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9:50
博源基金会成立于2007年10月，是一个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正式注册，得到香港政府正式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博源基金会以推动学术及政策研究为目标，着眼于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及国际关系领域内的中长期问题。博源基金会倡导多学科交流，通过疏理问题、建立框架和寻求共识来促进国内外学界，政府部门及商界志士仁人之间的对话。博源基金会提倡研究的创新模式，愿为国内外各领域有识之士探索、研究重大课题搭建平台，提供资金支援和相关服务。
博源基金会，得到香港政府正式批准，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非营利性公益组织。
基金会的活动包括：组织、支援研究课题，召集年度论坛，组织年度专题讲座及出版专著及论文集等。基金会以自己组织参与研究课题为主，同时也向外部研究机构及个人提供经费，资助符合基金会研究方向的课题。
博源基金会理事会由国际知名人士组成，其中包括中国招商局集团董事长秦晓，瑞银投资银行副主席何迪，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吴晓灵，中投公司总经理高西庆，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汪建熙，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剑阁，美国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集团主席、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Scowcroft），瑞银集团副主席、前欧盟副主席列昂．布列坦（LeonBrittan）,前瑞银亚太地区主席谭信乐（RoryTapner），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委员会成员、?丰投资亚洲控股有限公司非执行主席史美伦（LauraCha）。
顾问委员会成员有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陈小鲁，北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衣锡群，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总干事王波明，前瑞银投资银行亚洲区主席贺利华（RodneyWard），银监会首席顾问、前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前香港中文大学校长金耀基，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区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律政司司长梁爱诗，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新世界中国实业专案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纪文凤。
总干事：何迪
理事会成员：
中国香港：史美伦
美国：BrentScowcroft
欧盟：RoryTapner、LeonBrittan
执行委员会成员：
秦晓、何迪、汪建熙
顾问委员会成员：
衣锡群、陈小鲁、王波明、袁明、许善达、梁爱诗、纪文凤、RodneyWard、易纲、金耀基、沈联涛、任志刚、章百家
学术委员会成员：
Jonathan Anderson、许小年、史正富、王缉思、金观涛、高全喜、丁学良、马骏、何东
法律顾问：
资金管理顾问：
田溯宁、蒋小明
博源基金会财务主管：
博源基金会投资委员会：
“博源基金”致力于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其使命是在实证的基础上，运用规范的学术方法对中国近三十年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制度结构和国际环境变迁做出理论解释和评价，并探讨未来三十年中国发展的走向和路径选择。
我们认为“当代中国问题”可以表述为：中国的社会转型，即从一个前现代性（传统）社会转变到一个现代性社会。这一转型自晚清始已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历程，到今天它依然是一个“未完成的计划”(尤尔根·哈贝马斯)。重新提出这一目标，并有序地推进这一进程关乎到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是对政治家、社会精英和民众的社会历史责任感的呼唤。
在关于“当代中国问题”的研究中，“现代化”是一个更为普遍使用的主题词。在这一叙事版本中“当代中国问题”被视为一个以经济现代化为主要目标的进程，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成为这一进程的主线，而政治、社会、文化领域的发展则被看作是经济发展过程中派生的、最终由经济决定的问题。
我们之所以用“现代性”而不是“现代化”来表述中国发展的目标，是因为尽管两者之间有同一性，但又有着不同的含义。“现代性”是指欧洲启蒙运动所倡导的自由、理性、个人权利等核心价值观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市场经济、民主政体和民族国家等一整套制度，即现代文明秩序；而“现代化”在中国的语境中主要是指经济的发展和民众福祉的改善，亦被理解为“民富国强”。“现代性”和“现代化”构成了中国一百多年来社会转型的两个不同主调的“双重变奏曲”(李泽厚)，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前者总是被后者所淹没。
