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4-15 16:40
《沉香屑·第一炉香》是张爱玲早期创作的中篇小说。这部小说于1943年首次发表在上海的《紫罗兰》杂志上，1944年被收入张爱玲的第一本小说集《传奇》。《传奇》同时还收录了《金锁记》《倾城之恋》《封锁》等经典小说，这是作者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集。2021年，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第一炉香》上映。
《沉香屑·第一炉香》所描述的是二战前发生在香港的故事。来自上海市的女学生葛薇龙来到香港特别行政区求学，因家庭经济不济，而选择投靠富豪遗孀姑母梁太太。葛薇龙在姑妈家居住的时光里，从单纯天真的少女变成在金迷纸醉的香港社会里的交际花，而且逐渐被姑妈作为利诱男人、攥取私利的工具。她最后还爱上了花花公子乔琪乔，成为了替梁太太弄人、替乔琪乔弄钱的女人。最终沦为娼妓，在荒唐、肮脏的现实中挣扎，而她自己的未来只剩下荒凉。
该小说一经发表后就引起了上海文坛的关注，尤其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鹃盛赞是“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的大上海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充斥着荒唐与怪诞的景象，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诸多矛盾聚合在这里。而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文人写洋场生活，常常夹杂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笔墨，自抗日战争爆发后，很多人的政治倾向发生变化，有些文人宣扬殖民主义，强化了个人意识上的局限性。当时的社会，随着资本主义与封建性的矛盾冲突带来现实世界的变化，文学上的“新”与“旧”的表达方式也日益突显，正是这种矛盾，渗透在小说所营造的艺术世界里，从人物的生活情调、趣味、服饰，仍至人的精神生活、婚姻关系都可窥见。张爱玲在《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所描写的沪、港上流社会、洋场人物时，更加深刻与完整地勾勒出了当时的时代特性。
而刚刚变身为殖民地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处于鱼龙混杂、中西合璧的大环境之中，带来个性主义与本土文化的割裂，使社会中人种的构成极其复杂，而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由殖民者主导的种族观念又日益兴起。张爱玲看到了“上海市”与“香港”的对立，并且产生了“怀乡”情结，从中也看到了自己在香港的无根状态下的“身份焦虑”。张爱玲在提到写这部小说的初衷时认为，这里的中国（香港），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荒诞、精巧、滑稽。殖民者为了统治的需要，如何将被殖民者建构为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一个供西方游人观赏的“东方符号”。
