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1:05
本志计二十二卷及卷首、附录，包括沿革、疆域、建置、山川、水利、赋税、善举、学校、兵防、人物等二十卷。 2002 年10月，常熟市地方志编委员会办公室请人标点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常熟自宋代以来，编修地方志书代代相承。据旧志所载，宋有《琴川志》，元有《重修琴川志》和《琴川续志》，明有《琴川新志》以及四种《常熟县志》，清则有《常熟县志》三种、《昭文县志》一种、《常昭合志》两种。此外，明清两代还有许多对县志作注、补记、补辑、续记的地方文献，如明代的《皇明常熟文献志》、《启祯两朝常熟实录补编》、《海虞别乘》、《琴川要略》、《常熟志遗》等，清代有《琴川志注草》、《琴川三志补记》、《常熟志略》、《虞乡杂记》、《虞乡志略》和《常昭合志采访稿》等等，总共多达二三十种。还有众多的乡里志书，如《梅林小志》、《支溪小志》、《里睦小志》等。民国期间，则有《重修常昭合志》，总括前志，结束清代，洋洋二百四十万字，厚厚二十二卷。这部志书，资料翔实，内容丰富，体例完备，考证周密，可谓常熟市历修方志之集大成者，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重修常昭合志》从开始修纂直至成稿付印，前后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岁月，期间主纂三易，印刷及发行中几经风险波折，到常熟解放时仍有部分稿件未能付梓，一直以誊清稿本的形式由文物保管部门妥为保管。直至进入八十年代，因要修新的常熟地方志，经有关部门不懈努力，始将未印稿本从高阁请出，复印几套。于是《重修常昭合志》之全豹始为世人所见。
民国6年10月9日江苏省公署训令全省五道（其时全省分为金陵道、沪海道、苏常道、淮扬道、徐海道）道尹及六十县的县知事：“江苏通志局已于省垣设局开办，其未筹备续修县志各县，迅遵办理。”
常熟市县知事张镜寰（字叔平，民国5年8月至7年8月在任）接到省令后，当即与地方的乡绅商议修志。其时，常熟的一些热心地方公益事业和对地方文献的搜罗有嗜好的士绅，如邵松年、丁祖荫、徐兆玮、丁国钧、瞿启甲等，鉴于辛亥革命使清朝告终，中华民国取而代之，改朝换代已成事实，有必要给常熟的历史作一总结，早有重修常昭合志之意。当时，以赵尔巽为馆长的北洋政府清史馆已在着手组织一批前清遗老编修《清史稿》，现在省里要修省志，又下令各县修县志，续修县志也就是既合时势又名正言顺的了。
清代最后一部县志是庞鸿文主纂的《常昭合志》，有光绪三十年木活字排印本。至民国6年，相距不过十来年，但这段时间中国的历史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常熟市一地的历史也发生了巨变，常熟昭文两县已合并为一，一切机构、制度、人物等，都需要断代记载。所以应该重修常昭合志，给清代的地方史划一个句号。另外，“庞志”修成之后，不断发现志书中的差错，也需要在重修时改正。因此，重修常昭合志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
民国6年12月4日下午，邵松年、徐兆玮、俞钟颖、李士玙、丁祖荫、丁国钧、瞿启甲、顾怀玉等集合在石梅县立图书馆举行首次修志会议。首先是推定主纂人选，当时推定丁祖荫。至于挂名纂修，当然是县知事张镜寰。会上又根据徐兆玮提议，决定在县内各市、乡设采访员以作联络人，以各市、乡助理员为主；另聘一乡之素有文望者，以“留心掌故，增益见闻”。丁祖荫也认为有必要这样做，大家也一致同意，于是就推定徐兆玮起草向各市、乡发函通知。会上拟订了征访章程，还议定呈请县署设立“常熟市修志征访处”，设于图书馆内，作为市、乡采访员上城联系、落脚、汇集资料之处，并公推丁祖荫任征访处主任，征访处组成人员为：丁祖荫、丁国钧、丁学恭、王庆芝、仲杰、李士玙、宗家谟、言家、周日鸿、邵松年、俞钟颖、俞钟銮、胡同颖、徐士康、徐兆玮、张祖诚、叶士荃、蒋元庆、瞿启甲、庞裁。
