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16:02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是乔纳森·弗里德曼所著，2003年6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本书籍，探讨文化认同与全球化的关系。
本书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乔纳森·弗里德曼15年的研究结晶，系统
地阐述了全球人类学的基本思想。作者用全球体系的视角探讨了古地中海地区的变化，指出了历史惊人的相似性；比较了刚果人、日本阿伊努人和夏威夷人在与外部世界接触中如何塑造他们民族的认同或他们自己的认同，分析了人类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特别是人类学在当代的研究成果转向。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述独到深刻，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视角。乔纳森·弗里德曼是隆德大学社会人类学系的教授。1990年，他与斯考特．拉什合编了《现代性和认同》一书。
该书讨论全球体系及其塑造力的根源，作者集中关注的是社会存在的条仆在全球竞技场中被分配的方式以及这些条件在历史上的形成利再生产的过程。本书作者是美国著名人类学家，他的论述独到深刻，视角新颖为我们提供了分析当代社会和文化变化的一个新启示。
现代性研究译丛总序
中国古代思想中历来有“变”的智慧。《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斗转星移，王朝更迭，上下几千年，“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梁启超)照史家说法，“变”有三个级度：一日十年期的时尚之变；二曰百年期的缓慢渐变；第三种变化并不基于时间维度，通称“激变”或“剧烈脱节”。这种变化实为根本性的摇撼和震动，它动摇乃至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核心的信念和规范，怀疑或告别过去，以无可遏止的创新冲动奔向未来。倘使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之变，近代以来的社会文化变革也许正是这第三种。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降，随着西方列强船坚炮利叩开国门，现代性始遭遇中国。外患和内忧相交织，启蒙与救亡相纠结，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在朝向现代的道路上艰难探索，现代化既是一种激励人建构的想象，又是一个迂回反复漫长的过程。无疑，在中国，现代性仍是一个问题。
其实，现代性不只是现代中国的一个问题，在率先遭遇它的西方世界，它同样是一个难题。鸦片战争爆发后不久，法国诗人波德莱尔以预言家的口吻对现代性做了一个天才的描述：“现代性就是短暂、瞬间即逝、偶然”，是“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同时代的另一位法国诗人韩波，则铿锵有力地呼吁：“必须绝对地现代!”如果说波德莱尔是对现代性变动不居特性的说明的话，那么，韩波的吁请显然是一种立场和态度。成为现代的，就是指进入现代，不但是形形色色的民族国家和社会，而且是千千万万男女个体。于是，现代性便成为现代这个历史概念和现代化这个社会历史过程的总体性特征。
现代性问题虽然发轫于西方，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步履加快，它已跨越了民族国家的界限而成为一种世界现象。在中国思考现代性问题，有必要强调两点：一方面是保持清醒的“中国现代性问题意识”，另一方面又必须确立一个广阔的跨文化视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本着这种精神，我们从汗牛充栋的西方现代性研究的著述中，遴选一些重要篇什，编辑成系列丛书，意在为当前中国的现代性问题思考提供更为广阔的参照系，提供一个言说现代性问题更加深厚的语境。所选书目，大多涉及现代性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尤以80年代以来的代表性学者和论著为主，同时兼顾到西方学术界传统的欧陆和英美的地域性划分。
作为一个历史分期的概念，现代性标志了一种断裂或一个时期的当前性或现在性。它既是一个量的时间范畴，一个可以界划的时段，又是一个质的概念，亦即根据某种变化的特质来标识这一时段。由于时间总是延绵不断的，激变总是与渐变错综纠结，因而关于现代性起于何时或终于(如果有的话)何时，以及现代性的特质究竟是什么，这些都是悬而未决的难题。更由于后现代问题的出现，现代性与后现代性便不可避免地缠结在一起，显得尤为复杂。有人力主后现代是现代的初期阶段，有人坚信现代性是一个尚未完成的规划，还有人凸显现代与后现代的历史分期差异。然而，无论是主张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终结，还是后现代性是现代性的另一种形态，它都无法摆脱现代性这个关节点。
作为一个社会学概念，现代性总是和现代化过程密不可分，工业化、城市化、科层化、世俗化、市民社会、殖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族国家等历史进程，就是现代化的种种指标。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到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和文化的过程。世俗政治权力的确立和合法化，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工业化过程，传统社会秩序的衰落和社会的分化与分工，以及宗教的衰微与世俗文化的兴起，这些进程深刻地反映了现代社会的形成。诚然，现代性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毋宁说，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的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范畴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个中三昧，很是值得玩味。
