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3:48
孟彦弘，1966年生。祖籍山西襄垣县。曾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与首都师范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至今，现任研究员。主要成果有《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等。
孟彦弘，男，1966年6月生，山西省襄垣县人。1984至1991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91至1994年在北京师范学院（毕业时易名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学习，获历史学博士学位。1994年至今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现任研究员。
主要从事隋唐史、法制史、历史文献等研究。
《藩镇与唐五代政治》，历史所重点课题。
我考入大学时，文史专业虽然还没有很冷，但却也并不太热了。班里三十多位，第一志愿选择历史系的，只有三五位。我第一志愿填报历史系，是因为我高中时比较喜欢学历史课，特别是跟我的数学、外语相比，这门课的分数显然也要好一些，于是在班主任李永惠老师的建议下，为突出自己的专业喜好和专长，我填报了这门学科，没有想到，这成了我终身从事的专业。
我读大学的时代，是一个不大重视书本和学历而格为强调能力的时代，我所在学系的学风，似乎更重视理论而不大重视史料。但我们低年级学生听的几门功课中，讲授历史文选的王德元、史部目部学的何聪以及先秦两汉史的郑昌淦、隋唐史的沙知等先生，却很强调读书。王德元先生开列和介绍的有关文字训的参考书，何聪先生自编刻印的目录学的参考册，都引起我对学问的兴趣。特别是沙知先生，建议我们在上中国通史课时，将正史中的官志、食货志、地理志要随课翻阅、浏览一下，还指导我系统地阅读《资治通鉴》。虽然这些小学、史部的书，我完全没有真正读懂，但在这样的熏陶和指导，我对学业却有一窥门径的愿望。愿望虽然强烈，但在大三学年论文、大四毕业论文的写作中，仍然不具备研究的能力，甚至连论文题目都找不到（这说明自己并没有从读书中发现问题，即所谓读书得间）。经过硕士、博士阶段的训练和积累，似乎有入门之感，但在论文的撰著、史料的处理等方面，仍有很大不足。就中国古代史专业而言，学生对文史目录工具书和基本史料的了解，对官制、赋役、学术思想文化发展演变大势的了解，对研究史的梳理和把握，都是进入研究阶段所必备的学术基础和素养。这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三年的博士培养和训练，还是有些太短了；也许，五至八年更为合适吧。对研究而言，不少人虽已获得了博士学位，其实还是半成品；我想，我应该是这半成品中的一个。
历史所是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专业机构，有一定的规模，研究同一断代甚至同一专题的学者，几乎都可以找到同行。这就为同行间的学术交流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如果我学业有所进步，实在是要归功于历史所同仁间的学术切磋和学术交流，特别是青年历史学沙龙举办的近百次“中古史研讨会”的论文讨论，对自己的影响非常大。
历史研究，是要通过史料来认识和理解历史。对历史的理解和认识，又具有相当的实证性——在弄清楚具体史事的同时，要寻求变化的轨迹和其间横向的影响、联系，纵向的因果关系；联系要能搭起桥梁，变化要能发现转折。这些，都是在勾勒历史的具体变化过程中来加以揭示出来的。可以说，是“理在事中”，而不能“事外求理”。研究历史，我们是从后往前看，在研究之前即已知道了结局；只有作具体的分析，才可能避免被人讥为“在老牌的历史学家眼里，发生的都是必然的”。
比如，府兵制的实行，要以均田制为依托；均田制破坏，府兵制即不能维持。但是，府兵制到了唐朝崩坏时，并不是因均田制破坏所致，而是唐朝政府在新的军事形势下，主动调整兵制的结果，是政府主动放弃了身份性的府兵制。这是我在《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中特别加以论证的。再如，秦汉的法典，我们可以罗列出不同种类的法律条文，可以研究这些不同类型法律条文之间的关系，但秦汉的法典是如何发展演变到曹魏的法典的呢？我在《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中，正是要努力揭示其内在的逻辑演变的线索——律由可随时增减篇章的开放性体系，变为大致有固定篇章结构的封闭体系；同时，原来的律令混编渐变为令从律中剥离出来而成为单独编排的有特定内涵的另一类法典。这些结论未必能令人信服，但论论这些问题时，我是努力“在事中求理”的。
我对历史论著的评论比较感兴趣，但我的所谓评论，并不具有站得高、看得远，高瞻远瞩，揭示研究方法或指明研究方向的作用。我只是就事论事，指出我所认为的长处和不足。天下没有“没有缺点”的论著，有些缺点，是大家都能指出但却因于史料等原因，任何大师都难以避开的。所以，说总比做要容易，评论总比撰著要容易。不过，留意评议，对自省不无好处。
对一些中国史发展的大问题，我也曾有过一些思考，但大问题，论证很难（既不易证是，也不易证伪），流于空泛却极容易。《中国古代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就是想说，资本主义萌芽、中国何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等问题，可能是假问题；近代科学发展以前，四大发明对人类历史所起的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但也没有人问，何以欧洲没有出现这四大发明。传播、学习，也是人类进步的方式之一。关键是不能闭目塞听，拒绝学习。在历史研究中，“为什么没有发生”这样的问题，要谨慎，因为无法论证。
研究历史，有点像法医解剖；致人以死的原因，可以一一加以罗列，但我们要确定的，是具体这位死者是如何致命的。
