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3-27 21:46
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AlbertCamus，1913—1960）原籍阿尔及利亚，是存在主义文学领军人物、“荒诞哲学”的代表，一直高扬人道主义精神。1957年，因为在他重要的著作中，“以明察而热切的眼光照亮了我们这时代人类良心的种种问题”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他作为艺术家和思想家，通过一个存在主义者对世界荒诞性的深刻洞察，用独具特色的作品形象地体现了现代人的道德良知，戏剧性地拷问了自由、正义和死亡等有关人类存在的最本质问题。
在47年的生涯中，阿尔贝·加缪为后人留下了不朽的世界名著，主要有代表作小说《局外人》（1942）、《鼠疫》（1947）、《堕落》（1956），短篇小说集《流放和王国》（1957），剧作《误会》（1944）、《正义者》（1949）等，散文和论文集《西西弗斯神话》（1943）、《反叛者》（1951）等。1957年10月17日，阿尔贝·加缪“以其重要文学作品透彻认真地阐明了当代人的良心所面临的问题”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
吕西安·加缪（父亲）战场去世
卡特莉娜·桑代斯（母亲）半聋的文盲
西蒙妮·希（第一任妻子）年轻漂亮但染有毒瘾
弗朗西娜·弗尔（第二任妻子）钢琴家和数学家
凯瑟琳·加缪（CatherineCamus）作家
简·加缪（JeanCamus）拒绝阿尔贝·加缪进入先贤祠
吕西安·奥古斯特·加缪的父亲，因战争死于1914年10月11日，阿尔贝·加缪的母亲从此（在她丈夫死讯的打击下）耳朵几乎聋了，言语不清。阿尔贝·加缪与他家的其他人很少来往。贫穷也是他生命里程中的一个方面，是他最容易告知人们的一个方面，因为这是当时普遍的情景。
悲剧的主要内容是：卡特莉娜·加缪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阿尔及尔母亲家，她身无分文，讲话困难，无力自我保护，只能屈从于一个比她厉害的女人。他们家里从此有六个人，卡特莉娜·加缪和她的两个孩子，阿尔贝和吕西安，卡特莉娜的母亲和卡特莉娜的两个弟弟，埃迪纳和约瑟夫，这对一位丧夫的妇女来说是相当困难的，家庭的悲剧也成了阿尔贝·加缪描写苦难生活的素材。
1935年秋天，加缪开始履行他的政治诺言。他悄无声息地加入了共产党，在他一生中，对所有重大的行动都是这般谨慎。他的同学和老师（格勒尼埃除外）都不知道他加入了共产党。他甚至没告诉他的老朋友路易·帕热斯，尽管帕热斯是工人出身。然而，他们一起参加同样的政治活动，合作了六个月。加缪加入共产党时，阿尔及尔的党组织还不是自主的，它只是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分支。共产党的地方组织，根据区域划分为分部，分部下面是支部。加缪被派到以吸收大学和市民居住区中的青年知识分子为主的一个支部。
加缪加入共产党期间，即从1935年秋天至1937年11月，法国的政治形象和在法国殖民统治下的阿尔及利亚的政治形象都迅速发生了演变。人民阵线的思想在巴黎占据了优势，这是一个不仅包括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而且也包括了温和激进社会党人的人民阵线。社会党在1936年5月的立法选举中获得大胜，自然就由社会党人莱昂·勃鲁姆组建新政府——这个政府一直持续到1937年倒台。在阿尔及利亚，共产党进行了一场更为剧烈的路线调整，最后导致阿尔贝·加缪受到责难，被开除出党。
由于英年早逝，而且生平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缪实际上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年月并不长，至少与文学史上很多巨星式的人物相比要短少一些，但他攀登到了世界的顶峰。像很多著名的文学人物一样，加缪从小就显示出了对文学的兴趣与语言文字的能力，大学期间就已经开始写作，他一上来选择了以自然朴实而非技巧化的文字形式，表述实实在在对现实生活的认识与内心感受的道路。他1935、1936年所写的一系列散文就是这类性质的作品，这些散文随笔在他刚出校门后一年就出版了，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文集《正与反》。紧接着问世的又是一本散文《婚礼集》（1939年）。从最初的两本散文集出发上路，方向已经选定，就看出发后的第一大步了。这就是紧接着两个散文集之后于1940年完成的小说名著《局外人》。
