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5:52
《通往明天的唯一道路》作者兰德，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于2004年5月1日出版。此书收集了她1962年中每周一次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她对当时的新闻和文化事件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
安·兰德作品系列。
安·兰德以卓越的才能奠定了她作为作家和哲学家的历史地位。她在思想上对世人的影响正日益彰显。她的作品每年在全世界范围销售三十万册。在她逝世后，她的信件、日记和录音讲话被相继公开，使其过去未发表的一些作品和思想得以面世。在她逝世后的十五年里，安·兰德（和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电影，文章和哲学讨论中。
本书收集了她1962年中每周一次为《洛杉矶时报》撰写的专栏文章，在这些文章里，她对当时的新闻和文化事件作出了精辟的分析，充分展示了她的才能。
安·兰德（1905-1982）俄裔美国作家、哲学家。青年时代流亡美国，在好莱坞编写剧本，并以小说闻名于世。第一部小说《根源》为她赢得了声名和金钱，此后的《地球的震栗》又成为仅次于《圣经》的第二大畅销书，被誉为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小说。安·兰德推崇理性，认为人的最高美德便是推理的能力；她不顾传统舆论的偏见，力介个人主义，认为不能使个人利益得到最大的伸张的社会，就不是我们想要的社会。她的客观主义哲学自20世纪50年代起风靡美国校园，直到70年代末，安·兰德仍然是美国的校园偶像。安·兰德一生著术百余种，根据她的生平摄的记录片和故事片曾获奥斯卡奖。在美国，至今仍有很多个安·兰德的书迷会以及专门研究安·兰德思想的机构和刊物。章艳，同济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上海外国语大学翻译学博士生，曾发表、出版论文及译数篇（本）。
1 什么是客观主义 2 战争与和平 3 是进步还是牺牲 4 “铁面无私”的新敌 5 知识政变 6 国内冷战 7 恫吓的政府 8 别管我们！ 9 只是假设 10 是谁杀了玛丽莲·梦露 11 致读者的一封公开信 12 米基·斯皮兰 13 柏林垂死的受害者 14 《九三年》 15 盲目的混乱 …… 索引
你们记得谁说了下面这些话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必须作出的选择，这是公共利益和个人安逸之间的选择，是民族兴盛和民族衰亡之间的选择，是‘进步’的新鲜空气和‘常态’的陈旧凝重空气之间的选择，是积极奉献和无所作为之间的选择。”说这些话的是参议员约翰·肯尼迪，他在1960年7月15日接受其政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时作了上述演讲。
这会让你们想起什么？是谁把“常态”看作是“无所作为”，是谁以“民族兴盛”的名义蔑视“个人安逸”，又是谁命令生产枪炮，而不是黄油？是纳粹德国的元帅赫尔曼·戈林。
知道说下面这番话的人是谁吗：“如果我们能正确理解国家团结的意义，我们就会意识到它是建立在牺牲之上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认为不断地给予是一个沉重的负担，我们就应该回答……只靠索取不能实现真正的国家团结。”阿道夫，阿道夫·希特勒于1934年9月30日如是说。
1961年1月20日，在就职演讲中，约翰·肯尼迪说：“我的美国同胞们：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
这里还有另外一段话：“一旦整个国家意识到，这些措施需要每个人作出牺牲，那么他们不会只仅仅减少对物质 肯尼迪先生1962年6月11日在耶鲁大学的演讲就很能说明这一点。
早在30年代，资本主义的支持者们就已经告诫这个国家，实行福利国家必然导致政府控制的日益增强，最终走上集权主义的独裁统治。当时的“自由主义者”极力否认这种可能性。今天，当这些预言正在变成现实，它们所依据的政治原理也被印证时，约翰·肯尼迪先生唯一的回答是，这些政治原理已经不适用了，因为现在是60年代，而不是30年代。
在演讲中，肯尼迪先生请求他的听众放弃知识、理论、原理和抽象概念这样的“迷梦”，转而考虑那些我们生活中具体的问题，而且要把问题一个个分开考虑。这就是说，他要人们采用那种巴比特式的或野蛮人的思维方式进行思维，只顾眼前，除了迫在眉睫的问题，其他问题一概视而不见，解决问题的时候也没有任何原则可言，通常只要手中的棍棒就可以了。
即使是巴比特，对知识也没有表现出这样强烈的痛恨。约翰·肯尼迪先生用了“迷梦”、“老生常谈”、“偏见”、“神话”、“陈词滥调”、“口号”、“术语”和“咒语”等等词汇来形
容——什么？他避免明确指出，我们必须认真研读他的整个演讲稿才能找出他如此痛骂的敌人是谁。这个敌人就是哲学、意识形态、原理和观点——或者是任何运用这些东西解决政治问题的人。
肯尼迪先生反对的并不是任何意识形态，而是某种意识形态。他训斥的不是商人，不是共和党人，也不是“保守派”，而是那些用某些原理阻碍政府行动的人。
他认为，西欧的例子证明了“没有意识形态提供预见的政府在处理具体问题时，完全可以协调好国家经济的各种因素，并带来前所未有的增长和繁荣”。
是什么促进了经济增长？是什么带来了繁荣？国家经济是如何“协调”的？在肯尼迪先生看来，这些问题之间是毫无关联的。在他眼里，政府的行为和统治不应受制于理论知识，政治学和经济学都只是一些“意识形态的预见”。
什么是具体、实际、非意识形态的问题？肯尼迪先生给出了下面这个例子：“简单地说，就是怎样让我们的自由经济最大马力地运行——为企业提供足够的利润，为劳动者提供足够的工资，让工厂得到充分的利用，让每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机会。”
既然所有的政治经济原理都将被抛弃，那么应该用什么标准来决定怎样才算“足够”或“充分”呢？谁来决定？约翰·肯尼迪先生没有说。
1922年9月18日，阿道夫·希特勒说：“经济学是第二位的，世界历史告诉我们，没有人因为在经济学方面的成就而成为伟人，相反，很多人因为经济学而灭亡。”
肯尼迪先生似乎也同意，经济原理和统治国家无关。
“在我们今天的经济决策中起关键作用的不是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而是现代经济的实际管理，”肯尼迪先生如是说。
自由和集权是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识形态，正当世界上每个国家(包括被奴役的国家)备受它们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煎熬时，约翰·肯尼迪先生竟然允许自己嘲笑“敌对意识形态之间的战争”。既然他的意思不可能是指我们国家能逍遥于国际冲突之外，那他的意思只可能是一种：对于我们来说，冲突已经结束，集权主义——政府管理的经济——已经取得了胜利。
他宣称：“今天的差异主要是一种程度上的差异，如果我们的思维受到传统术语或早年那些陈旧口号的限制，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并且解决当代的问题。”
如果我们不用任何“术语”——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能认清不同政治体制的性质，我们就不会发现我们正在接受集权主义，或者不会注意到这个变化是如何发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