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23 15:53
孙中山（1866年11月12日-1925年3月12日） ，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广东香山（今中山市） 人。中国近代伟大的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和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
孙中山于1866年11月12日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早年求学于火奴鲁鲁，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教育。1894年创建兴中会，并于次年尝试进行第一次广州起义，未成。1905年组建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纲，提出“三民主义”学说，创办《民报》，宣传革命，同当时的中国改良派激烈论战，此后在国内外发展革命组织，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军，多次发动武装起义。1911年武昌起义后，孙中山被十七省代表推举，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2月13日，被迫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1913年3月因宋教仁被刺，筹划起兵讨袁，旋即失败。1914年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两次发表《讨袁宣言》。1917年因段祺瑞解散国会，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组织护法军政府，当选为大元帅，誓师北伐。1919年，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1年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1922年因陈炯明叛变，退居上海，革命至此陷入困境。由于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列宁的帮助，他决心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同年11月受冯玉祥之邀北上讨论国事。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终年59岁。1929年6月1日，按照孙中山生前遗愿，将其遗体安葬于南京紫金山南麓墓地，称为“中山陵园”。
孙中山的著述颇多，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遗著编有《孙中山选集》《孙中山全集》《孙文选集》等。孙中山的一生领导建立了兴中会、同盟会、中华革命党，提出了三民主义，建立了中华民国，改组中国国民党，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他领导的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开拓了前进的道路。孙中山把自己和领导的革命，与世界政局以及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使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带有直接的世界意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专家尚明轩评价孙中山：“孙中山既是中国的世纪伟人，也是世界的伟人。”
孙中山，学名孙文，幼名帝象，谱名德明，字载之，又字公武，号日新，又号逸仙。1866年11月12日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市）翠亨村。旅居日本时曾化名“中山”，“中山”之名此而来。在海外从事革命活动时，还曾化名中山樵、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张宣、吴仲、高达生、萧大江、杜嘉偌、Dokans、 A laha 等。笔名则曾用“南洋小学”。他自署本名孙文，有时把“孙文逸仙”并用；英文名Sun Yat-sen。
孙中山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祖上数代为农。孙中山幼年时，全家7口人居住在一个简陋的泥瓦屋内，全家靠租种两亩半田过活。父亲孙达成是佃耕农，为了维持全家人的生计还兼做村中更夫。因家境困苦，母亲杨氏、姐姐孙妙茜均参与农业劳动；孙中山从小也要参加农业劳动，10岁才进入私塾读书。兄长孙眉15岁便到邻乡地主家做长工；1871年又随舅父远赴檀香山谋生。经过数年打拼，孙眉成为当地农场主。之后，孙家境遇大有改善。
1879年6月，孙中山随母亲经澳门抵达檀香山。最初，他在哥哥孙眉的商店里当店员；凭借自己勤奋学习，很快学会了记账和珠算，还学会了当地语言。孙眉发现孙中山既聪明又刻苦学习，就打消了让其学习经商的打算。同年9月，孙中山被送进学校读书，开始系统接受资本主义教育。孙中山先进入英基督教监理会创办的意奥兰尼学校，经过三年的初中学习；后又考入由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奥阿厚书院学习高中课程。
经过几年的学习，孙中山不仅开阔了胸怀和眼界，丰富了自身的民主思想和科学知识；还萌发了立志改造中国，士气走上文明发达道路的思想。但由于孙眉担心孙中山接受的基督教思想会违背中国旧的宗教信仰，于是便停止了孙中山的学业，决定送其回国。
1883年7月，孙中山从夏威夷启程回国，途经香港返回家乡。返乡途中，孙中山目睹清吏腐败，深感不满。回到家乡后，因毁村庙神像，为豪绅地主所不容，于同年冬出走香港岛。到达香港后，孙中山先进入英基督教圣公会办的中学——拔萃书室读书，年底，孙中山正式加入了基督教。第二年4月15日，他又转入香港殖民当局创办的中学——中央书院读书。1883年至1886年，孙中山通过刻苦努力学习，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涉猎广泛，包括西方政治、历史、文学和中国的诸子百家。由于知识面广，在同学中赢得了“通天晓”的绰号。在此期间，1885年5月26日，19岁的孙中山奉父母之命，凭媒妁之言，与同县商人卢耀显得女儿卢慕贞结婚。
1883年12月至1885年3月爆发了中法战争，1885年6月9日，清政府与法国签署了丧权辱国的《中法会定安南条例》。清政府的怯懦、腐败进一步激发了孙中山的爱国热忱，增强了他改革现状的思想和勇气。孙中山认为，学医可以保障国民健康，使国家强盛起来；因此在结束中学的学习之后，孙中山决定学习医科。
1886年夏，20岁的孙中山进入美基督教长老会创办的广州博济医院附属南华医学堂学习医科。由于对南华医学堂的教学质量不满意，孙中山于1887年1月转入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香港雅丽氏医院的西医书院学习。在西医书院学习的五年中，孙中山不仅刻苦钻研医学知识，还广泛研读西方国家的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物理学和农学；此外他还特别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学习期间，孙中山还特别关心政治问题，常利用课余时间写一些论文，投送到香港教会报纸和上海市《万国公报》等报刊，阐述自己对于改善中国政治局势的见解。这几年中，孙中山还结识了一批有救国愿望、志同道合的同学、朋友，如：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其中和陈、杨、尤三人同住香港特别行政区，交游尤密。当时革命尚未兴起，人们听到他们的革命性言论，都认为是大逆不道，把他们四人称为“四大寇”。
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以全校之冠的优秀成绩毕业，同时获得了“第一名毕业执照”和“医学硕士学位”。至此，孙中山结束了其接受西方新式教育的14年求学生涯；同时也是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形成的重要时期。
结束学生生活后，1892年9月，孙中山受聘澳门镜湖医院，担任西医师。12月，孙中山开办自己的诊所，单独行医。由于受到葡萄牙籍医生的排挤，不久孙中山离开澳门，到广州市行医。他在广州西关开设东西药局，并在广州城内和五桂山都开设了分部。孙中山凭借医术精湛、医德高尚，两三个月后就成为当地名医。但是，当时清政府日甚一日的黑暗统治，国土沦丧、哀鸿遍野的情景，使孙中山认识到“医国”比“医人”更重要、更迫切。他便“借医术为入世之媒”，多方联络、广交朋友，进行挽救民族危亡的政治活动。在此期间，他又结识了一批具有爱国思想的新朋友，如：左斗山、王质甫、魏友琴、程璧光、程奎光等。他们经常一起谈论时政，谋求救国方法。
1894年6月，孙中山寻找门路、费尽周折，向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李鸿章上了一封8000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希望能当面向李鸿章陈述自己谋求民富国强的建议。在书中，孙中山主张以西方资产阶级国家为楷模，采用先进科学技术发展工农业生产，使工商业摆脱封建束缚；改革教育制度和人才选拔制度，达到国家独立富强的目的。但上书之后，李鸿章以“军务匆忙”为由，对孙中山的投书未加理睬，对其本人也不予接见。其后，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失败，让孙中山认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坚定了革命决心，毅然走上了用武力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道路。
1894年秋，孙中山从上海市前往檀香山联络当地华侨，准备组织革命团体，为策动反清革命做准备。同年11月24日，孙中山动员了20多名华侨，在何宽寓所举行了兴中会的成立会议。会上通过了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并由孙中山领导，举行了秘密宣誓仪式，因何宅狭隘，宣誓时移至李昌宅。誓词是：“联盟人某省某县人某某，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二心，神明鉴察。”会上还选出了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的正副主席，程蔚南、许直臣为正副文案，黄华恢为管库，李昌、郑金等8人为值理。其后，在檀香山的茄荷蕾埠和百衣分别建立了分会。
1895年1月，孙中山归国。抵达香港后，他召集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等人联络各地同志，扩大兴中会。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总部在中环士丹顿街成立，通过了新的章程。原香港辅仁文社的领导人杨衢云也加入了香港兴中会。之后，孙中山等人又在广州建立了兴中会广州分会。
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便与杨云等人筹备广州起义。经过半年的筹备，定于1895年10月26日举行起义。在此期间，孙中山等人经过积极活动，购买了600枝新式手枪，联络并组织了广东省各地的防营、水师及会党等，先后建立秘密机关数十处。起义前夜，各地起义军首领集中到总部等候命令。由于事情泄密，两广总督谭钟麟在加强广州市防卫的同时大肆搜捕起义人员；又加之从香港特别行政区运送的枪支被海关查出扣留，导致广州起义尚未发动就失败了。陆皓东及会党领袖朱贵全被捕后英勇就义，另有40余人被捕入狱。
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躲过清政府的盘查，于10月29日抵达香港。由于香港当局答应清政府的请求，禁止孙中山等人入境；于是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孙中山在日本联络华侨，于11 月中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他断发辫改服装，以示革命决心。之后，只身再往檀香山进行革命活动。由于广州起义刚刚失败，不易开展工作，于是孙中山在 1896 年 6月又赴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纽约等地联络华侨；但当时美洲华侨风气闭塞，愿赞助革命的不多；与洪门会会员有所接洽，也收效不大，遂决定渡海前往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国，对那里的华侨进行革命宣传。
1896年9月30日，孙中山自美国纽约抵达英国伦敦。第二天，住进了以前西医书院老师英国人康德黎家附近的覃文省葛兰旅店。由于拜访驻英使馆翻译、自己的同乡邓廷铿时无意间暴露了身份；10月11日上午10点半，当孙中山第二次去拜访时，被早已准备好的使馆人员捉拿囚禁。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准备几天后用租来的轮船将孙中山秘密运回国内杀害。这就是孙中山的“伦敦蒙难”事件。