1939年，张爱玲考入英国伦敦大学，但由于战争，她无法远渡重洋去上学，而当时的入学考试成绩与香港大学一样，因此张爱玲便独自一人乘船去了香港，开始了她为期三年的大学生活。此时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经过百年洗礼，完全展现出另一番景象。张爱玲受香港文化的刺激、启发，为她《沉香屑·第一炉香》创作提供了基础。1942年，张爱玲告别了学生时代，离开香港，回到了出生地上海市。三年前离开上海的时候，上海的繁华一直留给张爱玲很深的印象，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成为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就在这个时期，张爱玲的母亲又已出国，于是她便投奔到了姑姑家。从香港回来后，从逃出父亲家的人，张爱玲变成了“一个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的人。”在这以后的三年，正值张爱玲一生创作最为璀璨的时期。写作的背后原因在于经济的窘迫。自1943年春开始，年仅22岁的张爱玲开始写作一系列散文、小说。而香港特别行政区生活经验在张爱玲早期创作中演化为异国情调，《沉香屑·第一炉香》便是张爱玲为上海市读者制造的香港传奇。香港变成专为中国人制造的“异域梦”，同时又像是为西方人演出的“中国梦”。
1943年，张爱玲在英文月刊《二十世纪》上发表了九篇散文，并自译其中五篇为中文。在张爱玲为英文报刊撰写电影评论之类的文章时，曾用中文写了两篇短篇小说，即《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也许是《二十世纪》给了她更多的勇气和自信，张爱玲直接拜访了《紫罗兰》杂志社的主编周瘦鹃，并将这两部作品拿给周瘦鹃看。1943年4月，创办于1925年12月的《紫罗兰》复刊，《沉香屑·第一炉香》和《沉香屑·第二炉香》得以在第2期杂志上占显著位置刊出。这是张爱玲正式在上海文坛露面。
涉世未深的中学女生葛薇龙跟随中产阶级父母从上海市到香港躲避战乱。父母由于积蓄用尽，返回上海。葛薇龙去求助有钱的姑母，留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完成学业。葛薇龙的姑妈梁太太是个精于算计的女人。她年轻时贪图物质享受，给年老的富商梁季腾做四姨太（妾室）。等富商死后，她过起骄奢淫逸的生活。梁太太和葛薇龙初次见面，说话尖酸刻薄，仗势欺人。梁太太表面同意让葛薇龙上学和同住，实际想把她当做情场的诱饵。葛薇龙看到梁太太家里富丽堂皇，认为她是个有本领的女人，一手挽住了时代的巨轮，在她自己的小天地里，留住了清代末年的淫逸空气，关起门来做小型慈禧。葛薇龙以为她们是姑侄关系，自己只要行得正，立得正，不怕对方不以礼相待。
葛薇龙留在香港上学，并住进梁太太安排的房间。她看到衣橱里面挂满了各式各样衣服。葛薇龙还是学生，并不需要华丽的衣服。她一面羞愧地想到这和长三堂子（妓院）买了一个人并且花钱打扮没有分别，一面却忍不住试穿了新衣服。她哄骗自己说，看看也好。葛薇龙一边上学，一边和梁太太应酬社交。她本想难得有上学的条件，用功念出成绩，却被认为读书无用。葛薇龙被生活环境腐蚀，想找个合适的男人结婚，当做生活的出路。可是梁太太只想利用她，还用交际手腕把她的意中人卢兆麟收罗过去。这时，葛薇龙遇到了花花公子乔琪乔。乔琪乔虽是富家子弟，但他父亲妻妾众多，关系复杂。乔琪乔本人不学无术，风流成性。葛薇龙虽被人告诫，但她迷恋乔琪乔的外表。
