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名的裘德(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

《无名的裘德》（英文：Jude the Obscure）是英国作家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1840-1928）的最后一部长篇小说，是其“威塞克斯小说”的代表。1894年，小说在《哈泼氏杂志》分期连载，第一期刊载时名为《傻角》（The Simpletons），第二期改为《胸次块垒涌》（Hearts Insurgent）。1895年全书出版时，定名为《无名的裘德》。

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展开，夹叙夹议，展现灵与肉的冲突和搏斗。主人公裘德·范立出身贫寒，从小信仰宗教，刻苦自学。他渴望前往基督寺求学，成为一名神学博士。在与艾拉白拉·邓的失败婚姻后，裘德又因建筑工人的身份被基督寺高等学府拒之门外。而后他与表妹，即“新女性”淑·布莱德赫相恋，两人祈愿挣脱传统婚姻制度对爱与人之天性的禁。然而，在丧子之痛、经济困境与舆论压迫之下，两人分道扬，回到各自不幸的婚姻中。最后，淑牺牲自我，裘德郁郁而终。

《无名的裘德》延续了托马斯·哈代“反思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的创作意图。刚出版时，小说受到舆论攻击，而后逐渐在文学史中逐渐得到认可。小说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教育、等级与婚姻制度和宗教问题，而且还有两性生活方式、妇女权利、破碎家庭、早熟儿童等与二十世纪相关的新课题。《无名的裘德》代表着现实主义文学的高度，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雏形，被誉为托马斯·哈代最好的长篇小说之一。

成书背景

时代背景

哈代所生活的维多利亚时代正处于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然而也充满困惑与危机感。资本主义机器化生产迅速发展起来，逐渐从工业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城市化与与工业化的进程大大加快，带来了巨大财富，也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经济危机频发、工人大批失业、贫富差距拉大、小农经济破产等。在乐观主义的外表下，社会矛盾日趋尖锐。

同时，达尔文主义兴起，人们重新认识自身作为“万物灵长”的身份，质疑宗教的合理性。英国国教的凝聚力逐渐减弱，新教派林立，福音派吸引小生产者，知识界兴起的“牛津运动”导致“高教派”与天主教影响的扩大，全社会经历着信仰危机。除此之外，世纪末的维多利亚时代维持着僵化保守的婚姻制度。人们将婚姻视为上帝的恩赐，认为婚姻双方对此应持感恩之心。自1870年提出的《已婚妇女财产法》几经扩大，制定明智合宜的离婚法却一直没有提上日程。

个人背景

哈代生长于英国多塞特郡的上博克汉普屯。他从小接受教育，阅读大量哲学与宗教作品，而后于1856年辍学，在建筑事务所当学徒。在此期间，托马斯·哈代结识了剑桥大学的古典学者莫尔，在其指导下阅读大量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作品，并开启文学写作生涯。建筑艺术深刻影响了哈代的文学创作，这一点在《无名的裘德》中得到深刻体现。

自1887年起，小说就有了札记。1888年英国下议院就中学教育和“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梯级”的问题展开辩论，借此托马斯·哈代开始构思一部短篇小说，讲述一位无法进入牛津大学的年轻人与他的挣扎、失败与自杀。1890年，哈代作了全书的计划，其中的一些情节由同年一个女人的死亡提供。学者猜测，这位死去的女人可能是玛丽·惠勒（Mary Wheeler），她因谋杀一位名叫弗兰克·霍格（Frank Hogg）的男子的妻儿而被处决。这桩案件在伦敦闹得沸沸扬扬，哈代恰巧了解此事。《时代杂志》报道称，玛丽与弗兰克的关系并非性爱，而是“在友情的基础上保持着亲密的同志关系”，这可能是《无名的裘德》中淑与裘德关系的原型。

1893-1894年，托马斯·哈代参与了西奈顿的教堂修复计划，担任建筑师与主管。这段经历与《无名的裘德》的写作时间交叠，也可能为裘德作为建筑工人的形象塑造提供了灵感。

内容情节

裘德·范立生长于英格兰南部的一个玛丽格伦村庄，帮老姑太太经营面包店。在老师理查·费劳孙的影响下，他渴望进入基督寺大学，成为神学博士。裘德在业余时间自学古典希腊语和拉丁语，钻研古典文学与宗教哲学。彼时天真的他被一位当地的姑娘艾拉白拉·邓诱惑，裘德逐渐松懈甚至放弃了自学；而后她通过假孕骗裘德结婚，婚姻失败后，艾拉白拉抛弃裘德，前往澳洲并重婚。裘德自杀未遂，随后前往基督寺，靠做建筑工人养活自己。