由于看守严密，孙中山用尽办法才通过使馆女管家英国人霍维将求救信送到康德黎手中。康德黎和孙中山香港学医时的老师孟生得知孙中山被捕后，积极设法营救；费经周折才引起了女王陛下政府的重视。之后，伦敦的各家报刊接连刊登孙中山被私捕的消息，引起了伦敦舆论界的震动。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派遣代表向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提出交涉。清使馆在此压力下，于10月23日下午，将羁押了12天的孙中山释放。
此后一年，孙中山留住伦敦，每天到图书馆中悉心钻研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等理论书籍，希望从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中寻求救国真理，其间曾访问过第二国际。他接触到风行的社会主义学说，并目睹伦敦的产业工人举行总罢工遭政府军队残酷镇压的情景，感触颇深，从而产生了用民生主义来把社会革命与政治革命同时解决的初步设想。
一年后，孙中山不愿久留欧洲、远离中国，旷废革命时日，想就近谋划中国的革命，遂在1897年7月2日由伦敦启程，途经加拿大，于8月16日抵达日本横滨。回到日本之初，孙中山一方面发动华侨参加兴中会，扩大革命组织；另一方面与日本各界人士广泛接触。在此期间，孙中山先后结识了日本朝野各界重要人物30多人，如：宫崎滔天、平山周、犬养毅、大隈重信、萱野长知、头山满、平冈浩太郎、山田良政、内田良平、福平诚、宗方小太郎等人；其中不少人都对他的革命事业表示同情或赞助。1898年9月，康有为、梁启超等因维新变法失败，逃亡日本。为了扩大革命力量，孙中山希望与改良派合作推翻清王朝。通过宫崎寅藏和平山周的联络，孙中山与康、梁二人进行了多次会谈。但随着革命运动不断发展，康、梁保皇本质的日益暴露，孙中山终于识破了保皇派的反动面目，认清了其与革命的本质不同，最终不再对与他们合作推翻清王朝存在幻想。
之后，孙中山继续往返于日本东京、横滨市、长崎市等地，宣传革命，结识同志，准备再次策划武装起义。1899年秋，孙中山命陈少白、郑士良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联络会党的机关，与广东三合会取得密切联系。后又派出毕永年等人深入长江流域，联络哥老会各首领。同年11月，兴中会邀请三合会、哥老会各首领在香港集会，三会结成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公推孙中山担任会长；并在会后，由宫崎滔天携带特制的总会长赴日本交给孙中山。
1900年7月16日，孙中山自日本经西贡区抵达香港海面，由于香港当局不准登岸，便在船上召开干部紧急会议。决定以会党为主力，发动惠州起义，任命郑士良为总指挥，由福平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主持筹备工作，由陈少白、杨衢云负责接济饷械，毕永年负责再次联络会党。9月18日，孙中山抵达台湾，在台北市建立起义指挥中心，招集了一批军事人员，等待起义军进抵厦门市时渡海接应。10月6日夜，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爆发。郑士良率领三合会600人猛袭新安县沙湾清军，击毙俘虏70余人，缴获枪支40余支。起义军一路东进，十几日间势如破竹，沿途多次击败清军，一度发展到两万多人。但由于革命党人未能在人民自发斗争浪潮汹涌高涨时刻发动群众，起义缺乏广泛的群众基础，加之无法从台湾运送枪械至起义军；起义军终因弹尽粮绝，并遭到清军后援的优势兵力围攻而失败。郑士良只率领少数精锐退回香港特别行政区。惠州起义失败。惠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化名仲雍，于11月离开台湾，流亡海外。
随着革命形势的的发展，孙中山也一改过去主要联络会党的做法，而日益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将活动重点开始转向日益觉悟起来的知识分子。1903年8月，孙中山在东京青山练兵场附近秘密创办革命军事学校，教授有学习军事要求的留日学生军事知识和枪炮火药制造方法。9月26日，孙中山再赴檀香山，重建被保皇派破坏得面目全非的兴中会，建立新的团体——中华革命军；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正式列入誓词。从1904年3月至1905年6月，孙中山先在美国遍游数十个城市，后又抵达欧洲，游历英国、比利时、德国、法国，广泛接触华侨，会见留学生，宣传反清革命思想，批判保皇余毒，收效明显。
1905年6月，孙中山从马赛启程东返，7月下旬抵达东京。在东京，经由宫崎滔天介绍，孙中山先后会晤了黄兴、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成员，商讨成立领导中原地区反清民主革命的大同盟。8月20日下午，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葵町三番地坂本金弥家中召开。会上通过了《中国同盟会会章》，确定了中国同盟会的政治纲领，孙中山当选为同盟会总理，黄兴当选为执行部庶务。会上还通过了黄兴将宋教仁在东京都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作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提议。后因该杂志被日本政府封禁，改名为《民报》。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第一次将中国同盟会的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主，即“三民主义”。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和黄兴便积极在国内外各地建立和发展中国同盟会的地方组织。在中国国内设立东（上海市）、西（重庆市）、南（香港）、北（烟台市）、中（汉口）5个支部；海外设立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4个支部。在此后的几年中，同盟会相继在香港、布鲁塞尔、柏林、巴黎、新加坡、胡志明市（今越南胡志明市）、河内、仰光、曼谷、美国、加拿大建立了分会。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派更加广泛地全面开展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以革命派的《民报》与改良派的《新民从报》为主要阵地，同时有广州市、上海、天津市、香港以及新加坡、泰国、旧金山、加拿大等国外各地，双方的二十多种报刊参加了论战。从 1905 年起论战持续了数年之久。论战的内容，主要环绕着是拥满还是反满；是维护清政府，行君主立宪，还是推倒它，新创民主共和国；是革命会引起瓜分和内乱，还是用革命去消除内乱与瓜分。在这一系列问题上，革命派和改良派都是针锋相对的。通过这场激烈的论战，暴露了改良派的反动本质，揭穿了他们对革命的歪曲宣传，使许多人摆脱了改良派的影响，转向革命，为辛亥革命做了进一步的思想、舆论准备。
在和改良派论战的同时，孙中山还在国内外广泛联络华侨、会党和新建陆军，积极地筹划武装起义。1907年至 1911 年的四年中他连续组织和领导了八次武装起义。1907年3月，孙中山离开日本前往越南，在河内设立机关，就近策划广东省、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等省的起义。5 月组织了潮州黄冈起义，6 月组织了惠州七女湖起义，9 月组织了钦州市、廉州镇、防城起义，12 月组织了镇南关起义。在镇南关起义中，孙中山亲自据守炮台，与清军交战。此役失败后，他被迫离开越南，行前又派黄兴、黄明堂分别进入广西、云南等地运动；分别于1908年3月发动了了钦州马笃山起义和4月发动了云南河口起义。1910 年2月孙中山又派人策动了广州新军起义，虽然仍旧失败，但孙中山毫不气馁，随即召集党人会商于马来西亚槟岛，决心发动一次更大规模的起义。经过近半年的准备， 1911年4月27日，发动了广州黄花岗起义。这些武装起义虽然均告失败，但在政治和精神上都给了清政府以沉重打击，动员和鼓舞了广大人民群众，为辛亥武昌起义准备了条件。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军3天之内就占领了武汉三镇。10月12日，孙中山在得知革命军占领武昌后，决定在回国前通过外交努力，避免欧美列强对中国革命的军事干涉，并争取这些国家在政治上、财政上支持中国革命。但由于当时欧美各国对中国革命采取观望、敌视态度，孙中山历时1个多月的努力收效甚微。
11月24日，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一再催促下，从马赛启程回国；12月25日抵达上海市。四天后，在17省代表会议中被选举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以后的短短三个月内，颁布了三十多件有利于民主政治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法令，并在3月11日公布了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中国北方仍是清政府统治范围，全国存在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一方面投机革命的立宪党人、官僚、政客钻进了这个政权的内部进行破坏；另一方面清政府起用了袁世凯来绞杀革命。孙中山面临的迫切任务是要结束清朝帝制，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袁世凯得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支持。在南北议和会议上，革命党人被迫向袁世凯妥协了，双方代表约定，如果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由他担任民国大总统。1912年2月12日，清爱新觉罗·溥仪下诏退位。三天后，孙中山向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袁世凯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至北京，继任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辞职后，起初还总是对袁世凯抱有幻想。他于8月24日应邀到达北京与袁会商内政纲领时，为表示真诚合作，声明辞去正式大总统候选人，请袁于十年内练精兵百万，自己则以在野的身份，专力从事社会实业活动。9月，孙中山接受袁政府的任命，担任全国铁路督办，立志十年内修筑二十万里铁路。同年秋季，孙中山先后考察了华北、华中地区的北宁、津浦和胶济等铁路线；10月14日，回到上海市的孙中山正式成立了国铁集团，又设立了铁路督办办事处，进行统筹安排。期间，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孙中山当选为理事长。
此外，孙中山还主张发展钢铁业和制造业；提倡多办学校，培养大量人才。为此，他于1913年2月亲赴日本考察工业建设情况，争取日本在经济和技术上给予支持和帮助。孙中山偕同马君武、何天炯、戴季陶等，先后到达长崎市、东京、横滨市、名古屋市、京都、大阪、神户等地进行参观、访问。
1913年3月，国民党在第一次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绝对多数议席。正当宋教仁想借此出任内阁总理之时，在袁世凯的授意下，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在上海被刺杀。接着袁世凯于4月26日，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2500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用以扩充军队，对付中国国民党，镇压革命。孙中山得知宋教仁死讯后，于3月25日立即从日本长崎赶回上海市。回国后，孙中山立即召开国民党骨干会议，提出“先发制人”的手段，极力主张在南方各省组织讨袁军，进行“二次革命”；并宣布借款违法，揭露袁世凯企图通过借款发动反革命内战的阴谋。但由于事发突然，国民党的军事准备不足，孙中山武力讨袁的主张没有得到国民党上层领导人们的支持。
直到1913年6月，袁世凯下令解除国民党人担任的江西省、广东省、安徽三省都督的职务，南方诸省才发动武力讨袁。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誓师讨袁，讨袁的“二次革命”正式开始。在孙中山号召、指挥下，江苏省、安徽、广东、福建省、湖南省、四川省等省也相继宣布独立。但由于大多数省缺乏军事实力，且各省间没有统一的领导和部署，讨袁之战进展十分不顺。各省先后被北洋军攻陷，9月1日，讨袁军的最后据点南京失陷。“二次革命”宣告失败。孙中山被迫再次流亡日本。