1937年与几位朋友在阿尔及尔创建文化之家。5月10日，《反与正》由夏洛出版社出版。
1942年6月15日，《局外人》出版。10月16日，《西西弗神话》出版。
1947年6月10日，《鼠疫》出版。
1951年10月18日，《反抗者》出版。
1956年5月，《堕落》出版。
1957年《流放与王国》，然后是《关于死刑的思考》（与凯斯特勒合著）发表。
1959年1月，《群魔》首场演出；动笔撰写小说《第一个人》（未完成）。
1953年7月14日“争取民主自由胜利运动”（梅萨里的组织）的支持者在巴黎民族广场组织示威，警察强行阻止挥舞小旗子呼吁释放梅萨里·哈吉（当时被关在法国西南某地）的穆斯林工人的游行队伍。殴斗造成穆斯林7人死亡，44人受伤，警察中有82人受伤。加缪致函“负责人先生”，这次是写给《世界报》，抗议政府以伤害警察罪进行侦讯，而实际上遭受残暴的是北非人，那是“一种变相的种族歧视”。他要求进行调查，确定谁下令警察开枪，谁在政府中沿用“这一早就推行的缄默和残酷暴行，排斥阿尔及利亚劳动人民，迫使他们在贫民窟凄惨度日，使他们绝望到诉诸武力，以便趁机消灭他们”（15）。这一呼吁并没得到响应，如同声援法国本土或北非的阿尔及利亚穆斯林的其他呼声一样。短短一年中，局势逐步紧张，终于导致了武装暴动。
《反抗者》一书酝酿了十年之久，早在1943年就已写了初步的提纲，写作一直持续到1951年，出版于该年10月，这是一部洋洋大观的理论力作，它从对“反抗者”加以界说到对文学发展过程中的反抗与历史发展过程中以及艺术中的反抗进行较为系统考察，最后针对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社会发展，特别是20世纪的社会政治现实，论述了反抗与革命的区别，全书涉及了哲学、历史、文学、艺术、政治等各个领域，视野广阔，内容丰厚，是加缪思想的大呈展，大总汇。
1959年——这是加缪生命中最后的一年，春天，他在卢马兰住了一段时间，盛夏时又回去过，然后从11月起便长住在那，整个年末一直在伏案写作。《第一个人》标志着加缪重新恢复创作，他曾在朋友们面前严肃地宣布，准备写一部自己的《战争与和平》。他在日记里写道：“他生于1828年。在1863年至1869年间完成了《战争与和平》，即在三十五至四十一岁这段年龄。”加缪生于1913年11月，尽管他对《第一个人》已酝酿了十二年，但当他真正投入创作时，已是四十五岁的人了，可惜，本书还未完稿加缪就死于车祸。
加缪喜欢使用第一人称的叙述方法。《局外人》和《堕落》用的是第一人称，而《鼠疫》也是由一个叙述者写出来的，是一种间接的第一人称写法。在《局外人》中，加缪用的是复合过去时，而不一般常用的简单过去时（全文只出现过4次）。
他的戏剧创作是“加缪的戏剧结构紧张有力，富有动作性和戏剧性，始终遵循着语言的规范人物个性鲜明、生动，面对痛苦和不幸，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自己的道德，或自救的方法。”
评论家认为他的语言具有古典文学的风格，严谨、准确、明晰。但是，加缪的这种明白如画的语言，并不妨碍他的文字具有浓郁的抒情色彩，也不妨碍他表达复杂的感情。例如，默尔索和克拉芒斯的内心表白曲折而微妙，都是以简单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的。
在关于加缪叙事作品的研究中，我们讨论得最多的无疑是它们所表现的哲学主题。经典的阐释方法是，将《局外人》与《西西弗的神话》所阐述的“荒诞”命题联系起来，再将《鼠疫》与《反抗者》所阐述的“反抗”命题联系起来。他的叙事作品总数为十四篇，其中贯穿了一个基本内容：孤独。
对于作品《局外人》中的莫尔索而言，因为不承认在人与世界之上起整合作用的上帝的存在，他必须面对“演员与舞台的分离”，成为一个体验荒诞的局外人。这两种处境都包含着“众醉我独醒”和独自承担命运的深刻孤独。
加缪选择了一种对作家自我表现最为方便自然，对于阐明事理要义最为深入透彻的文学形式，既从最平常不过的现实生活现象感悟深刻哲理的能力。加缪让他的主人公如此感受到人的生存荒诞性的同时，也让他面临着人类社会法律、世俗观念与意识形态的荒诞的致命压力，他的《局外人》就是一本现代社会思考“人类存在”这个重大基本课题的书。
