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15 17:50
牛李党争是发生在唐朝中晚期的文官集团间的政治斗争。以牛僧孺、李宗闵为首的牛党与李德裕、郑覃为首的李党相互敌对，自唐宪宗元和三年（808）起始，延续40年，直至唐宣宗大中三年（849）结束。其时间跨度长，涉及事件多，是唐代中晚期政治的一个重要事件。
牛李党争对唐代晚期的政治格局造成了较大影响。藩镇割据、宦官干政是两党相争的要点。牛李党争始于元和三年科举案，两派因为对藩镇的政策不同而产生矛盾，随后因长庆元年科举案而转变为公开的冲突对立。李恒至李炎在位的几十年是党争激化的时期，宦官集团也参与到党争之中，并一度压制了文官集团。最终党争在唐宣宗时期，随着李党失事以及牛党衰微而告终。
除了对唐朝政治的影响之外，牛李党争对于当时的文学创作也有巨大影响。在斗争最为激烈的时期，两党都创作了许多以污蔑、诽谤对方为目的的作品，将许多的文人卷入政治斗争之中，在党争结束之后，随着文官集团的势微，大批文人的心态由中唐时强调济世复兴的积极乐观转向了避祸自保，促成了晚唐文学以伤感、消极、沉郁为基调的现象。
唐开元十一年，中书门下改制为中书门下，使得中央的行政权进一步集中。晚唐时期，宰相不仅拥有对政务进行裁决的权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拥有选调官员的自由。中央权力的集中，以及宰相权力的扩大，使得相位成为了朝廷高级官员间权力争夺的重点。另一方面，随着科举取士促成的士人群体扩大，唐朝官员间的竞争也愈发激烈，结交权贵、疏通内外关系成为廷臣巩固地位，确保利益的主要措施，进一步加强了官员间结党私交的现象。多方因素影响下，造成了晚唐时期朋党兴盛、党争不止的局面。
对于唐代中晚期文官集团的分野，或者说对不同党派结成的原因，存在着诸多不同的说法。最为常见且受到认可的理论源于陈寅恪教授，他认为唐代的党政都是统治集团内部出身不同阶级的士人群体之间的利益斗争，是因科举而新兴的寒门对关中、陇西县世族的挑战。与之相对的是，有学者指出，政治理念上的冲突才是导致文官群体分裂的根本原因，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由于理念不合而游走于不同党派之间士人。还有学者认为，并非所有“党”的建立都是基于政治目的，亲缘关系也是士大夫加入党派的重要理由之一。可以确定的是，唐朝文官的分野并无绝对的条件和限制，而导致党政的因素也并不唯一，牛李两党长达40年的斗争，其矛盾涵盖了从国家政策、团体利益到个人仇恨等多个方面。
安史之乱后，宦官群体被皇帝赋予了莫大的权力，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军权。神策军、中护军等重要军队均由宦官掌控，给了他们足以和文官集团分庭抗礼的资本。李适及李纯时期，宦官又有救驾和拥立的功劳，更受皇帝信任，使得宦官在中晚唐时期成为了一股重要的政治势力。内朝宦官虽然不会直接参与外朝政治，但是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皇帝的意见，牛党和李党在党争中均会拉拢宦官以壮大自身的势力，宦官集团也借此机会将势力扩大至外朝。
安史之乱后，唐朝虽在名义上收回了对河朔三镇的控制权，但是藩镇的节度使不再受朝廷任命。三镇自行设置官吏，也不上供租税，各自掌控数目庞大的军队，形成事实上的地方割据。朝廷因为国力有限，难以调拨足够军队对三镇进行清剿，因而在大部分时间中对于三镇采取姑息态度，一定程度上放弃了对河北地区的掌控。如何处理河北三，成为唐朝晚期朝廷所面临的一大问题，以李德裕为首的李党主张出兵河北，收回对藩镇的控制，而牛党的牛僧孺等人则反对这一做法，对藩镇政策上的不合是引发党争的重要因素。
元和三年（808年），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在科举对策中对于朝廷出兵藩镇的做法大加批评，引起朝中用兵派的不满。在内朝宦官的干涉下，李纯贬斥了出策人及一批支持采取姑息措施的廷臣，对牛僧孺等人也未加采用。同年秋，裴均污蔑宰相李吉甫，称是他指使了牛僧孺等人批评朝政，李吉甫因此被罢免相位，贬淮南节度使。
元和三年科举案牛僧孺、李德裕等人虽还为入朝为官，但案件暴露了朝中文官集团的分裂，因此被视为牛里党争的开端。此后，朝中派系斗争明显，主要为李吉甫派和李逢吉派。