1913年1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许多党员也避居日本。孙中山召集流亡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经过半年多的筹划，于1914年6月22日，召开了中华革命党第一次大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7月8日，中华革命党正式成立。孙中山接受失败教训，希望严密组织纪律，规定入党者都要按指印、立誓约，绝对服从总理。许多革命党人因反对这个规定而拒绝加入，党员最多时只有五百来人。中华革命党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中是比较坚决的力量，积极组织了一些小规模的武装斗争，曾经一次接一次点燃起反袁的烽火。
1915年5月，袁世凯接受日本提出的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之后，在12月12日，袁世凯宣布恢复帝制，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把民国五年改为“洪宪”元年，并准备于1916年元旦登基称帝。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种种罪行，呼吁“爱国之豪杰共图之”。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在云南省宣布独立，发动了讨伐袁世凯的“护国运动”。蔡锷、唐继尧、李烈钧组织护国军，兵分三路讨伐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打击下，北洋政府军队屡屡受挫。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5月，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再次号召全国进行反袁斗争，粉碎复辟，重建民国。6月6日，袁世凯黯然死去。在这期间，孙中山与原配卢慕贞离婚，于1915年10月在东京与宋庆龄结婚。
袁世凯死后，由美国支持的黎元洪继任总统，日本支持的段祺瑞担任国务总理。二人由于代表的外国势力不同，开始“府院之争”。黎元洪先是免去了段祺瑞总理职务；之后，段祺瑞又指使张勋复辟，其后又利用全国人民反对复辟的声势，赶跑张勋，再次当上总理。段祺瑞承袭袁世凯的政策，毁弃《临时约法》，拒绝召开国会。1917年7月，孙中山偕同部分国会议员率领起义的海军第一舰队由上海市去到广州市，联合“暂行自主”的西南桂、滇系军阀。8月25日至9月1日，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宣布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孙中山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9月10日，孙中山发布受任宣言和就职布告，揭起“护法”旗号。之后，孙中山通电国内外，揭露段祺瑞政府破坏约法、毁弃国会的罪行；并支持推动了粤、桂、湘三省组成联军。10月6日，联军与北洋军展开战，护法战争开始。当时西南局势又非常复杂和混乱，在美、英帝国主义操纵下，桂系首领陆荣廷与北方的直系军阀素有勾结，谋取私利。他们用各种手段打击护法运动，排挤孙中山，不容许他掌握武装力量。结果造成军政府有“政府”而无“军”的现象。1918年4月，桂军决定改组军政府，取消大元帅一长制，改为七总裁合议制，进一步剥夺了孙中山的职权。孙中山被迫于5月4日向国会非常会议辞去大元帅职务，于21日离开广州市前往上海市，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为了继续“护法”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一心想要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1919年10月，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继续担任总理。为了完成民主革命事业，孙中山决定从桂系军阀手中夺取广东省这块民主革命根据地。1920 年8月他命令自己培植起来的陈炯明部（时驻闽南地区）回粤讨伐桂系，驱逐了岑春煊、陆荣廷等桂系势力。同年 11 月25日，孙中山在粤省军民欢迎声中重返广州市。29日，孙中山重新组建军政府；拥护孙中山的国会议员也相继返粤，重新召开国会非常会议。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参众两院联合会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接着，撤销了军政府，孙中山于5月5日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
孙中山为了用武力打倒军阀，实现民主共和，遂决定北伐。但在此之前，为了解除北伐的后顾之忧，须先消灭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桂系残余势力。6月27日，孙中山命令粤、赣、滇、黔各军出兵讨伐陆廷荣，并任命陈炯明为“援桂”总司令，兵分三路攻袭桂军。短短三个月，出征军队就攻占了南宁市和桂军的最后据点龙州县，统一了两广。接着，孙中山决定乘胜出师北伐。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发动员令，命令各军分路出师北伐。北伐军由李烈钧率领第一路军攻取赣州市和鄂东，由许崇智率领第二路军联合湘军攻打武汉市。但留守广东省的陈炯明，受英、美帝国主义与直系军阀的策动，对他的命令，阳奉阴违，暗中牵制。孙中山被迫于 1922 年 4 月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韶关市，准备改道北伐。时北方直奉战起，孙中山照事先与奉系约定夹攻直系的计划，便于 5月中旬派军进入江西省。6月13日，北伐军攻占赣州；之后势如破竹，直逼省会南昌市。
正当形势一片大好之时，陈炯明在孙中山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市后，于6月16日清晨2时突然发动武装叛乱，炮轰总统府。孙中山于枪林弹雨中仓促脱险，午夜登上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附近的宝壁舰避难；第二天转登中山舰（后改名“中山”号），率各舰反击叛军，相持五十余日，至8月9日迫不得已始离开广州转赴上海市。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两次护法运动的失败，使孙中山认识到以军阀打倒军阀的老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寻找一条新的道路。早先，孙中山就向往俄罗斯的十月革命，认为这是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孙中山吕振羽列宁通过函电讨论东方革命问题，还准备派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去苏联学习。1920年，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会见了共产国际远东局派到中原地区来的第一个使者吴廷康，这是共产国际使者与孙中山的第一次会面。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在答复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的信中，介绍了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的政治情况，自己的艰难遭遇；并且希望了解苏联的政治、军事、教育等方面的经验。同年，共产国际代表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由列宁指派来到中国，同中国国民党总部建立了联系，并会见了孙中山。马林向孙中山提出了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两点建议：“第一，要进行中国革命，就要有好的政党，这个政党要联合各界人民，特别是工农大众。第二，要有革命的武装核心，要办军官学校。”孙中山十分赞同这两点建议。1922年3月，少共国际代表C·A·达林到达上海市，随即被任命为苏俄政府全权代表与孙中山谈判。4月27日他到达广州市，会见了孙中山；并在6月16日前，多次与孙中山会谈。孙中山向达林介绍了华南情形，并了解了苏联的情况及中国工农红军的规模、组织和政治教育等情况。
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第一次对于时局主张》，向人民指出，中国祸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并表明中国共产党愿与孙中山联合，提出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及其他革命团体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坚决斗争的具体主张。这给孙中山有利的帮助，使他对时局有了更清楚的认识。
1922年8月下旬，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西湖召开特别会议，作出了部分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8月14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后；25日，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再次会见了孙中山，向孙中山介绍了该决议，积极促成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还通过自己的党员给孙中山以积极影响，如李大钊就在这时由北京到上海和孙中山进行多次交谈，讨论了“振兴中国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种种问题”。孙中山对这种真诚的帮助感到非常兴奋和李大钊“畅谈不厌，几乎忘食”。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群众运动正在蓬勃地发展，尤其是工人运动已经形成为全国性的高潮。孙中山从展现在面前的工农群众运动中，受到了教育和启发，逐步觉察到工农阶级和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力量。于是，孙中山决心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同中国共产党合作。
1922年9月4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了研究改进国民党计划的首次会议，亨德利库斯·约瑟夫斯·弗朗西乌斯·玛丽·斯内夫利特应邀参加并讲话。会议一致赞同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并初步成立了改组工作的机构。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参与了研究国民党改组计划和草拟官言及党纲、党章。孙中山邀请李大钊等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增强国民党的进步力量。1923年1月，孙中山发表了《中国国民党宣言》，强调今后革命必须依靠民众力量。
1923年1月17日，经过马林、张继等人的斡旋，孙中山与苏俄政府派出的全权大使越飞在上海会见。他们先后晤谈多次，进一步商讨了改组中国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俄援助中国革命等问题。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签订了《孙文越飞宣言》，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宣言发表后，为避开反动派注意，孙中山又指派廖仲恺和苏俄代表越飞到日本去进行详细会谈。在此期间，孙中山还调动驻扎福建省的北伐军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再次在广州建立政权，就任陆海军大元帅。
1923年6月，中国共产党在广州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专门讨论并确定了和国民党建立统一战线的方针。会后，中国共产党为帮助国民党改组，特为发出了十三号通告，具体布置各地保证改组工作的顺利进行。8月16日，孙中山派出了蒋介石、沈定一、王登云和共产党人张太雷组成的“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军事、政治和党务，并洽谈苏联援助问题；还邀请苏联的政治、军事顾问来广州市，帮助进行革命工作。10月6日，苏联政府应邀派出驻广州常设代表米哈伊尔·鲍罗廷抵达广州，被孙中山聘请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具体指导和帮助国民党改组。
