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9:23
《死囚末日记》是由法国作家维克多·雨果创作的中篇小说，这部作品主要描写了一个人物的心理状态，即一位即将被执行死刑的囚犯的内心独白。小说中，这位囚犯在得知自己被判死刑后，怀抱着强烈的求生愿望，不断期待能够获得减刑的机会。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希望逐渐破灭。作者在刻画主人公“我”的性格特征时采取了模糊处理的方式，与此同时，对于彼塞特监狱内苦役犯的生活状况以及监狱本身的黑暗面，以及“我”被判死刑后的心理变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而真实的描绘。由于“我”的身份并不明确，这种真实性超越了个人特质和特定情境，从而成为了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存在。维克多·雨果在这部作品中并未对叙述者“我”进行个性化塑造，而是将其抽象化，目的是为了凸显一种超越个体的象征——即封建专制制度下的死囚。
《死囚末日记》共有49个章节。第一章介绍了囚犯在等待判决之前的痛苦经历。第二章描述了法庭审判的场景，经过三天的审理，囚犯最终被判处死刑，并被送进死牢。从第三章到第十七章，叙述了死囚在等待上诉回复期间，恐惧情绪的逐步加剧。从第十八章到第四十九章，则展现了死囚在执行死刑前所经历的情感波动和感受。整部小说揭示了一个死囚在临刑前的心灵轨迹。作者试图通过深入描绘囚犯内心的痛苦，强调其反对死刑的观点。
《死囚末日记》发表于复辟王朝崩溃前夕。1829年，法国的政治斗争异常激烈，查理十世为了废除带有鲜明资产阶级色彩的改革成果，推行了一系列反动政策，使得极端保皇党势力得以掌控权力，进而引发了资产阶级立宪派和自由派的强烈反抗，推动了全国革命情绪的高涨。1826年后，法国爆发了持续多年的经济危机，直至1829年左右，国家又经历了经济衰退和农业歉收的局面，原本难以承受贫困生活的劳动者处境更加艰难，城市居民也面临着无法维持生计的问题，城乡地区呈现出一片贫穷和饥饿的景象。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被迫从事犯罪行为以求生存，而复辟时期的法律对穷人的处置极其严酷，因此，全国各地的断头台成为了这一政权残忍本性的象征。死刑问题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一个突出问题。王室政治的倒退，民众生活的困顿，以及全国范围内革命情绪的高涨，共同构成了《死囚末日记》产生的直接社会背景。
1827年，维克多·雨果发表了《克伦威尔》序言，其中回顾了人类社会、诗歌和戏剧的发展历史，严厉批判了古典主义的创作原则，并提出了一些新的文学创作主张。他提倡打破一切体系和常规的限制，鼓励作家摆脱古典主义的束缚，放弃旧有的创作模式和观念，在艺术上实现创新和突破。《死囚末日记》便是雨果在小说领域的创新尝试之一。这是继《冰岛凶汉》和《布格—雅加尔》之后，雨果创作的第三部小说，于1828年10月14日开始撰写，1829年2月3日正式出版。
尽管维克多·雨果有意回避了对主人公生平的直接交代，但他并非仅仅作为一个囚犯的抽象符号出现。小说中的一些细节表明，主人公实际上代表着一个小资产阶级的形象。他接受过中等以上的教育，家庭生活相对富裕和讲究，经常乘坐马车出行，还会前往灯光璀璨的剧院，参与教堂的重要仪式，就连他的女儿都有专门的保姆照顾。
在死囚绝望的呐喊声中，雨果表达了对不公和邪恶法律的谴责：“事实上，只有坏法律才会制造坏人，我不是天生的坏人！”对于一名死囚来说，法律不仅夺走了他的生命，还摧毁了他的家人。死刑意味着“母亲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女儿失去了父亲。”而他去世后，留给亲人的除了悲伤，几乎没有任何物质财富，因为“斩首的机器实在太贵了”，他的遗产仅足以支付诉讼费用，这也是一种对法律的讽刺。维克多·雨果在小说中表达了对市民阶层愚昧和冷漠的失望，他认为市民们对待生命的漠视实际上是在帮助刽子手。在法庭上，前来旁听的人群拥挤在座位上，就像围绕着一具尸体的众多乌鸦。狱卒竟然像出售动物园门票一样，允许好奇的市民进入监狱观看死刑犯，从中牟利。在给苦役犯戴上镣铐的时候，看守队伍中也会夹杂着一些特意从巴黎赶来凑热闹的人。在行刑的日子里，广场上通常是人山人海，甚至连周围的街道都被围观的人群挤满，窗户外都是探出身子张望的人。人们对行刑场面的渴求近乎狂热，以至于有人高价出租窗口以便更好的观看，据说这样的窗口往往很快就被租完。桌椅板凳也被用来出租，方便人们站得更高，看得更清楚。刑场附近的居民甚至还准备好了酒水和水果，邀请朋友们一起观看这场悲剧。小说中还反映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的一个显著社会问题，即贫穷导致犯罪。在审判庭拘留所，死囚遇到了另一位刚刚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后者讲述了自己如何沦为死囚的故事。这个人从小就失去双亲，为了填饱肚子而犯罪，服了十五年的苦役，重获自由后，他希望能通过劳动成为一个好人。然而，这个社会却让他无路可走，他身上的苦役犯烙印无法抹去，他被剥夺了成为好人的机会，为了生存，他不得不再次走向犯罪之路。从这个犯人身上传递出来的信息，我们可以看到后来《悲惨世界》中冉·阿让的身影，为了偷一块面包而遭受终身苦役的沉重代价，这一切都始于贫穷。维克多·雨果将目光转向了苦难的人们，并将此作为他一生创作的主题，揭露了这个残酷的社会。