在基督寺，裘德进入高等学府的梦想被院长的回信打破。这时他爱上了表妹淑·布莱德赫。淑博览群书、质疑宗教、向往自由，是维多利亚“新女性”的代表。裘德把淑介绍给费劳孙先生；在得知裘德已婚后，淑受到刺激，同意了费劳孙的求婚。但结婚后，淑对传统的婚姻制度十分不满，且发现自己倾心于裘德。于是她请求费劳孙解除婚约，费劳孙尊重淑的选择并同意离婚。

淑与裘德同居，但并未结婚，因淑既不喜欢性，也憎恶婚姻制度。不久之后，艾拉白拉再次出现，让淑十分紧张。艾拉白拉在与裘德离婚后合法地嫁给了重婚的丈夫，淑也正式与费劳孙离婚。在这之后，艾拉白拉透露，她在澳洲时生下了裘德的孩子，并把这个孩子送给了裘德与淑抚养。孩子因少年老相，思想沉郁，被称作“小时光老头”。裘德与淑为他起名为小裘德。

多年后，裘德与淑有了两个孩子，第三个孩子即将降生。但两人因未婚同居、未婚生子而遭到社会排斥。裘德被解雇，全家被迫四处游荡，辗转于威塞克斯德各座城镇，最终回到了基督寺。“小时光老头”不喜基督寺，在与淑的对话后，他认为孩子是父母的累赘，是家庭困境的根源。第二天早上，他谋杀了淑与裘德的两个孩子，然后上吊自杀。淑悲痛欲绝，她与裘德的第三个孩子也不幸胎死腹中。

孩子死后，淑自责不已，她相信孩子们的死是上天对她和裘德关系的报应。艾拉白拉丧夫后回到基督寺，发现了裘德与淑丧子的事，将此转告费劳孙。于是，淑选择与费劳孙恢复婚姻，过上苦行般的宗教生活。许久之后，淑与裘德再见面，难舍旧情，亲吻对方。为此淑愧疚万分，选择与费劳孙发生性关系来惩罚自己。裘德万分崩溃，被艾拉白拉灌醉后，迫于舆论压力，他与艾拉白拉再婚。

最终，裘德在爱情和事业上的抱负都失败了，身患重病，死在了基督寺，年仅三十岁。艾拉白拉并未对裘德的死感到悲伤，而是继续寻欢作乐。而淑在婚姻生活中已经变得古板而疲惫。

人物角色

裘德·范立（Jude Fawley）

裘德从小父母双亡，生长于玛丽格伦的老姑太太家。他起初是乡村面包店小厮，后为石匠学徒，在艰苦劳作之余刻苦钻研古典文学与宗教哲学，渴望进入“学者之城”基督寺，成为神学博士。而裘德却因建筑工人的身份被排除在高等学府门外，事业无望；同时裘德处在灵与肉的冲突之中，主要体现于他与淑之间“心灵相感相通”的关系以及与艾拉白拉之间纯肉体的关系。最终，裘德在事业与爱情上皆无所得，在社会陈规的压制之下，年仅三十便郁郁而终。

有学者认为《无名的裘德》具有自传色彩，认为青少年时期的裘德与托马斯·哈代有相似之处——出身于乡村、做建筑学徒、信仰基督教等；认为裘德的爱情与婚姻悲剧，则是哈代婚前与表亲特莱芬娜·斯巴克斯和他晚年与几位社交界女士感情纠葛，以及他与第一位太太爱玛不幸婚姻生活的折射。但哈代否认这一点，并坚称在他所有的长篇小说中，《无名的裘德》与自己的一生联系最少。

淑·布莱德赫（Sue Bridehead）

淑是裘德的表妹，是维多利亚时代“新女性”的代表。她知识丰富、精神解放、感觉敏锐，仰慕吉本、雪莱、穆勒等人的先进思想，嘲笑裘德的宗教信仰，具有强烈的反传统精神。淑也敢于行动，主动争取自由独立的生活。因晚归被师范学校处罚，她渡河到裘德的住所，而后选择退学；困于无爱的婚姻时，她敢于跳窗逃离，挣脱传统观念与契约的束缚。

尽管如此，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男权社会中，淑的反抗始终是受限的。哈代形容淑处在“紧张状态”。她无法摆脱社会的规约与压制，在争取自由的过程中不时地感到迷惘或选择妥协。最终她选择皈依宗教，回到传统婚姻的囚笼，成为社会的牺牲品。

