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2:43
《空翻》是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作品。《空翻》是大江健三郎历时4年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999年出版，是他对日本的灵魂和精神状态的反思。直接促使该部小说的诞生的原因，是东京地下铁中发生的沙林毒气事件和日本奥姆真理教的产生，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对日本负有责任的作家，立即用文学的手段，进行了自己的反应，探索了产生奥姆真理教这个怪胎的日本社会的现实状态。
作者运用极为丰富的想像力，以虚构和现实相结合的手法对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活动以及对日本人的灵魂和日本人的精神危机等问题进行思索。
两个具有争议的人物“师傅”和“向导”曾创立一个宗教团体。在信徒中的激进派准备采取炸毁核电站的恐怖行动之际，“师傅”和“向导”来了个“空翻”，宣布自己的教义是虚假的、愚蠢的，是个闹剧，于是教会宣布解散，激进派的运动宣告流产。十年后，两位原领袖筹划东山再起，然而突发事件接连发生，“师傅”没有新的建树。也就在此时，一个“新人”教会悄然兴起。
1995年，东京地铁出现了奥姆真理教散播沙林毒气，造成大量乘客和行人中毒伤亡的恶性事件。奥姆真理教的主要成员大都是高学历的年轻人。奥姆真理教产生的精神背景是“宗教的空白”。大江曾指出：二战后，出于对战前战时天皇崇拜的逆反心理，宗教意识普遍淡薄，这使奥姆真理教乘虚而入。正是奥姆真理教的沙林事件使一度决定在小说这种形式上封笔的大江再一次解除了自己的禁令，作家的良心使他不能不通过奥姆真理教事件，对这一完全异质的共同体的产生进行精神背景上的追究，从而对日本人的信仰、灵魂等问题展开深层的探索，《空翻》正是大江健三郎对日本人的灵魂和日本人的精神等问题进行思索的产物，用来探索现代日本人的灵魂拯救之路。
大江创作《空翻》的四年间（1995年—1999年），正值日本经济辉煌后的萧条时期，新国家主义的风潮和对战后民主主义的否定势头乘机抬头，正是针对这种倾向，大江特别强调对“自我灵魂”的关注，希望人们通过自我灵魂的构筑来与右派势力所倡导的“国家主义”相抗衡。而在上述时代背景下，一般日本人——特别是年轻人——的心中出现了精神和信仰上的空白状态。资本主义使家庭、共同体及国家变得软弱无力。在一个已经弱化了的共同体中，极端国家主义很可能在某一天复活，而且，人们也很容易涌起对完全异质的共同体的执著追求。
“师傅”
小型宗教团体主要领导人；年龄：四十；性别：男。“师傅”能在冥想世界中幻视到神的影像般的话语，而“向导”则负责将“师傅”的所视所云用常人的语言整理记录下来。
“师傅”的一些信徒认为，教会嘛，就是打造人灵魂的地方。追随者们在与“师傅”探讨宗教间题的过程中发现，“师傅”的宗教思想却是别有洞天，他其实真正追求的是一种无限远离宗教的宗教。
该宗教团体曾经有过一次溃灭的经历。在教团日益壮大之时，团体内部的一个高学历精英集团“技师团”为让社会感受“忏悔”，计划夺取核电站，策动恐怖事件，“师傅”和“向导”见局面难以控制，决定与日本的警方、传媒联手，力图阻止这一危险的发生。
“师傅”与“向导”二人在电视上发表讲话，声称“以前在教团里跟信徒们宣讲的那些都是胡诌八扯，都是恶作剧”。这样，“技师团”的恐怖活动流于未遂，教团本身也趋于解散。教团首领自行放弃自己原创的教义，无异于杀了自己的回马枪。这一事件被传媒戏称为“空翻筋斗”，“师傅”和“向导”也像是在空中翻了一个大跟斗，落回原地，又跌进深不见底的地狱。“师傅”最后也死掉了，他的死与其说是殉教，不如说是与神的断绝。 “师傅”最后之死，未能完成精神思想的根本统一。
“向导”
