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12 16:39
安史之乱是发生在唐朝中期李隆基天宝年间的一场动乱，其持续时间从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二月十六日到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二月十七日。因为是由唐朝将领安禄山和史思明发动的叛乱，所以被称为安史之乱。
天宝后期，由于唐玄宗疏于朝政，唐朝政治昏暗，百姓多有流离失所。在募兵制施行后，边境节度使势力逐渐扩张，形成割据势力。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年，身兼范阳、山西省、平卢三镇节度使的安禄山联合史思明在范阳（今河北保定市和北京市）起兵，连克唐朝多地，在攻下洛阳市后自立为帝。李隆基得知后，下令平叛，但洛阳（今河南洛阳），潼关县（今陕西省渭南市）等地接连失守，安禄山军进逼长安。唐玄宗被迫离开长安逃亡蜀中，途中卫戍军发动兵变，史称马嵬兵变，杨国忠和杨贵妃被杀。
马嵬兵变后，时为太子的李亨在灵武市（宁夏回族自治区下辖县级市）称帝，以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收复失地。同时，安史叛军发生内乱，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史思明杀安庆绪，也自称大燕皇帝，并再次攻下洛阳市，之后同样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所杀，唐朝军队则接连收复了长安、洛阳。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十月，李豫继位，启用唐将仆固怀恩为朔方节度使、河北省副元帅，统兵进军洛阳，接连击败史朝义。广德元年（公元763年）败退后的史朝义想向北去奚和辽朝，但被唐军追到，最终自缢而死，历时七年有余的安史之乱至此结束。
安史之乱历时七年多，唐朝的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极大的影响了民众的生活，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统一局面，成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藩镇割据势力在战乱中越来越强大，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
李隆基统治后期，统治阶级内部君臣、文臣武将之间矛盾日益尖锐。玄宗李隆基任用的宰相李林甫自专大权，排斥了李适之、韦见素等正直有才的大臣，天宝制造了韦坚、杜有邻、杨慎矜等冤狱。继李林甫接任宰相的杨贵妃之兄杨国忠，同样是妒贤忌能，骄纵跋扈。安禄山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被提拔为平卢，不久又兼领范阳、河东节度使，他自恃唐玄宗李隆基的恩宠野心逐渐膨胀，与杨国忠产生矛盾，杨国忠与安禄山之间争权夺利是安史之乱的重要原因。
唐初实行均田制，使官员百姓均受其田，极大的推动了唐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但到李隆基时期，随着全国可耕荒地的减少，均田制逐渐被破坏，贵族、官僚、富商等兼并土地的现象愈发严重。如宰相李林甫在京城之内广置庄园府宅，大肆侵吞百姓田产。此外，同一时期的百姓赋税沉重，《唐会要》中指出天宝时期农民需要缴纳租庸调、地户两税、脚钱、税物等繁重的税负，导致逃户激增。失去土地的百姓仅有一小部分沦为了佃客、荫户，大部分农民为了逃税和活命四处逃散。天宝时期所记载的逃户总数超过五百万。
