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8:01
艾恺（Guy Salvatore Alitto，中文名艾恺，拼音：Ai Kai），1975年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师从费正清、史华慈，是当代最活跃、最有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在梁漱溟研究上堪称第一人，现任芝加哥大学历史教授及东亚语言文明系教授。著有《最后的儒家》《这个世界会好吗？》《Has Man A Future?》（2006年中文版上市，2010年4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人文社科分社推出英文版）、《吾曹不出如苍生何：梁漱溟晚年口述》《南京十年的乡村建设》《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思潮》等。艾恺因振兴中国儒学学者梁漱溟的研究而在中国知名，他经常在中国主流媒体上发表言论，并以学术研究和作为尼克松访华后首批中国官方代表团的翻译而闻名。
艾恺于197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中国历史博士学位，导师是本杰明·I·施瓦茨和约翰·费尔班克。他并未立即在美国找到教职，而是在中国台湾东海大学兼职。在哈佛，艾恺看的第一本梁漱溟著作是《东西方文化及其哲学》，“五四时，主流思想都在激进批判中国传统文化。而梁漱溟从小接受西式教育，实际上并没有读孔子，却还在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我觉得这太有意思了。”此时大陆正值“文革”，艾恺也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资料，他只好到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找梁漱溟的学生，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1973年，也就是尼克松访华后的次年，艾恺作为随行翻译获得一次去北京市的宝贵机会。不过，他想见梁漱溟的要求却没有得到许可。他还去积水潭（旧称敬业湖）找梁漱溟父亲的墓碑，只看见石碑已被切成方块。“后来我才知道，那时梁先生被限制居住，而且地方很差，房间又黑又窄，当然不许他见我。”艾恺讲着标准普通话，有些无奈地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不久，艾恺突然接到梁漱溟在北大时的一位学生打来的电话。他说，梁漱溟希望作者可以来当面和他讨论。更巧的是，艾恺偶然得知他的一个中国留学生，竟是梁漱溟邻居。艾恺将书寄到北京市后，梁漱溟写信邀请艾恺来访问他。1980年8月，艾恺终于见到了梁漱溟。10余天里，他带着录音机，每天早上到梁漱溟家里，两人在一张小桌前对坐，三小时之后，艾恺再离开。“这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时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位来自美国的历史学者首次亲身访问他的传主。”艾恺评价。这次面对面的访谈，让艾恺发现，87岁的梁漱溟思维清晰，《最后的儒家》中有少数事实与梁漱溟的回忆有出入。访谈记录随后被整理结集为《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直到2015年8月，还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了第三版。1980年的北京市之行，也让这位意大利裔汉学家对梁漱溟的佩服和尊敬始终洋溢于表，他谦恭地称其为“梁先生”。在天津广播电视台拍摄的一部纪录片中，他还在山东邹平梁漱溟墓前，以中国传统礼数三拜九叩。
上世纪70年代，美国青年学者艾恺在哈佛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时，听他的老师，历史学大家费正清讲到了梁漱溟时，对梁产生浓厚兴趣，以致将梁漱溟作为他的博士论文主题。此后，对于梁漱溟及中国文化的追踪研究，一直贯穿着艾恺的学术生涯。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一个“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持守与担当。他对中国与世界的深刻洞见，时至今日余音犹响。梁漱溟的一生，经历山河的数次改朝换代，经历国家的无数的动荡变革，对梁漱溟一生的研究，几乎就是对近百年中国社会变迁的思考。改革开放后，中国大城市的现代化引起了美国普通老百姓的注意，他们渐渐惊奇地发现：中国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从最早出口物品，到现在出口文化。而中国文化在全世界范围内最具影响力的元素，当属儒家思想。1979年，艾恺研究梁漱溟的著作《最后的儒家》出版成书，他没有拘泥于一般地论证梁漱溟的文化保守主义，而是从全球性的反现代化思潮来理解和分析梁漱溟。他用了七年多的时间撰写了这部《最后的儒家》，使之成为第一部关于梁漱溟的系统的传记，博得西方学术家的普通好评，并获美国“东方学奖”，成为梁漱溟研究领域的第一人。不仅如此，这位芝加哥大学历史学教授，也是当代最活跃、最具影响力的汉学家之一，他对中国发生的巨变有相当的发言权。山东省邹平县是中国农村最早向美国学者开放的调查点，从1986年开始，来自美国的学者先后有100多人次到这里蹲点调研，艾恺，就是其中的一位。巧合的是，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邹平也是梁漱溟“乡村建设”的试点，从1986年以来的20多年间，他几乎每年都要漂洋过海来中国山东省的邹平县考察，成为邹平乃至全中国20多年来巨大变化的见证者。