“向导”是一个五大三粗的大块头男人。“向导”给人的印象：和蔼可亲但难于接近、成默寡言。他也是反人类、反社会宗教团的二号人物。患有脑动脉瘤。“向导”死于内部纷争。
“童子”
“童子”即传奇少年阿基，“孩童的萤火虫”首领。“童子”计划成立“孩童的萤火虫”来建设独立于外部世界的共同体。因为，依靠外部世界的“旧人”是无法使日本度过危机，只有寄希望于象征着纯洁无垢和美好未来的“新人”，即“童子”来拯救出现令人担忧“征兆”的世界。
“木津”
在美国东部大学艺术系任教。癌症患者。后到日本度假数年。在度假期间，在东京某研究所从事管理工作，负责讲课和研究班的工作，还承担一些杂务工作。他渐渐地远离了真正的绘画创作工作。
“木津”与“育雄”他们把性行为当成一种思想探索、哲学思考的方式。在个性受到威胁的时代，他们试图以此来体验个体存在的强度，探寻人的性的真实存在，将人在现代社会中对自己生存状态的不安与焦虑用性的障碍与性的焦虑状态来表现，成为一种广义冲动的宣泄。
“育雄”
“育雄”曾是大学建筑专业的学生。他也是“木津”绘画的模特，后来成为“木津”的同性恋伴侣。
育雄从孩提时代起就思考着世界末日。一直渴望着再次听到神的声音，因此他把自己与周围的一切都对立了起来：从大学里退学、离开格格不入的家庭、游离在社会的边缘……而在他与木津相互扶持的生活当中，他逐渐找到了生活的方向，最后打消了再次倾听神的声音的念头，在“师傅”以悲壮的方式完成与神的决绝后，小说以育雄的一句话结束了全篇，教会吗，以他说，就是打造人灵魂的地方。
“青年荻”
“青年荻”他那约莫二十四五岁的年轻肉体所充溢的美感，还有他那整个身姿所弥漫着的独特风采，无不强烈地吸引着木津。
主题思想
《空翻》的主题思想即如何“构筑灵魂”。《空翻》探讨的是如何建立一个“构筑灵魂的场所”，以拯救“激荡不休”的年青灵魂。
在《空翻》中，诸如木津、育雄、舞女、青年荻、立花和森生姐弟、古贺医生、与“师傅” 、“向导” , 还有原先教会的几路人马，他们本来都有自己的生活，其生活轨迹几乎很难发生交叉的，但是大江却让他们在“转向”的主题下，聚拢到一道，在一种奇异的联系中，他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随后，大江又让他们走出东京，走到森林山庄，在那里，苦苦挣扎的“旧人”与充满活力的“新人”、都市的主流文化与峡谷的边缘文化、当代人的信仰危机与传统文化的宗教习俗，在大江的导演下，发生了戏剧性的大碰撞，从而隆重地推出了如何“构筑灵魂”这一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命题。唯一可以肯定的，就是真实的灵魂是生活和生命的根本之所在。
作为教会灵魂人物的“师傅”，一直也没有提出明确的教义，直至最后才发现，原来他所追求的，竟然是一种远离宗教的宗教！小说中很多情节是通过画家木津的视角展现的，而木津是追随在“师傅”身边的人中唯一一个对神没有任何希求的人，他只是为了融入同性恋的对象育雄的生活而加入教会的，进而一步步深入教会之中。他认识到自己在教会中的角色就是：“一个站在宗教外面的人把一个站在宗教内部的人神圣化”，所谓“旁观者清”，所以他才会在临终前感悟地说出：“育雄，你还是非要听到神的声音不可吗？……我呀，就是没有神，也会说rejoice（喜悦）的啊！在木津的这些话中，“没有神”是十分重要的。就是说，一部看似以宗教为主题的小说，最后的落脚点却落在了“无神” 、“无神的宗教” 、“无神者的灵魂拯救上”，这的确是该作品的大胆之处。“师傅”最后也死掉了，他的死与其说是“殉教”，不如说是与神的决绝。小说想要告诉读者的是：真正能够拯救人类的，不是什么神，而是人类自己。因为神是没有自由的一种存在，而没有自由的东西与自由的人之间不存在可以共生的时间和场所，也就无法给有自由的人以拯救；倒是在没有神的世界里，人们更容易找到真正自由的根据。也就是说，大江健三郎认为没有神的宗教或许才有可能使人获得拯救，而这种大胆设想的根基则是人的想像力，以及想像力所带来的无限可能。