唐玄宗开元年间，不管是京师宿卫还是边镇的守兵，甚至是地方军队基本上已经靠募兵来维持兵源。募兵制成为主要来源后，出现了镇守京师的骑(长从宿卫)。加之唐初战争较多，设置了众多兵镇，实行募兵制后，还出现了长期戍边的长征健儿，久之形成了将帅专兵的现象。唐初府兵制下的“内重外轻”的局面被打破，军队的分布转为“内轻外重”。各地节度使权力非常大，不仅有控制军队的权力，还控制着当地的民政、财政赋税收入，他们不仅有土地，还有人民，还有士兵，又有财政收入，很快发展成为了具有离心力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唐统治下的不稳定因素。节度使的势力不断扩大，离心力也越来越强，这使得中央和地方矛盾逐渐加深，成为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安禄山的身世存在多种说法，较为认可的说法是他有着胡人的血统。安禄山年轻时，与史国（都城为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史思明都通晓九蕃语，担任“互市牙郎”。后来幽州节度使张守珪任命安禄山、史思明为“捉生将”（捉活俘虏）。天宝元年（公元742年），安禄山被任命为平卢，渐获李隆基宠信。史思明也官至将军、知平卢军事。后安禄山被唐政府调任为范阳节度使（镇蓟州，今北京），同时兼任平卢节度使和河东节度使，野心逐渐膨胀，他蓄养数万匹战马，数万兵力，派遣胡商到处经商买卖，每年收到数百万金钱，起兵的条件更加完备，他还让谋士高尚谋划，从军队中选拔心腹将领，作为叛乱的骨干力量，着手反叛。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冬，安禄山打着讨伐杨国忠的名号，率三镇军队共十五万兵力在范阳起兵反叛。安禄山首先从河北省发起进攻，一些地方的守令开门出迎，一些地方的官员弃城逃跑或被叛军擒杀，叛军很快就控制了河北。之后安禄山的军队从灵昌（今河南滑县）渡河，接连攻下陈留郡（郡治浚仪，今开封市）、荥阳市（郡治荥阳，今河南荥阳）。沦陷地奏报安禄山造反，但李隆基却认为这是编造出来的，没有相信。
同年十一月十五日，由于各地奏报不断，唐玄宗才相信安禄山确实起兵反叛。于是先罢免了安禄山的亲属安思顺朔方节度使的职务，以九原知府郭子仪取而代之。后任命荣王李琬为征讨元帅、密云郡公高仙芝为副元帅东征平叛，再以安西四镇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平卢在洛阳募兵抵抗叛军。各地太守，如东平太守吴王李祇也招募兵马抗击叛军。但是东征的荣王李琬在出征数日后逝于平叛途中，高仙芝、封常清兵败安禄山被李隆基所杀，同时郭子仪在山西省击败叛军，收复大同市（今山西大同）、朔州市（今山西朔县）。十二月十一日，安禄山攻下了洛阳市（今河南洛阳），于次年自称大燕皇帝，改元圣武，并署置百官。
安禄山的叛军虽然攻下了洛阳，但在其后方，常山（今正定县）知府颜杲卿、平原（今德州市）太守颜真卿等河北十七郡的地方官吏纷纷发起结盟自保的口号，筹集了二万余人的军队，给安禄山的后方造成了极大威胁。安禄山派史思明引兵回击，破常山县，杀颜卿，许多郡县重新陷落于安禄山之手。但在不久后，唐将李光弼、郭子仪先后率军由山西省出井陉关（河北省井西北），在河北大破史思明部。此外，河北十余地的地方官也再次响应，纷纷杀叛将归唐，安史叛军陷入困境。
洛阳市失陷后，李隆基任命哥舒翰为兵马副元帅守卫潼关，抵御安禄山军。哥舒翰采取坚壁不战，拖垮叛军的策略，但唐玄宗和杨国忠对拥有重兵的哥舒翰不放心，接连派宦官催逼哥舒翰出关收复失地。哥舒翰不得不于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初四日引兵出潼关，在灵宝会战中大败而归，主帅哥舒翰清点残兵八千余人后退入潼关，安禄山军队乘胜围困潼关。六月初九日，潼关番将火拔归仁等劫持哥舒翰，投降了安禄山叛军。潼关最终被安禄山的军队攻陷，哥舒翰本人也做了俘虏。而后叛军长驱进逼京师长安，形势危，郭子仪、李光弼听到消息后，收兵退入井陉关，河北省郡县再次被史思明占领，形势对唐王朝再度不利。
潼关县失陷后，宰相兼剑南节度使杨国忠请奏放弃长安，南往蜀中，得到了李隆基的同意。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十三日，玄宗率领百官放弃长安出逃，于次日到了马嵬驿（今陕西兴平西二十五里）。但禁军统领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带领将士发动哗变，在马嵬驿停滞不前，先是要求唐玄宗杀死杨国忠，杨国忠死后又要求唐玄宗杀死杨玉环，最后唐玄宗下命将杨玉环缢杀。马嵬兵变十日后，安禄山攻陷了长安。
