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6-17 21:29
曹汝霖（1877年1月23日-1966年8月4日），字润田，生于上海市，是民国初年高级官员。也是民国时“新交通系”的首领。
曹汝霖出身上海书香门第，其父为江南制造总局官员，早年入私塾求学，18岁得中秀才，后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转入新式学堂学习，次年留学日本。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汝霖由日本回国后，历任商部商务司行走、外务部左侍郎等职，并在此期间与袁世凯结识。辛亥革命后曹汝霖曾短暂地从事律师职业，民国二年（1913年）被袁世凯委任为外交次长。民国四年（1915年）曹汝霖参与签订二十一条"的修正案《中日民四条约》，受到全国声讨。后曹汝霖先后担任交通总长、交通银行总裁、财政总长等职务，成为北洋政府内“新交通系”的首领。民国八年（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曹汝霖因支持把部分中原地区的权益让与日本引起群愤，致使五四运动爆发，曹汝霖被革职，曹汝霖下野后，避居天津市，不闻政治，直至民国十六年（1927年），曹汝霖短暂出任财政讨论会会长，以及中法银行总裁一职，又先后担任了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和新民印书馆理事长等职务；1949年，曹汝霖逃亡台湾地区，后赴日本居住，最后定居美国，1966年在美国病逝，终年90岁。
学者李习易认为，曹汝霖虽然一直强调亲日原则，但并不能真正洞悉日本的野心。顾维钧则评价曹汝霖称其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实际上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曹汝霖生于上海一个书香门第，自幼颇受宠爱，其先是与当时众多的旧式读书人一样跟随上海知名塾师学习，18岁时，曹汝霖参加科举考试，他考中秀才。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曹汝霖又转入汉阳铁路新式学堂学习。当时西风东渐，去日本留学，更是成为了一时之盛，且曹汝霖认为学堂学习有名无实，国家遭受巨创因改变方针，因此曹汝霖也加入到了留日队伍中。在日本的求学经历中，曹汝霖先进入早稻田专门学校，后又转入了东京法学院学习法律，留日期间，曹汝霖成为了君主立宪论的支持者。毕业后，曹汝霖在裁判所实习，后同范静生协办速成法政班，颇有成效。
光绪三十年（1904年）曹汝霖从日回国，被派任商部商务司行走，并兼商律馆编，后又兼进士馆助教，担任讲刑事诉讼法以及翻译外国地理，为新科进士授课。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廷为留学归来学生举行特科考试，曹汝霖考试合格并被授予进士，授六品奏任官主事，归商部候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下半年，曹汝霖以随员的身份参与了中国和日本的东北地区会，并与袁世凯结识。面对中日两国的局势，曹汝霖认为日本这时虽然正在向东北移民，但是中国应该趁甲午中日战争后日本还未恢复元气的机会付出行动。而东三省土壤肥美地，地广人稀，并且每县所辖地盘广大，政府应该将这些县份划出一定区域，招募内地有志青年，向东北移民屯田，同时寓兵于农，以此来防卫地方。此外还应多办工厂换取外汇。由于东三省的铁路一向由俄国和日本控制，中国只能多造公路作为补救。会商结束后，曹汝霖被调入外务部，被委派掌管交涉事务的重要部门庶务司办事，正式成为了袁世凯部下。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在袁世凯的关照以及东三省首任总督徐世昌的保举下曹汝霖被光绪、慈禧召见，并委以外务部参议候补，自此身于京堂之列。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光绪、慈禧相继去世，葬礼结束后曹汝霖以随员身份陪同溥伦亲王前往日本答礼。回国后，升曹汝霖为右参议，并被派往东北考察。曹汝霖回京后，提出了办工厂、开公路等十条建议。宣统三年（1911年），在奕劻的保举下，曹汝霖被升为外务部左侍郎，并准备派任驻法公使。但是，曹汝霖的升迁之路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被打断了。
民国1年（1912年）封建君主专制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曹汝霖也当了一段时间的律师，但随着中日关系逐渐占据了袁世凯政府对外关系中的重要地位，曹汝霖被袁世凯委任为“顾问”，并屡次约谈曹汝霖至南京总统府谈话。民国2年（1913年），曹汝霖被袁世凯任命为第一届参议院议员；同年6月30日，他被参议院举为宪法委员参与制定宪法；同年8月，曹汝霖就任外交次长。民国4年（1915年）1月18日，日本借一战之机，向中原地区提出了“二十一条”要求，面对日本的威胁和压力，袁世凯制定了通过外交谈判解决的办法。中日双方各有三人组成代表团进行秘密谈判。中方人员是新任外交总长陆征祥、外交次长曹汝霖、秘书施履本。谈判从2月2日开始，历时84天，前后会晤达40多次，直至4月26日日本提出最后修正案。最终袁世凯政府接受了日本的要求，5月25日，陆征祥代表中国政府与日本代表签署了“中日民四条约”。条约签订后，曹汝霖三人受到全国声讨。
