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5:28
1957年6月，汉阳一中的学生为了升学率问题而引发的罢课、请愿和闹事的一起闹剧，被人合称“反革命暴乱事件”，造成了十分严重的影响，直到1986年12月下旬才得以平反昭雪。
1957年6月中旬，湖北省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第一中学的部分学生为了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引发了一起冲击县政府的闹剧。这一起闹剧，通常称为“汉阳一中事件”，因为当时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事件”，也有人称之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因而轰动了国内外。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党中央和湖北省委的重视下，“汉阳一中事件”终于在1986年12月得以平反昭雪。
1957年6月12日上午，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青年女教师李穗给初三（4）上课，在批评有些同学不专心学习的时候，就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息。李穗说：“我们学校有1001名应届毕业生，今年能够升入高中的指标只有50个。要发奋学习啊，不然到时候就后悔莫及啊！”本来，李穗对学生也是出于一片好心，希望他们发奋学习考上高中，今后求得光明的前途。然而，她无意中透露的这个信息，却在无意中点燃了导火索，引发了一起学生冲击县政府的闹剧。
当时，湖北省95%的高中招生指标都分配给了武汉市和少数几个专区直属市，县及县以下地区只有5%的指标。1957年4月5日，《教师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20个初中毕业生中间，只有一个能升入高中。”
在青年女教师李穗无意中透露高中招生指标信息的上午，初三（4）班的学生下课后，即刻纷纷向初三年级其他班上的同学传出了李穗透露的信息，全校初三毕业班的学生顿时炸开了锅。初三（8）班的一名同学敲响了集合钟，一些学生马上就聚集到操场上，群情激奋，就去找校长希望得到答复。
校长兼党支部书记韩建勋正在学校准备睡午觉，他答复学生说学校没有关于升学率的文件；于是，学生们就走上街头，准备去那里看文件。教育局的有关领导没有作出明确的答复，学生们就在教育局办公室里翻起了文件；有的学生就给汉阳二中、汉阳三中打电话，希望来人声援，可是电话没有打通。然后，学生们就涌到县政府门口，他们推举了学生代表，要求县长接见；听说县长在县委会，他们又向县委会涌去。可是县委会的大门紧闭，他们就开始冲撞大门，有的还搭人梯翻进县委会大院；县委会大院的机关干部与学生发生了冲突，双方都有人受伤。由于学生们的口号声、怒吼声不断，引来了城关的工人和附近的农民，他们以保卫县长为名，也介入了冲突，学生们被他们驱散，事件很快平息下来。
6月13日上午，又有数百名学生列队走上了街头。副校长王建国在阻止无效的情况下，只好安排两名副教导主任在学校管理上课的教师和学生，自己带着部分教师跟着学生们做思想工作。学生们的情绪难以平静下来，直接到县委会找到了县长韩茂林，要求他扩大招生比例、缩小城乡差别。县长解释说，县里无权解决这个问题，你们还是回学校上课吧。有的学生不服，就拉扯着县长要求他带领学生去省教育厅请愿；有两名机关干部为保护县长而与学生发生了冲突；如此同时，有的学生因感到气愤而推倒了县委会的院墙，当学生们拉扯着县长经过县政府门口的时候，县政府的机关干部把县长拦截下来并且扣留了几名学生。副校长王建国为了防止事态扩大，赶来要求放出被扣的学生，而机关干部坚持不放。在机关干部与学生争吵加剧的时候，数百名工人赶来了，他们将学生驱散。干部、工人与学生在冲突中都有人被打受伤；这时的学生再也不敢妄动了，随之就陆续离散。
至此，事态已经平息了下来。
6月13日晚，汉阳县委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认为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的学生罢课、闹事属于“反革命事件”，为“事件”初步定性。
6月14日上午，汉阳县委在一中分别召集了教师、学生开会，宣布学生闹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也是这一天，孝感地委秘书长和省委的有关领导以及新华社记者等10多人赶到了汉阳一中，他们听完了汉阳县委的汇报以后，就拍案定音：这不是一般的为升学而引发的问题，而是借升学之名发起的一场反革命暴乱。
6月15日，孝感地委、汉阳县委调集了近百名干部组成“汉阳事件”考察团，进驻汉阳一中。按照已经定下的性质，考察团断定：“前台”闹事的是学生，“幕后”指挥的是教师。于是，考察团发动全校师生“大揭发、大斗争”，要求人人交待，个个检举，按图索骥地搜集“反革命罪证”，挖出“反革命分子”。经过近百天的考察，考察团挖出了所谓的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经过近百天的考察，考察团挖出了所谓的“以副校长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
9月6日，汉阳县委召开了三级干部会议，宣布了对“汉阳事件”的处理结果。以“反革命暴乱”的罪名，作出了如下判处：王建国、杨焕尧、钟文三人，判处死刑。胡平轩、杨松涛、邹振钜、胡斌等九名教师和高一学生滕永俊，分别判处2年至15年有期徒刑。李穗等三名教师，送劳动教养。另外，三名教师戴上“坏分子”帽子；韩建勋等十一名教职员和县直机关、政法机关干部，受到党纪政纪处分；三十三名学生被开除学籍、团籍和勒令退学。