梁太太算计牺牲葛薇龙去笼络她的旧情人，司徒协拿出贵重的金刚石手镯引诱她。葛薇龙原本想要拒绝并退还，但想到的方法只有彻底离开。两三个月以来，葛薇龙已经对奢靡腐朽的生活上瘾了，如果想要离开以后继续这种生活，只能嫁给有钱人。这时，她希望乔琪乔改变消极态度，趁还年轻共同去寻求出路。
乔琪乔不答应和葛薇龙结婚，也不答应给她爱情，只答应给她快乐。这种快乐只是庸俗的情欲。葛薇龙因为期望落空而嚎啕大哭。深夜葛薇龙和乔琪乔幽会，以为得到了乔琪乔的爱，却发现乔琪乔秉性难改和女仆偷情。葛薇龙失望之余，打算离开香港特别行政区。梁太太一面继续宣扬歪理邪说，哄骗葛薇龙以年轻貌美换取金钱；一面阴险地教唆乔琪乔和葛薇龙结婚，利用葛薇龙继续放纵的生活，等她年老色衰时再抛弃她。
葛薇龙失望后身心俱疲而大病一场，休养数月。她的身体渐渐康复，而内心最终沦陷，被梁太太引诱堕落风尘。梁太太说服葛薇龙和乔琪乔结婚，婚后住在她家里。从此葛薇龙不是替梁太太弄钱，就是替梁太太弄人（男人）。最后，乔琪乔向葛薇龙承认：“你也用不着我来编谎给你听。你自己会哄自己。总有一天，你不得不承认我是多么可鄙的一个人。那时候，你也要懊悔你为我牺牲了这许多！”葛薇龙内心也认识到自己和街上的妓女没有分别，只是别人是不得已，但她是自愿的。
葛薇龙瞒着父母亲，独自上门来求素未谋面的姑妈粱太太资助。葛薇龙其实非常明白梁太太的为人，但她又对梁太太保有某种道德批判。住进梁太太家后，对未经世事的她来说，反而坚信姑妈的名声不会给她带来什么影响。但现实马上粉碎了葛薇龙的天真和自信，她有着人性难以经受住诱惑的一面，当她打开衣橱看到满满一橱的衣饰，她原先的矜持和自信一瞬间就被击溃了，这些衣服是姑妈特地为她准备。她自搬进梁太太家里那天起，吃穿用度全靠梁太太，葛薇龙已经逐渐认可姑妈对她的人生安排。梁太太对葛薇龙全无骨肉亲情，只当做自己风月场上的助手，笼络男人的工具。葛薇龙也慢慢享受着能够穿那些好衣服的场合，面对崭新世界，她很快就迷失了自己。当葛薇龙遇上乔琪乔，起初就是因为要替姑妈敷衍男人。乔琪乔是个有名的浪荡子，乔琪乔娴熟的爱情把戏很快就让葛薇龙爱上了他。葛薇龙为了维系他们之间的爱，她在风月场上沉沦自己，用青春和肉体换取钱财，支撑她和乔琪乔的生活。葛薇龙的对手不是姑妈，而是她的物质欲望，姑妈只是这欲望的化身。葛薇龙虽然生活在现代，但是却无独立女性的思想。而性格软弱的葛薇龙走向堕落的过程是清醒的，这是她主动选择的结果，过程中伴随着苦痛与不甘。
梁太太早年决定嫁给粤东富商梁季腾，做第四房姨太太，专候他死，那时葛薇龙还没有出生。一意孤行要做梁太太，和家庭宣告决裂。葛薇龙的父亲葛豫琨觉得姐姐败坏门风，姐弟俩闹得很僵。香港特别行政区富豪死后，葛薇龙的这位姑母拿到了一大笔遗产，成了一个自由而阔绰的寡妇。梁太太对自己名声不好耿耿于怀，对亲戚也心存芥蒂。虽然她大胆泼辣，嫁给富商做姨太太，但并非是一个反抗封建传统道德、勇于追求幸福的新人，而是一个表面华丽，内心腐朽的旧人。梁太太还是风情万种的风月老手，视爱情为情欲，视亲情为草芥，把握金钱权势，从见到葛薇龙的那一刻起，就开始算计她的价值。而梁太太本人连同她的全部生活，带着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奇特的生活情调，看似有着“现代文明”滋养，其实还是摆脱不了上世纪四十年代沪、港“洋场社会”生活的最基本的真实样貌。
乔琪乔是乔家庶子，父亲乔诚巴结英国人获得爵士头衔，母亲是一个在澳门赌场的葡萄牙女人。他母亲嫁过来不久就失了宠，因此手头上并没有攒下钱。他父亲有二十几房姨太太，十几个儿子，而他自己不学无术，是父亲最不喜欢的一个儿子。乔琪乔作为一个混血儿在一个不认可混血的社会中无法获得归属感和认同感。
