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0:26
曾庆来，出生在洞庭湖畔江浙沪，少年时代看到乡亲们在田间劳作非常辛苦，为了减轻乡亲们的劳动强度，高中毕业时他梦想将来可以做一名拖拉机设计师。然而，他最终没能实现这一愿望，而是和同事们将中国的一枚枚火箭、一颗颗卫星放飞上太空。他参与了我国第一代型号的总体设计和地面试验工作，之后又长期从事航天发展规划和型号管理工作，参加了“澳星”、“亚星”、“星”等多颗外星和国内多种卫星的发射组织、指挥工作。2001年，在担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的同时，他又挑起了5颗新型卫星工程总师的担子。
2004年中国航天共发射八箭十星，都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中国航天有史以来发射卫星最多的一年。其中，三箭五星的工程总师同为曾庆来一人，这在我国航天发射任务中颇为罕见。2004年，他大半年时间都待在卫星发射基地。作为总工程师，要协调卫星系统、火箭系统、发射场系统、测控系、地面应用系统之间的有关问题，对于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专家来说，任务的繁重和艰巨可想而知。
2004年航天发射的开篇之作即是曾庆来作为工程总师的试验卫星一号的发射。4月18日，长征二号系列运载火箭丙火箭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腾空而起，成功地将试验卫星一号和搭载的清华大学纳星一号科学实验卫星送入太空。试验卫星一号是我国第一颗传输型立体测绘小卫星，由哈尔滨工业大学联合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和西安测绘研究所共同研制。接到任务之初，曾庆来就根据用户的要求，组织有关专家，会同型号技术人员，研究讨论了卫星的技术状态问题。这颗卫星利用了三线阵CCD航天摄影测量技术，一改过去的平面成像技术，通过卫星传输的数据可形成三维立体影。同时卫星还应用了基于磁控和反作用飞轮控制的姿态捕获、卫星自主运行管理等多项小卫星前沿技术，没有采用通常的液体或气体调姿系统，实现了对地拍照指向精度较高的要求，探索了我国小卫星技术发展的新途径。
此次发射，在参试各方的共同努力下，还开辟了从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小卫星的新航道，这一开拓性举措提高了我国运载火箭对小型卫星发射的适应性。但是西昌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火箭首次往北飞也碰到了诸多问题，如运载火箭一二级落点问题、卫星入轨点参数测量问题等。曾庆来与型号“两总”等一起，对这些问题一一进行了分析研究，决定测控系统临时增加阿尔泰共和国测控站，成功地解决了新射向的测控问题，为后继卫星的发射奠定了基础。
试验卫星一号由多家单位共同研制，牵涉到航天系统外的单位。有的单位还是第一次研制星上产，在质量管理方面存在差距。因此，工程总师协调卫星研制自然也颇费心思。2004年春节刚过，曾庆来就和有关专家一起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对试验一号卫星在研制中出现的问题的归零情况及软件工程化的情况进行了一次审查，在卫星出厂前把好质量关。他主持了会议，专家们经过认真讨论，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措施。
9月9日，太原卫星发射中心一声巨响，长征四号乙火箭成功地将实践六号A、B两颗星送入太空。这两颗星的工程总师，依然是曾庆来。实践六号A星是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首颗环境监测和新技术试验卫星。虽然继承已有型号的平台，但是在研制过程中的技术创新达到了70%，其有效载荷也都是全新的。从立项到发射，用户给上海航天技术研究院的时间是40个月。40个月研制出一个高难度的新型卫星，意味着研制周期比以往缩短一半。特别是要在直径2.1米对地面板上安装数传、测控等29副天线，还要解决相互干扰问题，这在以前是从未遇到过的。但是曾庆来带领科研人员齐心协力，“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实践六号B星也采用了以软件手段排除卫星故障等新技术。
又由于两颗卫星是完成相同的任务，为使地面测控站和数传站能够对两颗卫星进行分时测控和分时数据接受，要求B星进行变轨，使之与A星拉开相隔距离大于27分钟的相位差，从而增加了B星的变轨难度。后来B星成功变轨，这是我国首次实现这种技术。同时，此次发射是长征四号乙02批运载火箭首次执行发射任务。为了适应任务需要，02批与01批相比，有55项技术更改，其中有多项属于重大更改。