长庆元年（821年），段文昌上奏唐穆宗，称当年的科举取士中存在礼部采纳不公的现象，段文昌在取士之前向钱徽举荐过多人，但无一人录取，致使段文昌对钱徽心生怨恨。唐穆宗就此事询问翰林院，当时的翰林学士元稹、李德裕、李绅等人同段文昌交好，又想趁此打击李宗闵等人，于是回应称确有其事。穆宗随后任命王起、白居易主持覆试，结果礼部所录14人中有11人在覆试中落第，唐穆宗于是贬主考礼部侍郎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充开江令，李宗闵等因疏通作弊而刺配。
长庆元年科举案，通常被认为是牛李两党公开冲突的开端。此次事件中，李绅、李德裕等以“科举请托”为由，打击李宗闵等人，致使两派结怨。由于李德裕本人是以门荫而得官，对于科举一向不以为意，因而此案也被视为是李德裕代表的门阀世族对于因科举而兴的寒门士人的打击。
经历了长庆元年科举案后，牛李两党之间的区分开始逐渐明，晰两党之间的斗争主要围绕相位展开，只要取得宰相之位，不仅可以贯彻自己的政策，还可以以宰相之权提拔亲信打击异己。长庆年间，牛僧孺与李逢吉结派，共同针对宰相李吉甫、斐度、李绅、李德裕等人。李逢吉是李恒朝的权臣之一，他在长庆二年（822年）入朝后，因觊觎宰相之位而诬告元稹想要刺杀斐度，制造了“于方案”，使得二人双双被罢免，李逢吉得以取而代之。李逢吉入相后，又引荐牛僧孺，由于李德裕当时同样颇具声望，被认为是宰相的有利竞争者，李逢吉因而在同年九月将其调为浙西观察使。长庆三年（823年）三月，牛僧儒在李逢吉的引荐下入相。牛僧孺入相后，又援引李宗闵，使其在长庆三年冬任礼部侍郎，牛党正式崛起。
宝历二年（824）正月，斐度请求入朝觐见，李逢吉担心斐度重返朝堂，于是策划“武昭狱”，污蔑斐度的原部下武昭谋划杀害李逢吉，然而计划败露，李逢吉及其党羽被贬。大和三年（829年），李德裕升兵部侍郎，随后被裴度推荐为相。李宗闵担心李德裕上任后对自己不利，于是在宦官帮助下将其调任滑州节度使，迫使其再度远离中央。李宗闵对于引荐李德裕的裴度也心怀怨恨，又将裴度罢相，让牛僧孺顶替。
大和七年（833年），李德裕因任节度使期间治理有方而被提拔为相，牛僧孺则因之前在边事上的保守政策被罢免，李党重新主掌朝政。
唐文宗深感内朝宦官势力扩大后对皇权的威胁，因而寻求外朝文官的支持意图削减宦官的权势。在宦官王守澄的推荐下，唐文宗开始重用李训、郑注二人。当时正是李德裕受文宗重用的时期，为了夺取相位扩大权利，李训、郑注引入李宗闵，污蔑李德裕暗中勾结漳王，意欲犯上谋图不轨。李德裕因而被贬为宾客分司，随后又被贬宜春市长史。在李党失势后，李训、郑注转而开始打击牛党，先是构陷杨虞卿散布流言诽谤郑注，将为杨虞卿求情的李宗闵贬为明州刺史，随后又兴冤案，将牛党多名成员调出朝堂。
大和九年（835年），李训、郑注以观露为名将宦官首领仇士良引入宫内刺杀，然而计划败露，仇士良带领禁军对参与计划的文官进行无差别的屠杀，大量无辜的平民商贩也被卷入其中。甘露之变极大地影响了晚唐的政治格局，仇士良等对朝臣的屠杀极大地打击了大臣的政治热情，自此直至会昌年间，牛李两党在朝的苟安禄位，在野则明哲保身，两派斗争止于朝堂议论，对于宦官专权则极少抗衡。
甘露之变后仇士良等人对李训、郑注一派的诛杀使得朝廷出现了权力空缺，为牛李两党的复出提供条件。开成年间，两党在人员任用上纷争不断，双方都在积蓄势力以便之后夺取相位。开成五年（840年），唐文宗去世，唐武宗即位，任李德裕为相，李党在朝堂上占据绝对地位。在武宗的支持下，李德裕一方面积极进行政治改革，一方面平泽路、驱回鹘，试图重新树立朝廷的权威。到唐会昌朝后期，李德裕不仅以“破朋党”之名对牛党实施打击和迫害，还不断削减宦官权力使其权利降回甘露之变以前，李德裕的独断专权得罪了大部分的廷臣和宦官，最终导致在唐大中朝时期遭到了全面报复。
李忱即位后，因本人为宦官推举，且与武宗素有嫌隙，对武宗时期得势的李德裕也多有厌恶，不仅罢免他的相位，还将其贬为荆南节度使，随后又接连贬斥，最后令其为崖州参军。李德裕被贬象征着李党的彻底失势，牛党趁机上位对，污蔑李德裕为逆臣，还将李德裕执政时的改革通通废除，令朝政重返唐宪宗时期的样貌。
大中元年（847年），牛僧孺病逝，牛党为兵部侍郎白敏中及令狐绹接管。大中二年，李德裕在崖州病逝。以白敏中为首的牛党在大中年间对李党的残余成员持续进行打压，将他们调离重要岗位，或者直接贬斥在家，但牛党很快也面临了新的问题。李忱为人事必躬亲，多防臣下，他不仅不信任李德裕等李党大臣，对于自己提拔的牛党也多加提防。在宣宗执政期间，君权独重，宰相权力被架空，使得牛党虽握有相权但无所建树，其党派的扩张也受着宣宗的限制，并随着白敏中与令狐的分裂而一蹶不振。李漼即位后，为示改弦更张，将李德裕平反，牛李党政也彻底终结。