1924年1月20 日上午9时，以改组为中心内容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到会代表 165 人。出席此次会议的共产党人代表有24人，李大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五人主席团成员之一。几个审查委员会中，也都有共产党人积极参加工作。大会确立了孙中山提出的“联俄、容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并通过了新的国民党党纲、党章和改组国民党使之革命化和各项具体办法，选举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委员会。会后，各省市的国民党部也大部分都以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为骨干进行了改组。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该宣言是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由国民党员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及苏联顾问米哈伊尔·鲍罗廷、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员瞿秋白参与起草的。这个宣言的通过，使国共两党有了合作的共同纲领，因为这里所阐述的三民主义已经不是旧三民主义，而是与三大政策相结合的新三民主义了，即民族主义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对内反对民族压迫；民权主义主张普遍平等的民权，反对独裁专制；民生主义主张平均地权，节制资本。新三民主义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原则相符，因此它能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的政治基础。
在国民党一大开会期间，孙中山采纳苏联红军的经验，积极筹建“黄埔军校”（即黄埔军校）。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28日选定黄埔区为军校校址。2月7日任命邓演达等七人为军校筹备委员。一大结束后，在广州南堤设立军校筹备处。5月9日，任命廖仲恺为驻黄埔军校的国民党代表，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6月16日，黄埔军校开学。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任校长，自己兼任军校总理，聘请苏联顾问训练革命力量。黄埔军校在广州市办了四期，培养学生总计近5000人。黄埔军校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革命军事学校，它的设立为建立革命军队打下了基础；其培养的大批军事政治人才，在反帝反封建的伟业中建立了赫赫战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
与此同时，孙中山还注意改造旧有军队的工作。具体措施为：整顿军纪，限制扩充军队，取缔有名无实的军队番号，解散广州市内挂牌的各路司令，将未被核准的各种名目的部队予以整编。为了使这些旧有军队变成革命军，孙中山命令设立军事训练委员会，加强部队的军事和政治训练。并亲自对各军官兵讲演三民主义及救国救民的道理，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各军中都派去了党代表，设立政治部，对改造旧军队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孙中山在认清帝国主义是中国民主革命最主要的对象后，一再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同时在实际行动上也对帝国主义者予以坚决反击。孙中山收回“关余”就是反帝行动的一个突出表现。辛亥革命后，帝国主义者把“关余”1000万元交给护法军政府，但当孙中山重建革命政府时，他们拒绝广州政府提用。孙中山多次指示广州政府外交部对北京外交使团发出外交照会，但英、美、法、日、意、葡等国均置之不理。当广州政府要自行提取时，还调集20余艘军舰进行威胁。孙中山一方面严厉驳斥北京外交使团的谬论，指出“关余”是中国内政问题；另一方面一再通令担任总税务司的帝国主义者，如再违令，即另外委派官员接替其工作。同时，广州市各界也多次举行游行示威，坚决支持、拥护孙中山收回“关余”的严正主张。1924年4月1日，北京外交使团迫于各种压力，终于将粤海关“关余”拨付广州政府。
除了收回“关余”，平定商团叛乱，是孙中山又一次坚决的反帝斗争。广州商团原本是广东商人为自卫而组织的武装，后与英帝国主义勾结，成为了一支反革命别动队。他们擅自在广州成立全省商团联防总部，私自订购枪支、弹药，企图发动叛乱。1924年8月10日，广州革命政府的军舰截获了这批军火，并将其扣留。商团以此为借口，出动了2000余人，包围了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他们一方面加紧策划武装暴动，一方面煽动、逼迫商民罢市，动乱陆续蔓延到全省。8月28日，英帝国主义也派出9艘军舰，恫吓中国军舰。驻扎广州的滇系军阀和中国国民党右派也对革命政府和孙中山施压，要求发还扣缴枪械。同时，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军校学员及广大工农群众纷纷大力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行动。9月1日，孙中山发表了《为广州商团事件对外宣言》，谴责英帝国主义帮助反动商团，破坏中国革命的行为。10月10日，孙中山成立了镇压商团叛乱革命委员会，亲自担任会长。接着，孙中山命令解散广州商团机关并缴械；同时调动军队回广州乱。15日凌晨，孙中山调派军队对商团叛乱进行讨伐。仅仅数小时，将商团叛乱全部镇压。
平定商团叛乱后不久，1924年10月23日，在直奉战争鏖战正酣时，冯玉祥突然竖起反直旗帜，发动了北京政变，取得了北京中央的政权。冯玉祥等因受革命潮流影响，电邀孙中山北上，商讨和主持解决时局问题。为了迅速实现全国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决定接受冯玉祥的邀请，带病北上。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11月13日，孙中山偕宋庆龄乘“永丰”舰离开广东北上。到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后，改乘“春阳丸”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市。之后，孙中山取道日本，途经天津市到达北京。沿途，孙中山屡次发表反帝、反军阀，谋求全国统一的重要言论。
此时，北京已经成立了以段祺瑞为首的临时政府，冯玉祥一派受到排斥，力量薄弱，政局被奉皖两系军阀所操纵。孙中山面临的仍旧是那个“谋危民国者”的段祺瑞。12月6日，段祺瑞政府发表了致外国使团书，表示要尊重和各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于同月24日正式公布召开“善后会议”的决议，以此来解决国家大事，反对召开国民会议。孙中山在天津时肝病发作，但他仍然抱病于1924年12月31日抵达北京。
孙中山抵达北京后，拒绝与段祺瑞政府妥协，决定中国国民党不参加“善后会议”，并积极筹备召开国民会议。1925年3月1日，国民会议在北京举行，代表20个省120个委员会的200名代表出席，极力反对“善后会议”。
1925年3月初，孙中山的病情不断恶化。3月12日上午9时30分，孙中山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今张自忠路）5号住处然长逝，终年59岁。孙中山在弥留之际，于3月11日留下了三份遗嘱，分别是《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联遗书》。前两份由孙中山口授，汪精卫笔录；第三份由孙中山以英文口授，由陈友仁等笔录。
孙中山的逝世，引起了全国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的广泛深切哀悼。当时，北京中央公园（后改名中山公园）举行公祭，到孙中山灵前致祭的各界人民和外国友人，10日内就达70余万人。南京、广州市、上海市、香山等地也纷纷举行追悼大会；在孙中山战斗过的东京、横滨市、伦敦、纽约、巴黎、旧金山、新加坡等世界许多地方的华侨和国际友人，也先后举行追悼大会，悼念孙中山。1925年4月20日，孙中山遗体移往北京香山碧云寺，参加送灵的群众达到30万人。1929年6月1日，按照孙中山生前遗愿，孙中山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南麓墓地，称为“中山陵”。1929年，广州市民与旅居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募集资金300万银元，为孙中山在广州广东观音山国家森林公园（今越秀山）麓建造了纪念堂，即今广州中山纪念堂。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在19世纪末投身革命后逐步形成的革命思想。自1905年《\u003c民报\u003e发刊词》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后，孙中山又在1924年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三民主义区分为旧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旧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内容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旧三民主义没有明确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纲领，没有彻底的反封建的纲领，特别是没有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纲领。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后，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兴，孙中山从中吸取有益成分。从1922年起，孙中山对中国国民党逐步进行改组，并实行了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酝酿了新三民主义。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出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阐述了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包括两方面的意义：一是中国民族自求解放，二是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新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是反对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的民权主义。新三民主义的民生主义是反对地主资本家操纵国民生计的民生主义，两个原则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新三民主义是对旧三民主义的发展，并根本区别于旧三民主义，主要体现在：第一，新三民主义有了比较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第二，新三民主义对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理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他的思想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飞跃。
孙中山根据20世纪初年的中国实际，观察总结欧美近代史上所有政治法律制度的得失利弊，精心设想出来的最“完备”的民主共和国方案。孙中山提出：革命的目的是建立民国。实现它分三个时期：第一为军法之治，即地方行政有军政府总摄之，有步骤地扫除积弊。第二为约法之治，即军政府把地方自治权交给地方人民，由人民选举地方议会议员及地方行政官。第三为宪法之治，即在全国实行约法之治六年后，制定宪法，军政府解除兵权和行政权，由国民公举大总统，公举议员组织国会。学者孔庆明认为：孙中山全面总结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的经验，为建立一个完美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做了煞费苦心的设想。孙中山的这个设想虽然充满了各种矛盾和空想成分，但在思想成果上它是资产阶级民主制的比较彻底的、完备的理想化蓝图，他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在当时的最后总结。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新三民主义的灵魂。三民主义是原则和纲领，三大政策是途经、方法和手段。联俄是三大政策的发端。该政策的形成是孙中山在认清了帝国主义的本质后，认识到只有俄国才是中国革命的真诚朋友的结果。联共是三大政策的中心环节和核心。联俄必须联共，扶助农工也必须联共。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也是工农运动的领导者。扶助农工是三大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的工人运动出现了第一次高潮，而且各地的农民运动也开展起来。随着斗争的发展，孙中山越来越认识到工人和农民的作用和力量，在决定联俄联共的同时，也确定了依靠工农进行革命的方针。
