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19 18:06
《社戏》是中国现代作家鲁迅1922年10月创作的短篇白话文小说，1922年12月初刊在《小说月报》第十三卷第十二号，后收入短篇小说集《呐喊》（1923年8月由北京新潮社初版）。《社戏》原为《呐喊》的倒数第二篇，但《呐喊》在进行第13次印刷时，作者将《不周山》删去，《社戏》成为末篇。
《社戏》讲述了民国元年后，“我”因在北京市两次听京戏产生不适，遂回想起十一二岁在鲁镇时，一次夏夜与玩伴们摇船去邻村看社戏的故事。《社戏》运用了叙事性描写和空间并置的艺术手法，创造出一个具有美好人伦传统的乡土世界，表达出作者对传统乡土社会的眷恋。此外，《社戏》通过塑造一系列自由活泼、真诚单纯的乡野顽童形象，表达出作者以幼者为本位的现代儿童观念。
新中国成立后，《社戏》作为鲁迅作品的保留篇目收入各个时期各个版本的初高中语文教材。
1917年到1921年，美国教育家约翰·杜威应邀来中原地区讲学，他在福建省、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上海市、山西省、山东省、北京市等地介绍了自己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讲学中，杜威提出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现代儿童观，认为解决当下世界种种危机的希望应寄托于尚未被成人社会污染的儿童身上，主张顺应儿童的天性，发掘儿童的潜能，反对用礼教压制、干涉、束缚儿童，让儿童自由全面地发展，以疗救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世风。此说带给当时文化界不小的震动，新文化运动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接受了约翰·杜威的现代儿童观。杜威讲学结束后的第二年，鲁迅立即创作出以儿童为主角的小说《社戏》，该作品融入了他对现代儿童观的理解。
《社戏》的创作时间是1922年10月，该时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落潮期。当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仅一年有余，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运动尚未形成规模，因此鲁迅在创作《社戏》一类着重表现乡土文明的作品时，主要刻画出农民淳朴驯良的一面，譬如《社戏》中的顽童双喜有着一颗纯净的心灵、老农六一公公为人亲和善良，未能看到农民身上潜藏的革命爆发力。但随着革命形势日渐高涨，在后来创作的乡土小说中，鲁迅逐渐发掘出农民身上的社会批判和思想批判力量，譬如《祝福》中的祥林嫂，她对“我”人有无灵魂的发问，实际上是在质疑启蒙的意义，而《离婚》中的爱姑，她对丈夫休妻的反抗，本质上是在挑战礼教制度。
据孙伏园通过《鲁迅日记》考证，小说中“我”前两回在北京的看戏经历可与作者当时身处的社会政治环境互证。《社戏》开头说：“我在倒数上去的二十年中，只看过两回中国戏，前十年是绝不看，因为没有看戏的意思和机会，那两回全在后十年。”《社戏》写于1922年，据此可认为“我”两次看中国戏发生在1912年到1922年之间。“我”第一回看戏是在民国元年，可与鲁迅1912年6月中旬应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的要求在天津市考察新剧互勘。鲁迅考察新剧不久后，辛亥革命开始走下坡路。小说中，戏园内拖着长辫的堂与使人联想起刑具的条凳，便与辛亥革命后新不敌旧的社会气氛相印证。“我”第二回看京剧，可溯源至1914年末到1915年初，那时袁世凯政府倒行逆施，社会民不聊生。反映在小说中，便是政府不管水灾救济，民间被迫出来为水灾募捐，所以才会有“我”第二回所观的为湖北水灾募捐的京戏。
民国元年后，“我”在北京听过两回京戏。第一回是被朋友推荐，第二回是去看为湖北水灾募集捐款的京戏表演，但两次看戏都给“我”留下不佳的印象，决定从此以后不再光临戏园。某天，“我”无意之中在一本日语书中读到了一段关于京剧的点评，由此想起十一二岁时在故乡鲁镇看社戏的往事：