民国4年（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袁世凯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借口，公开鼓吹帝制。9月，曹汝霖参加筹议国体问题的宴会，并在会上发言。11月，曹汝霖先后前往日、英使馆进行活动。不久曹汝霖和梁士诒、朱启钤等人等一起加入“大典”筹备处，成为“办事员”。12月20日，曹汝霖以外交次长的身份身份，向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告知袁世凯将于民国5年（1916年）元旦称帝。但是由于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袁世凯不得不于3月22日被迫宣告取消帝制，仍任大总统。民国5年（1916年）4月25日，曹汝霖被委任为交通总长，5月又兼署外长。袁世凯死后，新任总统黎元洪将曹汝霖解职。
民国5年（1916年）12月，曹汝霖出任交通银行总裁，开始操办为段祺瑞政府向日借款一事。民国6年（1917年）7月，曹汝霖出任交通总长，成为新交通系首领。民国7年（1918年）3月更以交通总长兼署财政总长，民国8年（1919年）4月，英、美、法等列强操纵巴黎和会召开，会议完全无视中国的战胜国地位，将中国山东省权益交给日本，并写入了《对德和约》。消息传入国内后，群情激愤，但曹汝霖仍然坚持媚日卖国的立场，他向大总统徐世昌进言：“决不可失日本之欢心、必须顺从其意。”在国务会议上，还公开为日本侵占青岛市辩护，称“独索日本之青岛，甚非公平之道”。5月4日，愤怒的北京学生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惩办曹汝霖、章宗祥等人。6月10日，迫于压力，北京政府下令罢免曹、章、陆三个“卖国贼”职务。曹汝霖成为“卖国贼”的代名词，受人唾弃，自此从官场中消失。
被免职后，曹汝霖避居天津，不闻政治，下野之后，曹汝霖经营实业，曾经营了一家名叫中医医院的医院。直到民国16年（1927年）初张作霖成立安国军政府，曹汝霖短暂出任财政讨论会会长，以及中法银行总裁一职。民国26年（1937年），国难日重之际，蒋介石曾召曹汝霖庐山谈话。抗战爆发后，留在华北的曹汝霖成为日伪拉拢的对象，先后担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会长、东亚经济恳谈会会长和新民印书馆理事长等职务。民国34年（1945年）抗战胜利后，曹汝霖以“汉奸”罪名被国民政府逮捕，随后又被释放。
曹汝霖1949年前往台湾；1950年经香港特别行政区赴日本，后定居于日本；1957年迁居美国，1966年8月4日在曹汝霖底特律病逝，终年90岁。
《曹汝霖一生之回忆》出版于2009年，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本书原名《五四运动始末》，连载于香港《天文台报》，是曹汝霖晚年寄居美国时完成的。其写这部回忆录的初衷，就是想澄清与五四运动的关系，洗刷卖国贼的罪名。但后来经过扩充，“将清末民初经历之事，择要纪录，以明实情”，内容已经涉及他的一生，故亦更名为《曹汝霖一生之回忆》。
清末民初政治人物徐世昌评价曹汝霖为：“学识兼优，才堪大用”。
近现代教育家蒋梦麟评价曹汝霖：“北京政府的要员中有三位敢犯众怒的亲日分子。他们的政治立场是尽人皆知的。这三位亲日分子——交通总长曹汝霖，驻日公使陆宗舆，和另一位要员章宗祥，结果就成为学生愤恨的‘卖国贼’。”
学者聂作平评价曹汝霖：“身为历仕晚清和北洋政府的高级官员，曹汝霖是一个复合体。他既有亲日“反共”的一面，也有坚持原则，固守气节的一面;他既有官僚的圆滑，也有传统知识分子的操守。换言之，在卖国贼的标签下，有着另一位更为生动也更为真实的曹汝霖。”
近现代外交家顾维钧评价曹汝霖说：“但是就我们所共事而言，我始终感到曹先生是一位能干的外交家，是维护国家利益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五四运动”与“火烧赵家楼”都发生于此，曹汝霖的宅邸也在此事件中被一把火焚毁尽。而此事件的原因则在于曹汝霖从日本留学回国后北洋政府时期当了大官，不仅几次丧权辱国，向日本人借款，同时还是“二十一条”谈判的参与者，因此被视为亲日派，所以“五·四”运动中曹氏受打击最沉重。而火烧曹宅则有不同的说法，有漏电失火说，有曹家家人趁火打劫说，而支持、同情学生运动的报刊，也多采用此二说。6月10日总统徐世昌迫于人民群众的压力颁令罢免曹、陆、章三人职务，同时也否认学生烧毁曹宅，曹汝霖在医院得知此消息后，大为生气，愤而以辞去交通总长等职务泄愤。罢官之后，曹汝霖仍担任交通银行经理。但他经“五四运动”风波，受刺激很深，不再过问政治，火烧赵家楼时曹汝霖到底在不在家，是一个至今也未搞清楚的谜团。一般都认为曹恰巧不在，学生们则痛殴了章宗祥。但是据后来考证，曹汝霖早就闻听“学生们要闹事”，在家与章宗祥、日本人中江丑吉、警察总监吴炳湘一起密商如何对付学生。一种说法是学生们冲进来时，曹汝霖藏进两间卧室夹层的箱子间。但据曹氏仆人目睹：曹听到叫骂声后，溜出小后门直奔厨房，换上厨役的衣帽，又出东小门逃往东交民巷法国医院。
曹汝霖回国在进士观为新科进士授课时曾有有一名叫做徐谦的学生对曹汝霖经常傲慢无礼，当时的曹汝霖年轻气盛，对此不能忍受，因此向学校提出辞呈，而监督张享嘉先生详细调查后，便开席备宴，邀曹汝霖以及徐谦陪坐，席间细说中国的尊师之道与外国有所不同，徐谦听了瞬间明白，不敢对张先生又所言辞，于是此事以张先生退还曹汝霖的辞呈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