马嵬兵变后，玄宗继续南逃，太子李亨留在了关中，之后他退至平凉市（今甘肃平凉），得到数万监马，招募了五百余士兵，稍微稳定了军心。七月十二日，在西北边镇将领裴冕（河西节度行军司马）、杜鸿渐等拥护之下，太子李亨在灵武市即位称帝，郭子仪等人带领的五万兵马也退到了灵武，灵武兵力更加充实。即位后的唐肃宗遥尊李隆基为太上皇，任命郭子仪为朔方节度使，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就着手反攻。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十月，宰相房璀统率南、中、北三军，向长安进击，结果陈涛斜（今陕西咸阳东）一役唐军大败，损折了兵卒四万。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所杀，安庆绪继位称帝。安庆绪为了笼络史思明，任命史思明为范阳节度使，但史思明由于安庆绪杀父，渐渐不服从他的调度。
安禄山死后，唐军再度进攻，企图夺回长安。至德二载（公元757年）五月，长安城西清渠一战，唐军战败，军资器械，丧失殆尽，不得已乃向回纥可汗求援。同年九月，回纥汗国以精骑四千来援助唐朝，当时唐朝从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地陆续集结了大军十五万人，加上回纥精兵四千，而叛军方面集结了十万军队，两军在长安城西北大战，叛军败退，放弃长安向东逃去。唐军攻克长安后，长驱追击，收复潼关。
同在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叛军为了断绝唐军队的供给，派出军队攻打唐政府的赋税来源地南阳市和睢阳区。唐将张巡、许远守卫睢阳，和叛军前后进行大小四百余战，杀敌数万。睢阳最后还是被叛军攻陷。但安史叛军在睢阳相持太久，攻下睢阳后长安已被唐军收复，没有兵力再从睢阳向江淮其他地区进扰，使得战局的发展逐渐有利于唐朝。
安庆绪从长安败退到了邺城遗址，所辖河北七郡（汲、邺、赵、魏、平原、清河、博平县）六十余城还有七万余兵马。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王朝集中了郭子仪、李光弼等九节度使的兵力，进攻安庆绪。到了十月，连败安军，进围邺城。到第二年三月，史思明自范阳亲率大兵十三万，南下救邺，击败了九节度使的军队。邺城围解，安庆绪出城迎接史思明，史思明以弑父不孝的罪名杀了安庆绪和他的四个弟弟及其亲近党羽。同年四月，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九月，史思明又率兵南下，攻占洛阳市。乾元三年（公元760年）二月，唐军反攻洛阳，但被史思明军所败，损折了数千人，军资器械也损失了不少。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史思明在郎山（河南洛阳北）大败李光弼，并乘胜向长安进犯，但在途中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宫廷发生政变，宦官李辅国率禁军杀死张皇后，李亨李亨受惊而死。太子李豫即位，即唐代宗。即位后的唐代宗向回纥汗国请援，回纥可汗亲率精骑，与唐联军发动反攻，再度收回洛阳。史朝义逃奔河北省，再次收兵向唐军反攻，最终失败。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逃至范阳，范阳守将已经降唐，拒而不纳，史朝义想向北去奚和辽朝，但被唐军追到，最终自缢而死。自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举兵，至宝应二年（公元763年）正月史朝义败死，安史之乱结束，前后历七年之久。
安史之乱严重干扰了民众的生活，破坏了唐朝的社会经济，百姓殒命无数。黄河流域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而江南经济未遭破坏，逐渐超过北方。
安史之乱的战场主要在北方，对北方的人口影响很大。首先是河北省地区，在安史之乱中，河北地区一带主要是叛将史思明的流动区域，他的士兵无论老幼都会杀掉，甚至形成了杀人为戏的习惯。河南省和渭河平原附近因唐军与叛军反复争夺，所以这一地区的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遭受的苦难十分严重，几乎都流离失所。这些地方的民居被焚烧，十不存一，中原关中人口不满千户。
南方人口得到了一定数量的增长，特别是北人南下后聚居的区域如两浙、淮南地区。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时，江南道的人口密度在唐朝位居第三，仅次于河北道、河南道。北方人在南下避难时，首先会将先进的手工业生产技术带到南方。安史之乱主要影响的是原来人口众多、经济繁荣的北方。而南方由于基本没有受到战乱的波及，南方人口能够继续增长，继续发展着自身的经济，南方的社会总体状况慢慢超过了北方。
