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59
谷野作太郎，1936年6月出生，1960年从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1998年至2001年，出任日本驻华大使。
1936年6月出生的谷野作太郎，1960年从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后，进入日本外务省，历任内阁总理大臣秘书官、外务省亚洲局局长和日本驻印度大使。1998年至2001年，谷野出任日本驻华大使。
1960年东京大学法学系毕业，同年进外务省工作。
1995年至1998年任日本驻印度大使，
1998年至2001年任日本驻华大使，
现任日中友好会馆副会长、早稻田大学客座教授、东芝股份公司董事长。
“从1960年进入外务省的那一刻起，我就决心将中国问题作为一生的研究课题。学习中文也是从那时开始的。”但谷野回忆说，他真正开始与中国人接触，却是在进入外务省9年之后。“1969年至1973年，我在莫斯科工作时，就和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官员有过一些交流。不过，我真正认识中国，是在日中邦交正常化后不久——1973年秋天，作为一名年轻的外交官，我带着妻儿从莫斯科赶赴北京，参加日本驻华使馆的开馆工作，成为使馆里的第一批工作人员。”
提及1973年第一次到中国的往事，谷野乐呵呵地回忆说：“当时还是‘文革’时期，北京街头到处都是‘造反有理’、‘批林批孔’、‘闹革命’以及‘自力更生’等大标语。我们这些外交官被叫作‘洋鬼子’……那时的中国很不方便，许多地方都不对外国人开放，一般老百姓也不敢和外交官随便交谈。一次，我随日本使馆官员准备去广州市办事。按规定，我们必须提前一个星期向中国外交部打报告，但后来他们通知我们说，‘你们周末抵达广州不方便’，活动便只好取消了……”
25年后的1998年，谷野作为日本派驻中国的大使，再度赴中国工作。回忆起这段时光，谷野非常高兴：“当我再回到中国时，日中关系已大大加深和扩大了……我的每一天都过得异常忙碌，但也收获颇丰……我还作为日本代表，参加了1999年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盛大庆典，那给我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在中国朋友眼里，自称“老头”的谷野，看上去更像是一位睿智的学者。他“中文说得棒极了，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国通’”。担任驻华大使期间，他每周都要抽出半天时间，组织使馆里的工作人员学习中国文化。2001年，即将卸任回国的谷野，在谈及“退休生活”时曾说：“退休后，我对日中关系的关心是不会减退的。只是退休后，我有更多时间来看我喜欢的中影股份和电视剧，比如《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另外，我还买了《三国演义》和唐诗等中国古典作品，准备回国后继续学习汉语。”
回国后，谷野对日中关系的关注确实没有减退。2004年11月，当日本国内拿日本对华提供政府开发援助(ODA)一事攻击中国时，谷野通过媒体呼吁日本民众注意：“中国现在还给日本的ODA贷款，远比日本借给中国的资金多得多。日本也是ODA的受益方之一。”2005年，“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画卷”图片展在东京隆重开幕时，谷野寄语说：“通过多年来与中国人的交往，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其中之一就是对未来的乐观主义态度。和中国人交谈时，你常常能从他们那里听到‘问题不大’之类鼓励性的话语。他们都对未来抱有光明、积极的态度。”
福田就任日本首相后，有分析人士发现，谷野的“中国观”正在对他产生不小的影响。
历史问题是中日两国间不可回避的问题。谷野曾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歪曲历史甚至颠倒历史，只会让国际社会看轻日本。对于日中关系中那段不幸的历史，日本人不应再逃避……对于过去日本在错误政策下，给亚洲邻国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物质损害和精神痛苦，有良知的日本人都要由衷地进行反省。”人们注意到，福田首相不久前访华时曾说：“只有认真地看待过去，勇敢而明智地反省该反省之处，才能避免重蹈覆辙。”这两位好友的表态何其相似！
在敏感的台湾海峡问题上，谷野也曾表示：“随着中国大陆经济的不断发展，统一台湾是早晚的事。日本不欣赏所谓‘两个中国’的说法，台湾省一个小岛，‘独立’根本没有前途。”而此次访华期间，福田以首相身份反对台湾搞“入联公投”，表达了日本在台湾问题上的“四不”态度，为他赢得了不少赞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