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淑琴(南京大屠杀亲历者和幸存者)

夏淑琴，女，1929年5月5日出生于中国南京，是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亲历者和幸存者。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中华门。夏淑琴一家9口人中7人被日军杀害，当时年仅8岁的夏淑琴身中3刀后昏死过去，幸免于难。至今身上仍然留有伤疤。1994年起，夏淑琴作为大屠杀幸存者出国参加证言集会，成为战后第一位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她坚持为历史真相奔走，以亲身经历揭露日军暴行。1998年，夏淑琴遭到日本右派作家的攻击，被污蔑为“假证人”。为维护个人名誉和历史真相，2000年，夏淑琴在南京起诉日本作家名誉侵权，2006年8月，玄武区法院宣判夏淑琴胜诉。开创了中国司法机关依据中国法律对发生在本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进行裁判的先河。此后，夏淑琴又遭被告反诉。2006年，夏淑琴赴日应诉并反诉，该案在日本历经四次庭审，夏淑琴全部胜诉。2012年，夏淑琴在日本东京、大阪、平安京等地参加“证言集会”，向当地民众讲述真实的历史。2014年12月13日，85岁的夏淑琴作为历史的证人和幸存者代表，参加南京大屠杀首个国家公祭仪式，并与习近平总书记一同为国家公祭鼎揭幕。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认为，夏淑琴的案件在中国国内审理，为中国人维护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权益开辟新途径。这项判决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新选择和机会，强化历史真相和受害者权益维护。该案也被评为2006年南京十大“最有影响力”案件。

人物经历

夏淑琴于1929年5月5日出生在南京，家中排行老三，一家租住在南京中华门内新路口5号，父亲名叫夏庭恩，母亲夏聂氏。夏庭恩靠做小生意维持生计，夏聂氏是家庭主妇，负责全家的日常事务。

1937年12月，侵华日军攻占南京时，夏淑琴一家有9口人。除了父母，夏淑琴有两个姐姐和两个妹妹，与外公聂佐成、外婆聂周氏共同生活。尽管生活艰苦，但家庭氛围温馨。

1937年12月初，日军逼近南京，中华门附近的枪炮声和炸弹爆炸声震耳欲聋。夏淑琴全家人每天都在惊恐不安中度过，他们有时就睡在家中的桌子底下，不敢生火做饭，怕引来日机的轰炸。12月12日，经过数天的战斗，日军占领中华门。

亲历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失陷。当天上午，一队约30人的日本兵持枪闯入夏淑琴所居住的新路口5号院，院里除了夏淑琴一家外，还有房主哈国栋一家。哈国栋在开门时被怀疑是中国士兵而遭到日军殴打和枪杀。夏淑琴的父亲夏庭恩目睹房主被暴打，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日军不要伤害院内无辜的人，但同样遭到枪杀。夏淑琴的母亲夏聂氏抱着1岁的女儿，躲在房间的桌子下，被日本兵强行拖出，1岁的女儿被摔死，夏聂氏被轮奸后刺死，并遭到极度羞辱。

随后，日本兵又发现了躲在隔壁房间里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为了保护外孙女，夏淑琴的外公外婆均遭到了枪杀。在杀死了两位老人之后，日本兵又轮奸了夏淑琴的大姐和二姐，将姐妹俩刺死后，又将一根木棍插入了夏淑芳的下体。这些暴行发生的时候，另一些日本兵也对院内的哈国栋一家进行残忍屠杀，哈国栋一家4口人，除了他年迈的母亲，连同哈国栋妻子腹中的孩子全部遇难。

8岁的夏淑琴躲在被子里大哭不止，被日兵刺三刀后晕倒。4岁的妹妹夏淑芸因躲藏而幸免。至此，夏淑琴一家9口人中的7人，哈国栋家4口人，总共11口人，连同尚未出生的孩子，全部惨死日军屠刀之下。

夏家的悲惨遭遇被当时南京市红十字会国际委员会主席约翰·马吉以一台16毫米摄影机记录下来，也被同在南京的德国人约翰·拉贝所著的《拉贝日记》所记载。这些记录使夏淑琴称为历史的见证人，同时也被作为证据用在战后南京审判日本战犯军事法庭上。

夏淑琴醒来后发现家中尸陈遍地，血流成河，亲人们都已离世，只剩下她和四岁的小妹妹。她们躲在满是死人的房间里，依靠一桶锅巴和凉水维持生命，度过了14天，直到两周后，被老人堂(慈善机构）的老太太解救。

重建生活

1938年1月，待局势稳定后，夏淑琴的舅舅聂光中赶到新路口5号院，只看到夏淑琴一家和哈家人的尸体，但没发现两个外甥女的尸体，于是他到处打听她们的下落，最终在老人堂找到她们，并将她们带到安全区内避难。

此后，夏淑琴便与舅舅一家一起生活。在舅舅家生活期间，夏淑琴主动分担家庭负担，协助舅舅做一些小生意。16岁开始在木屐巷的店内工作，19岁时到姨父家帮忙做家务和照顾孩子。