那年夏间，“我”随母亲回鲁镇平桥村的外祖母家省亲，这是因为鲁镇有出嫁女在暑期回娘家消夏的习惯。“我”在这里不仅不用读书，还受到了客人般的待遇，每天都有其他家的小伙伴陪我钓虾、放牛、挖蚯蚓。
当时，离平桥村五里远的赵庄，正在演每年一度的社戏。“我”想前去，但一来没有提早订船，二来没有大人陪同，母亲便不准。晚饭后，玩伴们和“我”聚到一起，说起他们白天看戏的经历。得知“我”的处境后，一位叫双喜的少年，提议小伙伴们用八叔刚归来的白篷船载“我”去，并以众人会水为由，打消了母亲和外祖母对安全的顾虑。
路上，“我”闻到水草和豆麦散发出来的清香，看到朦胧的月色和起伏的连山，听到悠扬婉转的横笛。戏台到了，铁头老生、闺门旦、小生、红衫小丑轮番表演，但“我”和玩伴们越看越困，也没喝到心心念念的豆浆。最后，一位老旦登场，唱个没完，众人无法忍受，决定返程。
途中，摇船的小伙伴们尽显疲态，肚子也有些饥饿，于是有人提出去偷罗汉豆煮着吃。众人一呼百应，便将船摇到阿发家和六一公公的豆田边，趁着月色，各摘几大捧，搬到船上，用八叔的盐和柴，将罗汉豆烹成佳肴。
翌日，六一公公来向众孩童“兴师问罪”。双喜告诉他孩子们偷罗汉豆是为了款待“我”这个客人，六一公公便不再生气，反倒问起“我”豆是否好吃。在听到“我”肯定的回答后，六一公公十分高兴，直夸大市镇来的“我”识货。到了晚上，他又送给“我”和母亲一些罗汉豆，但“我”觉得没有昨夜的好吃。
以后的人生中，“我”再没吃到那夜似的好豆，也再没看到那夜似的的好戏。
小说的叙事者，民国元年后生活在北京，故乡是鲁镇平桥村，儿时被人唤作“迅哥儿”。作者用“我”成年后在京城看戏和儿时在赵庄看戏之间的体验对比，来表达对乡土世界的怀念。京剧的剧场不仅充满着陈规陋习，还透露出一股市侩气，这自然使我心生厌恶，但童年时在乡村看社戏，不仅有小伙伴陪伴，途中还发生了偷罗汉豆等有趣的事，这自然使我对记忆中那个人情淳朴的乡土世界，心生怀念。
鲁镇平桥村的孩子王，在农村这个小集体社会长大的他，并不把客人分成你家的或我家的，而是当做大家共同的朋友来款待。“我”要玩，双喜会和其他小伙伴陪着“我”玩。双喜虽为孩子王，但伙伴之间并不论资排辈，即使偶尔吵打起来，也不会用权威压人。此外，双喜善于体察人情、机智有主见、具备领导才能。当“我”因为看不了戏而面露不快时，双喜会和其他小伙伴一起来安慰我，并想出借用八叔闲船载我去的法子，而且有理有据地说服了大人，打消了他们对安全的顾虑。
鲁镇平桥村的一位农民，以种罗汉豆为生。当他准备责骂双喜等一班小鬼偷了自己的豆时，一听他们是在“请客”，态度立马温和，并反问“我”这个客人“豆可否中吃”，当晚还送给“我”和母亲一把蚕豆作为礼物，由此可见中国农民身上的善良淳朴、热情好客。此外，当六一公公听到“我”夸赞他的豆时，他便乐得合不拢嘴，对“我”竖起大拇指感激起来，而喜欢听别人肯定自己的劳动成果，是所有中国农民身上的共性，体现出他们对自己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感到自豪和快乐。
小说叙事者“我”的生母，在与孩子相处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权。表面上，母亲看似不允许“我”去看社戏，并告诫我不要外露不满的情绪，但这并不是出自真心。母亲虽为外祖母的女儿，但已经出嫁，所以在娘家也是客，因此得注意礼数，不能轻易麻烦别人来满足自己孩子的要求。然而，一旦稍有机会，母亲便会放“我”前去，于是有下文母亲就算怀揣担心，也应予了“我”在没有大人的陪同下，与孩子们在深夜摇船去看戏。等到回来时已经三更半夜，母亲虽有点生气，但并未因此责骂我们。由此可见母亲宁可自己将担忧隐藏在心，也尊重孩子们的意见，放他们在自己的世界中自由玩耍。
叙事性描写又名“动态描写”，与“静态描写”相对，即小说作者将事物置入故事情节的流动中对其进行描绘。在《社戏》中，叙事性描写被大量运用。譬如，在划船至赵庄的途中，“我”和玩伴所见的夏夜河景，没有被作者打断情节进行静态描写，而是与“我”移动着的目光融为一体，不断变化着形态：淡黑的起伏的连山，仿佛是蹦跃的铁的兽脊似的，都远远地向船尾跑去了，但我却还以为船慢。他们换了四回手，渐望见依稀的赵庄，而且似乎听到歌吹了，还有几点火，料想便是戏台，但或者也许是渔火。寥寥数笔，一幅极具生命力的动感画面跃然纸上。