艾拉白拉·邓（Arabella Donn）

艾拉白拉体态丰满，粗野且善于耍手腕，如一只“结实肉感的母兽”。小说中，艾拉白拉是欲望的象征——初见时，她将猪的性器扔向裘德，而后通过性引诱与假孕诱骗裘德与她缔结婚约。同时，艾拉白拉非常讲求实际，这与裘德和淑形成鲜明对照，也让她在恶劣的社会环境中得以幸存。

裘德与艾拉白拉的婚姻以《旧约·士师记》中参孙与大利拉的婚姻为原型。小说中多次出现参孙与大利拉，暗示裘德与艾拉白拉的关系，也暗示了裘德因社会压制与性格弱点，在灵与肉的矛盾中必将走向自我毁灭的悲剧结局。

理查·费劳孙（Richard Phillotson）

费劳孙是裘德少年时期的老师，让裘德萌生对宗教的信仰和对基督寺产生向往。彼时他为裘德寄来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文法书，裘德得以开启刻苦自学的道路。起初他也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希望在教会或文学上有所建树，但若干年后他仍然像过去一样在小学教书，不再有崇高的追求，而是转向研究古迹。裘德的悲剧是在步费劳孙的后尘，他们都是社会环境的束缚和压制之下的不幸者。

裘德在基督寺后与费劳孙再遇，将淑介绍给他后，费劳孙对于裘德便具有了两重身份：不仅是教育的引路人，也是爱情四角恋中的对手。

“小时光老头”（"Little Father Time"）

“小时光老头”是裘德与艾拉白拉的儿子，生于澳大利亚，后回到英国，由裘德与淑抚养。他长得像个老头，总是若有所思，有着超乎幼小年纪的智慧，因此得名。“小时光老头”让《无名的裘德》从现实主义转向一部寓言，因为他“带有如此之多的、跟抽象的语言语域相关的显著特征”。

“小时光老头”可看作裘德一生的缩影，他将裘德身上的悲观发挥到极致，成为一个厌世者。在本该对人生充满天真与好奇的时候，“小时光老头”就认识到人生的种种可怕。他认为孩子的出生是“累赘”，因此将裘德与淑的孩子吊死，而后自杀。小说在此之后急转直下，走向悲剧的结局。

主题思想

批判宗教

托马斯·哈代在青少年时期受家庭熏陶，虔诚信仰基督教。后来哈代受查尔斯·达尔文进化论影响，进而对宗教产生怀疑，进而展开批判。在哈代看来，主张信仰的连续性是一种误导性和强制性企图，扭曲人性，束缚人们的生活。《无名的裘德》对传统的宗教信仰与人们观念中“仁慈的雅威”展开批判，否定神对人的支配力量，认为上帝并非救世主。

裘德早年虔诚信教、谋求神学博士之位，后因欲望与情爱放弃信仰，在求学、爱情、婚姻的失败中郁郁而终的生命历程，揭示出宗教已不再出自人们内心的虔诚，而是改变境遇的敲门砖与徒具空壳的伪善教条。

批判婚姻制度

维多利亚时代的婚姻观与宗教捆绑，婚姻被视为上帝赐予有德行的人的奖励。托马斯·哈代反对当时僵化的婚姻制度。在《无名的裘德》中，通过展现裘德与艾拉白拉、淑与费劳孙的失败婚姻，哈代表达自己的婚姻观，即婚姻应建立在爱情的基础上，不应阻碍人之本性，无爱的婚姻应被终止。

在小说中，裘德与淑追求彼此情感的一致、人格的独立。最终两人迫于舆论压力、社会敌视与经济困境而放弃爱情，回到无爱的婚姻。二人的悲剧性结局展现了人的自然天性与婚约形式，乃至文明习俗之间的对立。借此，哈代对彼时的婚姻制度展开批判，揭示其实用主义与利己主义的本质。

1912年托马斯·哈代在《无名的裘德》跋文中写道，婚姻主题是构成悲剧故事的良好基础，具有极大的普遍意义。通过书写婚姻悲剧、批判婚姻制度，哈代在其中寄予了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卡塔西斯”的意涵，即悲剧对人心灵的净化作用。

揭示阶级区隔

《无名的裘德》是哈代对破产的威塞克斯农民的出路与命运的继续探索。小说以城市背景代替农村与田园，第一次描写城市中现代工人的坎坷境遇，揭示了工人阶级与城市资产阶级之间难以跨越的阶级区隔。