丁祖荫字芝孙，家住县城西门内西仓前。他性嗜古书，平时刻意搜罗，尤留心地方文献、邑先贤遗著。家有园名“壶隐”，园中筑“素楼”为藏书之所，所藏甚丰。他是辛亥革命后第一任常熟市地方长官（当时称民政长），后又调任吴江县知事，颇有政绩。是时，他年方四十六七，正值年富力强之时。他对桑梓文化教育事业不但一向热情关注，而且亲自参与，办过新式学堂。他“长于才而勇于任事，富藏书而丰于财”（庞树森语），由他担当此一重任可称十分合适。
丁氏重任在肩，果然不负众望，专心致“志”，在社会活动之馀，一头扎进了故纸堆。他将庞鸿文修的《常昭合志》解剖分析，重订卷目，“发凡起例，分章编则，均经手订；至碑拓誊录费有不足，恒解私囊。举凡一邑掌故、官私著述，广征博访，参稽考核，缺者补，讹者正……”（见庞树森《重修常昭合志辑印经过》）。
从丁氏的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对修志是很认真负责的。试举几例：
己未正月一日撰志传跋。
正月廿七日补邑志列女传。
二月十四日校城厢石拓。
三月初五日与修志集议。
四月初七日补纂邑志。
四月廿四日补志传。
五月初九日校志。
九月初四日补志选举类完。
九月初五日补志职官类；与修志集议。
庚申六月初五日与修志会议。
十一月十一补户口志。
十一月廿八补荒政志。
…………
除此之外，他对“庞志”中的每一条史料都加以考证，查阅原始材料（只要能见到），做到“证引必从所出，疑义互相析衷”。对前志中有疑问的记载，根据新发现的证据进行纠正，并保留异说以备参考。如著名的古文献《招真治碑记》，前志均书“萧统萧统作”，丁祖荫根据族人、在江南图书馆工作并参加编修省通志的丁国钧（秉衡）的考证，确认为是萧纲萧纲所作，故《重修常昭合志》改记为“简文帝赐玉案一、钟一，为撰碑记”，并作注：“姑苏志、卢、桑诸志此记俱作昭明太子撰，唯龚志不误。兹据《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并《简文帝集》正之。”这是一种对史料负责的慎重态度，表明了丁氏治学的严谨。
又如，关于常熟市县城城垣，前志记作“周二百四十步”，根据是《祥符图经》所载。“庞志”依据顾祖舆《读史方舆记要》，改为“海虞城初时编木为栅，周二千二百四十丈，元时改筑土城，周四千八百四十丈”。前者似太小，后者又似过大。丁氏采用了前记数字，又将后记数字以及“‘言志’云‘邓志’称元时州城周一万四千八百馀丈”等几说一并记载，并注“疑属流传之误。”这并非是模棱两可，而是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不得已采取的一种表述方法，让几说并存，再提出自己的疑问供后人参考，表明丁氏并不擅下定论。
为使志书所据资料更加准确，丁氏在编纂的同时还对乡邦文献进行了仔细的校核、编辑，以互相印证。如《三峰寺志》、《烟艇永怀》、《虞乡续记》、《松窗快笔》、《虞邑遗文录》、《瞿叔献逸史》、《劫灰录》、《支溪诗录》等，有的题跋作序，有的编次，有的帮助印刷出版，在对这些文献的编辑过程中，不断对志书考证、校核、增补、纠误，尽量使之完备、准确。
民国8年5月，江苏通志局以所属各县所送征访册中缺略未备者甚多，特开列所需内容条目给各县要求按条添补，以供通志编纂时参考。其中有：
一、城池、公署、坛庙及有名大寺观，凡经“粤匪”（指太平天国军队）毁废者，于何年修复、经修之官吏姓名，或至今尚未修复者（如公署添赁民房者多有之），均应分别详载；二、关于本县水利及舟通行之津渡及紧要闸坝、高大石桥市分门择要详载其名称暨坐落乡镇地址，或曾经修复，工程浩大者，应注明，不可遗漏；三、从乾隆至宣统，田赋之增减或昔有今无及先无后有者均应查明，分别详注，另附芦课杂税；四、自乾隆至辛亥革命期间之户口，何年最多，何年最少；五、各县昔有驿站今设邮政，系于何年裁改，在城在乡均应一一详载；六、工商、实业、土产及人工制造各货品如昔无今有，兴创确有成效、行销获利关系地方生计者均应分别添载；七、绅商捐办之保节、育婴、善堂、义冢或工费浩大确有成效至今尚存者均应详载，但有名无实者不得滥收；八、自乾隆以后如地方上发生畸人、佚事、祥瑞、灾异（指风、雹、旱、水、地震及地方妖妄、特别巨案）倘前志遗漏而确有可考证记载者应择选摘记，但不得收录附会、荒诞者……