《死囚末日记》颠覆了传统的叙事手法，除了标题之外，从一开始就由叙述者“我”贯穿全书，一直到结尾：“啊，多么残忍的人！我感到有人正沿着楼梯上来......现在正好是四点钟。”这种叙述方式增强了小说的真实性，提升了作品的感染力。读者不再是旁观者，而是“当事人”，“当事人”不会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无动于衷，更容易受到感动。比如在第十四章中：“刺骨的细雨使天气变得寒冷，囚犯们的灰布裤被雨水浸透，变成黑色，紧紧贴在膝盖上。短发和长胡子上都在滴水。他们冻得脸色苍白，浑身颤抖，牙齿咯咯作响......队长一声令下，棍棒像雨点般落在囚犯们的肩上和头上，所有人都闭嘴了，表面上恢复了所谓的‘秩序’。然而，囚犯们的眼中充满了复仇的怒火，紧握的拳头在膝盖上颤抖。”“我”目睹了囚犯在前往土伦服役前的这一幕，不禁感叹：“啊！雅威啊！宁愿死一千次，宁愿上断头台也不愿服苦役。”“我”的这种宁愿上断头台也不愿服苦役的感受，会让读者对监狱里的非人道待遇产生厌恶，对苦役犯产生同情。小说在描述“我”的内心活动中，没有按照线性逻辑时间展开，而是打破了传统小说的时间和空间概念，有时是独白，有时是梦境，有时是回忆，有时是联想，有时是幻想，真实地再现了“我”思维活动的全过程，对“我”的心理活动做出了具体而细致的描述，据此得出理性的分析和结论。
《死囚末日记》被认为是法国第一部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其成功的人物心理描写艺术丰富了批判现实主义的艺术宝库，为后来的法国作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死囚末日记》一经问世，就受到了文学批评界的猛烈抨击。首先是作品内容方面，儒尔·雅南在小说出版当日就在《日报》上发文，批评小说充斥着恐怖元素，让人感到恶心。曾经是维克多·雨果好友的夏尔诺迪埃也在1829年2月26日的《论坛日报》上发表评论，认为小说虽然分析细腻，但毫无价值。他表示：“没有人有权对我一个不认识的人感兴趣。”由于读者对主人公的生平一无所知，很难对其产生兴趣或同情，这一点实在令人遗憾。雨果在1829年2月28日《死囚末日记》第三版的序言中，不得不以对话的形式列举并反驳了该书出版半月后密集的批评声音：“充满恐怖的书”、“读了令人毛骨悚然”、“读了会做噩梦”、“读了要生病”、“该书伤风败俗，品味低劣”。此外，小说的形式也是批评的重点。关于《死囚末日记》是否属于小说的争论，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直到20世纪初仍未停止。确实，小说在形式上与传统小说格格不入：没有故事情节，也不是自传体小说，因为主人公“我”与作者无关；也不是书信体小说，因为主人公“我”并没有通过写信的方式来表达情感；更不是日记体小说，因为它既没有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主人公的日常生活。因此，当时的否定观点占据了主流。亨利·梅肖尼克含糊其辞，认为无论是什么文体，总之是一本书；伊夫·奥杰称《死囚末日记》只是维克多·雨果的一本类似日记的小册子；保尔贝雷则直言不讳地说雨果的《克洛德·格》和《死囚末日记》都不算是小说；埃德蒙·比雷甚至认为雨果当时写这本书纯属一时兴起。持否定观点的人普遍认为，《死囚末日记》在雨果的作品中并不重要，这本书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迎合了1830年法国革命前夕的公众舆论。当然，也有一些评论家对这本书持肯定态度。
评论家居斯塔夫·沙尔里埃认为，尽管作品体量不大，但形式新颖，体现了当时作家思维方式的新趋势，值得关注。俄罗斯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指出：“维克多·雨果从未被判处过死刑，但在他的《死囚末日记》中，有着恐怖而又撕心裂肺的真实。”
维克多·雨果（ 英文名：Victor Hugo，1802年2月26日—1885年5月22日），他是19世纪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的人生和创作的核心理念是人道主义、反对暴力、倡导以爱战胜邪恶。他的作品涵盖了26卷诗歌、20卷小说、12卷剧本和21卷哲学论著，总共有79卷之多，被誉为“法兰西的莎士比亚”。他的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命运三部曲《巴黎圣母院》、《海上劳工》和《悲惨世界》，以及《九三年》等。
死囚末日记.豆瓣读书.2024-08-20
雨果.中华典藏.2024-0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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