裘德把基督寺视为实现高等教育的梦想之地，却因其建筑工人的阶级身份被剥夺了机会。与大学之间隔着的一堵墙暗示着无法跨越的阶级鸿沟，让裘德意识到自己是“住在市区边界上的劳苦大众”，被排除在城市主体之外，被剥夺文化教育权利，无法获取文化资本；随后，裘德在淑的影响下实现觉醒，质疑资产阶级的教育、婚姻与宗教制度。然而淑与裘德分道扬镳的结局表明了维多利亚新女性的艰难境况，暗示阶级与性别区隔难以破除。

在小说题目中，托马斯·哈代给裘德的后置定语“无名的”，也暗示了一个高度物质化的意识形态与社会必将使其中的人丧失主体性。

探讨现代主题

裘德与淑是二十世纪现代人的雏形。小说中多次出现“现代”（modern）一词，不局限于对不合理的社会环境的批判，而是进一步探讨两性生活方式、妇女权利、破碎家庭、早熟儿童等与二十世纪相关的新课题，具有现代主义文学的雏形。此外，《无名的裘德》展现裘德在灵与肉、精神与物质的的矛盾，以及淑作为“新女性”的反叛与觉醒。托马斯·哈代借裘德之口说出两人悲剧性结局的成因：“我们的看法，早了五十年”。

在辛辣的社会批判之外，哈代受到阿图尔·叔本华、哈特曼所主张的超自然的内在意志力哲学思想的影响，把他小说人物的悲剧归因为“冥冥之中的一种超自然力量”，而且“这种超自然力的行动往往是盲目的，并往往以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一倾向在《无名的裘德》中得以体现，让小说具有从十九世纪传统现实主义向现代派小说过渡的特征。通过裘德与淑曲折的生命历程，暗示了一般人无力把握现代精神的含义，人类也就成为了这股力量玩弄的对象。

另外，托马斯·哈代对人物心理的处理较传统的心理描写与乔治·艾略特式的心理分析更进一步。在《无名的裘德》中，淑与裘德更注重对精神更高层次的追求，即发展和实现自我。小说着重分析对现代化社会压抑下人物的心理与精神，展现人的自然天性与文明习俗之间的对立，探讨“文明及其不满”的命题。

艺术特色

地方色彩

《无名的裘德》呈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local colors）与地域性（regionalism），是哈代“威塞克斯小说”的代表。哈代所表现的“地方”，指以他故乡多塞特郡及其周边的哈代故乡为中心的英格兰西南部一带地区，北起泰晤士河，南至英吉利海峡，东以海灵岛至温莎一线为界，西达康尼什海岸，恰相当于英格兰中古威塞克斯王国的版图。

小说以空间为线索搭建起叙述架构，体现于目录中——“玛丽格林”，坐落于和北威塞克斯的丘陵相连的高原中间的山坳；“基督寺”和威塞克斯只隔着泰晤士河，影射的是牛津郡；“梅勒寨”处于中威塞克斯，影射的是威尔特郡的首城索尔兹伯里队；“沙氏屯”在南威塞克斯，影射沙夫氏堡；“奥尔布里坎”在北威塞克斯，影射伯克郡的郡城莱丁。与其他“威塞克斯小说”不同的是，《无名的裘德》不再以工笔重彩的风格展现威塞克斯的自然风貌、或编织曲折的故事情节，而是以朴实老练的手法叙述裘德的心理追求与现实生活，以及传统农村社会在工业文明侵袭下的逐渐消亡。

同时，托马斯·哈代认为“虽然表面看来，这些人的思想感情都带有地方色彩，而实际上却四海皆然”。《无名的裘德》作为“威塞克斯小说”的代表，蕴含“十分丰富的人类本性”与世界色彩。

反成长

裘德的命运发展符合成长小说的原型模式，即“天真—诱惑—出走—考验—迷惘—顿悟—失去天真—认识人生和自我”。然而《无名的裘德》淡化了传统成长小说的浪漫色彩，通过展现裘德奋斗-覆灭的主调，揭露现实残酷、批判社会制度，因而具有“反成长小说”的特征。在小说中，裘德与淑以反成长的姿态拒绝认同社会的陈规，最终仍被社会侵蚀与压迫。借此，托马斯·哈代对维多利亚王朝虚伪的乐观主义展开批判，展现出真实的社会图景。

戏剧性

《无名的裘德》注重整体构思的匀称。裘德一生活动的六个主要场景（其中基督寺是二度出现），如剧本的分幕，简洁而规整地呈现了情节的起承转合。哈代认为，在结构上，小说及其戏剧性的精妙之处在于“把不平凡的事物同永恒的和普遍的事物处理得恰到好处。”秉持着“反映人生、暴露人生、批判人生”的创作理念，《无名的裘德》展现出鲜明的戏剧性，将人与环境的磨合与冲突以及在此过程中命运的完成充分表现，这也是托马斯·哈代区别于其他写实小说家的最显著特色之一。