1954年，夏淑琴与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张鸿章结婚，1961年，夏淑琴参加工作，在中山陵园管理局果园队担任工人直到退休。工作期间，她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

1979年，夏淑琴的丈夫张鸿章去世，她一人独居。为了减轻家里经济负担，夏淑琴在紫金山景区内的南京美龄宫做保洁工作。

奔走发声

1983年，日本教科书事件发生，南京市政府成立南京大屠杀建馆立碑领导小组，工作人员找到夏淑琴并展开深入的调研，自此她开始接受媒体和学者们的采访，向大家讲述1937年的历史真相。

1994年8月6日至15日，应日本民间组织“铭心会”的邀请，当时已经65岁的夏淑琴踏上了赴日作证之路，成为战后第一个赴日控诉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幸存者。她参加了在东京、大阪等7个城市的和平集会，向日本民众详细描述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真相。

在这次行程中，一个场景令夏淑琴印象深刻：一名日本女性突然跪在她面前，向她表达谢罪之情。这让夏淑琴认识到，原来有这么多日本民众不了解历史真相。也坚定了夏淑琴“为历史作证”的决心。此后，夏淑琴一直致力于为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发声，为历史真相奔走。

维权胜诉

夏淑琴揭露南京大屠杀真相的行为引来日本右派分子的忌恨。1998年，日本右翼分子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分别在所著的书中篡改历史，污蔑夏淑琴为“假证人”。

2000年11月27日，夏淑琴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递交诉状，起诉两名日本作者和共同发行人日本展转社安尼普株式会社，要求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并赔偿损失。2004年11月23日，案件在玄武区法院庭审，但被告或其代理人均未出庭。

2005年11月，夏淑琴接到日本的传票和起诉书，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状告夏淑琴，要求法院确认夏淑琴在中国法院起诉的侵权事实不存在。2006年6月28日，77岁的夏淑琴赴日本出庭应诉。7月1日，夏淑琴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但原告突然申请撤诉。夏淑琴当庭反诉，控告对方名誉侵权。

2006年8月23日，经历了六年审理，南京玄武法院判决夏淑琴胜诉。

2007年11月2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判决夏淑琴胜诉。2008年5月21日下午，东京高等法院就夏淑琴名誉权案下达二审判决书，夏淑琴再次胜诉。2009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夏淑琴名誉权案作出了终审裁定，夏淑琴名誉权案在国内和日本法院均取得胜诉。

2012年12月16日，夏淑琴参加东京“纪念南京大屠杀75周年·2012年东京证言集会”，她讲述了亲历的家庭悲剧，证言触动听众。一位年近80岁的日本前历史教师表示，她会向年轻教师和朋友们传播这段历史，揭露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加害者角色，谴责那些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人。

2014年12月13日，在首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85岁的夏淑琴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代表，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一同为国家公祭鼎揭幕。夏淑琴被选为代表，不仅是因为她是77年前人间惨剧的见证者，她还因为在跨国诉讼中成功状告日本右派学者的名誉侵权行为，取得了珍贵的胜利。

2016年10月26日，夏淑琴及其家属赴美国洛杉矶参与了南加州大学犹太大屠杀基金会组织的“证言新维度”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采访和拍摄工作，记录和传播夏淑琴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证言。

人物事件

维权起因

1998年，日本亚细亚大学的教授东中野修道和日本自由史观会成员松村俊夫分别通过日本展转社出版了《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和《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两本书。在书中，夏淑琴等人被描述成了“假证人”，“只是被政府特意培育成那样”。作者更指夏淑琴是“故意编造事实，欺世盗名”，“其证词是某个人在某个时间里想像出来的”。

71岁的夏淑琴因东中野修道和松村俊夫的言论受到精神伤害，认为这是对其名誉权和人格尊严的侮辱。为此，中国人权发展基金会成立诉讼团，向夏淑琴提供人道上的支持。

国内起诉

2000年11月27日，夏淑琴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东中野修道、松村俊夫和日本展转社侵害其名誉权提起诉讼，要求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在中日两国主要报纸上公开向原告道歉，为其恢复名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八十万元人民币和承担所有诉讼费。

夏淑琴及其律师团在中国发起对日诉讼，此举开创先河。此前，中国民间对日诉讼主要在日本进行。夏淑琴律师团队认为，根据民诉法，中国公民对外国人和机构提起诉讼时，由侵权行为地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的实施地和侵权行为结果的发生地，因此夏淑琴有权在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2003年，经过最高法院的批准，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确定了夏淑琴案件的开庭日期，并通过外交途径将起诉书送达给被告。根据起诉书的规定，庭前证据交换的时间为2004年9月15日，庭审将于2004年11月23日和25日进行。

2004年9月15日、16日，夏淑琴诉日本学者及出版社的证据交换在南京玄武区人民法院进行。经过充足准备，夏淑琴一方搜集了两个大行李箱的证据，包括5组31份证据、摄影资料以及证人证言。在庭审中，原告方向法庭提交了约翰·马吉拍摄的影像资料，以及战后中国军事法庭指控日本战犯谷寿夫造成夏淑琴老人一家被残害等一系列历史档案。此外，还有夏淑琴的舅舅、妹妹等亲属及他们后代、当年新路口5号房主哈国良及其后代的档案和证词，证实了坐在原告席上的夏淑琴就是当年新路口5号惨剧幸存下来的那个8岁的小女孩。因为被告缺席，全部证据交换的时间不足一个小时。