1942年，艾恺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首府哈里斯堡。由于兄弟姐妹多，家庭比较困难。但艾恺靠着一点奖学金，1960年进入一所天主教办的伦敦国王学院。艾恺对历史很感兴趣，1963年夏天，他一下子看了五六十本关于印度史、日本史、中国史的书，觉得中国史的书最有意思，于是决定研究中国史。1964年他考入芝加哥大学东亚研究专业攻读硕士学位，其指导老师是政治科学系教授邹谠。邹谠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其父亲邹鲁是中国国民党元老、中山大学首任校长。《美国在中国的失败，1941-1950》一书令邹谠声名大噪，该书被誉为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当年的最佳著作，奠定了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艾恺就跟着邹谠研究中国历史。1966年，艾恺考入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师从费正清与彼得·舒尔茨，攻读博士学位。费正清是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创始人，美国最负盛名的“头号中国通”，致力于中国问题研究长达50年。布鲁诺·舒尔茨也是著名的汉学家，写了很多中国思想史方面的书。1969年，艾恺开始搜集博士论文资料，发现梁漱溟这个人非常有意思。在艾恺看来，梁漱溟的故事非常有戏剧性：他的一生就是20世纪中国的历史。早年受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思潮的影响，后来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但革命后，他很失望，感觉没什么好结果，曾自杀过好几次，闭门研究佛学，吃素食，甚至一度想出家。这一段就蛮有戏剧性。于是决定他的博士论文就写梁漱溟。虽然他要写梁漱溟，却见不到梁漱溟本人。那时，中国正在搞“文化大革命”，艾恺甚至不知道梁漱溟是否还活着。为了收集梁漱溟的资料，他只好去台湾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找认识梁漱溟的人，通过他们了解梁漱溟。在尼克松访华之后，艾恺曾为几个到美国去访问的中国代表团做翻译，于是在1973年有机会来到中国。他提出要见梁漱溟，遭到拒绝。未能见到梁漱溟，艾恺带着遗憾离开中国。收集到材料后，艾恺决定把博士论文的题目叫《最后的儒家》。1973年，艾恺开始用崇敬的心情描绘梁漱溟，将之视为当代孔子式的圣人。1975年，艾恺写完论文，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又加了几张，1979年出版了《最后的儒家》，这本书获得了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
1980年，艾恺终于第一次见到了梁漱溟。那时，有一个梁漱溟曾教过的北方石姓学生去看梁漱溟。他一回美国就给艾恺打电话说，“梁先生知道你的那本书，希望你来华与兄见面。”很巧合，艾恺的学生之中，有一个刚来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孩。她是梁的邻居，艾恺从她那里得到梁漱溟的地址。为了确保梁漱溟能收到，艾恺给他寄了两本书，一本寄到政协，一本寄到他的住址。梁漱溟收到这两本书后，给艾恺写了一封信，希望艾恺来中国访问他。1980年，艾恺来到北京。第一次见面，艾恺与梁漱溟谈了很多，并且约定：每天早上交流三小时。此时，虽然梁漱溟已经87岁了，但思维依然很清晰，解答了艾恺的许多疑惑。当时艾恺带了录音机，把他们的谈话录了下来。2006年1月，梁漱溟的长子梁培宽把这个对话录——《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作为单行本出版了。令艾恺没想到的是，这本书出来以后很畅销。“这个世界会好吗”就是80多年前梁巨川问梁漱溟的问题，却成了艾恺与梁漱溟对话录的题目，也许有点意味深长。1988年梁漱溟去世三四天之后，艾恺才到达中国，为此他感到很遗憾。
艾恺的第一本书《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1979年由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获得了约翰·K·费尔班克奖。1979年，艾恺的博士论文取名《最后的儒家》出版，旋即在海外引起高度关注，还获得费正清东方最佳著作奖，并辗转被梁漱溟知晓。此外，艾恺还获得第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