晚唐时期困扰朝廷的三大问题：藩镇、宦官、朋党，三者环环相扣。牛党多次阻挠朝廷对藩镇的出兵，对李党进行的诸多朝政改革也一概废除，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晚唐时期中央权威衰微，藩镇拥兵自重的现象。牛党与宦官的勾结，以及李党后期对于宦官专权的姑息，也纵容了宦官势力对于皇权的侵蚀，使得内朝宦官在政治问题，尤其是皇位问题上的话语权不断增加。
除了对权力问题的影响外，党争还影响到了朝堂上的风气。政权在两党之间不断交替，使得不论哪一党派的政策都难以得到贯彻，未及落实便被得势的另一派所废除。权力的频繁更迭导致了人士任用的不稳定，党同伐异使得官员们的职位变动如同做过山车，未等熟悉政务又被调至另一岗位。多方影响之下，士大夫们不再以济世治学为己任，或专注自保、或攀附享乐。这一风气甚至影响到了尚未为官的科举士子，科举进士间游宴成风，宴会成为了他们结识朝中大臣的重要渠道，期间也不乏结党、请托等举动。
牛李党政所制造的大规模政治迫害，极大程度上改变了晚唐文人的心态。以白居易、元稹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原本继承了中唐时期济世复兴、积极进取的乐观态度。然而，无止境的政治斗争，一再的贬黜，使得这一批人在不同程度上对于政治产生失望情绪，并在文学创作上出现了明显的内容和风格转变。晚唐文人的作品往往更重视个人生活而非社会问题，艳情诗和田园诗成为流行，更为明显的变化是诗歌中弥漫的忧怨情绪，文人将现实社会的不得意投射至文学创作中，从而导致了晚唐文风的变化。
《牛李党争考论》的作者王炎平认为，牛李党争由政治冲突促成，藉由宦官之手其影响被不断放大，多次挫断了改革，使天宝的政治腐败愈发严重。唐朝中晚期的国力衰退，以及政治平衡的破坏，两党均负有一定责任。
学者张国刚认为，牛李党争极大程度上影响了朝廷对于河北省藩镇的政策。他在《唐代藩镇研究》中指出，党政使得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复杂化和激烈化，朝廷为应对内部的政治斗争而精疲力尽、自顾不暇，没有多余的精力去处理藩镇割据的问题。
学者李润强在《历史、社会与文学》中提出，牛李党争极大地改变了晚唐文人的人格、心态以及文学风格。晚唐文人面临着政治理想和政治现实的巨大矛盾，才能无法施展、理想无法实现的苦闷和无奈以及党同伐异的残酷现实，造成了文人们道德人格和政治人格的分裂，在创作上也偏向怪诞晦涩，党争促成了晚唐文学风格的转变。
历史学界对于牛李党争的研究争议主要集中在三个问题上，分别是牛李两党的分野、两党斗争起始的时间、以及李党是否存在。
牛李两党的分野，最早由陈寅恪教授提出，他以阶级划分两党，认为牛党代表寒门出身的科举士子，李党代表山东的门阀士族。阶级分党一说在后来遭到了部分学者质疑，方坚铭就认为陈寅恪的做法其实是从两党各自的领袖的出身，反推两党性质，难免存在偏颇。另有学者认为，牛李两党本质并无差异，其成员多是科举出身，党争是山东与陇西两地门阀的斗争。现如今的学界，大多认同要从多个角度，包括出身、政治理念、个人关系，综合考量两党的分野。
关于两党斗争起始的时间，学界存在两种不同观点。第一类将元和三年科举案视为党争的起始，因为此案已经暴露了两派在政治观念上的不合，又由于宦官势力在暗中挑拨协助，发展与之后两党相互攻伐时如出一辙，所以被大部分学者认同。第二类将长庆元年科举案视为党争的起始，支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元和三年时牛僧孺和李德裕均尚未入朝为官，且双方虽然存在政治观念上的冲突，但并不存在直接矛盾，相反，长庆元年之案是牛李第一次正面冲突，也是两人结怨原因。
关于李党的存在，或者说李德裕是否结党，学界的争论更多。争议的起因是李德裕执政时多次以“破朋党”之名打压牛党，本人也多次表示朋党是祸乱朝政之根源。部分学者据此认为李德裕本人并没有结党，史载的李党更像是一个由相近执政理念的大臣自发形成的松散联盟，不能等同于一般的“朋党”。也有认为李德裕结党乃是迫不得已，只是为对抗牛党以贯彻政策而为之。大部分学者依然认为牛党和李党在性质上并无本质不同，均是存在共同利益的政治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