“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的提出是理念上和政策上的重大突破。作为理念，需要更深入的解读和阐述，使之提升成为广大民众所认同的价值观。“以人为本”不应理解为“民生”的同义词，首先要以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为本，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秩序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作为基本的政策，要有制度的支撑，否则要么沦为空泛的口号，要么变成利益集团获取“正当性”(韦伯)的工具。
“博源基金”秉承科学精神，倡导开放、包容的学术文化。
1、科学精神如陈寅恪所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历史上的儒家文化将“士”与“大夫”合为一体，没有真正形成独立、自由的学者群体。八十年代学界，特别是经济学界的精英和政治精英对中国的经济体改革达成共识，学者由此进入体制，研究也趋于政策导向。近年来许多学者抱怨被排除在体制外，政府在做重大决策时没有充分听取他们的意见。我认为八十年代是一个特殊的时期，在常态下政府和学术界应既相互独立又能产生良性互动，学者应有社会责任感和批判精神，政府应遵循科学、民主的决策程式和更大的包容性。
2、开放和包容是学术研究应倡导的文化。开放即是解放思想，解除各种意识形态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包容即不以一己之见而障目，理性对待不同的观点。研究的过程也是学习、交流、比较、思考的过程，只有开放和包容的文化才能使科学精神得以发扬。
“博源基金”有志于建立一个学术研究和交流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疏理问题、建立框架、寻求共识，以推动中国社会转型的进程。
学术方法的基本要义是遵循规范、注重实证。
规范性研究方法可以表述为一个分析框架，它包括：确定研究的问题和目标、界定初始状态和约束条件、设定假设条件、寻找影响研究对象的相关因素及其互动关系、选择最优结果并做出相应的制度安排。规范性研究方法也是一个内在逻辑一致性的演绎过程。
实证研究通过观察和处理研究对象在现实中的变化，归纳出它的规律性（如回归分析或数理统计学）。与规范研究不同，实证研究不预设假设条件，由此可能因资讯噪音而失真，也可能发现了规范研究中假设条件或结论的偏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研究的补充和修正。如因影响因素太多，难以界定和取舍，不能建立规范的分析框架，则要借助实证研究，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它看成是对规范性研究的替代。无论是补充、修正还是替代，实证研究作为学术研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研究方法，在近年来受到更多的认同和重视。
在方法论上，我们还应摒弃一些错误的习惯性思维。
一是“决定论”和“主要矛盾论”。矛盾的双方是一种状态依存的关系，在互动中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任何一方的状态变化势必影响到另一方。一方主导或决定另一方只是特定条件下的暂时现象，条件变了就可能出现相反的情况。“经济决定论”、“技术决定论”即是“决定论”的典型，其影响不只表现在学术研究上，也反映在理念和政策上。如用现代化代替现代性、重科学轻人文、政府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概缘于此。
“主要矛盾论”也是一种“决定论”。在常态下，任何一个事物的存在状态和变化都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构成了一个多元互动的系统。“主要矛盾论”则把事物之间的关系简单看作为一环决定一环的“因果链”。在这种思想方法指导下，必然是顾此失彼，为改善一个因素而付出了恶化诸多因素的代价。只有通过建立分析框架，把握各种因素间的互动关系，才能找到最优的或代价最小的解决方案。
二是“崇尚理想模式”。研究的目标不是通过“宏大叙事”构建理想模式，因为它在现实中并不存在；也不是简单地移植别人的模式，因为离开了人和文化的因素，任何制度都难以建立和运行，弄桔成枳就是这个道理。研究的目标应是寻求比现实中的制度安排更优、更好的替代方案，在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优、好不是没有缺陷、没有代价而是没有替代的选择。中国当前经济发展中产生的失衡和过热是一个需要调整和改善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大背景是经济全球化提供的消费需求和中国城镇化提供的就业供给的接合；这一格局和趋势会长期存在。离开这个背景，试图通过提高国内消费来解决失衡是脱离现实的，理性的选择应是减少失衡的代价而不是寻求理想状态的平衡。
社会变迁是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约束下的路径依赖和制度创新的过程。要想知道中国向何处去必须搞清楚中国从哪里来。中国社会转型的研究只有立足于“此岸”，揭示社会形态下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和利益结构，才能确立“彼岸”并找到连接传统与未来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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