叙事方式
大江健三郎在构想《空翻》长篇小说在叙事方式创作上则表现为一种结构中的解构与解构中的结构的并举。大江健三郎在与爱德华·萨义德的对谈中强调，作为最后的作品，把很多不同的事物，超越时间和空间，聚拢在一起的构思已经有，但是还找不到叙事方式。不如先在心里创作出反叙事一类的东西。
大江健三郎曾接受过结构主义的影响，并撰文“称自己是‘迟到的结构主义者’”，后来他又表示，如果说在日本存在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混杂在一起的现象，那么他恰恰是对这种状态感兴趣的人。他倒是积极地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混合到一起来理解。而“反叙事”的提法，其实已经暗示着大江健三郎正在“积极地把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混合到一起”，以熔铸其后期作品独特的叙事风格，那是一种把结构中解构与解构中结构并举的叙事方式，即作品的叙事往往是对某一已有定论的事件的重新解读（解构），在解构过程中，不仅获得了重新的认识，事件本身也在继续推进（结构），而最后则是以一种具有自我解构倾向的结局（结构），使作品呈现为一种具有不确定性的开放性结构。
在《空翻》里，整个叙事的出发点是“师傅”十年前的“转向”，当下围绕着“师傅”的复出并重建“教会”所展开的叙事，显然是通过对当年“转向”的解构而实现的新的“结构”，而“教会”的重建（结构），则是以“师傅教会”的彻底解体（解构）而告终结，在“师傅教会”的废墟上浮现出来的是“新人”教会的轮廓（解构与结构的并存）。同时，小说整个叙事主要是以身患绝症的画家木津为视角，其中又时时回响着一个反叙事的旋律——木津的自我反省及其与他人之间质询式的对话。其实，小说书名已经暗示了结构与解构并举的叙事方式，“翻”本身意味着解构式的结构，而“空”则是对“翻”之结构的解构，整个“空翻”便是一个由双重的解构所形成的结构。
正是采用这种层层叠叠的解构又结构、结构复解构的叙事方式，大江健三郎的后期作品通过对于人物灵魂的剥笋式的拷问，达到了对于全球化背景下的人类灵魂及其境况，进行了深刻的探究。
象征意义
生存的荒诞感、存在的虚无
日语中“空翻”既有翻筋斗之意，也指到某地后马上折返。大江健三郎从象征意义上使用了“空翻”该词，不仅是教主的“空翻”，更是社会意义上隐喻的“空翻”，这一形象的词语即带给读者清晰的荒诞感。
《空翻》中描述了一个新兴宗教团体领袖人物的“转向”。这个团体在近十几年间网罗了大批年轻信徒，形成了强大的势力。面对领袖们宣称的“世界末日”的到来，这个教团的年轻成员们最终试图采取政治上的过激行动，想以此唤起人们的改悔之心。于是，激进派分子进入了实际行动的准备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教主及其搭档不得不在电视镜头前发表声明，说他们创立的教会教义乃是信口雌黄，通过电视媒体宣告了教会的解散，并声明激进派的行动缺乏依据，以便瓦解激进派的恐怖计划。
教团解散了，“转向”的首领们从社会的表层销声匿迹，他们的“转向”被记者们戏称为“空翻”，在社会上留下了强烈的余震。就这样，教会的领袖杀了自己一个回马枪，就像在原地翻了一个筋斗一样。这一戏剧化的过程无疑是荒谬的：就在教会成员对教义笃信不疑，甚至要为此奉献自己生命的时候，创出教义的教会领袖——“师傅”与向导却将这一切都推回了原点，这样的“空翻”，带给了读者强烈的荒诞感受。
在经历了十年的心灵炼狱后，“师傅”与向导决定再创新教。然而，由于“师傅”在建立新教会时，并没有从辩证法的角度去超越当初的失败，所以没有树立起新的理念，这也就注定了这一次的努力尝试又变成了再一次的“空翻”——徒劳翻腾。通过这样一些描写，萨特存在主义关于人的行为的徒劳性的思想，就具有了极大的具象性和直观性，更让读者深刻体会到了世界的荒诞与存在的虚无。