家庭情感上的抛弃和社会环境的抛弃，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上流社会独有的醉生梦死，在让乔琪乔享受到其间的温柔富贵，又提醒他将会失去这些热闹与繁华，使他需要寻找一个不劳而获的机会。因此乔琪乔自愿走上了一条纵情声色，出卖自己、也利用他人的道路，以此获得短暂的欢愉。他人生的追求就是娶一个有钱的女人，不在乎自己的尊严，也不在乎感情的真伪，只要有足够的资本够他挥霍。乔琪乔说他没有婚姻自主权，实际上是他自己放弃了婚姻自主权，只要金钱的保障和奢靡的生活。他清醒的认识到葛薇龙根本无法满足他想要的，所以他残忍地拒绝葛薇龙的爱情。为了他追求的快乐，自私地占有葛薇龙的卑微的爱与付出。
张爱玲善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中发掘人性，并带出对洋场生活特殊本质的描绘，即这是一个金钱权势拨弄下的世界。而西方文化的侵入，又固化利用、联合了中国原有的封建文化。随着财产关系的改变，其实割裂与改变了社会的伦理，在这一过程中，沪、港的洋场上层社会更深受其影响。而金钱对于东方式的婚姻观念、婚姻关系的渗透，使两性关系、婚姻形式在现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发生着变动，而这种变动出现在张爱玲笔下的是颠倒错乱的两性生活，以及其对于正常人情感道德的戏弄。葛薇龙一度相信超越经济利害的所谓“爱”，可她在这个世界里却毫无保障。而张爱玲在刻画梁太太毫不掩饰的刻毒，也来自于其作为“后一代”的自我意识，这是被压抑着的一代。
在小说里，展现了一个殖民岛和一段屈辱历史的产物，充满着来自英国殖民者的和来自中国上海人的视角，葛薇龙自身就是殖民地所特有的东方色彩的一部分。《到底是上海人》中，张爱玲说为上海人写了一本“香港传奇”，张爱玲是试着用上海人的观点来察看香港的。《沉香屑·第一炉香》里想讲的是一个城市的故事，这个城市是张爱玲心中的“家城”上海市的“她者”。张爱玲将她的故事背景放在殖民岛香港身上，以用“她者”来理解自己。1940年的香港特别行政区是殖民化的香港，与上海的有“涵养”不同，上海保有着自我克制并保持温文尔雅的外表。张爱玲对梁太太的园会描写就显示了，香港在模仿西方时太喧哗、太粗俗，文化上的哗众取宠在此有所体现。张爱玲把香港描写成一个急于去魅惑她的殖民主子的“妓女”。这座城市将自己置身于西方殖民者的注视下，并用殖民者的想像来物化自己。东方式的荒诞场景，不断受到一个局外叙述者的评议，而这个局外人属于上海市不属于香港，这个局外人是有点困惑的来自上海的中国人，从远处来观望着香港。
上世纪40年代香港殖民地是一个男尊女卑的父权制社会，葛薇龙即使读完大学，也只能做收入微薄的工作，还要受人欺负，社会没有给女性提供更多的生存出路，她剩下的出路只有以青春换取金钱。而且，为了生存而要依附男人，本可以自求发展，但是在金钱与爱情的权衡中屈服。天真的沦丧成为故事的最初主题，女主人公葛薇龙似乎缘于某种诱惑，自愿地加入到了“荒诞、精巧、滑稽”的世界中去。在一个沉落的时代里，《沉香屑·第一炉香》写出了男权社会中女人的平常处境，对于依附的男人，女人往往会舍弃个人的尊严。男人在旧式社会中占有性别优势，男女之间关于性别与权力交换的纠葛不会停歇，女人也没有那么容易摆脱几千年父权制社会为女人设下的生活规定。现实是复杂、肮脏的，葛薇龙完全失去对命运的掌握权，她对乔琪乔的爱，很难说是爱情，似乎更像是一种欲望，而这种欲望其实是非理性的。张爱玲笔下的女性人物仅仅在为自己真实的不合理行为，寻找不真实的合理性。