很多运河因为安史之乱的影响，长期没有疏通，导致无法通行，大大影响了运河的运输作用。唐朝在收复长安洛阳以后，暂时恢复了运河的通航，但很多河道由于年久失修，泥沙依旧堆积着，船通行依旧不畅。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的六百里地，因为无人巡守，所以盗贼肆虐，使得交通运输非常困难。
安史之乱使得城乡人口大量逃亡，进而造成大片土地荒芜。此外，唐朝官府肆意征兵也造成农村劳动力严重不足。由于成年男丁招不够，所以还没有成年男子也被强征到军队中，农村没有了耕地和劳动力致使大量的农田荒芜，百姓们粮食不足。并且由于安史之乱的爆发，双方军队为获得有力的战机破坏了许多重要的水利设施。郭子仪和李光弼为打胜仗将而漳河和丹江掘开，漳水和丹水都是黄河的支流，对当地农业生产有很重要的作用，为了打仗而将其掘开，对农业生产有很大的破坏作用。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王朝的统一局面，成为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潜镇割据势力在乱中越来越强大，严重削弱了中央集权。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立了许多藩镇，在战后也没有撤销。在安史之乱以前，唐朝只是在边境地区设置重兵。中原兵力较少，形成外重内轻的割据，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酿成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唐朝又在西北、西南设置藩镇，如凤翔、灵武，他们也带有较强的割据性。李豫将河北省之地瓜分，分别授予诸将，使安史降将成了由中央任命的地方节度使，保存了相当大的离心势力。在安史之乱中，朝廷对中原掌握兵权的刺史都加了节度使称号，收拢人心，使内外的军事布局获得平衡，避免安史之乱重新上演。但是这使得中原在安史之乱后出现了大量的藩镇，大的藩镇连州十余，小者也有三四个州，藩镇割据局面日益严重。由于安、史的残余势力，还是盘踞着河北方镇，当时唐王朝军事力量还不十分雄厚，唐王朝不得已遂把河北分为成德（今河北中部）、幽州卢龙（今河北北部）、魏博（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三镇，分别给安史旧将李宝臣、李怀仙、田承嗣、这就是所谓“河朔三镇。这些藩镇“各拥劲卒四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他们之间还结为婚姻，互相表里，并将土地传给子孙后代。
除了河北省的藩镇，其余的唐朝藩镇可分为三种类型，分别为中原型藩镇，边疆型藩镇，东南型藩镇。中原型藩镇控制着黄河以北的地区，起着保护渭河平原的作用。这种藩镇主要是为了防范河朔三镇，唐朝在这里设置重兵，实行“以方镇御方镇”的方针，置藩镇如汴宋、武宁县、忠武等十镇。西北西南的边疆型藩镇是因边防空虚而设，主要是为了防御周边的吐蕃南诏等少数民族而设置的。东南型的藩镇士兵少，军费支出少，地方富庶、是唐王朝最主要的税收来源地。这三种类型的藩镇割据性相比河北省地区的藩镇较弱，但有时也会给唐政府造成一定的威胁。藩镇割据的局面一直持续到唐朝灭亡，是唐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
安史之乱后皇帝开始不信任朝臣，使得宦官地位逐渐提高，逐渐形成宦官官专权的局面。宦官李辅国因在安史之乱中以拥戴之功被李亨提拔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事，宦官开始掌兵。唐肃宗、李豫两朝，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以宦官身份先后典掌禁军，权势赫然。德宗时，经“二帝四王之乱”，禁军多已溃散，早先由陇右边地入援勤王的一支边军神策军成为保护皇帝的主要力量。德宗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分任左右神策护军中尉统之，予以优厚待遇。