这一年，曾庆来马不停蹄。上半年从西昌市转战太原市，年底二度来到西昌。11月18日，金牌火箭长征二号丙将我国新技术演示验证卫星，也是当年航天发射任务的最后一颗星——试验卫星二号成功送入预定轨道，为2004年航天发射任务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试验卫星二号由航天东方红一号公司负责研制，采用了记忆合金解锁器、光盘机等新技术，是一颗技术新、难度高的小卫星，具有高控制精度、快速测摆和偏航机动能力。亲自参与组织了该卫星的研制与发射，曾庆来欣慰地指出，该颗卫星的发射成功，对我国研制和掌握小卫星前沿技术，探索小卫星发展的新途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试验卫星二号比试验卫星一号的轨道要高100公里左右，而运载火箭都是长征二号丙，测控系统临时增加的阿尔泰测控站的位置没有变。在卫星发射的前一天，有人提出临时测控站能否准确捕获卫星信号的问题。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工程总师曾庆来立即决定，在现场召开有卫星、运载火箭、测控协调的主要技术人员参加的紧急会议。通过分析计算，大家认为只有各系统同时处于极限工作状态时，才有可能出现测控站捕获不到卫星信号的问题。但是各系统都同时处于极限工作状态的情况是不可能发生的，何况还有GPS系统作为辅助的轨道测控手段，大家认为测控方面应该没有问题。至此，大家悬着的心才踏实下来。
1989年，曾庆来出任航空航天工业部航天系统工程司司长。从那一年开始直到进入新的世纪，中国航天的每次重要进展：长征系列火箭进入国际商业发射服务市场、中国与巴西合作研制资源卫星、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几乎都留下了他作为重要组织者的身影。
20世纪80年代，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曾庆来认为要加快航天事业的发展，就必须抓住这个机遇，尽快地将我国航天技术推向国际市场。为了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作为航空航天工业部对外发射服务小组组长，他多次赴美国、俄罗斯、巴西等国进行有关技术合作和对外发射服务等方面的谈判。
对外发射服务小组既要和外方谈判协调，又要在国防科工委、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长城公司等多个部门和单位之间进行协调，工作繁杂而艰巨，对此曾庆来每时每刻都不敢掉以轻心。当时提供对外发射服务的运载火箭“长二捆”，按照用户的要求，必须在18个月的时间内研制出来，这在中国航天30多年的发展中是从未有过的。在“长二捆”紧张的研制中，曾庆来多次深入到有关部门和试验现场协调处理问题，帮助落实保障条件，为研制任务的按时完成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了保证对外发射合同顺利完成，在组织“长二捆”发射澳大利亚卫星B1、B2任务中，他多次担任航空航天工业部驻现场工作组组长，亲自指挥、调度，工作中认真执行部党组和部领导的指示，认真抓质量、抓进度。他经常深入现场，协调了大量的国外商务谈判中有关合同和技术的问题，事无巨细，他都事必躬亲。
“长二捆”发射第一颗“澳星”，因故中止发射后，为了尽快查清原因，他临危“受命”，亲自抓故障分析，并组织力量攻关。他充分发挥总师和有关人员的积极性，虚心听取各方意见，认真组织分析试验。由于工作抓得认真，很快查清了原因，研制单位用3个月的时间就“抢制”出了一枚新的运载火箭，保障了任务的进度。
从1992年开始，在中巴联合研制资源卫星过程中，曾庆来先后11次赴巴西谈判和研究工作，解决中巴资源卫星在联合研制中出现的问题。在许多人眼中，出国是个美差，其实不然。从北京到巴西，单程在飞机上和转机需耗时近30个小时，对于年过半百的曾庆来来说，长途“跋涉”是对身体和意志的考验；而每次身负重任，又是对他心理和能力的考验。虽如此，但他每次都不辱使命。由于工作出色，1993年他当之无愧地成为首届“航天奖”的获得者之一，赢得了中国航天的最高荣誉。
20世纪80年代末，航空航天工业部为了加速外贸工作，组建了外贸协调小组，曾庆来出任组长。最繁忙的时候，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他主持召开了20多次外贸协调小组会，协调处理了大量有关外贸谈判预案、合同签订和执行中的重大问题，保证了外贸工作的顺利开展。外贸工作取得了经济效益，提高了职工生活水平，稳定了职工队伍，更新了部分研制、生产、测试设备，促进了航天事业的进一步发展。
在抓国内新型卫星的研制方面，他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91年，美国宣布制裁航空航天工业部所属的精密、长城两个外贸公司，停止发放从美国引进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所需的固态放大器的许可证。为了打破美国的制裁，航空航天工业部成立固态放大器引进小组，组长的重任又落到曾庆来的肩上。他也深知这副担子的分量，他抓紧时间，与全组人员团结协作，不失时机地与其他国家的有关公司联系。经过认真分析，最后确定与两家公司签订了合同。1992年4月产品交付，保证了东方红三号通信卫星的研制进度。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小组长的官不大，但对小组承担的任务稍加分析就能发现，小组长所担负的责任不可小觑。上文提到的几个小组，承担的都是突发性、阶段性的重要工作，同时也是极具挑战性的工作，因为之前没有遇到过，属于新问题。因而，多次被委以小组长重任，也正体现出曾庆来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和极强的应变能力。
1960年，曾庆来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提前毕业，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第一设计部工作，开始了航天生涯。他参加工作初期，我国的航天事业也刚刚起步。在我国第一代导弹的总体方案论证中，他提出的总体布局、推进剂、弹体直径和控制系统执行机构等的选择方案均被采纳。由于预研中解决了许多技术问题且方案合理，该型号从研制到发射用了不到3年的时间，试验证明性能优良。
