫害，背脊骨被踩断。
曹约翰
田玉堂二婶收养的孤儿，从小在美国人办的医院里长大，信了上帝，并成为外科医生。在田玉堂恳求下，他决定冒险保护新四军干部杨曙。解放后，他成为省人民医院的名医。在“文革”中，他被来调查严赤的林彪爪牙迫害以致精神失常。
“内奸”本是个充满政治意识形态和党派色彩的名词，在中国现代复杂的政治斗争历史中，它的所指往往随着党派立场和时势的变迁而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内奸》中所叙述的老干部在“文革”中被诬为“内奸”终而昭雪的故事和背景，并没有越出四十年党史斗争的范畴，与当时流行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作品的题材也并无多大的差别，但作者所选取的叙述视角却是相当独特的。
作品以“不干不净，好吹好炫”、经历复杂的商人田玉堂为主人公，通过一系列富有传奇色彩的情节和生动的场面，在与各色各样共产党人的对照中，揭示了“内奸”这一命名下的复杂内涵，体现了作者对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末的中国历史的深刻而又别具特色的思考。田玉堂作为普通商人，为共产党做事，是出于一个中国人的良知和对这个组织的朴素的好感，他不曾出于信仰而把全身心交给组织，对于真正的共产党人而言，他始终是“同路人”。他从惧怕、远离共产党，到同情、钦佩，最终参与共产党人的事业，都是出于普通百姓的良知。但具有悲喜剧意味的是：他正是以其特有的甚至有点软弱的方式，不仅保护了自己人格的完整，抵制了极端左翼政治路线和政治阴谋者的行径，而且还在某种意义上成为黄司令员、严赤这样的英雄人物的救命恩人，更与像田有信这样在“干干净净”的白大褂底下精心掩盖着私利的“共产党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小说没有从正面展示和探问“文革”的悲剧及其历史成因，而是以一个胆小、谨慎、四面逢迎的普通人的悲哀、痛苦来折射时代悲剧，田玉堂的悲剧不会激起大悲大恸，而是引发一股淡淡的苦涩，使人感到普通人的美好与卑微，勾起人们深深的隐痛。
叙事特点
小说采用了中国古典话本小说的“说话”方法，一开始便提挈出故事延续的时间和涉及的人物。然后慢慢道来，脉络清晰，娓娓动听。作者不是孤立地描写环境、事件和人物，也不对人物肖像、心理、动作和对话做静止的刻画，而是以田玉堂的遭遇为主线，在四十年的历史中选取两个传奇式事件，让许多人物纠缠在一起，在波澜起伏、出乎意外而又合乎情理的故事发展中刻画人物、表现时代。同时，故事的传奇性和作品所采取的独特的叙述语言有关，小说土腔土调的叙述语言与叙述结构、叙述方式相得益彰。
讽刺手法
小说的辛辣讽刺不仅表现在让讽刺对象自我嘲弄，自相矛盾，比如将田有信的圣洁言辞与卑劣的行径相互对照，更重要地体现在对人物和情节的把握与安排上。精通买卖、好吹好炫的商人田玉堂本是一个具有民间喜剧色彩的人物。他惯于随机应变，真真假假，但作者却从这个人物身上发掘出悲剧性讽剌意味。田玉堂本来不了解共产党，后来在黄、严两位共产党人的感化下叹服了，为之冒风险出力气，到头来被当成“内奸”；他当年好吹好炫时倒没有被坏人看待，“文革”中他本着良心，不吹不炫，老老实实时，却反而遭痛打。时代历史的内涵在田玉堂这个民间人物眼中，与“好人落难，小人得志”和世事变幻的沧桑感叹相结合，获得了独特的讽刺效果。
1980年，该小说获得1979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将小说改编为同名连环画并出版。
南京大学教授董健：《内奸》是一篇在艺术构思上颇有独创性的优秀作品。它的深刻的革命现实主义精神，通过独特的艺术构思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对田老板这个人物的成功描写，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一个突破和创造。
原名韩建国。祖籍湘潭市，生长在南京。解放战争时期在南京读中学时投身学生运动，加入中国共产党。南京解放时高中毕业，放弃上大学的机会，主动参加农村土改运动并在南京市郊和团市委担任共青团领导工作。20世纪50年代初期发表第一篇小说《兄弟团圆》，接着有多篇作品问世。小说多取材于土地改革运动和合作社运动。1957年后在江苏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南京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从事专业创作，因参与创办文学社团“探求者”受到错误批判。20世纪60年代发表了《出山》等较有影响的小说。“文革”开始后不断受到打击，长期在农村劳动。1977年回到南京，由50年代对生活的热情歌颂转向对现实的冷静思考，倡导“防癌文学”，这时创作了《内奸》产生较大影响。由于过早病逝，他有许多成熟的构思没有形成文字。
1979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获奖作品.中国作家网.2021-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