加缪将“荒诞”界定为一种“关系”，它既是积极对和谐一致的渴求、消极断裂、分离两种异质矛盾要素的断裂关系，又是将两种矛盾要素联系于一体、使之并存共在的连结关系。加缪以“荒诞”表述人与世界的关系断裂联系，《荒诞推理》对“荒诞”有明确界说“荒诞”是人与世界的断裂关系或冲突关系，即“在被突然剥夺了幻想和光明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放逐是无可挽回的，因为对故土的怀念和对天国乐土的期望被剥夺了。这种人与其生活的离异、演员与其背景的离异，正是荒诞感。”“荒诞”亦是人与世界关系之维系，即“荒诞取决于人，也不多不少地取决于世界。荒诞是目前人与世界惟一的联系。”
加缪在分析《群魔》中基里洛夫的形象时指出，这位标准的荒诞的人，是逻辑自杀的信奉者。但是，在本质上，基里洛夫又是现代性困境的牺牲者：失去了源自精神深层的寄托，他无法找到思想的出口，生命的可能性对于他只能意味着死亡。现代人的虚弱无力，不再表现为没法承担生活的困窘与贫寒，而在于找不到灵魂呼吸的窗口。然而，加缪的洞察力并不止于此。谙熟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加缪指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秘密，“《卡拉马佐夫兄弟》回答了《群魔》”，因此，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作品中，“驳斥荒诞的，不是作品的基督教特色，而是对未来生活的预告。人们可以既是基督徒又是荒诞人。”
加缪认为，任何人都以某种既有态度对待生命的荒谬，我们概括地将其归纳为三种态度：生理上的自杀、哲学的自杀和反抗。第一种态度是生理上的“自杀”。加缪说：“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便是自杀。判断人生值不值得活，等于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自杀恰如回到其本身，是对自身局限的承受，自杀也有高级和低级之分。第二种态度是“哲学的自杀”，这是精神领域的现象。如果生理上的自杀消灭其肉体，那么哲学上的自杀则虚无其精神，就像鸦片一样属于慢性自杀。第三种态度是“反抗”，正是加缪特别强调的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对于“反抗”，加缪有意不给出明确定义。他只是列举说，反抗是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已觉醒的人们的行动。但我们决不能说反抗仅仅涉及个人的权利。反抗产生于对于人的某种有价值的东西捍卫的意义。
存在主义哲学家打破经院哲学的传统，推崇个体，以个体存在作为哲学研究的起点和目标“所涉及的却并非学院派哲学那些陈腐的课题……思想甚至不是他们真正的研究题材—这本身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就是某种革命他们的中心题目是选择把自己置于当代文明最严峻的问题面前接受考验的那个孤独的人，即个人独特的体验。”
存在主义者还认为，世界虽然是荒谬的，但人并非奴隶，不应俯首帖耳，顺应服从。人有主观意志，面对客观境遇，可以自由选择，选择自己的态度和行为，用自由选择的行动，进行自我创造，实现和证明自己的存在”。总之，加缪采取了象征的手法表达积极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反思”“表面是在写鼠疫，实质上是在写战争”。杨昌龙认为，《鼠疫》是一部存在文学作品，“因为它体现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
存在主义文学作品中，疏离与荒谬是必然的，存在是丧尽内容和不确定的，并因而是不可说出的，尽管如此，人却无时无刻地趋向它。世界是荒谬的，人必须忍耐一切，以至于对一切荒谬形成习惯的态度，人的存在才能达到自由。
