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2:19
照那斯图，蒙古族，男，1934 年 5 月 11 日出生，2010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享年76岁，兴安盟科尔沁右翼中旗人。少数民族语言学家，著名的八思巴字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1986年晋升研究员。1992年获国家特殊津贴。研究方向为蒙古语言学、八思巴字及其文献。
照那斯图，1934年5月出生，蒙古族。少数民族语言学家。内蒙古自治区沁尔沁右翼中旗人。195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4年入北京大学语言文学系进修。历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副研究员、副所长、所长、研究员，中国民族语言学会副会长。长期从事土族语、东部裕固语和八思巴文字的研究工作。著有《土族语简志》、《东部裕固语简志》等。照那斯图能熟练使用汉语、蒙古语、俄语、土族语和日语，对八思巴文字的破译做出了卓越贡献。
8岁入本村私塾，背诵《百家姓》、《千字文》 ，以至《大学》、《中庸》。他天资聪颖，经初小和高小，交替学习蒙文和汉文，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1951年考入乌兰浩特市的兴安中学，读蒙语授课班。
1952年秋，内蒙古师范大学文史科招蒙古语言文学专业生，当时生源奇缺，只读了一年初中的照那斯图经学校推荐被录取。
195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53年9月，被保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进修蒙古语言学。结业后被分配到内蒙古自治区蒙文专科学校任教。
1954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东语系蒙古语专业并分到内蒙古蒙文专科学校任教。
1954年，他带领一批在职干部班学员，到北京参加蒙古语族语言调查工作队。调查队工作结束后，他被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民族所前身之一），职业从教学转为科研。
1955年，照那斯图参加全国“蒙古语族语言与方言”调查队，连续两年在青海省进行土族语的田野调查工作，为日后的科研工作积累了实践经验。
1957年调入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该所1962年与民族研究所合并）工作，主要从事土族语、东部裕固族语等蒙古语族语言研究。
上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照那斯图先后数次赴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同仁县土族居住地，实地调查土族语及其方言。
1966年“文革”爆发，“文革”初期，照那斯图被打成“5·16分子”，被批判、揪斗直至被隔离，人身自由被剥夺，身心蒙受了巨大摧残和屈辱。
1969年至1973年，他被下放到干校改造。劳动之余，逐步掌握了八思巴文的文字体系。
1977年，照那斯图从以前对现代语言的平面描写研究转到八思巴字及其文献的研究领域。
1977年，他完成并发表了研究八思巴字的处女作《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辑存》。
1977年开始搜集、整理并研究八思巴字文献。
1980年，他发表了旨在全面探讨八思巴字系统问题的理论文章《论八思巴字》。
1982年发表了《南华寺藏元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该文曾被匈牙利《东方学报》译成英文转载。
1987年出版《蒙古字韵校本》，给八思巴字和汉语音韵研究带来了极大便利，资料的可靠性也得到业内专家的称道。
1988年9月，他应邀赴日本，担任东京外国语学校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一年期客座教授。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和《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文集》分别于1990年、1991年由亚非所刊行。
1994年，照那斯图从民族所所领导的职位上退休，但他退而不休，不断有新成果面世。晚年，他在进行“中华大字符集创建工程”的子课题《信息处理用八思巴字标准字符集》的研究。
照那斯图研究员科研工作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参加20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语言大调查，调查研究蒙古语族的土族语、东部裕固语，出版《土族语简志》（1981，民族出版社）、《东部裕固语简志》（1981，民族出版社）两部专著，对语音、语法、词汇进行系统描写。
另一方面，八思巴字文献研究是照那斯图研究员后期主攻方向，在搜集、整理20世纪80年代以前发现的八思巴字文献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1990）、《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1991）二部重要专著，成为国际知名的八思巴字文专家。照那斯图研究员共出版6部专著和有关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的数十篇论文。学术专长为蒙古语言学、八思巴字及其文献研究。