细腻的心理处理

《无名的裘德》“只企图把那种会紧随人类最强烈的恋爱之后而来的悔恨和愁烦、讪笑和灾难，直率坦白地加以处理；把一场用古代耶稣门徒拼却一切的精神对灵和肉作的生死斗争，毫不文饰地加以叙说。”在小说中，哈代大量使用“自由直接引语”。人物的内心话语未经任何中介，无引号或引述句，直接对外显现，展现了人物的深层心理活动与潜意识。如裘德在获得费劳孙赠与的文法书时，小说写道：“这就是拉丁文和希腊文了！现在摆在眼前了！他原先想的有多天真啊！他原先认为手到擒来的赏心乐事，现在却变成和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苦工一样的东西了。”裘德的心理活动与小说叙事融为一体，直接呈现于读者眼前，可见可闻。

哲理性

托马斯·哈代认为，一部小说“是一种印象，不是一场争论”，而通向真正的人生哲学的道路，在于“把偶然和变化强加于我们的生活现象的各种各样的解释谦逊地记录下来”。在《无名的裘德》中，哈代让裘德与淑的谈吐有着《圣经》一般的庄严和崇高。相较于审视对方的感情，他们更渴望探索人生及其目的，应对命运的直截了当的打击，真正将小说推向人生哲理的高度。

因其悲剧性的结局，《无名的裘德》被普遍视作为悲观主义的作品，而哈代否认悲观主义的论调，并说道：“我的实践哲学是明白无误的社会向善论。”在小说中，托马斯·哈代着重书写人在一场不均衡的对抗中，如何支持自身的人性，并突出这一问题的庄严崇高。

作品评价

《无名的裘德》有着曲折的接受史，经历了毁多于誉到逐渐被人们认可的过程。进入二十世纪，在正统的文学史中，《无名的裘德》得到高度赞扬，与《德伯家的苔丝》一同被视作哈代小说思想与小说艺术的代表，被誉为现实主义作品的顶峰之作。

赞誉

在美国教育家、文学批评家威廉·莱昂·弗尔普思看来，《无名的裘德》是哈代最差的一部长篇小说，认为问题的症结是哈代“已不再是一位纯粹的艺术家，而成为一个宣传者了”，让小说展现出一种“教训人的悲观主义”。

英国小说家爱德华·福斯特在其著作《小说面面观》中，于“情节”一章谈及《无名的裘德》。他认为小说书写不幸，而根本性的问题未得到表现与解决，指出托马斯·哈代“为了成就情节，让小说中的人物做出了过多的牺牲”，“对因果律的强调超出了小说这一文体所能承受的界限”，并认为这是哈代所有小说的一大弊端。

英国小说家伍尔夫称哈代为英国小说界的领袖，称赞其作品《无名的裘德》：“哈代使我们感觉到，我们是在一场不均衡的对抗中支持着人性。在这儿并没有什么悲观主义。在整部书中，我们始终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庄严崇高。”

英国作家、诗人艾尔弗雷德·阿尔瓦雷斯认为《无名的裘德》是托马斯·哈代最后一部也是最好的一部长篇小说，突出“感情”对于作品完整性的作用。他认为，“《无名的裘德》的力量与其说是小说式的，不如说是诗歌式的。它与其说是来自情节和场景的逼真，不如说来自作者感情的整体性。”

争议

《无名的裘德》甫一问世，就遭受了媒体的猛烈攻击，毁多于誉。人们对《无名的裘德》的不满多缘于小说中对于性与性道德的探讨，及其对宗教与婚姻观念的质疑和挑战，称小说“不道德”。

维克斐勒主教沃尔沙姆·郝在《约克邮报》上宣布，他将自己那本《无名的裘德》焚毁；珍奈特·吉勒德在《纽约世界》发表文章，称《无名的裘德》是她读过的书中最坏的一部；也有作家控诉，在英国，婚姻这个主题被弄得像“久陈货架、尘封垢污”，认为托马斯·哈代难辞其咎；小说家奥利凡特夫人于《布莱克伍德杂志》上发表题为《反婚姻联盟》的文章，斥责《无名的裘德》宣扬自由恋爱。

《无名的裘德》所受的墨诛笔伐让哈代写小说的兴致断根绝迹。余后三十二年，哈代的创作从小说转向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