孙中山有关“五权分立”一词的提出，最早见诸于1906年11月《设立考选权与纠察权以补救三权分立的弊病》一文。至1924年以后，孙中山正式确立“五权分立”的理论。即在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之外又加入考选权和纠察权（后改为检察权）。考选权就是设立独立机关，对各级官吏都进行考试，确定官吏的资格。纠察权就是设立独立机关，专管监督弹劾国家官吏的事。以五院制为中央政府，是为：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和检察院。由人民选举总统组织行政院；选举代议士组织立法院；由总统提名，立法院批准委任其他三院院长。五院都只对国民大会负责，国民大会专门负责修改宪法和制裁官吏的失职。考试院负责确定国民大会和五院职员及全国各级官吏的资格。学者王云飞认为：孙中山的“五权宪法”思想是近代历史上最科学的民族资产阶级革命的国体、政体理论。
孙中山对于地方自治，具体内容是：以一县为自治单位，县以下再分为乡村区域，受县领导。每县都颁布约法，规定人民的权利与义务，给予革命政府统治权，以三年为限，三年期满，则由人民选举县官，成为完全自治的团体。
孙中山对于中国文化问题，发表了许多很有价值的见解，阐明了他对中国固有文化、西方文化以及创建中国新文化的主张。孙中山很珍视自己民族的固有文化，以此为骄傲。他反对对自己的民族文化妄自菲薄，批评对民族文化抱虚无主义的态度；但他不是复古主义者，他称颂中国古代文化的成就，是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而不是陶醉于过去的成就，引到人们向后看。孙中山承认中国文化后来停滞，反对闭关自守，主张学习外国的长处。孙中山反对极端排外和极端崇外，他主张学习外国必须保持民族的独立地位，不能完全效仿欧美，照样去做，要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有所抉择。孙中山还认为：一个民族、国家的文化，既有传承性，又要随时代的发展而创新。对于新文化运动，孙中山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最有价值之事，革命的成功要依赖思想的变化。学者龚书铎认为：孙中山先生关于对待中西文化的思想是宝贵的历史遗产，今天仍有其时代价值，值得我们继承、发扬。
孙中山关于中国经济的设想，主要表现在他的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实业计划、建国大纲、钱币革命、十年国防计划书等著作中。他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出了四条原则：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除了这四个原则外，孙中山在民生主义中有一完整的体系；中心主旨是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提出经济建设要全国统筹、交通先行，重视铁路、海港、水系、轮船、公路、汽车等交通建设，把交通放在重要的领先地位。其后，既要利用外资，又要确保主权。孙中山认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财政困难，完全依靠自己，力有不及，应利用外资发展本国实业；并将控制权拿在自己手中，则有利而无弊。孙中山的经济思想的特色主要有：第一，以养民为目的；第二，以均富为原则；第三，以和平为方法；第四，以建设自由安全社会为理想。孙中山主张的经济制度是一种混合型的经济制度，其特色是：私有财产与公有财产并存；民营企业与国营企业并行；市场机能与政府调节并用。
在经历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深刻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和教训，历时3个月，写成《孙文学说》。在书中，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探索民国以来“人心涣散”“不图进取”“国事日非”的根源，是国人存在着“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传统思想。他认为，由于人们思想上的“知易行难”的错位认识，导致革命屡屡失败。在书中，孙中山用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进化等10件容易做到的事为依据；结合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经验及当时西方各国突飞猛进的情况，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知难行易。
孙中山提出了系统而完善的科学思想，并在发展科学方面有独特创见。孙中山科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面对近代中国落后的现实，倡导学习西方科学的必要性；第二个阶段是详细阐释科学的作用，增加国人对科学的兴趣。不仅如此，孙中山还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发展科学的基本举措：第一，普及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第二，积极倡导人才培养；第三，引进国外科技人才，加速人才成长。学者朱华认为：孙中山对于科学的提倡、科学作用的强调，以及中国社会必须通过发展科学才能实现近代化的真知灼见，不仅在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影响，而且为我们今天全面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现代化强国提供有益的启迪和借鉴。
孙中山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先以武力夺取政权，然后再发展教育的思想。他认为中原地区要富强，就必须大力发展学校教育。孙中山主张普及义务教育，重视职业教育、成人教育和女子教育。除此之外，他还重视思想平的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并且，他认为教育离不开教师，所以他非常注重提高教师素质，重视师范教育。学者江展鸿认为：孙中山的教育思想是丰富而完整的，是适应世界潮流，适合人民需要的，对今天的教育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孙中山虽不是军事专家，但在其一生的革命生涯中，多次策划革命起义，考虑如何建设国家、巩固国防，直接与军事专家往来使他形成了自己的军事思想。在孙中山的著述中，也有不少是发挥了他本人军事思想的，如：《同盟会革命方略》《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实业计划》《国防十年计划》《中国存亡问题》《军人精神教育》等。在对战争的认识方面，孙中山认为：战争的目的和本质是为民族的生存而战；为谋求人类和平而战；为消除革命的障碍而战；为抵抗帝国主义侵略而战。在国防方面，孙中山认为有四个重要目的：第一，免受各国兵力的侵略；第二，保障国家独立与民族生存；第三，实现三民主义，求得中华民族真正的自由平等；第四，维护世界和平，达到大同理想。对于治军方面，孙中山认为：革命军队不但要完成革命，更要保土卫国；军人不仅有必须的军事学识，更重要的是要知道革命的真理，拥护革命的事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最高理想。学者李鄂、林启彦认为：孙中山的军事思想内容充实、酷爱和平、深具远见。他的军事思想重防卫而反对侵略、精神与物质并重、政治与军事配合、国防与民生一体、外交与武力结合，是一套相当完整、系统的军事思想。
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是他一生革命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外交思想的基石是民众外交思想，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第二，通过自身的行动，来影响和自己接触的外国人士，赢得了许多国际友人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支持。第三，争取海外侨胞。对待帝国主义的策略思想构成了孙中山外交思想的核心。孙中山从联美英、亲日本发展到与共产党做朋友，联苏联，以俄为师，这一历史性的转变是他晚年外交思想发展的最光辉的精华。除此之外，孙中山外交思想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是关心和支持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孙中山把被压迫国家的反殖民斗争视为自己的事，一直给予极大的支持和关注。他认为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斗争是相互的，应该互相支持，联合起来反对压迫者。他还认为被压迫、被殖民的国家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很多相同的特点，因此他们的经验是可以互相借鉴的。学者张金鹏认为：孙中山的外交思想，植根于他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来源于他为中华民族独立所具有的愈挫愈勇、勇于修正错误的崇高品德，得力于他长期革命实践中对帝国主义本质的认识。
孙中山仅有59年的一生中，经历了中国民主革命的两个阶段——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初期。在前一阶段中，他领导建立了兴中会、同盟会，提出了三民主义，同保皇派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为中国革命民主派一面旗帜；并且领导和发动多次武装起义，结束了中国的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中华民国；之后，又领导了“二次革命”和“护法运动”，进行了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在后一阶段中，他接受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改组中国国民党，采取了“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把旧三民主义丰富、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实现了首次国共合作，促使中国革命走向新的高潮。
在近40年的革命斗争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为中国社会开拓了前进的道路。他是开辟中国进入现代化的先驱，是对中国现代化进行总体规划的开山祖。不仅如此，孙中山把自己从事和领导的革命，融入世界范围内的进步潮流，与整个世界政局的变化以及亚洲各民族的解放事业联系起来，不但使其思想和活动对亚洲民族解放运动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而且使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从此带有直接的世界意义。
孙中山提出了民族独立，和平外交政策，和平发展等思想，他强调世界不可分性，摒弃固步自封，主张必须开放又定要“走自己的路”，提出世界和平的前提应是中、日、美合作的战略远见，与亚、欧、美三大洲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友好人士保持密切交往。正因如此，孙中山获得了全球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层次国家的人们的广泛认同，被称为世界的公民、维护人道和促进人类进步的杰出战士，在世界上亦享有巨大的声誉，受到普遍的尊崇。
学者尚明轩认为：孙中山的一生，集中反映了一代中国人在最黑暗时代的奋斗历程；代表了整整一代先进分子为使国家摆脱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悲惨境遇，为实现中国现代化所做的不屈不挠的努力。