在治学方面照那斯图有以下成就：
首先，要明确目标，确定目标最好要结合实际和兴趣，经过深思熟虑，能够发挥自身优势。一旦确立目标，就要抓住不放。
其次，要重视资料的收集，在全面分析资料的基础上得出结论。掌握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前提，没有资料就无从研究。而且掌握资料要全面、可靠，如果不全面，势必导致片面的结论；如果不可靠，势必导致错误的结论。资料要自己亲自收集，如果要用第二手资料，一定要核实其可靠程度。有多少资料，就说多少话，即要使实际材料与理论概括相一致。提出一个新的观点和理论，必须要靠足够的相应资料的支撑。资料对研究而言，是第一位的，研究工作必须牢牢地建立在丰富的资料基础上。当然，理论对实际材料分析、处理的指导作用不可忽略，以理论指导具体实践，但理论要不断随实践的检验而修正、充实和完善。在研究工作中，只有占有资料才有发言权，有资料才有题目，有文章可写，写文章就是揭示、阐明事务的内在规律，如果你能做到全面、深刻、准确，就可以概括出相应的科学概念，这就是理论；如果你提出的是一种科学的新概念，那就属于理论创新。
针对近年来包括八思巴文字学在内的一批原有优势学科后继乏人的问题，他认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的各种民族文字是该民族进入一个历史新阶段的标志，不仅促进了该民族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宝库，是祖国灿烂文化宝库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对这些民族古文字进行发掘、整理、研究，是国家民族平等政策的体现，有助于加强民族团结和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发展。
各民族古文字都有自己独特价值，其中的所谓“死文字”，尤其那些作为“国字”的死文字，例如契丹字、女真字、西夏字、八思巴字和满文，对于现代人具有更加特殊的意义。这些文字现在没有人再用，也很少人能懂，就是说，祖先创造的优秀历史文化遗产发挥不出应有的作用。现在扶持的目的、意义就在于要有若干人掌握、精通这些文字，研究这些文字系统，介绍这些文字文献的内容，使其对相关学科的发展，对全社会的进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六、学术著作
照那斯图研究员共出版6部专著和有关八思巴蒙古文文献的数十篇论文。
1.独著
《东部裕固语简志》，民族出版社，1981年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Ⅰ研究文集》，日本东京外国语学校亚非语言文化研究刊行，1990年
《八思巴字和蒙古语文献·Ⅱ文献汇集》，日本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语言文化研究刊行，1991年
《新编元代八思巴字百家姓》，文物出版社，2003年
2.合著
《蒙古字韵校本》照那斯图、杨耐思著，民族出版社，1987年
3.论文
《元八思巴字篆书官印资料辑存》，《文物资料丛刊》，1997年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语文》，1999年第1期
《八思巴字篆体字母研究》，《中国语文》1980年第1期
《南华寺藏元代八思巴字蒙古语圣旨的复原与考释》，《中国语言学报》，1982年
《有关八思巴字母eæ的几个问题》，《民族语文》，1988年第1期
《八思巴字的零声母符号》，《民族语文》，1989年第2期
《论汉语中的蒙古语借词“胡同”》，《民族语文》，1991年第6期
《内蒙古科右中旗元代夜巡牌考释》，《民族语文》，1994年第9期
《元代纸币八思巴字官印文字考》，《民族语文》，1995年第6期
《八思巴字蒙古语龙年圣旨》，《民族语文》，1996年第4期
《蒙元时期宫廷文书的印章文字》，《民族语文》，1997年第3期
《妥欢帖睦尔皇帝虎年圣旨》，《论文与纪念文集—请格尔泰教授从事教育科研工作50周年纪念》，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8年
《〈步图〉上的两颗元国书鉴藏印译释——兼谈古代书画题跋八思巴字印》，《故宫博物院院刊》，1999年第1期
《蒙古文和八思巴字元音字母的字素分析》，《民族语文》，1999年第3期
《素囊黄台吉献给阿兴喇嘛的金印》，《中国古印玺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2000年
《训民正音和八思巴字的关系探究—正音字母来源揭示》，《民族语文》，2001年第3期
《一种从八思巴字脱胎而来的文字》，《民族语文》，2003年第2期
《唐徐浩书朱巨川告身卷所元国书印译释》，台湾《故宫文物月刊》，2004年第2卷第2期
《〈蒙古字韵〉拾零》，科学出版社，《语言科学》第3卷第2 期（徐州师范大学语言研究所主办）
《论八思巴字的文字类型》，《中国少数民族古籍轮》，四川民族出版社，2004年
《释〈老乞大〉中与蒙古语有关的几个词和短语》，单周尧 陆镜光 主编《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又，船田 善之译·解题 载於日本《内陆亚细亚史研究》第21号 ，2006年3月
《八思巴字蒙古语文献的语音系统》，《民族语文》，2007年第2期
2006年8月，被授予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