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21:24
符美菊是儋州市大成镇南迁村人，生于1929年，16岁时被日本兵抓去修公路，之后又被抓到慰安所20余日，身心遭受巨大摧残。 2017年3月8日中午11时，海南省日本女子挺身队幸存者符美菊在家中去世，享年88岁。至此，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6人。
符美菊是海南省儋州市大成镇南迁村人，生于1929年，16岁时被日本兵抓去修公路，之后又被抓到慰安所20余日，身心遭受巨大摧残。
符美菊生前回忆，是她父亲向邻里乡亲借几十块大洋送给慰安所才将其赎回，回到家后开始发高烧生病，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起来。
符美菊逃离魔窟后于22岁成亲，共生养六个子女，她的丈夫于20多年前去世。
符美菊生前与孙子一同生活，因早年受日军摧残，晚年致瘫痪，生活不能自理。
2017年3月8日中午11时，海南省日本女子挺身队幸存者符美菊在家中去世，享年89岁。至此，中国大陆“慰安妇”幸存者仅剩16人。
符美菊是儋州市大成镇南迁村人，生于1929年，16岁时被日本兵抓去修公路，之后又被抓到慰安所20余日，身心遭受巨大摧残。当时，她的父亲向邻里乡亲借了几十块大洋送给慰安所才将其赎回，回到家后开始发高烧生病，一个多月后才慢慢好起来。
符美菊逃离魔窟后于22岁成亲，共生养六个子女，她的丈夫于20多年前去世。六个子女中，除了一个嫁到外地的女儿，其他人都先后过世，晚年的符美菊一直和孙子王财强相依为命——王财强成年之前都由她抚养。
王财强告诉红星新闻：“奶奶身体一直不好。今年过年以后，反反复复感冒。奶奶去世完全没有什么征兆，就是前一两天突然吃不下饭，然后一下子就走了，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今天一大早，符美菊老人入土为安，葬礼非常简单。
王财强告诉红星新闻记者：“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了郭导，奶奶的安葬花费了近万元，除了我自己攒下的2000元，还跟人借了4、5千块钱。”他口中的“郭明尔”就是“慰安妇”题材纪录片《三十二》的导演郭柯。
符美菊是村里的“五保户”，每个月有一百多块钱，由于要照顾符美菊，王财强没有办法外出打工，只能在家务农和做点零工，但微薄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这个家。
王财强告诉红星新闻：“没有办法，我一个人要养小孩、老婆，还要照顾奶奶，的确挺困难的。”符美菊老人去世后，闻讯赶来的好心人也给了王财强一些资助。
因早年受日军摧残，符美菊晚年瘫痪，生活不能自理。在王财强的关心帮助下，符美菊仅能在简易的坐便器上大小便、翻身、吃饭。王财强有时候也把她推到客厅看看电视，但符美菊听不懂普通话。
中原地区日本女子挺身队问题研究第一人：“目前中国大陆仅剩16人”
有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之称的上海师范大学教授苏智良今日（3月9日）下午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我们第一时间知道了此事，已经发布讣告了。”在得到这个噩耗时，苏教授很心痛。他说：“到了这个年纪，老人们一个接着一个走了。从去年到今年已经走了好几个了，到目前为止只剩下16人了，分布在山西省、湖北、湖南省、浙江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海南省。”
苏智良教授去过符美菊的村子几次，最后一次见她是2014年。
他告诉红星新闻： “符美菊那个村庄有三个老人（日本女子挺身队受害者），晚年的她们一直心情很开朗，经常一起活动。我们每次去，都把她们三个人叫到一起吃饭、聊天。她的孙子对她挺好的，很孝顺。”苏教授还透露：一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接到王财强打来的电话，说“奶奶身体不好”，“我们还想准备点钱给他寄过去，还没有寄，老人就走了。我们也是作为中华民族的一员对这些老人进行照顾。”
苏智良教授告诉红星新闻：“我们从2000年开始已经照顾了第18年了，我所在的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出面援助，钱不多，每年每人五千元。今年1月，我们刚刚把今年的生活费送到每个老人的家里，包括符美菊。资金都来自于好心人的援助，曾经也在网上发起过捐助。考虑到我们不是一个基金会，所以现在也不再做这样的事（发起捐助）。有好心人援助当然最好，没有的话就我们自己来，一共也没有多少人。这些老人平均年龄都超过90岁了，应该好好地善待她们。”
另外，在谈到亚洲别国对“慰安妇”受害者的保护时，苏教授说：“别国政府、企业和民间共同来援助，每个受害者平均一个月可以得到人民币5000元以上的生活费。这个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持续到现在了。”
在谈到这些老人如何看待这段历史时，苏教授说：“每个人的情况都不一样，各种表达都有。有的人对战争的受害刻骨铭心，要求一定要追讨血债，否则死不瞑目。符美菊她们一直希望日本政府能对这段历史有个说法。”
海南88岁“慰安妇”受害者符美菊去世.中原经济网.2024-0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