上述八条征访要求，在中国地方志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一大创举。纵观历代所修志书，由于修志的文人不懂或者轻视人类活动中最基本的经济活动，由他们编纂的地方志书，往往偏重于人文，忽略经济，对地方上的财赋税收、商业贸易、农业副业、工业交通等反映不详，甚至不列门目，只字不提。随着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萌生、发展，作为人们社会生活中最重要的经济活动，再也不能忽视，所以在新修方志中补充这方面的内容，实在是社会进步、历史发展所必需。
丁祖荫根据省通志馆令，遂在《重修常昭合志》中增加了相关的条目，如电报局的设置、轮船的开通等，但志书中对工商实业的记载仍是相当缺乏。如光绪三十年，支塘镇创办了县内第一家使用机器生产的裕泰纱厂，这是常熟市近代工业的先驱，而志书中却没有记载，这说明纂修者的认识还是有限。当然我们也不能苛求前人，平心而论，《重修常昭合志》在历修地方志中还是水平最高、门类最全的，为修志呕心沥血的丁祖荫功不可没。
民国12年8月17日，《重修常昭合志》部分已成志稿开始付印，由常熟开文社承印，丁氏亲自校。《重修常昭合志》总共有二十二卷，另有“卷首”及“附录”。
丁氏在校阅清样的同时，继续补写志稿。他对编修地方志要求甚严，刻意求精求备，不肯轻委他人秉笔。这样做，文笔可前后一致，但个人毕竟精力有限，加上自1924年起，由于军阀交战，政局动荡，地方不宁，影响了进程，故历久而不克事。
民国19年7月22日，丁祖荫在苏州大公园旁寓所病逝（生于清同治十年重阳节）。在他之前，在发起的人员中，已有丁国钧（卒于己未年农历十一月十七日）、邵松年（卒于癸亥除夕）、俞钟颖（卒于民国13年）等先后谢世。
丁祖荫修志未告完功即去世后，当时的县长谭翼圭（字静渊）于8月24日发聘书给徐兆玮、宗子岱，敦请二人继承丁氏未竟之业。徐兆玮应允。民国20年1月6日，徐在日记中记有：“检初我县志稿，得例言十八则，录存之，以便续辑时有所依据……前志艺文，不著存轶，征考无由。是编历稽藏目，博采藏家，刊写藏佚，均加标注，未能目睹，姑付阙如。艺术为近今所尚，藏书为吾邑著称。兹编甄辑特详，藉彰邑粹。前志后卷多录诗文，作者代兴，浩如烟海，当待诗徵、文徵之专辑。其较有关系者，以类相从，并见各卷事实之下。是编告成于民国十三年。取断代之义，凡清季生存之人物著述，概不著录。”
徐兆玮这个人选，是邑人推荐的。他是清朝翰林，工诗文，好聚书，家何市，有藏书室曰“虹隐楼",所藏颇丰。他对地方掌故佚事尤为关心，日记中常详记所见所闻。早在民国7年3月，就同丁祖荫议，“志书愿认修列传、文苑一门”。当时列传无人担任，前志存稿及征访资料均存在邵松年处。
徐兆玮接手之后，整理丁氏原稿，当时已编竣的约有十分之七，其中一部分志稿已在印刷中。徐氏继事，将完稿陆续付印。最先装订告竣而发行的是《艺文志》，资料详核，史无前例，接下去是《金石志》单行本问世，是志由钱梅溪（泳）先生裔孙某操毡椎，遍走各乡搜拓石刻，集录以成，详核与《艺文志》同。至民国26年，已付印者达17卷，均由县内开文社印刷，由醉经阁书局装订；又由上海大东书局承印县图31幅。《重修常昭合志》共印500部。
1937年秋，抗战爆发后，日军飞机多次轰炸县城，开文社与寺前街上的醉经阁毁于战火，保存在两处的已印或未印、已装订或未装订者均付之一炬。所幸原稿未毁，一部分保存在塔后街张美叔处，大部分则由徐氏保管，徐訏1940年9月25日在上海寓所去世（生于1867年农历七月廿一日）后，由其子树人保存。
常熟沦陷期间，伪县政当局曾计划整理旧志。1942年3月24日，在第二次县政会议上作出决定，聘陈旭轮出面主持整理县志稿本，但坚持民族气节的陈旭轮并未任职。至翌年初，由公款公产管理处出面负责此事，据伪省教育厅指令，可开支经费一千元。不久，款产处撤销，将县志草稿连同结余款储备票三百元交送伪教育局，转县立图书馆保管。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邑人士痛经浩劫，文物荡然，一邑文献如不急起整理，有失堕之虞。1946年夏，邑人蒋韶九、萧盅友、陈旭轮、庞甸材、朱守真、王纪玉等在一起商议要续修常昭合志，就是将丁祖荫主修未成之稿补辑整理，使成完书，并排印行世。此议得到邑人士的赞同。是年7月中旬，恰值常熟市临时参议会第二届大会召开，徇众所请，县长潘一尘在会上提议编修县志，这一议案获一致通过。会后，县政府邀请地方人士组织修纂县志委员会，其成员为庞树森（甸材）、金鹤冲等29人。
