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野餐(2015年毕赣执导的电影)

《路边野餐》是一部由毕赣执导、毕赣与王天放编剧、陈永忠主演的文艺剧情，讲述了诗人陈升在寻找侄子的路上，经历的一段过去、现在与未来相互交织的奇幻旅程。

影片于2016年7月15日在中国内地上映，累计票房647.88万元。

该片曾荣获第52届电影金马奖最佳新导演 / 国际影评人费比西奖、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当代电影人单元最佳新导演奖，并作为收官之作参与第六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国片光荣之路”展映活动。

剧情

陈升（陈永忠饰）是凯里市一家诊所的医生，同时也是一名诗人，著有诗集《路边野餐》。多年前，陈升妻子病重，老友鲁智深（杨卓华饰）借给他一笔钱救了妻子的命。后来，花和尚的儿子被人砍了手指，陈升为给花和尚报仇而与他人产生争执，被判监禁九年。九年后，妻子和老母亲已离世，陈升遵循母亲遗愿盘下一间诊所，并找到弟弟老歪（谢理循饰），希望照料弟弟的儿子卫卫（罗飞扬饰）。老歪对自己的儿子不闻不问，只知道被花和尚带到了镇远县。因担心卫卫的安危，陈升决定出发去镇远寻找侄子。出发前，诊所的另一位老医生托付给他三样东西：一张照片、一盒盒式录音磁带、一件衣服，希望将它们带给自己年轻时的老友。

去镇远的路上，梦境与现实交叠，陈升来到一个叫荡麦的地方，在那里，他似乎经历了过去、现在和未来，他看到了已长大的卫卫（余世学饰），这时卫卫的身份是一名摩托车司机，爱上了裁缝店女孩洋洋。他见到了和已故妻子长相一模一样的发廊女老板（刘林艳饰）。他穿上老医生留给他的那件衣服，对着发廊女老板，唱出了在监狱里为妻子学的一首歌：《小茉莉》，并将老医生的那盘磁带留给发廊老板。荡麦的世界亦真亦幻，让陈升重新思索自己的生活。

陈升最终来到镇远，他找到了卫卫，也找到了老医生的老友。只是老友已离世，陈升只能将信物交给老友的儿子。陈升再次踏上火车，时间似乎在倒流，他分不清自己到底身处梦里还是梦外，也分不清这个世界究竟是他的记忆，还是他对这世界的一个浮想。

角色介绍

电影制作

前期投资

导演毕赣在2013年时就跟随大学老师丁建国在北京为电影《路边野餐》谈投资，虽然找了很多家公司，但只有一家愿意投，不料在拍摄前也以失败告终。毕赣认为自己说服不了那些老板，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自己在说什么。最终，毕赣用老师和家人资助的20万元开启电影的拍摄。

剧本及角色

影片的灵感来源于毕赣亲人的真实经历。几年前，毕赣奶奶的哥哥逝世，她想带一件衣服过去，但是因身体原因未能实现。毕赣认为如果剧本中的主角帮一个老人送东西到另一个地方，那么就形成了一定的公路片性质。由这个真实的故事出发进行蔓延，可以遇到自己的爱人和亲人。毕赣认为这一想法和《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中“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这三句话的时间观念相吻合，因此开始该片的结构创作。

片中主人公陈升的扮演者陈永忠是毕赣的姑父，同时也是故事原型。陈永忠曾坐过牢，人生经历丰富而波折，在毕赣心中就像武侠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因此他以姑父陈永忠为原型创作了陈升这个角色。

电影片名

影片最初命名叫《惶然录》，来源于葡萄牙诗人费尔南多·佩索阿的一部诗集，毕赣认为这个名字很美，就用在了电影上。后来制作团队和导演自己都认为这个名字不太合适，于是就改叫《路边野餐》，名字来源于前苏联斯特鲁伽茨基兄弟的一部科幻小说，后来由导演安德烈·塔可夫斯基拍成电影《潜行者》。

影片拍摄

影片中有一处长达42分钟的长镜头，取材自凯里市山水实景。在剧本中这个长镜头是用来表达梦境的，但导演毕赣希望能拍出写实感，这样才有一种冲撞的力量，毕赣形容这种拍摄方式是‘土法炼钢’。这个长镜头由三名摄影师共同拍摄完成，利用了两辆摩托车分别搭载摄影师和录音师。每当摄制人员的体力上撑不下去的时候，摄影师就会在提前设定好的时间点进行轮换。

拍摄一共进行了3次，选用了3种不同的设备，第一条用的是5D3，第二条用的是电视台的设备，第三条用的是一台被淘汰的DV。导演最终选取了第一条的拍摄镜头。

影片剪辑

影片拍摄结束进入剪辑阶段时，毕赣要求剪辑师观看两个影片，一个是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乡愁》，另一个是法制频道《今日说法》。观看前者的目的是了解非动作化剪辑的处理方式，观看后者则是了解对于运动长镜头和纪实性的追求。一部电影剪辑师共剪了十多次，花了半年时间。

影片音乐

在该片中，毕赣邀请到台湾音乐人林强为电影进行原创配乐。林强曾与导演侯孝贤、贾樟柯有过多次合作，并曾获得电影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在该片中林强原创的配乐共有两段，一段是陈升骑机车去找弟弟老歪的画面，另一段是火车穿越隧道进入荡麦的画面。毕赣通过邮件向林强阐述需要配乐的片段以及音乐类型，林强在此基础上结合了苗族传统乐器芦笙、电吉他以及合成器进行创作。

此外，由于影片拍摄了大量空间以及半废墟的场景，因此毕赣希望在听觉上也有一层“声音的废墟”，所以将自己记忆中感到遥远但契合画面的歌曲插入片中，例如伍佰的歌曲。片中插入的流行音乐均由毕赣本人挑选。