2004年11月23日，该案在玄武区法院庭审，李大进律师和谈臻律师将作为出庭律师参与庭审，但被告或其代理人都未出庭。

2006年8月23日上午11时30分，这起经历了六年审理的案件终于在南京市玄武区法院进行了宣判，夏淑琴胜诉。

根据法院的判决，被告松村俊夫、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株式会社必须立即停止出版《南京大屠杀的大疑问》和《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并收回销毁已经出版的书籍。在判决生效之日起的三十天内，他们还需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的《人民日报》以及日本国内的《读卖新闻》等主要报纸的显著位置刊登向原告夏淑琴赔礼道歉的声明。此外，他们还需要一次性赔偿原告夏淑琴精神损害抚慰金共计160万元人民币。

赴日反诉

东京应诉

2005年11月，夏淑琴收到了来自日本的传票和起诉书。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在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夏淑琴提起了诉讼，要求法院确认夏淑琴在中国法院提起的侵权指控不存在事实依据。在中日律师团的建议下，2006年6月，夏淑琴在中国律师的陪同下前往日本应诉。

2006年7月1日，夏淑琴的诉讼案在东京地方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但原告东中野修道委托的代理律师在庭审中突然提出了撤诉申请。这让已经来到日本应诉的夏淑琴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跨国上诉

随后，夏淑琴当庭反诉，控告对方名誉侵权。要求日本法院判决东中野修道及展转出版社侵犯名誉权，在中日媒体上公开向她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失1200万日元，这是夏淑琴作为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第一次在异国上诉。

2007年11月1日，78岁的夏淑琴，启程前往日本出庭。11月2日下午，夏淑琴和她的律师团队手持“南京大屠杀不容否定”的横幅进入法庭。此时，已有20多位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志愿者自发地聚集在法庭外，他们有的散发传单，有的拉出“坚决反对否认南京大屠杀，东中野修道必须向夏淑琴谢罪”的条幅，以声援夏淑琴老人。其中，日本志愿者大谷猛夫坚定地表示：“夏淑琴绝对会胜利，历史是无法否认的。”

据夏淑琴的代理律师谈臻介绍，整个法庭形势呈现出一边倒的态势。被告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的社长均未出庭，只有各自的代理律师代表。夏淑琴则与十几位中外律师一同出庭。法庭内座无虚席，能容纳四五十人的法庭全坐满了，来听宣判的人多到需要抽签抽中才能进入。

2007年11月2日下午3点半，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对本案进行了一审宣判，确认被告东中野修道和展转社对夏淑琴构成了名誉权侵权，责令被告东中野修道、展转社向原告赔偿400万日元。

当法官宣布夏淑琴胜诉的时候，现场立刻响起了掌声和欢呼声。夏淑琴及其律师谈臻表示，对于这一判决结果，他们“基本满意”。法庭承认了侵权行为，幸存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了维护，因此他们原则上可以接受这一判决结果。然而，对于夏淑琴诉状中提出的被告道歉谢罪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并未支持。

对于这一判决，东中野修道、展转社向东京高等法院提出上诉。

2008年5月21号，东京高等法院就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夏淑琴名誉受损案作出二审判决，维持一审原判，认定被告方《南京大屠杀的彻底检证》一书作者和出版社侵害原告名誉和感情，判令赔偿原告400万日元，约合3.9万美元。

2009年2月5日，日本最高法院对夏淑琴名誉权案作出了终审裁定，夏淑琴名誉权胜诉。

历经近10年的诉讼，基于中国律师在南京诉讼时搜集的严密完备的证据，夏淑琴在日本的反诉经日本三级法院审理，均判东中野修道败诉。自此，夏淑琴状告日本右派作家及出版社损害名誉权案以夏淑琴的完胜告终。

人物关系

影响评价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原馆长朱成山表示，以往不论是南京大屠杀、日本细菌战的中国受害者，还是中国劳工受害者，他们起诉往往在日本进行，这给受害者的维权带来了很大困难。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民事起诉按照国际惯例是可以在中国进行的，夏淑琴的案件在中国国内进行审理，为中国人就二战期间的维权开辟了新的领域。这一意义重大的判决为其他受害者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和机会，使他们能够在中国国内追求公正和赔偿。这也有助于加强对历史真相的维护和对受害者权益的保护。

中国民法学研究会理事、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和新博士认为，无论是在中国还是日本提起民事诉讼，都无法改变被告行为的侵权本质。夏淑琴在一审中胜诉，再次证明了被告否认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实和南京大屠杀暴行的用心是无法得逞的。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研究学会副会长、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经盛鸿教授表示,夏淑琴案的审判结果，是继李秀英之后，南京大屠杀受害者的又一次胜利，是以法律的方式承认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在一定程度上伸张了正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