孙中山的著述颇多，如《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等，这些著述，在其逝世后多次被结集出版，各种文集、选集或全集、丛书等有80多种不同版本，1949年以来就有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2006年的11卷本《孙中山全集》，台北1965、1973、1985、1989年出版的《国父全集》等。有的著述被外国译为日、英、法、俄等文出版。
1905年10月20日，《民报》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第一次公开提出并阐述了“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从此，同盟会便有了一个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也向广大群众发出了进行民族民主革命的号召。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提出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正式阐述了新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与旧三民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第一，新三民主义有了比较完整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纲领；第二，新三民主义对旧的资产阶级世界革命，对旧三民主义建立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专政的理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孙中山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使他的思想实现了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的飞跃。
从1918年到1919年的一年多时间里，孙中山完成了《建国方略》的撰写，于1919年6月公开出版。《建国方略》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心理建设、物质建设和社会建设；分别对应《孙文学说》《实业计划》和《民权初步》。《孙文学说》是孙中山最重要的哲学代表作。书中体现了孙中山的哲学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第一，物质进化的自然观。孙中山认为世界的本质是物质，不是精神。第二，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孙中山通过探讨知行关系的问题，提出了“知难行易”的观点。第三，社会历史观——民生史观。孙中山认为“进化”是人类社会的基本规律。《实业计划》是一个以国家工业化为中心，使国家国民经济迅速实现现代化的大规模建设计划，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孙中山的经济建设思想。《民权初步》最早名称叫《会议通则》，是孙中山根据中国革命实际需要，参照西方同类著作编译而成，主要是有关集会议事的一些具体规则和程序设计。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简称《建国大纲》，是由孙中山起草，后提交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审议通过。《建国大纲》共25条，为实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基础，反映的主要是孙中山认为的国家能长治久安的道理和方案。
中国近代思想家、维新派代表人物梁启超评价孙中山：“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钦佩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历经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人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为个人目的。”
中华民国政治家、曾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熊希龄评价孙中山：““横览太平洋，宪法五权，补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所不足；纵谈新社会，民生主义，较卡尔·马克思为尤精。”
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民主人士柳亚子评价孙中山：“树弱小民族解放先声，列宁而还，公真继者；与帝国主义奋斗救世，斯人已往，谁其嗣之。”
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陈独秀评价孙中山：“我们没有了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四十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了！······是我们极大的损失。”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李大钊在挽联中评价孙中山：“四十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一色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
中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之一鲁迅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历史具在，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失败还是革命；中华民国成立之后，也没有满足过，没有安逸过，仍然继续着进向近于完全的革命工作。”“他是一个全体、永远的革命者，无论所做的哪一件，全都是革命。”
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家章太炎评价孙中山：“先生做事，抱奋斗精神，艰苦卓绝，确为吾党健者。”
中国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评价孙中山：“继往开来，道统直承孔子，吊民伐罪，功业并美列宁。”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国王评价孙中山：“他的哲学思想，在所有亚洲国家里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孙逸仙将属于全亚洲。”
印度尼西亚总统艾哈迈德·苏加诺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博士是历史上的一位伟大人物，他的功绩不仅播及中国人民，也播及全人类。”
印度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评价孙中山：“在我们心目中，他不仅是中国伟大领袖，也是为反殖民统治、争取独立和社会进步的一位伟大的亚洲人。”
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评价孙中山：“我们越南人民，深切崇敬孙中山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崇高道德。孙中山毕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活动，曾大大地鼓励了越南人民争取独立和自由的斗争。”
江泽民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是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和民族英雄，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在我国各族人民和一切爱国人士中享有崇高的威望。”
胡锦涛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的一生，是为近代中国的民族独立、民主自由、民生幸福而无私奉献的一生，是为实现国家统一、振兴中华而殚精竭虑的一生。······正是因为他对国家和人民作出了杰出贡献，孙中山先生始终在全中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始终受到全中国人民由衷的景仰。”
习近平评价孙中山：“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一生以革命为己任，立志救国救民，为中华民族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祖父：孙敬贤（1789-1850年），初有田产，家道中落后成为佃农。
祖母：黄氏（1792-1869年）。
父亲：孙达成（1813-1888年），16岁到澳门打工，做过裁缝、鞋匠，32岁返乡后靠租种田地过活。
母亲：杨氏（1828-1910年），杨胜辉之女。
孙眉（1854-1915年），字德彰。初为雇工，后靠在茂宜岛开垦荒地逐渐积累财富，遂开办商店、牧场，还兼营酿酒、伐木等业，经营规模日益扩大。成为当地富豪，被当地居民称为“茂宜王”（King of Maui）。
孙典，5岁殇。
孙妙茜（1863-1955年）。
孙金星，3岁殇。
孙秋绮（1871-1912年）。
卢慕贞（1867-1952年），商人卢耀显之女。1915年与孙中山协议离婚。1952年9月7日病逝于澳门，终年85岁。
宋庆龄，1893年1月27日生于上海市，早年赴美国留学。1915年与孙中山结婚后投身革命，参加了反军阀的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1981年5月15日，宋庆龄成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年5月16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称号。1981年5月29日，病逝于北京，终年88岁。
陈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孙家人称她为“南洋婆”。1874年9月23日生于香港特别行政区，1962年10月21日在香港逝世。
浅田春，1900年至1902年与孙中山共同生活，1902年7月去世。
大月薰，1902年与孙中山结婚，生有一女。1970年去世。
长子：孙科（1891-1973年），卢慕贞所生。先后求学于加利福尼亚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归国后历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府秘书、外交部秘书、广州市市长、广东治河督办等职；1925年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及军事委员会委员，后又历任国民政府交通、青年、铁道等部部长，立法院长、行政院长，官至国民政府副主席。1956年10月由美去台湾后任台湾“考试院长”等职，1973年因心脏病病逝于台北市，终年82岁。
长女：孙娫（1895-1913年），卢慕贞所生，18岁在澳门病故。
次女：孙婉（1896-1979年），卢慕贞所生，毕业于加利福尼亚大学。1914年与王纯焘结婚，生一女一子；与王离婚后与戴恩赛结婚，亦生有一女一子。1979年6月3日病逝于澳门。
三女：宫川富美子，大月薰于1906年所生。大月薰改嫁后被人收养。1990年病逝。
孙治平，孙科所生，1913年11月16日出生，先后毕业于上海圣约翰书院、美国加州大学。曾任民国“中央信托局”秘书。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总统府国策顾问”、台湾殿试公司副董事长、联合发展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等职。2006年4月6日病逝于香港特别行政区，享年93岁。
孙治强，孙科所生，1915年1月27日出生，先后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美国加州大学。2001年7月4日病逝于美国，享年87岁。
孙穗英，孙科所生，1922年1月16日出生于广州，先后毕业于美国卫里斯莱大学、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
孙穗华，孙科所生，1925年3月18日出生，先后毕业于美国史密斯大学、美国麻省理工大学。
孙穗芳，孙科所生，1936年3月出生于上海市，1967年移居美国夏威夷。现任孙逸仙和平教育基金会主席、夏威夷中国妇女慈善会会长以及香港孙中山文教福利基金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孙穗芬，孙科所生，1938年8月6日出生于上海，幼年曾被绑架，后移居美国。1986年出任美国驻广州总领事馆商务领事，1989年调任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商务领事，1992年任美国驻法国大使馆商务参赞。2011年1月29日，因车祸不治去世，终年73岁。