加缪是一个头脑清晰的共产党员，对自己谨慎看待党的机构的原因有清醒的认识。正是让·格勒尼埃这位曾经的老师，现在成为他朋友和精神顾问，公开表现出对共产党正统观念的怀疑，他受自我（和受格勒尼埃）的思想影响，对共产党人保持警惕。他告诉格勒尼埃，他之所以成为共产党员，是为了接近他认为与自己一样的人，即阿尔及尔的工人阶层，因为共产党融入了他们的事业。但如果说他曾投身于运动并为共产党的目标全力以赴，那么面对共产党未来的目的和实践，他则持怀疑的态度。可以“接受一个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行动，但同时对它持悲观的态度。”加缪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分析逐渐产生怀疑，在入党之前，他既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也没念过恩格斯的书，更未看过任何一位共产党哲学家写的东西。
1957年加缪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而把诺贝尔奖授予加缪，完全是瑞典科学院的选择，因为加缪不是任何重要团体推举的候选人，当时加缪年仅四十四岁，且法国当年一共提出九位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
加缪曾在信中表示：本人已定规矩一条：不接受任何荣誉称号，而献身于本人所全力以赴的事业。
在阿尔及尔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在共产党的内部既没达到某种层次，也称不上重要人物的阿尔贝·加缪无疑是最积极和最出名的共产党员（尽管是个秘密党员）。但他为党做的全部工作，即支部的各类会议和他遵照直接领导的指示所执行的各种任务，从未产生与他的社会活动相等的影响力。劳动剧团能涉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领域，并且能够在保守党的媒体中引起赞同的评论。文化之家在它短暂的生存期间，发挥出无数政治的和文化的作用。无论是作为演说家，还是作为巡回演出的演员，抑或作为勤奋的学生作家，加缪一直起着显而易见的并且相比党交给他的使命而言更令人赞赏的作用。
哲学家的加缪从“哲学”一端出发走向文学。他将对世界、存在、境遇、时间、有限性、可能性的抽象概念与思辨转化为以描述荒诞为核心的系列作品《局外人》、《卡利古拉》、《误会》将对个体、个体意识、个体存在、个体际遇的哲理思考转化为描述身处荒诞中个体的存在状态的文学作品局外人》、《无声的债怒》、《约拿斯或画家在工作中》将对人与世界的关系、人与他者的关系、人与自我的关系的理性求索转化为描述人面对荒诞所持态度与反应的艺术成果《鼠疫》、《不忠的女人》将对限度、均衡、目的、手段的哲学观念转化为寻求有限度反抗的可能性的文学作品《阿斯图里亚斯起义》、《正义者》将对人性、善恶、自由、精神的哲学探讨转化为描述死亡、痛苦与人之行动的文学作品《堕落》、《反叛者》。
加缪的哲学与文学在“主题化”这座桥上相遇并化而为一。主题化使哲学“成为”文学作品中的自觉主题意识使文学走近了哲学，而兼有双重身份的加缪恰好能承此重任。文学家的加缪，有明晰的自觉的哲学观念哲学家的加缪，有自觉的文学主题意识，这使之成为哲学家式的文学家，亦成为文学家中的哲学家。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与萨特等有存在主义色彩的文学家的通病一样加缪作品中所体现出来的道德勇气虽然值得肯定，但过重的道德感也频使人压抑，损伤了其文学之美，显示出概念化、哲理化的痕迹，影响了作品的生动性。在加缪各种体裁的创作中，都能发现不同程度的类似问题。比如他的影响很大的小说《鼠疫》。虽然在可读性上这部小说塔称精彩，但由于它对“集体抗恶”的着力刻画，使读者的目光不由得全力关注这一道德哲学问题而忽视了小说的本来面目，从而不由自主地将《鼠疫》当作一部象征小说来看。
加缪似乎拥有过一切，年轻，富有魅力，甚至很早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引起人们注意的首先是一本篇幅不长的小说《局外人》，而后出版的《鼠疫》使这位外国人荣誉与日俱增，在国际上获得了声望。抵抗精神给他带来了光环，战后，他成了一名年轻的英雄。在战后的年代里，他办的报纸《战斗报》是呼唤改革那一代人的精神导向。加缪多年的朋友（后成敌人），萨特在谈到加缪这一时期不可思议的魅力时说道，这是“个人、行动和作品令人钦佩的结合”。似乎没有哪一位作家能比加缪更能给法国、给世界青年人带来更多的希望。似乎没有哪一位作家能比加缪更能给法国、给世界青年人带来更多的希望。