1946年9月29日成立修志委员会，办公处暂设巫公祠。会上通过了《常熟县修纂县志委员会组织大纲》；推定九人为常务委员会，曹仲道被聘为秘书长，推聘庞树森担任总纂，金鹤冲、王兆麟（纪玉）为协纂；纂修由总纂推荐，请主任委员（县长）聘定。10月1日，委员会开始工作。
庞树森担任总纂后，聘庞士龙、瞿凤起、曹仲道为纂修，桑君维为会计，蔡欣然为庶务，借石梅图书馆为会议、办公之所。担任协纂的王兆麟不久即奉命前往金陵图书馆编摩古籍。丁氏稿本从徐兆玮家中请出，发现卷十六“职官志”、卷十七“选举志”均未制表，卷二十一“列女志”尚待整理，卷二十二“杂记”尚付缺如，其他如“附录”及“人物志”总目亦未编定。
经分工，“杂记”由金鹤冲补撰数十条。曹仲道受任整理“列女志”，聘一位姓姚的老人（庞士龙说是姚柟，而曹否认；沈传甲说是姚宗棠之子小棠，曹未予肯定）就宗嘉谟手辑之稿缮成，然后两人对读雠校，两阅月毕事。之后，曹仲道入社会师范部授课，未再予其役。庞士龙、瞿凤起二人任志稿付印、校对事，最为勤。庞树森总其成，兼调度人事、筹措印刷经费。
印刷由良友印刷所承担，双方签订了合同，先付部分款子，由印刷所添购新字码，力求字体整齐、清楚。
“丁志”稿本的整理到1947年6月完成，又用两个月时间清稿。
当时正值内战爆发之际，社会动荡，物价飞涨。庞士龙、瞿凤起与印刷所接洽结果，以印五百部计，约需二亿二千七百万元印刷费。县里财政有困难，劝募也不易。1947年7月1日，县修纂委员会举行第二次常务会议，会上对印刷一事进行了讨论。有人提议，在经费困难的情况下，是否不要印刷，先缮抄几部分别保存，此议被否决。最后决定：纸张费预计约七千万元，由县长想法解决五千万，庞树森筹集二千万元，印刷费再另想办法。在这次会议上，又作出决定：“丁志”完成，修纂委员会宣告结束，将来经费充裕，另组文献委员会，编纂民国以来的常熟县志。原修志委员会归并该会。
1948年10月第三次会议议决预约出售县志两百部，以所得款购存纸张，以备待印部分之需。由于纸币大幅度贬值，当初议定每部七十元，及商订的发售预约手续甫就而物价已上涨五六倍，特两次电询上海市纸行，俱称乏货，致使原定的以预售志书来购纸的计划无法实现。到12月间举行第四次会议时物价又连续上涨，无法全部付印，所以议决将以前（指民国十二年）已印成之“丁志”部分予以重印，毛订百部，分存各委员及本邑文化机关。民国二十年所印成的部分“丁志”，经沦陷浩劫，保存在图书馆的，据图书馆馆长陈景歧的报告有以下几部：沿革志、疆域志、建置志、山川志、荒政志、善举志、学校志、兵防志、风俗志、金石志、人物志。缺水利志、赋税志、祠祀志、名迹志、异徵志、物产志、职官志、选举志、艺文志、列女志及杂记。其中“水利志”与“赋税志”在抗战前已印好，毁于战火，这次要重印；“人物志”缺总目及正文135至138页，这次也补印，并续印181至574页，使之完整。祠祀志、名迹志、异徵志、风俗志、物产志等，有的存书无多，有的未印，也交付印刷。至常熟解放前夕，仍有部分志稿未能印成，真是功亏一。
那些未印部分的誊清本由文物保管部门收藏。
建国初期召开常熟市各界人士代表会议时，庞树森、曹仲道以特邀人士身份出席会议，曾想在会上提议把未印志稿印完成，后见时机不成熟而止。
进入八十年代，常熟开始修纂新的地方志，断代上自辛亥革命，下限迄1985年。修志办公室从图书馆、档案馆借到了几部旧县志作参考。其中利用价值最大的当数《重修常昭合志》，可惜残缺不全。为窥全豹，市志办与档案局想用现代复印技术将未印之稿本复印，为此，多次与文管会协商。
1986年2月，《重修常昭合志》的誊清稿复印了四份，并装订成册，由市文管会、图书馆、档案馆及市志办公室各保存一份。内容为：卷十一祠祀志、卷十二名迹志、卷十三异徵志、卷十四风俗志（前已有单行本）、卷十五物产志（以上各志，前曾印行，此次复印均据单行本）、卷十六职官志、卷十七选举志、卷二十一列女志、卷二十二杂记、附录（以上各志均未印行，据誊清稿本复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