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09 15:03
杨得龄，(1859—1945年)，字子九，山西孝义市下栅乡人。14岁只身到汾州府某酒坊学徒，18岁就能代师领班作业，21岁时提升为三掌柜之职。民国4年，宝泉益酒坊由王协舒三弟王协卿接管，改名义泉泳，聘请曾在宝泉益原总管掌柜杨德龄为经理。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经营方式为由义泉泳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均由杨德龄担任。1924年，杨德龄高瞻远瞩，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标——高梁穗汾酒商标。
杨得龄，(1859—1945年)，字子九，山西孝义市下栅乡人。14岁只身到汾州府某酒坊学徒，深得师傅精传，年仅18岁就能代师领班作业，21岁时提升为三掌柜之职。
杨得龄对汾酒的贡献，不仅建立白酒的第一家股份制企业，注册白酒行业中的第一个商标，设立了类似现代企业的管理制度，而且在晋商从明清时的辉煌走向衰败的时候，因为他经营的汾酒事业，将这一辉煌一直延续到民国，并且成就山西白酒在民国的霸业。整合白酒企业
清代中期，杏花村的酒坊多达22O家，但仍以家庭小作坊的生产方式为主。1875年，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作坊“宝泉益”的创办，揭开了汾酒历史新的一页。1875年，汾阳县南垣寨绅士王协舒在杏花村东堡卢家街独资开办了宝泉益酒坊。王家是当地富户，在汾阳县、北京、天津市经营多处商号、钱庄。宝泉益酒坊经营到民国4年（1915年）王氏分家时，资产折合白银2000两。
民国4年，宝泉益酒坊由王协舒三弟王协卿接管，改名义泉泳，聘请曾在宝泉益原总管掌柜杨德龄为经理，他对杏花村其他酒坊德厚成、崇盛永采取友好协商的办法，以义泉泳为主进行了合并，形成“人吃一口锅，洪洞醪糟一眼井，铺挂一块牌”的崭新柜面，即杏花村人说的“一道街，一片铺，一东家”的“三一”格局。
1915年，义泉泳生产的“老白汾酒”在美国旧金山举办的巴拿马共和国世界博览会上一举夺魁，荣获甲等金质大奖章。消息传回国内，传到山西省，社会各界为之沸腾，当时的《并州新报》以“佳丽酿之誉，宇内交驰，为国货一吐不平之气”为题，向国人欢呼：老白汾大放异彩于南北美洲，巴拿马赛一鸣惊人。
为使这一殊荣永垂青史，王协卿、杨得龄请汾阳市籍文人申季庄撰写了《申明亭酒泉记》，立石于杏花村古井旁。
巴拿马汾酒一举夺魁后，其声名鹊起引起了山西督军阎锡山的高度关注。他决定对汾酒进行提倡，遂指定专人与杨得龄协商合营，但由于双方意见不统一，合营之事搁浅了。
阎锡山的副官张汝萍见公商两家合议不成，便打算私人集股办理。他络了一些朋友共同商议，拟集股开设推销酒的商店。
他们再次与杨得龄商议。商议结果：决定由张汝萍等5人，各认股金500元，计2500元，义泉泳以酒入股，认2500元，组成晋裕汾酒有限公司。1919年1月，晋裕汾酒有限公司在太原正式成立。经营方式为由义泉泳供酒，晋裕公司经销。经理均由杨得龄担任。
杨得龄在以往经营义泉泳的基础上，结合当时“有限公司”的一般章程，形成了晋裕汾酒有限公司经营管理的“五项基本制度”。即资金股份制、管理分权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亲制、新式会计制度。
晋裕汾酒公司每年召开一次股东代表大会，董事会三年一选，监事会一年一选。遇有重大事件，召开联席会议商决。历届董事、监事，除张汝萍等发起人外，以后陆续增选的有冀贡泉(汾阳市人，曾任山西大学法学院院长、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等职)、傅瑶(汾阳人，曾任山西省银行副理)等许多山西省要员。
“薪俸三三制”即：薪俸由月薪、红利、红包三部分组成。月薪按优良、普通、劣等三个等级确定，劣等留用一年，表现好可晋升普通级，如仍无长进，年终即行辞退。“红包”又名“赏钱”，一年只有一次，奖优罚劣。“红利”以入股额、利润之多寡决定，年底一次分红。当时中原地区普遍使用的分配制度是年劳金制，而这种有特色的月薪制不仅有一定的先进性，并形成了激励和约束机制。此外，杨得龄还推行了新的会计制度，并主张用人不用亲眷的“避亲”原则。尽管杨得龄孙满堂，但无一亲人跟随其左右。
义泉泳与晋裕公司共合作8年。1927午，义泉泳因供酒价与晋裕公司的售出价悬殊太大，要求提价，晋裕公司不矛调整。加之义泉泳起了内讧，决定不再供应晋裕公司汾酒，杨得龄在义泉泳的经理职务也被撤去。
此时的晋裕公司，资本已达5万元，在山西省500家酒业中居于首位。杨得龄被撤去义泉泳经理一职时，带走了义泉泳的半套人马，专任了晋裕公司的经理。并于当年在杏花村购得房产，成立了晋裕公司酿造厂，自产自销。其规模与义泉泳相当。