受加缪及其《西西弗神话》的影响，“荒诞”几乎成为当时的法国青年用以标榜自身的时髦用语，他关于荒诞的论述也深深影响了其后西方的文学思潮与创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荒诞派戏剧及美国黑色幽默小说作家无不在加缪的基础上发展自己的荒诞理论，并将荒诞作为一种美学风格运用于自己的作品中。虽然上世纪70年代以后，荒诞派作为一种文学流派已逐渐式微，但“荒诞”作为一种现代人类的普遍情绪及哲理感悟，继续弥漫于西方社会，并扩散到世界各地包括中国，影响了许多作家的创作，也在文学评论界产生了广泛影响。
法国小说家、评论家安德烈·马尔罗曾这样对他盖棺论定：“二十多年来，加缪的作品始终与追求正义紧密相连”年轻是世界上最美好的一个字眼，特别是在人生攀登的高难领域里更是如此，加缪却两度在高层次的意义上体现着它、代表着它。因此，当人们环视二十世纪文学的时候，必然会发现，加缪是一个格外熠生辉，特具一番魅力的名字。由于英年早逝，而且生平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缪实际上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年月并不长，至少与文学史上很多巨星式的人物相比要短少一些，而那些人物所享用的悠长岁月与在有生之年所保持的旺盛精力，往往是他们得以攀登到世界顶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加缪不仅有生之年不长，而且体弱有病，但却也攀登到了世界的顶峰。加缪的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小说数量不多，只有一部长篇，两部中篇和一部短篇集（遗著除外）。但每部作品都很有分量，拥有极广泛的读者。它们获得几乎众口一词的赞誉。
长年研究加缪的张茂军教授说，加缪是一个小说家、戏剧家、哲学家和评论家，其作品虽然不算很多，却饱含了丰富的哲学思想，其高扬人道主义精神的旗帜，被称为“年轻一代的良心”。
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法语翻译家柳鸣九说，由于英年早逝，而且生平参加了大量的社会实践活动，加缪实际上完全从事文学创作的年月并不长，至少与文学史上很多巨星式的人物相比要短少一些，而那些人物所享用的悠长岁月与在有生之年所保持的旺盛精力，往往是他们得以攀登到世界顶峰的一个不可忽视的条件，加缪不仅有生之年不长，而且体弱有病，但却也攀登到了世界的顶峰，他攀登的轨迹不能不说是相当辉煌的，值得作一番回顾与探究。
翻译文化特别贡献奖，法语翻译家柳鸣九说，从《正与反》到《局外人》、《卡利古拉》、《西西弗神话》这些作品中，已经出现了一个内容丰满、形态完整的哲理主题，在加缪的创作历程中，成为了一条强有力的主线或轴承。紧接着，加缪又更进一步上升到新的高度，把他荒诞哲理与人类20世纪重大的正义斗争使命结合起来，创作出《鼠疫》与《反抗者》，把人类存在的这一个最为重要的课题阐述得最为完整深刻、最为充分酣畅、最为鲜活生动，以致他作为一个哲人作家，在同一个思想领域里，其影响大有超过一代宗师安德烈·马尔罗、萨特之势。
加缪，一个作家、一个思想者。“阿尔贝·加缪”，20世纪人类文化史上最闪耀的名字之一。他曾在一张标明1951年3月至1953年12月的纸上，列出他心爱的词：世界、痛苦、大地、母亲、人类、沙漠、荣誉、苦难、夏日、大海。这概括了他一生为之奉献的全部事物。加缪始终拒绝虚无主义，始终坚持对人的信念、对生活的热爱。他始终强调，荒谬不会导致虚无主义的人生，而是要在道德上作出努力。
在加缪逝世50周年的时候，中国人以《加缪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1月版）中译本的出版，对这位伟大作家表示了诚挚的敬意，这也是一次最好的纪念。这件事，正像不少同类文化事件一样，多少也说明了改革开放后中国人在文化上具有多么强旺的接待能力，凝聚了中国学术文化界对加缪的认知与热情，反映了当代中国作为有悠久历史文化的世界大国，熟悉世界文化并持有成熟见解的文明化程度。《从选择到反抗》中把加缪概括为法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一道“巨型的灵光”，要发射出强度的灵光，首先自己就必须是思想的、精神的火炬，而这正是加缪作为文学家首要的资质与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