正当他在航天高科技前沿不断开拓前进时，1964年，一纸调令使他走上了第七机械工业部机关管理的岗位。在计划、规划管理工作岗位上，他一干就是20多年。在这20多年里，他参与制定了我国“三五”至“七五”期间航天发展规划，多次组织编制了航天的型号研制、生产年度综合计划。在编制规划和计划的过程中，他提出了许多颇具见解的建议。1988年，在航空航天工业部召开的具有战略决策意义的“西山会议”上，曾庆来根据航天科研生产的需要和生产试验、测试手段陈旧老化的现实，提出了加快技术改造步伐的建议，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和部领导的采纳。随后，他主持撰写报告，向国家申请每年增加一部分技术改造经费，得到批准。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曾庆来深深地认同这个道理。在技术改造方面，他积极主张集中有限资金办几件大事。北京仿真中心、航天通信工程、航天信息工程等都是在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筹建的。北京仿真中心，当时投资总额近一亿元人民币，作为航空航天工业部计划司负责人，他首先从总体计划上给予预算保证，同时想办法多渠道筹措资金，保证了工程进展的需要，并主持协调了工程建设中的大量问题。该工程建成后，满足了航天事业发展的需要，受到了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好评。
20世纪90年代以前，在我国通信设施还很落后的情况下，航天通信系统在保证完成型号研制、飞行试验任务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曾庆来的支持下，有关部门投资对航天通信中心进行了改。改用光缆后，彻底解决了北京地区航天系统通信问题，不仅对科研生产任务的完成起到很大的促进作用，还给广大航天职工的生活提供了方便。
在我国信息化建设“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时候，曾庆来就意识到信息化建设将对航天事业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当时，航空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刘纪原担任航天信息工程总指挥，曾庆来为副总指挥。他协助刘纪原副部长在理顺业务关系，加强信息统计业务建设，组织财务、物资管理软件的编制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
1990年，曾庆来担起了科研生产部部长的重任，主管型号工作。1993年，他又被任命为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工程师。作为总工程师和科研生产部的主要领导，差不多每次飞行试验他都要到现场。在发射场，他发现许多低层次的质量问题总是反复出现。于是注重积累的他就将带有共性的质量问题一一记下来。在接受采访时，他翻开一个笔记本，上边记载了1994年8月他归纳的15个质量问题。质量问题与科研生产管理有着直接的关系，于是他向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的领导建议，制定强化科研生产管理的有关规章制度。这一建议很快得到了总公司领导的采纳。
1995年5月，中国航天工业总公司总经理刘纪原亲自布置了《强化航天科研生产管理若干意见》，即后来大家所熟知的“72条”的编制工作，曾庆来组织参与了编写工作。1997年3月18日，“72条”正式实施，并很快成为航天型号研制管理的法规性文件。“72条”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在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处于新的历史时期，从科研生产中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总结出来的，对于减少科研生产中的差错，提高航天产品质量，促进航天科技工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72”作用明显，上级领导部门已将其推广到国防科技工业的其他单位。
2005年2月，曾庆来卸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委副主任，至此，他在航天战线奋斗了整整45。无论在什么工作岗位上，他都兢兢业业，严于律己，给同事留下了“工作严谨、作风朴实、待人诚恳、谦虚谨慎”的好印象。他先后获得过航空航天工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中国航天基金、国防科工委献身国防科技工业荣誉证章、国防科技系统劳动模范称号、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突出贡献奖。提到这些荣誉，他都是轻描淡写。如今虽然是退休在家，但是为航天事业忙碌了近半个世纪的他，依然关心着航天的发展，还在为航天事业的发展出谋划策，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