有关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王建国，男，32岁，汉阳一中副校长。1950年毕业于湖北革命大学，分配到汉阳县工作。1952年调任汉阳一中副校长，主持全校的工作，由于家庭成分是富农，并且有“三青团”（即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国民党下属的青年组织）的历史问题，申请入党的事情一直被搁置。1956年，韩建勋调任汉阳一中校长兼党支部书记，教员中多数人认为他是“土地改革干部，吃党饭的”，所以在教学工作上都相信王建国。
杨焕尧，男，县文化馆图书管理员，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军师”。民盟湖北省主任委员马哲民，被认为是反革命集团的“总后台”。
钟毓文，男，32岁，初三（9）班班主任。他有爱眨眼的习惯，在开会的时候眨眼睛，被考察团认为是在向王建国等人“使眼色”而搞攻守同盟。他留下五个儿女，最大的12岁，最小的满一岁。妻子和五个孩子，几十年都不能抬头做人，她为了孩子才坚持活了下来。
胡斌，女，28岁，初三（7）班班主任。学生开始闹事的时候，她不在学校；正在家里吃中饭的她接到了学校的紧急通知，丢下饭碗就赶到了学校。按照学校的安排，她上街劝阻学生。由于她与王建国是湖北革命大学的同学，加之丈夫的家庭成分是地主，便很快受到了牵连，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大孩子6岁，最小的孩子刚刚满月。1967年7月19日，胡斌刑满释放。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胡斌多次信访并且上书党中央，终于讨回了清白。
汉阳一中的部分学生为了升学率问题引发的冲击县政府的闹剧，被定性为“反革命暴乱”而轰动了国内外。甚至，还有人把这一起“反革命暴乱”与“匈牙利事件”联系起来，称之为“中国的匈牙利事件”，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
《人民日报》、《教师报》、《中国青年报》、《湖北日报》、《长江日报》等报刊纷纷发表消息、社论和通讯，对事件大加宣扬。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把事件摄成了新闻片《铁证》，在全国放映。
台湾当局借此进行反共宣传，散发了小册子，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为他们举行追悼会。汉阳籍黄埔生黄宝石，在台湾主编的《汉阳县志》中，称王建国等人为“反共义士”、“三民主义”思想和“忠于党国”的行为。
美国青年代表团11人到达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他们与汉阳一中的校长交谈了两个小时以后，又向学生了解有关情况。
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而幸存的女教师胡斌，为了讨回清白，自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多次到市、省和北京信访，向有关部门写信89件，申述了所定罪行与事实不符，要求复查。1985年春，胡斌与赵迪生分别上书党中央，希望把“汉阳一中事件”的事实搞清楚，性质搞准，作出合乎实际的结论。1985年5月3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厅字【1985】189号文，将胡斌等人要求为1957年“汉阳一中事件”平反的信批转给中国共产党湖北省委员会，请省委牵头对此案进行复查，复查的结果报中央审批。湖北省委及时进行了研究，指示省政法委组织力量复查“汉阳一中事件”。经过全面系统地复查后，认为：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根本不存在所谓“以王建国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汉阳一中事件”只是部分学生为升学率问题而自发地进行罢课、请愿和闹事，属于人民内部矛盾。
1986年元月上旬，湖北省委向中央报送的《关于“汉阳一中事件”复查情况和处理善后问题的请求报告》，得到了中央的正式批复。1986年2月17日，成立了“汉阳一中事件”平反工作领导小组，展开工作。
1986年12月下旬，“汉阳一中事件”终于得以平反昭雪。
汉阳一中始创于1939年，其前身是汉阳日语专科学校和私立三育中学，1956年改名为湖北省汉阳县第一中学（简称为“汉阳一中”），1992年9月撤县并区后改名为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通常称为“汉阳一中”）。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是湖北省首批确定的重点中学之一。为了教育事业的发展，国家投资兴建“新一中”。1993年，新校破土动工，占地208亩，按照单设高中部36个班、2000名学生进行规划设计。
2000年8月，汉阳一中新校整体搬迁到蔡甸大街的西端。这是一座造型新颖、设施完善、功能齐全、环境优雅的现代化校园——习惯上称为“新一中”。“老一中”，已经成为私立学校：武汉精英学校。
汉阳一中的高考升学率，一直保持在98%左右。
2020年9月，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占地面积208亩，单设高中39个教学班，在校学生1600余人，在职教职工213人。
武汉市蔡甸区汉阳一中2003年被评为武汉市示范中学、重点中学，2004年被评为湖北省示范高中，2009年10月顺利通过了省级示范高中的复评。
汉阳一中专女生愤而报警_新闻中心_新浪网.新浪网.2021-1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