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8:52
周德伟（1902-1986），字子若，是一位中原地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哈耶克的亲传弟子。他毕业于北大经济系，并于1933年前往英国留学，后又前往德国柏林大学哲学研究所进修。1937年回国后，他在湖南大学担任教授兼经济系主任，并于1940年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他还曾在重庆大学、中央大学和台湾大学任教授，并曾担任台湾外汇贸易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周德伟的经济理论融合了法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历史研究，以维新改革、宪政法治为指向。他的主要学术著作包括《哈耶克学说综述》、《人文现象的理解》和《纸本位下的国防支付理论》等。周德伟一生致力于将中国传统文化道统与自由主义传统融合。他于1986年逝世于洛杉矶。
1902年 出生，为湖南长沙人。
1915年春 插班进长沙县立第六高等小学三年级，是年冬季毕业。
1916年秋 考入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亦名长沙市长郡中学），就读。
1919年 湖南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四年级肄业。
1920年秋 考入北京大学预科。
1924年 离开北大。（据周先生自云，“没有读完就离开”了北大）
1924-1933年“流浪了九年”。（周先生自云）
1933年夏 以公费赴英留学，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所；参加哈耶克主持的“货币理论及经济循环”研究班。
1935年 转到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研究院攻读。
1937年7月 中日战争爆发，公费停止，论文交社会科学院学报发表，即行返国。
1937年夏 回国，任国立湖南大学教授兼政治经济学系主任，讲授奥地利学派，并与李寿雍创办《中国之路》半月刊。
1940年 当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1942年 转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
1946年 奉派，担任中华民国出席国际贸易会议代表团代表。
1950年冬 随国民政府搬迁来台。
1951年冬 在寓所紫藤庐发起学术聚会，每两星期一次，参加人士有张佛泉、徐道邻、殷海光，及台大若干研究生。
1954年 致信胡适，谈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3月5日，胡适在《自由中国》酒会上作《从\u003c到奴役之路\u003e说起》的谈话。
3月21日晚，宴请胡适，并深谈。
1954年 作《人文现象的理解》。
1954-1967年 与屡次来台访学的哈耶克交流。
1974年 译完哈耶克著作《自由的宪章》。
1975年 作《当代大思想家海耶克学说综述》。
1986年 逝世于洛杉矶
《 周德伟论哈耶克》
《达尊堂记学》
《哈耶克学说综述》
《金融平衡论》
《中立货币》
《人文现象的理解》
《纸本位下的国防支付理论》
中学时期的周德伟喜爱阅读章士钊编辑的《甲寅》杂志。《甲寅》上的文章大多是文言文，然而杂志中对于法治、宪政、人权的讨论在当时却是一流的。周德伟曾回忆说：“自从读了《甲寅》之后，我获得了人民保障自身权利的观念，以及白芝霍特、戴雪在制度和宪法上的主张，还得到了人民授权政府的观念以及保障人民的出庭状的办法。”
《不读〈新青年〉的周德伟》是邵建写周德伟的第一篇文章。邵建个人欣赏周德伟的触点就在于他不喜欢《新青年》。该文于2009年在台北市《传记文学》发表时，已逝的前主编成露茜女士在“编辑室手记”中说道：“提起‘五四运动’就不得不讲到《新青年》这本杂志”，所以在接到这篇文章时，“确实愣了一下：居然当时还有不读《新青年》的‘五四’人！”这“一愣”和“居然”，很值得玩味。一份杂志读或者不读本来都是可以的，然而到了《新青年》这里就“居然”起来，潜台词仿佛是怎么能够不读呢。不过，这正好可以看出周德伟在当时乃至今天的特殊与不同。“《新青年》对时代影响很大，但我不太喜欢，我觉得《新青年》的文笔太泼辣……”读过周德伟的自传后可以发现，周德伟不喜爱《新青年》，确实还有他没有说出来的原因。
1921年，邓中夏与罗章龙邀请我加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研究会由李大钊教授主持。我觉得加入进去进行研究也并非不可。有一天，邓中夏前来拜访，请求我每周去长辛店镇讲课，我说：“我读书的时间都不够，哪里有时间去教书呢。”邓中夏说：“你没有阶级意识吗？”我受儒家书籍以及心理学的影响很深，于是说道：“我只知道个人才有意义，阶级只是一个集体的空名，不能穿，不能吃，不能思考，哪里来的意识呢？”随后我便退出了。
后来周德伟借用孔子的话说道：“君子致力于根本，根本建立了，道也就产生了。我就是根本，没有我自己，一切都不存在了。”在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价值抉择中，他选择了个人主义。而这正是自由主义者的价值判断。正如亚历克西·托克维尔所说：“个人是关于自身事务的最好的裁判者。”
已经读过英国宪法以及若干法理学、社会学、哲学著作的周德伟，明白民主必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只有法律高于一切（The Supremacy of Law），不存在领导人物高于一切的道理。周德伟觉得法律的主要宗旨是保障人权，人权就是“个人自由”，孙中山却反过来说中国个人自由太多，并且用公权（Civil Right）来解释为民权，把政府的政权（Political Power）解释为“能”，认为政府万能，人民是阿斗，这样的主张怎么能够实现民主法治呢？
20世纪30年代，周德伟通过铁道部的公派留学机会，前往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中国的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大多出自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他们当中很多人都是拉斯基的学生，然而周德伟似乎对拉斯基并不感兴趣，他更加钟情于哈耶克。在他的回忆录里，他这样写道：“我自从进入研究所后，选择哈耶克作为指导教授，对于他所主持的讨论班从未间断地参加，仍然每两个星期去拜访罗宾士一次，汇报学业。对于负有盛名的拉斯基（H.J.Laski）、汤纳（R.H.Tawney）以及希克斯（J.R.Hicks）等人，在课业之外各自仅仅会谈了一次。”
在担任湖南大学教师期间，周德伟还曾经主办过刊物《中国之路》，系统地阐述自己的主张。他曾回忆说：“在《中国之路》上，我每期都有好几篇文章。记得第一篇是《法治之路》，主要宗旨在于反对独裁政制，借鉴英国人大卫·休谟、析尔克、白芝霍特等人的学说，重视法治之下的个人自由。第二篇是《自由之路》，依据古典学派的亚当·斯密以及近代的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哈耶克的学说，极力主张自由企业发挥个人的创造力。那时我已经熟知哈耶克的初期著作，对于他反驳社会主义的论据，尤其是在集体主义经济方面的，尤为熟练。”
周渝曾讲述过这样一件事，监听周德伟家电话的特务在监听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见到周渝的母亲时，悄悄地传话给她：让你们家周先生别再骂小蒋先生（指蒋经国）了，尤其不要在电话里骂。
林建刚：周德伟其实一直处于某种边缘状态，并没有进入政界及思想界的主流，但或许正是因为他的边缘状态以及反潮流的一系列举动，使得他成为一个时代的先知。
周渝：他很早就知道整个政治经济学是以经济学为基础展开的一套学问。中国儒家有很好的观念，可是治国的方法已经完全落伍了，要治国一定要懂经济学，很可惜民国以来没有什么人懂真正的经济学。我父亲早年在台湾写的文章总是很孤独，他的书搞哲学的人看不懂，因为他们不懂经济学，搞经济学的人也看不懂，他们不懂哲学。而他的经济学本身不止是经济学，是一套很深刻的系统，它来自西方最精华的苏格兰自由主义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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