幕后花絮

由于经费限制，导演毕赣挑选演员的标准只有两个：免费和时间多。该片中的演员全部是导演毕赣的亲友，演员的表演也不依靠剧本，基本由导演亲自把控。

影片中小卫卫的出演者是毕赣同父异母的弟弟，毕赣对小卫卫要演的角色描述成“一个等待超人来接你的小孩”。

因为缺钱，影片拍摄的条件很艰苦，最多的时候二三十个人挤在一间小民房，女生睡床和沙发，男生睡地板。为了鼓舞士气，毕赣和其它几位主创要一起给个剧组“打鸡血”，向大家宣扬这将是一部“伟大”的电影。

影片中出现的诗歌都是导演毕赣自己的作品。

影片特色

长镜头表达

影片中42分钟的超长镜头带有新魔幻现实主义的表现方式。毕赣曾将时间比作一只隐形的鸟，为了让大家看到它，需要用一个笼子把它关起来。这个笼子就是连续的、完整的时间和空间，即42分钟的长镜头。这个一刀未剪的镜头将梦境影像化，打破了时间的线性，将主人公推入另一个平行时空。在叙事上实现了对时间的解构。此外，这种叙事方式具有独特的创新精神，展现出了导演毕赣的归根性，只有对自己生活的土地拥有足够的热爱和了解才能构建出如此的影像。

意象表达

影片中设置了众多的意象群落，如闪烁的灯光、熄火的车、香蕉等，这些看似奇特的意象铺就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境，营造出扑朔迷离之感，使整部影片都在朦胧的情境中展开。此外，影片中圆形意象被频繁使用，既包括钟表、纽扣等具体意象，亦包括360度摇摄下的小镇。这些意象表现出了陈升过去的伤痛，这些伤痛就像一个怪圈让他无法摆脱；同时这些意象又记载了镜头里的人事变迁，它们形成一个又一个圆，使人物命运在现实与梦幻中交织在一起。

诗句表达

影片中出现了大量诗句，这些诗句打破线性的时间顺序，消解了直白的叙事，利用列锦、互文、比喻、夸张等修辞手法寻求诗句与叙事间的精神联结。这些诗句并非仅仅作为情绪氛围的渲染存在，而是与故事情节有明确的呼应和共鸣。此外，诗句的文本也将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秀丽迷幻的视觉景象进一步加深，突出凯里市、荡麦、镇远县生活环境的迷离朦胧。

幻境与现实

影片中充斥着现实与幻想的交替、时间与空间的交替、过去与未来的交替，常常让人联想到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大大小小的时间怪圈。在影片中时间是非线性的，出场人物究竟是真实存在还是幻想，经常让人感到迷惑。电影弱化了人与社会的关系，把人的潜意识在银幕上具象化进行表达，同时将叙事巧妙融入到黔东南亚热带自然环境中，使得整部电影呈现一种超现实的神秘感。

主要荣誉

参考资料：

上映与票房

影片于2015年9月7日在中国内地点映，点映期间票房为8.62万元。次年4月1日，电影在中国台湾地区上映，上映期间累计获得票房205万新台币。同年7月15日，影片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收获票房647.88万元。此外，该片在北美上映期间首周票房达4,164美元，总票房累计达32,164美元。

电影评价

大众评价

参考资料：

大众点评（截止至2023年2月10日）

电影评价

精心安排的结构，充满着情感的震颤。—《纽约时报》

一种强有力的新魔幻现实主义，有时令人费解，却刻刻让人着迷，是无法被复刻的电影处女作。—法国《电影手册》

在毕赣的世界里，有一些安静的、谦和的、令人着迷的东西：它们似乎是扎根在某个具体的地方、环境和性格，却又同时自由地、不受时空和角色限制地徜徉着。今天我们同在一处——一个隐蔽的中国小镇的角落——同时我们又无处不在，我们无边无际、自由地游走在单镜中，一个没有限定的梦里。诗人的内心世界有一种诗意的秩序，就好像观众的眼前有一部电影一样。——加拿大《宽银幕》

《路边野餐》的表演展示出了露骨的悲伤、遗憾和渴望与失去之物的妥协，它也展示了一类人，一个民族，被困在挥之不去的昨天和像电影中提到的美好明天之间。—美国《综艺》

《路边野餐》是华语电影中难得的实验佳作，这部电影只有几十万的成本，却完成了最为大胆的当代艺术探索。42分钟的长镜头、无专业演员的阵容、没有明确剧情的叙事、含混的指称，将传统电影的元素一一解构，又建立了新的规范——一部具有试验性质的、崭新的电影由此诞生。—北京晚报

《路边野餐》里，毕赣向观众展示了时间的各种形态，有时候是情节，有时候是道具，有时候是台词。在贵州省山区反复出现的墨绿色镜头里，我们一次次被时间的异形惊艳。除此之外，《路边野餐》中隐忍而丰沛的情感，冷峻到极致的浪漫，以及谈论生死时的平和冷静，种种细节也让你很难相信，影片的导演还不满30岁。—澎湃新闻

这部电影的核心是一个雄心勃勃、时而印象深刻、时而笨拙的40分钟长镜头——这个镜头讲述了小村庄里的各个人物正准备参加当地的流行音乐节。尽管人们不得不佩服毕赣的大胆，动作编排也很到位，但摄影工作却无法胜任这项任务。很明显，摄像师经常从某种车辆上上下下，摄像机角度突然偏离、颠簸。既然在这个过程中没有太多的角色发展，甚至没有太多的活动，那么这有什么意义呢。—San Francisco Chron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