作为一个心理学范畴，现代性不仅是再现了一个客观的历史巨变，而且也是无数“必须绝对地现代”的男男女女对这一巨变的特定体验。这是一种对时间与空间、自我与他者、生活的可能性与危难的体验。恰如波曼所言：成为现代的就是发现我们自己身处这样的境况中，它允诺我们自己和这个世界去经历冒险、强大、欢乐、成长和变化，但同时又可能摧毁我们所拥有、所知道和所是的一切。它把我们卷入这样一个巨大的漩涡之中，那儿有永恒的分4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裂和革新，抗争和矛盾，含混和痛楚。“成为现代就是成为这个世界的一部分，如卡尔·马克思所说，在那里，‘一切坚实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现代化把人变成为现代化的主体的同时，也在把他们变成现代化的对象。换言之，现代性赋予人们改变世界的力量的同时也在改变人自身。中国近代以来，我们多次遭遇现代性，反反复复地有过这样的深切体验：惶恐和向往、进步与倒退、激进与保守、激情与失望、理想与现实，种种矛盾体验塑造了我们对现代性的理解和判断。
现代性从西方到东方，从近代到当代，它是一个“家族相似的”开放概念，它是现代进程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诸层面的矛盾和冲突的焦点。在世纪之交，面对沧桑的历史和未定的将来，思考现代性，不仅是思考现在，也是思考历史，思考未来。
是为序。
周宪许钧
1999年9月26日于南京市
前言
第一章 迈向全球人类学
第二章 全球体系通史的与文化上的特性
第三章 文明周期与尚古论的历史
第四章人类学中文化概念的出现
第五章 文化、认同和世界性过程
第六章 全球体系的文化逻辑
第七章 全球化与地方化
第八章 历史和认同政治
第九章 风雅的政治经济学
第十章 自恋、寻根和后现代主义
第十一章 全球体系、全球化和现代性的参量
第十二章 全球体系中的秩序与失序
参考文献
人名译名对照表
索引
贯穿这本书的立场正好与上面描述的图景相反。在我看来，它不是一个稻草人的图像，尽管在这个简短的篇幅内我已经尽力淡化这种意思了。我感觉到，它是一个核心策略，在某种意义上，对当代社会现实的害怕正在支持着它；它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避风港，包含着对统治的欲望。最重要的是，我们探讨了我们所遭遇到的问题，而不是躲开它们，或者忽略它们，或把它们转变成知识消费中更美味可口的珍品。我感到有必要为一种视角辩护，在这种视角中，文明的伟大中心，作为全球系统的产物，很明显地总是倾向于崩溃，如果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将不足为奇。我们有必要从经济学的角度到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涉及全球体系的中心化和它们的分裂的那些过程。有必要探寻霸权的解体、新阶层的兴起和老的阶层的衰落、从原来的阶级中游离出来的过程、族群化和本土化等这些现象之间的联系，因为它们与国际化、新霸权的兴起和新的中心地区的出现相联系着。当然，世界性的音乐、世界性的食物之类现在都是这个过程的部分或一分子，但是，我们不应该只是集中关注这些而排除了同它们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的那些令人不愉快的现实。
几年来，对生产，特别是对消费过程的重新概念化一直在进行着，不再仅仅把它作为生计的物质方面。像其他人一样，沿着从物品是生活世界构造材料这一认识开始的讨论路线，我已经指出，它们可以进一步理解成白我观、社会认同的构成要素。从这个观点来看，认同实践包含着消费的，甚至是生产的实践。如果我们进一步假定全球历史的参照框架，就有可能查明，甚至能够解释认同的广泛的策略组合之间的差异，因此也能解释消费和生产的策略组合之间的差异，也能解释它们在时间上的转变。至少，总是地方性的认同的不同策略，正像它们被吸收的消费和生产形式一样，在互动中出现在全球舞台的程度，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在日益被用分裂、解体、无意义和文化混杂这些术语来描写的世界中力图找到整体性，如果不是错误的，也似乎是很困难的。不过，我已经试图对似乎是单一的全球转变的复合体的过程链进行定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就不存在地方结构，没有自主性的文化图式，但是，它们的和谐结合是借助于一个总谱发生的，这样的总谱其主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西方霸权的衰落，它在全球舞台的不同部分采用了不同的形式。现代性移向东方，将后现代性留在它的衰落中；当现代主义认同在西方日益变得无用时，宗教复兴、族群复苏、寻根和民族主义重新出现。在刻画这个时期的结构性混乱中，体系的边陲和边缘以我们所称作的第三和第四世界的复杂的结合方法做出了反应。在过渡时期，当个体不管他或她可能在哪里，出来拯救他或她自己时，我们所描述的不同形式可能被富有成效地还原成许多主要的文化策略，这些策略根据全球的特殊性，也根据地方的社会位置进行了区分和重新结合。这些是生活策略(lifestrategies)，是满足出现于全球体系中不同位置的欲望结构的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