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9-25 13:32
《挺进报》，作为中共地下党重庆市委的机关刊物，在蒋管区秘密出版发行。人们至今还没有忘记这份小小的地下刊物。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1947年2月28日，中国国民党封闭了设在重庆市的中共四川省委和《新华日报》报社。3月5日，省委和《新华日报》的全体人员被迫撤回延安市；重庆的国民党出动军、警、宪、特进行全市性的，大规模的逮捕，重庆处在白色恐怖之中。
由于《新华日报》的撤离，重庆消息闭塞，谣言充斥，白色恐怖加剧，许多人感到苦闷焦虑，甚至悲观失望。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群众渴望了解解放战争的进展情况。《挺进报》就在这个背景下诞生了。
《挺进报》的前身叫《彷徨》，是一种由南方局四川省委领导下，在重庆市出版的“灰皮红心”的杂志，主要的编辑和有关工作人员有蒋一苇、刘熔铸、陈然（小说《红岩》成岗原型）、吴子见等。
省委和《新华日报》突然被迫撤走后，《彷徨》失去了领导，但几个同志决定继续按“灰皮红心”的方针办下去，隐蔽下来，以待时机，同时积极寻找党的关系。1947年4月，他们无意中收到一卷从香港特别行政区寄来的新华出版社编的《新华通讯稿》，上面报道了人民解放军在各个战场取得胜利的消息。他们极为兴奋，如获至宝。就把《新华通讯稿》摘编刻印成油印小报，在熟悉可靠的同志中传阅。以后每收到《新华通讯稿》，他们都有如此办理。这份没有取名的油印小报，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不胫而走，深受欢迎，引起了重庆市委的重视。
1947年7月，市委委员彭咏梧（小说《红岩》彭松涛原型）与刘熔铸接上了关系。市委根据当时的需要，决定以这份“无名小报”为基础，出版市委的地下机关报。并决定《彷徨》停刊，由蒋一苇、陈然、刘熔铸、吴子见几人分别负责地下机关报的出版工作，经他们商议，将这张小报定名为《挺进报》。先后由彭永梧、李维嘉领导《挺进报》的工作。
1947年11月，《挺进报》成立特支，由刘熔铸任书记，后刘调走，由陈然担任《挺进报》特支书记。
《挺进报》的“机关”就设在南岸野猫溪“中粮”公司机器厂修配车间，也就是陈然的家里。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子。楼下是车间，楼上住着陈然的母亲、妹妹、姐夫、保姆等一大家人。这里，地点偏僻，背靠山坡，三面有围墙，厂大门侧对江面，隔江远离市区，人员单纯。楼下车间七、八个工人，由陈然任该车间的管理员，平时全靠他在外接点机修活路，维持大家的生活，工人们都尊称他为“陈先生”。陈然也常常尽自已所能接济工人师傅们。《挺进报》的编、刻、印工作在这里进行，显然就比较合适。
1947年6月，《挺进报》的第二期编印工作在陈然的家里加紧进行；《挺进报》的工作室在楼上陈然住房傍边，原是一间堆放杂物的储藏室。蒋一苇的雕版工作是在白天进行，而陈然的印刷工作是在夜间进行，需要非常的隐蔽。陈然见房间的实木板壁有许多缝隙，就用一层厚纸糊住，关上窗户，挂上一床毯子，电灯用黑纸做了一个灯罩，就避免了因通宵开灯而引起人们的注意。为防敌人的搜查，陈然不用油印机，他采用一个简易安全的办法。他用图钉把刻好的腊纸一方钉牢在桌子上，用光滑打磨过的竹片代替滚筒，蘸上彩釉玻璃在腊纸上刮印，印完后烧掉了竹片，就可以不留下任何痕迹了。重庆市的7月，气温炎热。陈然戴着手套精心地印着腊纸，十几张下来，纸上就出现许多小麻点，已字迹模糊，难以辨认了。四张腊纸印完，才勉强凑足六十多份，远远没有达到市委要求的300多份，陈然心里一阵难过。一傍的老苇一面安慰他，一面重新刻写腊纸，直到重新刻三次，终于凑足200多份。第一期《挺进报》出版后，为了提高印刷质量，陈然在小屋里一遍又一遍的试验、改进。由于天气热腊纸易熔化，他跑遍市内各家文具店，买来不同牌号的腊纸、彩釉玻璃、纸张，反复的琢磨，试验。最后，他终于将一张腊纸印了一千份。1948年1月，陈然接到印毛主席《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文章，他连续工作了三个夜晚，才把毛主席的讲话印完。
《挺进报》的发行，最初采取“对内发行”为主。依靠党组织的地下交通传递或邮寄。它成为川东临委和重庆市委团结群众进行反蒋斗争的有力武器，在地下党和进步群众中享有很高威信。有的地区，如合川区、垫江县等地，还专门组织力量翻印再版。
1948年，《挺进报》特支，根据上级的指示，将发行方针改变为“对敌攻心”为主。内容除报导人民解放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外，还有针对性地增加了开导、警告敌人的内容。发表了《重庆市战犯特务调查委员会严重警告蒋方人员》、毛主席《论大反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等文章。
1948年4月初，由于叛徒的出卖，重庆市委的主要领导人相继被捕。1948年4月19日，陈然突然收到一封奇怪的信：“近日江水暴涨，闻君欲买舟东下，谨祝一帆风顺，沿途平安！彭云。”陈然不认识写信人的笔记，但他意识到这是地下党的报警信，要他迅速离开重庆市。他对姐姐（佩韦）说：“我的工作还没有谁来接替，我不能走。”他冷静而又气愤地说：“看来我们内部出了叛徒。叛徒比敌人更凶恶，更可恨！因为他知道我们地下党的一些情况。”陈然准备迅速和负责编刻《挺进报》的蒋一苇联系，商量后再定。就这样，陈然仍然坚守在岗位上。4月22日的傍晚六点多钟，陈然在家中被捕，后被关押在白公馆，于1949年10月28日牺牲在重庆大坪刑场。
1948年7月，一度停刊三个月的《挺进报》在重庆地下党的重新组织下又继续出版了，但为避免暴露，改为内部发行。
补充：当时，重庆市委领导的还有一个地下油印刊物叫《反攻》，它和《挺进报》有分工，《反攻》主要登政论性文章，《挺进报》主要登新闻消息，配小评论。从7月开始，一个礼拜，至多两个礼拜出一期，消息来源原来是靠香港特别行政区新华出版社寄来，但没有保证，以后就主要靠组织上提供的电讯稿了。当时收到的抄写的电讯稿中，经常有的只记了一半，下面括弧注明：“外面有人，暂停”。解放后才知道，这是成善谋烈士收听记录的新华社广播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