分裂后的义泉泳因经营方式陈旧，管理不善等原因日见衰落，到1932年晋裕公司便以9600元的价格购买义泉泳的一切房产、招牌及生产工具。
晋裕公司兼并义泉泳之后，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晋裕公司1930年的纯收益为3683元8角。收购义泉泳之后，利润大幅增加，1935年纯收益上升为8377元2角。1936年又增加到12544元7角，每股红利7．5元，红利率高达5%。日产酒达到2000斤，并新建扩建了太原罐头厂、新华泰料器厂、平遥面粉厂、杏花村晋裕酿造厂和义泉泳造酒厂，成为当时中原地区规模最大的白酒企业。
1923年5月4日，北洋政府颁布了我国商标史上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1924年，杨得龄高瞻远瞩，率先注册了中国白酒业的第一枚商标——高梁穗汾酒商标。
该商标上印有汾酒荣获巴拿马共和国赛会甲等金质奖章图案、山西省展览会最优等奖章图案，商标图案由一株高梁穗和23颗饱满的高梁组成。并注明“总酿造场山西汾阳县杏花村义泉泳记”、“总发行所山西太原省桥头街晋裕公司启”等字样，商标四角印有“环球驰名”四字。同时还有一段文字说明：“此杏花村汾洒前在美洲巴拿马世界博览会经世界化学、医学名家确实化验，共称品质纯粹，香味郁馥，乙醇虽多，确于卫生有益。本公司为保持名誉、便利顾客起见，特设总发行所于山西省城，凡大雅客商须认明本公司高梁穗商标，惠顾是荷。”
在该商标最下面还印有晋裕汾酒公司的“消费者热线”：“电话二百七十一号”。
1933年春天，一个细雨霏霏的日子，一位20多岁的青年来到山西杏花村探究汾酒酿造的奥秘。他就是后来的中国酒文化研究会会长、现代著名微生物发酵专家方心芳。在以后的十多天里，他白天搞调查、做笔记、分析化验；晚上一盏油灯两杯汾酒，和汾酒掌柜杨得龄促膝交谈、推心置腹。经过对汾酒酿造过程进行详细调查、系统研究后，方心芳写出了中原地区制曲酿酒的经典论文《汾酒酿造情形报告》，道出了汾酒人千年酿酒实践中的七大秘诀：“人必得其精，水必得其甘，曲必得其时，粮必得其实，器必得其洁，缸必得其湿，火必得其缓。”
这七大秘诀，包含了汾酒酿造过程中对自然环境、原料、器皿、工艺及酿酒人等各种因素的严格要求。
而杨德龄从事汾酒酿造已60多年，是当时中国最顶级的酿酒大师。也是真正的“汾酒通”。自1904年起，义泉泳在杨德龄的带领下，大规模研制配制药酒、果露酒。他们以老白汾酒为基酒，先后试制成功“葡萄”、“黄汾”、“茵陈蒿”、“五加皮”、“木瓜”、“佛手”、“玫瑰”、“桂花”、“白玉”、“状元红”、“三甲屠苏”等10余种低度配制汾酒露，加上清代大学者傅山先生配方的竹叶青生产工艺，形成了中国白酒业第一个以白酒为主、配制酒为辅的完整的品牌体系。其中“白玉、竹叶青、状元红、玫瑰”与“老白汾酒”并驾齐驱，成为杏花村五大名酒。
明清时期以汾酒为代表的山西酒走向全国，甚至走向世界，尤其是隰州直隶州商人。为汾酒的推广起到不可磨灭的贡献。
历史进入20世纪初，中原地区十大商帮逐渐失去了当年的勃勃生机，多数走向衰落。称雄商界500年的晋商也红极而衰，大多淹没在时代变换的浪潮之中。只有为数寥寥的晋商，经艰难转型，由以异地贩运贸易为主的封建商人转变为现代工商业企业家。汾酒商人就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星，其掌舵人就是杨得龄。
他推行的资金股份制、管理分权制、薪俸三三制、人事避亲制、新式会计制度等类似于现代企业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将晋商在明清时的辉煌得以延续。随着汾酒销售市场扩大，杨得龄带领公司改进包装，增设批发、零售网点，在汾阳市县城开设了通信诚销售商号，在山西省各县市及省城各大饭店、商号设点代销，同时在北平市的前门大街、大栅栏、琉璃厂和天津市的法租界、南京的中正街、市府路以及上海、石家庄市等地设立了分公司或代销店。据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工商社团志》记载：1935年，上海有关酒业的同业公会共有6家，其中酒类专业协会3家，参加汾酒公会的业主数量高达226家，是当时上海最大的酒类专业协会。以山西大本营和北京、天津、上海市、南京、石家庄省外五大城市为中心，汾酒及其系列产品很快辐射到全国各地，成为当时中原地区遥遥领先的第一大名酒。
1937午，抗日战争爆发。为汾酒事业奋斗了66年的杨得龄老以79岁高龄辞职返归故里。连年战乱加上军阀、政界的腐败，晋裕公司经营日见衰竭，奄奄一息。1949年，新政府以8000元的代价收购了晋裕公司在杏花村的酿造厂。晋裕公司以这笔钱与另一私商合并经营文具业务，1951年倒闭。晋裕汾酒有限公司遂成为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