在安史之乱时期，一些少数民族乘唐发生内乱之机出兵骚扰，侵占唐朝土地，少数民族军队不断的出兵骚扰，给唐带来威胁，严重威胁了唐朝的边境安全，吐蕃、南诏、党项族等少数民族都曾侵扰过唐的边境。
吐蕃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就一直蚕食唐朝的西北边境。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十二月，吐蕃攻陷威戎镇（今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定戎（今青海湟源县）、宣威市（今云南曲靖）等地区。乾元年（公元758年-760年）以后，吐蕃天天骚扰边境，吐蕃兵不断掳掠杀害边疆百姓。数年之后，吐蕃占领了凤翔区（今宝鸡市）的西边，分卜州（今山西朔州北部）之北等数十州。除了这数十州被吐蕃侵占外，武德（公元618年—公元626年）以来建置的州县、设立的军镇，在乾元之后，都被吐蕃攻陷，使得李渊在剑南道设置的一些地方都沦陷了。
李豫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年九月吐蕃攻陷泾州（今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城），又攻陷了奉天县（今陕西咸阳），唐代宗派中书令郭子仪抵御吐蕃。吐蕃联合吐谷浑、党项族以及羌兵共二十余万，从龙光度向东进军。郭子仪败退，兵马退到了陕州区（今河南省三门峡市），长安失守。至德元年（公元756年）九月，南诏乘乱攻陷了越嶲，迫使唐的附属国“寻傅、镖国”投降南诏。同年，西原蛮首领黄乾耀、真崇郁与陆州、武阳、朱兰洞蛮也都反叛，推武承斐、韦敬简为帅，称中越王。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年十月，邓、简、嘉、眉、沪、戎等州蛮兵反叛。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波斯与阿拉伯帝国（阿拉伯帝国）一同入侵广州市。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十二月，党项族等攻占边疆诸城，进逼长安。次年十二月，西羌部落落奴刺、党项入侵宝鸡市（今陕西宝鸡）。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奴刺入侵成固（今汉中市）。这些少数民族的骚扰对唐的影响，除了侵占了唐的土地，焚烧了唐的屋舍，抢劫了唐的财物，给唐朝人民带来了极大灾难外，它还分散了唐迅速平定安史之乱的精力和军事力量，使得唐朝不得不分兵应对。
安史之乱后，国内民生凋敝，生产破坏严重，再加上少数民族不断的侵扰边疆，导致边疆一直不稳定。唐朝皇帝对佛教的态度也由此发生了转变，无论是皇帝还是臣子都对佛教更加推崇，他们认为崇奉佛教对边疆战事的胜利以及国内民生经济的恢复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相比唐初来讲，唐中后期的几位皇帝对佛教的待遇更加优厚，以至于崇佛过度出现了后期李炎灭佛运动。此外，唐朝由推崇佛教的北宗转为推崇佛教的密宗，北宗在武则天久视年间到李隆基天宝时期依靠皇室的扶植和官僚的支持成为禅门正统，有很多的弟子。由于安史之乱后唐朝由盛转衰，北宗也开始衰落，当时的唐朝皇帝如李豫、德宗等皇帝都将重点转向了佛教的密宗，同样也是希望能够借此稳定社会。
北宋史学家，政治家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价自安史之乱后，社会动荡不安，战乱不断，不仅破坏了大一统的唐朝，还进一步造成了社会长达百年的分裂，他说到：“由是祸乱继起，兵革不息，民坠涂炭，无所控诉，凡二百余年”
中国历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白寿彝评价安史之乱后的景象说到：“安禄山的叛乱，使唐朝的半壁河山陷入兵荒马乱之中。从此，唐朝再也没办法恢复元气了。”
近现代史学家王仲荦高度评价了安史之乱的平定，他认为安史之乱的平定是对中原文化的保护。他说：“事实上，如果安、史的大燕政权代替了李唐政权，中国社会只会陷于停滞或落后的局面。因此，尽管这一战争，是属于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但救平安史之乱却具有保卫中原先进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