张爱玲善于在“平凡”的故事中挖掘“不平凡”的心理力量，以平凡的人物、情节与不平凡的心理挣扎及道德牵引出双重叙述结构，《沉香屑·第一炉香》体现了“显”“隐”两层叙事结构的相互生发并相互转化。显层结构是指葛薇龙进入梁太太府邸、在梁太太的社交圈游走、爱上乔琪乔、被欺骗情感、走向自我堕落等故事发展脉络，其独立存在并不能构成深刻的故事意蕴，而隐性的心理发展轨迹决定着显性的叙事线索，那便是隐层结构里所表达着葛薇龙的精神状态、心理活动，即“灵魂的挣扎”推动着显层“情节”的发展。“无知”使她没抵抗住梁太太的“假性接纳”，埋下了她走向沉沦的因子，而后来的种种情节变化，其实都可以从故事刚开始的第一单元中，即在这种富有张力的显隐结构中，找到线索。
张爱玲借用说书人的口吻来进行叙述，《沉香屑·第一炉香》“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在以葛薇龙的日常生活为表达对象，写出了“悲剧色彩”。小说以人物的心理情绪为描写中心，让读者感受真实生活的同时，也让人对小说人物的“心理感受”和“人性”真实的表达产生共鸣。同时，《沉香屑·第一炉香》开始讲故事时，是以一个很有个性特征的叙述者视角来展开，这样的叙述视角即刻从限知视角的叙述转换为全知视角，最后又回到开头的这种叙述形式上来。如《沉香屑·第一炉香》中涉及葛薇龙初进梁府遭到奚落独自在客厅不免心酸时写道：“薇龙一抬眼望见钢琴上面，宝蓝瓷盘里一棵仙人掌，正是含苞欲放，那苍绿的厚叶子，四下里探着头，像一青蛇，那枝头的一捻红，便像吐出的蛇信子，……葛薇龙不觉打了个寒噤。”这种从葛薇龙的眼睛看出去的叙事视角，使仙人掌象征性地喻示着，葛薇龙个人的“感觉”以及对未来命运的感慨，对人物的心理产生了剖析。
张爱玲很擅长运用意象。例如，小说在用意象来刻画人物的心境，在叙述葛薇龙眼中的景物，特别提到杜鹃花花开的样子，“灼灼的红钯，一路摧枯拉朽烧下山坡子去了”，花开得如此给人不踏实、莫名惊恐的感受，尤其用“轰轰烈烈”“摧枯拉朽”等词汇来形容，让人预感到即将引起毁灭性的灾难。花常常被用做形容女性，“星星之火”之所以“延烧到墙外去”，正是指梁太太引诱了葛薇龙的堕落。而且，这里，花用来隐喻“欲望”，如此盛大的“欲望”，强烈膨胀并具有毁灭性。第一次见到梁太太，从葛薇龙的眼里看到的是，“……黑草帽檐上垂下绿色的面网，面网上扣着一个指甲大小的绿宝石蜘蛛，在日光中闪闪烁烁，正爬在她腮帮子上……”这里的“绿宝石蜘蛛”让人联想到了，蜘蛛结网的目的是等待飞虫自投罗网，而梁太太正在等待像葛薇龙这样的猎物。
《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经发表后就引起了上海文坛的关注，尤其是鸳鸯蝴蝶派代表人物周瘦鹃盛赞是“一种特殊情调的作品”。但《沉香屑·第一炉香》不完全属于当时左派作家的现实主义文学，也不完全属于“鸳鸯蝴蝶派”作家以言情为主的通俗小说。而且，《沉香屑·第一炉香》与中国一般通俗小说的区别在于对于情欲的深刻刻画，以及对道德问题上持有既审慎又悲观的态度。
研究者们往往把《沉香屑·第一炉香》和“五四”主流文学的类似问题联系起来，强化葛薇龙和“五四”文学传统的精神关联，比如学者陈思和在谈到《沉香屑·第一炉香》时就指出：“葛薇龙在物质诱惑下将纯洁外衣一层层褪去时不能不想到陈白露的遭遇；在她被受过西洋文明影响的男子所激起的性的烦躁时也不能不想到莎菲的悲剧。”并将它与古代《金瓶梅》作比。从如何描写一位女子从贪图金钱到自我沉沦的故事，文化学者许子东将其与现代的《啼笑因缘》《日出》并论。当初刊发《沉香屑·第一炉香》的周瘦鹃认为这部作品的风格很像英国名作家威廉·毛姆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