王弘之，孙婉与王伯秋所生。1919年4月10日出生，1942年毕业于沪江大学。新中国成立后长期从事语文教学工作，他先后在上海财经金融学校、上海财贸学校、上海银行学校任教。1980年7月参加民革后，当选民革上海市第七、八届委员，民革上海市委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等职。2006年6月24日在上海病逝，终年87岁。
戴永丰，孙婉与戴恩赛所生，1923年出生，1952年病逝于广州。
王纕蕙，孙婉与王伯秋所生。1916年7月19日出生，2004年2月9日在台湾去世，终年89岁。
戴成功，孙婉与戴恩赛所生，1922年出生，1991年4月9日病逝于澳门，终年69岁。
据说孙中山出生的时候，母亲杨太夫人梦见村庙的神像真武大帝来报梦所以生下孙中山后就给他起乳名“帝象”，并且认了北帝为“契爷”。9岁的时候，孙中山进村塾读书，老师给他起了一个学名“孙文”。也有人说这个名字是孙中山的父亲孙达成给取的。还有人说“孙文”这个名字是孙中山立志革命为自己取的，他认为古代有孙武，有兵法名垂后世，而自已则取名孙文，实行社会改革。孙中山一生在正式场合及公文、函电题词等地方使用的都是这个名字。孙中山与卢慕贞结婚的时候，按照传统的习惯起了一个字“德明”。此后孙中山和卢夫人及一些亲属通信时都使用这个名字。“孙中山”这个名字的由来，据说是在日本时，一次投宿旅馆登记姓名，孙中山为了掩饰身份，自己写下了“中山樵”，意为中国的山樵。“中山”的名字就由此而来。孙中山虽然使用过这么多的名字，但一般而言，在中国，人们都习惯称他为孙中山；而在日本，则统一称他为孙文；在欧美各国，就比较普遍称他为 Sun Yat-sen （孙逸仙）。
孙中山家有一个邻居，以做豆腐为生，人称“豆腐秀”。她有两个儿子十分顽皮，常常欺负村里的小孩。孙中山也被欺负过几次。一次，孙中山又被他们欺负，便拿着一块石头追到他们家；把他们家正在煮豆浆的锅砸了。“豆腐秀”两口子问明情况后，把两个儿子狠狠教训了一顿；孙中山的父母也赔偿了一口新锅给他们。之后，另一个比孙中山年纪大的村民辱骂孙中山的父母。孙中山气不过，与他争辩，进而动手；由于气力不济，被打到昏厥。被救醒后，孙中山也没有哭一声。由于有这样坚强不屈，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孙中山在村里便有了“石头仔”的外号。
孙中山的家乡翠亨村与当地的每个村子一样，有一座村庙和供奉的村神。翠亨村的村庙叫北极殿，供奉着真武大帝和金花娘娘。村民为了让自己的孩子得到北帝的保佑，都会给孩子取一个带有“帝”字的小名。孙中山也不例外，小名叫“帝象”。但当接受了西方教育的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翠亨村后，便想阻止村民迷信北帝。于是，与自己的好友陆皓东一同，当众损毁了北帝和金花娘娘的神像。他们的行为被村民认为是亵渎神灵，会给全村带来灾难。大家要求孙中山的父亲严惩孙中山。最后，孙中山只得被迫离开家乡，前往香港特别行政区求学，这场风波才得以平息。
孙中山在学习医科时期，在学号学堂规定的课程之外，还特别注重中国传统学问的学习。为此，他特意买了一套《二十四史》，在完成学业之余，仔细研读。同学们认为学业如此繁重，孙中山不可能有时间细读，这套《二十四史》就是摆设。但当同学们每每提问书中内容时，孙中山都能对答如流。同学们都很佩服孙中山，为了体现他的知识渊博，同学们都称他为“通天晓”。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期间，交游广泛，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陈少白、杨鹤龄、尤列三人。这时的孙中山不满现实，经常向人们宣传革命，其他人听后生怕惹火上身，都一走了之。唯有陈、杨、尤三人赞同孙中山的见解和主张。他们四人便常常聚在一起，抨击朝政、倡言革命。当时，敢于向统治者挑战、起义造反的人常被人称之为“寇”，孙中山等四人“四大寇”的名号便在同学和朋友中传开了。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常常会被犬养毅邀请到家中。一次，二人交谈中，犬养毅问孙中山最喜欢什么。孙中山说：“革命、女人和书。”犬养毅一边夸孙中山实话实说，一边也对惊讶于孙中山将对女人的喜爱放在书前面。孙中山听后，知道犬养毅误解了自己的意思，便说道：“我认为，女人与母亲是同义语。当妈妈把身上最富有营养的奶汁喂给孩子，当妻子把她真诚的爱献给了丈夫，他们的贡献是那么无私和高尚，这难道不值得爱吗？”
1912年1月1日晚，孙中山在南京总统府举行就任典礼，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夜宴结束后，孙中山亲自将各省代表送至总统府大堂阶沿。代表们纷纷请孙中山留步，孙中山说：“我是人民公仆，诸位是人民的代表，所以就是主人，我应当送你们到大堂台阶下。”当时国内外许多报纸，评价孙中山的行为体现了崇高的民主精神。
孙中山的生活一向十分俭朴。在上海期间，他家里平日好几个人用膳，但每天菜金也不过二、三元。一天上午，曾任政府总理的唐绍仪来访，不觉谈到中午。孙中山为了留他吃饭，特意让卫士到广东莱馆趣乐居买了一只卤水鸡回来。唐绍仪吃得很多，半顿饭功夫，就把鸡吃完了。他以为还会有其它佳肴陆续端来，便放下筷子等待。孙中山见他还在等待上菜，便说：“简慢得很，没有什么好的款待。”说完，转过头来问卫士：“还有什么菜吗?”卫士说：“厨房里只有咸鱼。”孙中山让卫士拿出咸鱼来让唐绍仪吃完了这顿饭。唐绍仪一边吃，一边说：“我大吃惯了，一只肥烧鹅，我可以一顿吃完。因此家里虽然也只是几个人，每餐菜钱便要十元呵!像孙先生这种生活，太寒苦了!”
中国男子的传统服装主要是长袍马褂，孙中山认为，这既不能表现当时中国人民奋发向上的斗争精神，又不适应日益加快的生活节奏。所以，在出任中国革命政府大元帅时，孙中山就着手传统男子服装的改革。他以当时南洋华侨中流行的“企领文装”为基样，在企领上加一条反领，代替西装衬衣的硬领；改三个暗袋为四个明袋，还在衣袋上加上软盖；并设计与之相配的裤子，便设计成现在的“中山装”。孙中山在服装改革中，坚持吸收中外服装的长处，并注意实用和符合国情。中山装的诞生是中国服装业的一个巨大革新，开创了中国男子服装的新潮流。
孙中山对革命烈士的遗属总是关怀备至。一次，孙中山需要支付革命烈士遗属的生活费，但手头没有款项，便写了张借条，派卫士去同乡唐绍仪开办的金星人寿保险公司借款。由于借款需要有实物担保，公司经理便打电话给孙中山以何为担保，孙中山便回答说：“以孙中山作抵押。”
1923年，讨伐陈炯明的战斗正在紧张进行中。孙中山命令胡汉民以大元帅的名义发出手令，到广州市政厅提款二十万元，作为军饷发给准备出征的讨伐陈炯明军。当胡汉民让人去提款时，但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孙科接到手令后，以没钱为由拒绝发款，并将手令撕得粉碎。直到中午，军队一直没有出发。由于军情紧急，孙中山了解了情况后，立即打电话大骂孙科，说他如果再延误就要撤掉他市长的职务。孙科被骂后，认为是胡汉民挑唆，便找到胡汉民大打出手。孙中山闻讯后，赶来夺过警卫的手枪，就要打孙科。孙科吓得落荒而逃。
辛亥革命胜利前，孙中山为革命奔走，无暇顾及自己的生日。辛亥革命胜利后，孙中山为了纠正一些人喜欢阿谀奉承的心理，更是不提生日的事。孙中山一生只过过两次生日，一次是在1917年，同志们以聚餐为由办了一桌酒菜，搬到孙中山的寓所。夫人宋庆龄和同志们都闭口不谈过生日的事，不行礼、不道贺。第二次是1924年，孙中山接受冯玉祥邀请，北上前夕。恰逢孙中山五十八岁寿辰，同志们借此机会给孙中山践行。在孙中山的一再嘱咐下，同志们只得备下微薄酒菜，给孙中山过了这个生日。
孙中山一生艰苦朴素、廉洁奉公、不谋私利。孙中山逝世后，给宋庆龄留下的全部遗产只有两千多本书、一所有五个房间的住宅和一些没用完的日用品。他在故乡翠亨村的故居是兄长孙眉出资建造的，其中的家具也是孙眉出钱购置的。他在上海的故居是华侨捐赠的，而且为了革命需要，先后被典当过三次，最后才被赎回。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第二天清晨，他交代侍卫队长郭汉章准备几匹马，要去南京紫金山打猎。当孙中山与郭汉章、胡汉民等来到山中一处时，孙中山对大家说，这里地势比明孝陵好，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要是自己死后能葬在这里就好了。1929年6月，国民党政府按照孙中山生前遗愿，将孙中山灵柩移至南京紫金山，当时孙中山所说之处安葬，就是现在的中山陵。
孙中山在其40年的革命活动中，足迹遍及四海寰宇，海内海外都留有他不知疲倦的身影。当今，中国及世界各地许多地方都以各种方式纪念孙中山，包括：陵墓、纪念馆、纪念公园、学校、道路，开展纪念活动，发行纪念邮票、纪念币等。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海内外孙中山纪念地约有 45 处。其中有一部分是中华民国就有的纪念场所，如中山陵、北京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纪念堂、广州中山纪念堂等。另一部分则是新中国成立后新辟或新建的，如南京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旧址、广东中山翠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北京中山堂、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等，以及中国台北中山纪念馆、日本神户孙中山纪念馆、新加坡晚晴楼——孙中山南洋纪念馆等。在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开始，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孙中山诞辰、忌辰逢十周年，都会举行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
中山市，原称香山县。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同年4月15日，广州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府决定，将香山县更名为中山县，以纪念孙中山。1983年12月，经国务院批准，中山县改为中山市（县级），属佛山市管辖。1988年1月，经国务院批复，中山市升格为地级市，直属广东省省管辖。
中山陵位于钟山中茅峰南麓，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陵墓，陵墓于1926年1月动工，1929年春主体建筑竣工，同年6月1日举行奉安大典。中山陵于1931年底全部建成。中山陵占地两千亩，平面呈“自由钟”形。陵寝建筑中轴对称，从牌坊、墓道、陵门、碑亭到祭堂、墓室平距700米，高差70米，有392级石阶和平台10个，全部用白色花岗岩和钢筋水泥构筑，覆以蓝色玻璃瓦。中山陵被列为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入选“首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
1929年，广州市市民与旅居美洲、南洋等地的华侨募集资金300万银元，为孙中山在广州观音山（今越秀山）麓建造了纪念堂，即今广州中山纪念堂。中山纪念堂于1929年1月动工，1931年11月建成。1956年，重铸的高5米的孙中山先生铜像屹立在纪念堂前。中山纪念堂位于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259号，是一座八角形建筑，采用钢架和钢筋混凝土混合结构，跨度达71米的建筑空间内不设一柱。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东省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
孙中山大元帅府纪念馆坐落在广州市珠江南岸，毗邻海珠桥，是依托1996年国务院公布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广州大元帅府旧址而建的纪念馆，现为广东省、广州市和海珠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广东省统一战线基地，广州市党员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海峡两岸交流基地交流点，是首批国家二级博物馆。
广州大元帅府旧址是全球现存孙中山与宋庆龄共同生活时间最长、规模最宏伟的旧址，其前身为兴建于1906年的广东士敏土厂，现存门楼、两栋中西合璧的外廊式建筑，2019年入选第四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名录。1997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保护利用，辟为纪念馆。馆内现设有“帅府复原”“捍卫共和 复兴中华——孙中山三次在广东省建立政权”“一个澳洲建筑师的中原地区情结”“帅府名人”等基本陈列。
北京孙中山纪念堂位于香山公园的碧云寺内。孙中山逝世后，灵柩停放于此。1929年，孙中山的灵柩安葬于南京中山陵后，这里辟为“孙中山纪念堂”。悬挂在门楣上的匾额是由宋庆龄亲笔所书的“孙中山纪念堂”六个大字。