传统的小说艺术是以时间的流动串联起情节，而“空间并置”的技法打破了时间流，使情节统一于作者构建的若干个空间模块中。《社戏》里，成年的“我”所在的北京和儿时的“我”所在的鲁镇构成了一对并置的城乡空间，并由“看戏”这一事件产生勾连。虽然三次看戏均以“我”觉得索然无味而中途告退，但“我”的心绪却截然相反。都市中的“我”在看戏中体会到的是生存空间的逼仄与繁华中的孤独，而乡村中的“我”在看戏中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其乐融融。两相对比，城市与乡村不同的精神面貌跃然纸上。
新文化运动中，受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的影响，反对用礼教束缚儿童，尊重儿童自由意志已成为一种共识，《社戏》通过塑造一系列个性鲜明的乡野顽童，表达出鲁迅对这种现代儿童观的认识。该故事中，“我”的玩伴们虽未受到正统教育，但生活经验丰富、劳动本领在行、待人热情真诚，显然是摆脱了礼教的束缚，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并且，在故事末尾，双喜带着孩子不仅偷摘了还踏坏六一公公家的蚕豆，六一公公不但没有过于责备反而与双喜互相嘲弄，可见成人以平等和关爱的态度对待儿童。
鲁迅写乡土社会，当理性大于情感时，则对现实中的农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既表同情，又表批判，比如《阿Q正传》；当情感大于理性时，则表现出对童年记忆中那个美好乡土社会的怀念，《社戏》便是这样的作品。《社戏》塑造出一个人际关系平等、民风淳朴平和、甚至带有几分浪漫色彩的乡土世界，从中可看出作者试图在自己的心灵中安放一块精神和情感的净土，以摆脱现实带来的焦虑和痛苦，而作者对乡村的美化，不仅是乡愁的表达，也反映出由中国古典文化迈向五四新文化的他，无法轻易地摆脱乡土所象征的民间传统文明的影响。
《社戏》中，豆的好吃与不好吃，并不在于“豆”本身——同是六一公公种的豆，昨夜的与今夜的并无多大区别，而在于“豆”之外——那一晚在野外偷豆、煮豆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回忆。同理，戏的好听与不好听，并不在于“戏”本身——北京的戏不见得让人不适，而那一晚的社戏不见得精彩，因为“我”和小伙伴们都看得直打瞌睡，而在于“戏”之外——民国元年后在北京听戏，整个社会依然死气沉沉，不见革命的新气象，譬如那戏园中的堂倌，依然留着辫子，直叫“我”气闷；儿时的那次看戏，过程一波三折、充满趣味，堪称弥足珍贵的回忆。
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编审局（即后来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的第一套中学语文教材，到90年代后期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教科书”和“九年义务教育三年制初级中学语文教科书”，鲁迅作品共收录40余篇。1950-1955年版的初高中语文教材收录了16篇鲁迅作品，其中包括《社戏》。此后，《社戏》成为各个时期各个版本初高中语文教材的保留篇目。
北京中文系教授，现当代文学研究学者严家炎评价：“收在《呐喊》中的社戏，是小说，也是回忆童年生活的美丽的抒情散文。”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卢今评价：“《社戏》不仅思想意蕴深遂，而且描写艺术也是出类拔萃的。”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何孔周评价：“要言之，《社戏》借助形象化的、凝炼含蓄的、富有音乐性的语言，把富有特征的各个生活片断和场景绘声绘影、棚棚如生地描绘出来，构成一幅开阔复杂的有机的生活图画，从而把作者对生活的独到观察和深刻思索形象地表述了出来。而从《社戏》的艺术特点中，我们也可以大略看到，鲁迅的光焰四射的独树一帜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