研究文史的学者的生活，大致可以概括为读书、思考、表达。如果套用刘知几才学识的说法，读书是学，思考是识，表达是才。学而不思，则不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思而不学，则犹如搅绊机在空转。作为一名专业的研究者，既要将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也要当作事业，更重要的，这还是自己爱好和兴趣之所在。没有爱好和兴趣，难免会味如嚼蜡，颇感无聊；仅仅是工作，可能会为了完成工作量而写作，全然不顾无心得之作实际是垃圾（我们检索论著目录，就会知道绝大多数的所谓论著，在学术史上毫无意义）；作为事业，可能会精益求精，冥思苦想，反复修改，但也可能会因为所悬鹄的过高而写不出东西。我想，还是将三者结合起来考虑研究工作为妥。不要把自己太当回事，不要把学问太不当回事。
我虽年近半百，但学问的长进却远逊于年齿的增长。治学，即使入了门，肯定也没走多远——其实，我既无资格也无材料来支撑所谓的学术自传。倘若用一句话来概括我的前半生，则“购读无用书”，一语可尽。
《天圣令·关市令附捕亡令》（校勘整理），《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中华书局，2006年。
《中国古代官制概述》（李世愉、孟彦弘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3月。
《〈天圣令〉与唐宋制度研究》（合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唐前期的太子问题与及其政治后果——兼论安史叛乱之因果》，《原道》第2辑，团结出版社，1995。
《唐前期的兵制与边防》，《唐研究》第1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
《社会史研究议》，《史学理论研究》1998年2期。
《论唐代军队的地方化》，《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1集，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年。
《释“还民”》，《历史研究》2001年4期。
《五十年来中国大陆地区唐代兵制研究概观》，《中国史学》第11卷，2001年。
《中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过渡》，《史学理论研究》2002年4期。
《今本〈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原名”问题》，《宋代历史文化研究续集》，人民出版社，2003年。
《〈吏民田家〉所录田地与汉晋间的民屯形式》，《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2集，商务印书馆，2004年。
《张家山汉简所见的“财用钱”》，《吴简研究》第1辑，崇文书局，2004年。
《秦汉法典体系的演变》，《历史研究》2005年3期。
《释“事”》，《吴简研究》第2辑，崇文书局，2006年。
《唐代的驿、传送与转运》，《唐研究》第1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
《从〈具律〉到〈名例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学刊》第4集，商务印书馆，2007年。
《唐代“副过所”及过所的“副白”、“录白案记”辨释——兼论过所的意义》，《文史》2008年4期。
《吴简所见的“子弟”与孙吴的吏户制——兼论魏晋的以户为役之制》，《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4辑，2008年。
《唐代の“副过所”及び过所の“副白”、“录白案记”辨析——兼ねて过年の意义を论ず》，《东方学》第107辑，2009年1月。
《古书的书写格式》，《学林漫录》第17集，中华书局，2009年。
《潘光旦先生的阅史》，《二十四书品》2009年第4辑。
《唐前期における战争と兵制》，独著，远山一郎/丸山裕美子编《いくさの历史と文字文化》，东京：三弥井书店，2010年3月。
《“姑息”与“用兵”——唐代藩镇政策的确立及其实施》，《唐史论丛》第12辑，三秦出版社，2010年4月。
《〈太平御览〉所引“唐书”的辑校与研究——评吴玉贵〈唐书辑校〉》，《唐研究》16卷，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10年12月。
《明钞本《天圣令》的整理及唐令复原的得失——校录、复原的“清本”问题》，《二十四书品》2010年第3辑。
《再谈唐代过所的申请、勘验过程中的“副白”与“录白案记”》，《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2011年。
《肃宗灵武即位与李唐中兴》，《丝绸之路上的考古宗教与历史》，文物出版社，2011年。
《历史研究基础知识指要》，《社科大讲堂·史学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
《向达别传》，《纪念向达教授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2011年。
《何炳棣〈中国历代土地数字考实〉杂识》，《中国史研究》2001年1期。
《〈中国移民史〉的史料及史实问题》，《历史研究》2001年3期。
《评〈唐代朔方军研究〉》，《唐研究》第8卷，北大出版社，2002年。
《评〈唐代幕府制度研究〉》，《唐研究》第9卷，北大出版社，2003年。
《评〈剑桥中国隋唐史〉》，《燕京学报》新17期，北京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4年。
《抉发真相 探幽显微——读〈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中国图书评论》2005年5期。
《评于振波〈走马楼吴简初探〉》，《吴简研究》第2辑，2006年。
《〈中国史新论〉评介》，《中国史研究动态》，2011年5期。
《〈全唐文补编〉杂议》，《隋唐辽宋金元史论丛》第2辑，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1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