中山公园地处北京市中心，东邻天安门，占地面积23.8公顷，是一座具有纪念性的古典坛庙园林。中山公园初称中央公园，是当时北京城内第一座公共园林。1925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在园内拜殿（今中山堂）停放灵柩，举行公祭。为纪念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1928年改名为中山公园。武汉中山公园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0年被评为首都文明单位；2002年被评为北京市第一批精品公园；2011年被评为AAAA级景区。
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南、北、西三面环山，东临珠江口，距中山市城区20公里，距广州市城区90公里，距澳门30公里，隔珠江口与深圳市、香港特别行政区相望。本馆成立于1956年，目前管理范围20万平方米，现为国家一级博物馆、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全国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全国文化先进集体、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纪念馆的主要设施有：孙中山纪念展示区、翠亨民居展示区、翠亨农耕展示区、杨殷、陆皓东纪念展示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区、中山故居公园、辛亥革命纪念公园、中山市民俗博物馆等。
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香山路7号。纪念馆整个馆区面积3500余平方米，主要包括上海孙中山故居、孙中山文物馆、临展厅三大展区。本馆现为国家二级博物馆、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上海市文明单位等。其中，上海孙中山故居于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南京总统府建筑群，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292号，迄今已有600多年历史。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这里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98年，江苏省人民政府决定在总统府旧址上筹建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今天的南京总统府占地面积约9万平方米，分三个参观区域：中区（中轴线）主要有国民政府、总统府及所属机构；西区有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办公室、秘书处、西花园、孙中山起居室以及参谋本部等；东区主要有“行政院”、陶林二公祠、马厩和东花园等。
孙文纪念公园坐落于中山市城区中轴线“兴中道”的南末端，与北末端的中山市人大政协办公楼遥相呼应。1996年11月，在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际，公园全面竣工并对外开放。公园占地7.5公顷，从花岗石砌成的平台拾级而上，经过牌坊、壁泉、华表等石雕装饰，三级平台之上，立着高 8.5 米重 16.3 吨的孙中山全身铜像，铜像面北向兴中道，双手拄杖向前凝视。铜像承台面积为 3500平方米。
中山纪念碑位于越秀区越秀公园内。纪念碑建在广州市老城区的中轴线上，与中山纪念堂形成了前堂后碑的雄伟气势。中山纪念碑建于1929年，由建筑师吕彦直先生设计。碑身用花岗岩砌成，高37米，外呈方形、尖顶。在石碑的正面有一块高约7米的花岗石，上面刻有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
台北市的中山纪念馆位于台北市忠孝东路、仁爱路、光复南路与逸仙路之间。该馆1964年筹建，1972年落成，是台湾建筑设计师王大闳的作品。该馆的平面是边长为100米的正方形，高度为30.4米，有14根银灰色大柱为黄色屋顶顶起翘角，像大鹏鸟展翼的形状。孙中山铜像位于纪念馆正堂的纪念大厅，铜像高约5.8米，加上底座高约8.9米，重约16.7吨；孙中山身着中山装，端坐于沙发之上。该铜像是雕塑家陈一帆的作品。
澳门国父纪念馆位于澳门文第士街1号。纪念馆是一幢三层五开间的西式建筑，1918年由孙中山胞兄孙眉筹资兴建，1930年重建。它外形优美，外围绕以矮墙，左侧辟一小花园，花园内矗立着一尊孙中山的全身铜像，上有“天下为公”4个大字。
辛亥革命纪念公园位于孙中山故里翠亨村，依靠中山纪念中学，与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和兰溪河为伴，占地面积月20亩。公园布置了23块高3米厚2米的巨型花岗石石，其中门前5块，公园内18块，旨在突出辛亥革命的历史厚重和悲壮。公园内18块巨石排成墙，名为“辛亥历史记忆墙”。上刻孙中山等人关于辛亥革命历史的日记、回忆录和诗词等26则。
逸仙水库位于中山市五桂山东麓、翠亨村西部，因地处孙中山家乡，故以孙中山的别号命名。水库于1956年11月15日破土动工，1965年3月竣工。水库集雨面积6平方千米，总库容625万立方米。在水库大坝交聚点的开阔地上，竖立着一尊孙中山半胸塑像。
中山大学（Sun Yat-sen University）位于中国广东省，由孙中山于1924年创办。孙中山在该校成立典礼上亲笔题写校训：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中山大学起初校名为国立广东大学。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第一中山大学。
中山纪念中学位于孙中山的故乡广东省中山市南朗街道翠亨村。该校由孙科秉承其父孙中山先生“谋建设培人才为富强根本”的遗愿而创办，现校名由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于1978年亲笔题写。校园占地面积850亩，建筑面积17万平方米，绿化面积占69%。1953年被教育部确定为广东省首批七所重点中学之一；1994年被确定为首批省一级学校；2013年3月被国务院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神户孙中山纪念馆位于日本神户垂水区东舞子町2028-61号。这是一座六角形三层楼建筑，原是旅日华侨吴锦堂先生的私人别墅。1965年，吴锦堂的孙子吴伯英将其捐赠给孙中山纪念馆筹委会。1982年，为了纪念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10周年，兵库县政府对其进行全面修复，并于1984年11月12日正式成立了孙中山纪念馆。现在，这里作为日本的孙中山研究、中日文化交流的场所，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孙中山南洋纪念馆坐落在新加坡大人路12号，原名“晚晴园”，原是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会所。晚晴园是近代中国革命在海外的重要基地。1996年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130周年之际，该园正式被命名为“晚晴园——孙中山南洋纪念馆”。
金山国父纪念馆坐落在旧金山，位于孙中山创办的刊物《少年中国晨报》的旧址。该馆面积约5500平方米，地下室为文物展览和展示室，一楼为会议室，二楼为“金山华侨文教服务中心”，三楼为办公区。
1989年2月26日，中国南极考察队在东南极建成了中山站。中山站以孙中山的名字命名，位于东南极大陆伊丽莎白公主拉斯曼丘陵的维斯托登半岛上，地处南极圈内，是进行南极海洋和大陆科学考察的理想区域。如今的中山站，经过历次南极考察队的扩建改造，已经成为我国在南极最大的常年科学考察站和内陆考察交通枢纽，也是我国南极昆仑站、泰山站的后勤保障大本营，现有各类大型建筑19座，建筑面积约8500平方米，并被纳入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序列。
从南京的中山码头到中山门，有一条宽阔的道路，这就是中山大道。它是以孙中山先生的名字命名。1928年8月12日动工，于1929年4月2日建成。中山大道以鼓楼、新街口两处地标为界，分为三段，依次命名为中山北路、中山路、中山东路。
新中国成立后，从1955年开始，除“文化大革命”时期外，孙中山诞辰、忌辰逢十周年，共产党和人民共和国都会举行规模不等的纪念活动。如：1955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30周年纪念大会；1956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1966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1985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60周年纪念大会；1986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20周年纪念大会；1995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逝世70周年纪念大会；1996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30周年纪念大会；2006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纪念大会；2016年举行的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纪念大会，等等。新中国时期对孙中山的纪念已经形成常例，成为大陆人民政治生活的常规构件。
“中山舰”原名“永丰舰”，它是以孙中山先生名字命名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代名舰。1910年由清政府向日本长崎三菱造船所订造。1912年6月建成下水。1913年加入中国海军。1922年6月孙中山先生登临该舰指挥平定陈炯明叛乱。1925年4月为纪念孙中山先生，将永丰舰易名为中山舰。1938年参加“武汉会战”，同年10月24日在抗击日军的战斗中被日机炸沉于长江金口水域。1997年打捞出水。2001年修复竣工。2008年5月陈列于武汉市中山舰博物馆舰体陈列厅。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自2016年10月12日起陆续发行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币一套。该套纪念币共3枚，其中金质纪念币1枚，银质纪念币1枚，铜合金纪念币1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金质纪念币和银质纪念币正面图案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并刊国名、年号。金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孙中山先生像，并刊“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和“1866-2016”字样及面额。银质纪念币背面图案为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并刊“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和“1866-2016”字样及面额。铜合金纪念币正面图案为广东省中山市翠亨村孙中山先生故居，其上方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左下方刊“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字样，下方刊“伍圆”及年号“2016”字样；背面图案为孙中山先生像，其上方刊“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和“1866-2016”字样。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邮政发行了多套以“孙中山诞生”为主题的纪念邮票。如：《孙中山诞生九十周年》《孙中山诞生一百周年》《孙中山诞生一百二十周年》《孙中山诞生140周年》《孙中山诞生一百五十周年》等。
2023年11月12日，由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创作的雕塑作品《孙文先生像》在日本福冈县北九州市安川敬一郎旧宅落成揭幕。中国驻福冈总领事律桂军在揭幕仪式上表示，202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5周年。孙中山先生110年后“重访”故地，并将永立此处，有利于促进日本社会各界对中日友好交往历史的了解，加深对中国艺术的理解，重温日本有识之士资助孙中山先生革命活动的故事，对于促进福冈县、北九州市对华交流，坚定中日友好信念，推动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构建新时代中日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