萨特认为，人是被逼而自由的，人也是被逼而成为强者的。人生唯一的出路，就是行动，是介入，是通过行动来超越来适应世界简单稳定的决定论，并且在世界的物质性中改造世界。如果说存在先于本质，那么行动和介入就使人能够创造自己真正的本质，只有行动，才赋予了人的一生以意义。
在这一点上，大江健三郎受萨特的影响至深。作为一个专修法国文学的学生，大江健三郎从萨特那里学到了参与社会。的确，大江健三郎很好地实行了萨特关于“介入文学”的主张，他强烈的社会参与意识使得他的文学创作超越了个人化的局限，体现出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大江在接受芥川龙之介奖时强调，他是通过文学参与政治的，只有在这点上他才更清楚自己选择文学所要承担的责任。用想象力的语言在两个世界之间架起一座桥，使小说世界走向政治世界。
《空翻》中的反社会的性行为描写——如木津与育雄的性取向、青年荻与建筑师夫人的婚外情等，他们把性行为当成一种思想探索、哲学思考的方式。
《空翻》对存在主义的超越
大江健三郎《空翻》的意义并不在于对存在主义的简单诠释和吸收，而在于对存在主义的超越。
（一）想像力——超越“存在”的媒介
“奥姆悲剧决不可重演。为此，有必要在领导者和信徒双方的心中驱动想像力。”在接受《日本经济新闻》采访时，大江表述了创作《空翻》的动机，这恰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解读《空翻》的角度。
作为“小说理论家”的大江健三郎，在创作的不同阶段，先后接受了萨特的存在主义、俄罗斯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以及怪诞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这些影响，最后都汇集到“想像力”这一文学创作的根本问题上。
大江说，在萨特的引导下思考作为小说方法论基础的想像力论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个更能够让我透彻理解想像力理论的新向导，他就是加斯东·巴什拉。首先是萨特的“存在——虚无——自由” 、“形象——想像——自由”，其次是巴什拉的“想像力是改变形象的能力”，最后是布莱克的“想像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由此，大江健三郎对想像理论的认识就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以想像力为媒介，实现了对萨特存在主义的超越。
《空翻》乍看上去感觉像是一本宗教小说，通篇都可见有关信仰与神的问题。《空翻》传达给读者这样一个理念：“人的想像力才是超神的，才是自由的，想像力就是人的生存本身！”
（二）“新人”——寻求“存在”的希望
在《空翻》作品里，作者为读者描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聚集在“师傅”身边的信徒们，也都是那些被黑暗、忧郁和绝望控制着的人，试图在教会中得到新生。然而，在对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细致入微的剖析之后，作者毫不客气地指出，这种反人类、反社会的邪教活动，只能是原地空翻筋斗的瞎折腾，最终仍然指向虚无。
大江没有像萨特存在主义那样让人们就此沉沦，而是积极为人们寻求着“存在”的希望，在为人们所共同面临的精神危机开药方时，这位质朴的作者将乌托邦建立在了他的生养之地——四国岛上的那片森林里。他给出了读者这个问题的答案，那就是：“期盼并呼吁一代新人的出现，呼吁那种没有受到污染，象征着人类的良知、纯洁和美好未来的新人的出现。”就此，大江健三郎超越了萨特存在主义的虚无观。
《空翻》的故事情节是围绕着教会的领袖——“师傅”与向导重建教会的活动展开的，而在这一困难丛丛的过程中，“师傅”发现了一个关键词汇——“新人”，并且，这“新人”又成为了宗教活动的中心，教会也被命名为“新人”教会。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大江通过“师傅”的举动告诉读者：小说的主人公与其说是身为教主的“师傅”和“向导”，不如说是育雄和“孩童的萤火虫”的头领——一个名叫阿基的森林少年。这些“新人”一出场，就带给读者与“旧人”完全不同的感受：他们对过去与现在有着清晰的认识，同时拥有着缜密的思维与坚定的意志以及无穷的想像力，在“孩童的萤火虫”所承袭的当地的习俗中，“生活在谷间的人类灵魂在肉体死亡之后，仍旧驻留在能够俯瞰谷间的森林之中，而且三番五次地降临到谷间”，“生者的世界和死者的世界在这块地形中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组合。”
就这样，在神秘的四国森林中，通过新人们的努力，死者与生者实现了“共生”，为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存在”的希望。
在阅读《空翻》的过程中，读者随时都能感觉到作家对人类灵魂的忧虑和这种对“新人”的期待。大江健三郎作为一个文学家，而不是作为一个宗教信徒，自始至终站在人本主义的立场上呼吁着人们进行改悔，反省自己的罪孽，并构筑起自己的灵魂。无疑，《空翻》就是大江呼唤的载体。
（三）仁爱——带来“存在”的光明
萨特存在主义的名言“他人即是地狱”表明，人应该有绝对的自由，因而“他人”就成了人自为存在的障碍，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矛盾的不可调和性。而《空翻》之所以吸引了众多读者，原因之一就是感人的人物形象，而除了人物形象的丰满与生动外，更主要的还在于以“仁爱”完成的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融合。这是《空翻》能够超越萨特存在主义的最根本之处。
在小说的最后，一度被与津金夫人婚外恋折磨着的荻，终于在离开教团后与津金夫人正式结合；他回到教团所在地，才知道为获得拯救而试图集团自杀的妇女们吃下的是被师父偷换的泻药而不是青酸毒，结果一群人在树林里拉了个天昏地暗，并接受“师傅”的遗托，打消了集体自杀的念头；木津在众人的帮助下与病魔进行了不懈的斗争，最终遗憾地离开人世；
从《空翻》的人物形象中体现出来的超越了萨特存在主义的观念与中国儒学中的“仁”的观念极为相似。“仁”是指人与人之间的心意相通的关系。“仁者爱人”，爱即“推爱”，从亲爱与自己有血缘亲情的亲人开始，推而扩充到对自己所有的同类均保持一种温情与同情。儒家文化追求人与自我身心、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天（道）的普遍和谐。这种普遍的和谐不是不承认现实的差异与矛盾，而是把现实的差异与矛盾看作是事物非本然的状态，是事物在尚未到达理想境界前所呈现出来的不圆满，但事物在发展过程中是可以通过自我调节而达到圆满和谐的。就这样，大江健三郎用“仁爱”为读者带来了“存在”的光明，从而使作品从众多变相的人与事物中产生纯人文主义的理想形象。
《空翻》作品通过描写一个新兴宗教团体的再生与幻灭来思考、探索现代日本人的灵魂拯救之路。
——中国网
大江健三郎（1935—），日本作家，出生于爱媛县森林中一个小山村，1954年考入东京大学专修法国文学专业。代表作品：《奇妙的工作》、《死者的奢华》、《饲育》、《掐去病芽，勒死坏种》、《广岛札记》、《万延元年的足球队》等。1994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人民网.2015-08-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