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31 10:44
非暴力（英语：Nonviolence，来自梵语：ahimṣā，即不害，“不希望伤害或杀死”）指参与社会政治变革、拒绝使用暴力的理念，作为介于被动接受与武装斗争的一种形式，“非暴力”方式参与的政治变革，包括非暴力反抗、公民抗命或其他强大影响力的不合作对抗形式，与和平主义类似。20世纪中叶以来，非暴力、非暴力抵抗等非武力手段为社会变革主要形式之一，也是推崇的政治与社会哲学理念。作为社会政治变革的实践，非暴力反抗与和平主义具有本质的差别。非暴力属于社会与政治变革，它违背压迫者的意愿，和权力、非正义和不公正现象斗争。非暴力的首要意义是合法的手段最可能导致合法的结果，甘地说过“这种手段可以比作是种子，它的结果就是一棵大树”，他解释道，哲学的核心就是被称作预兆式政治。
“非暴力”是政治运动的一项伟大发明，暗含了佛教、印度教等中的东方哲学的精髓。其试图打动人心的力量，源于对暴力施加者心灵的伟大怜悯。当有一天，非暴力战胜了暴力，就是人类获得新生的开始。
作为政治理念，常常描述非暴力为“平民政治”，从全世界范围和历史眼光来看，非暴力理念常涉及广泛的群众基础。如为争取印度独立，圣雄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领导的不合作运动；美国人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领导的争取非裔美国人公民权利的斗争，还有就是1986年菲律宾爆发的人民革命(EDSA Revolution,1986)。
另外，世界范围内有诸多文化和政治传统推崇非暴力的哲学思想，如亚伯拉罕诸宗教、源于印度次大陆的各个宗教等，佛教和印度教都反对任何暴力，主张以忍让和和平的方式解决一切争端，最终有了甘地创造性的印度民族独立的解放方式。非暴力中也有“活跃的”和“积极分子”等因素，这些信徒认同将非暴力作为一种获得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手段。因此，例如列夫·托尔斯泰和甘地的非暴力就是一种拒绝使用暴力来进行社会变革的哲学理念和策略，但同时非暴力抵抗（也被称为公民抵抗）也被认为是一种被动接受镇压或进行武装斗争的替代方式。
由弗雷德里克·路特斯沃德设计的名为《非暴力》的形状为一支枪管扭曲打结的左轮手枪的雕塑。国际奥委会总部附近的“非暴力”（NON VIOLENCE）雕塑。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厦门前，也有同样的雕塑。
雕塑表达了世界所有善良的人们反对战争和暴力的共同愿望。然而令人痛心的是，战争与暴力，以及各种杀戮引发的悲剧，每天都在这个地球不同的地方上演着。
非暴力行动的倡导者坚信合作和认同是民事和政治权利的基础：所有的政权，由官僚机构、金融机构和社会武装组成（如军队和警察），这些都建立在公民的顺从之上。从国家层面来讲，非暴力行动的策略旨在削弱统治者的权利，通过鼓励民众撤回他们的认同与合作来达到目的。非暴力的形式灵感来源于宗教、道德信仰和政治分析。以宗教和道德为基础的非暴力有时会被称为原则非暴力、哲学非暴力或道德非暴力；然而基于政治分析的非暴力通常被称作战术性的、战略性的或务实性的非暴力行动。通常这些维度出现在对于特定的运动以及个人的思考中。
务实性的（或是战术性或是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基本概念是创建一种动态的社会或是政治运动，以便搭建一个国家级或国际级的对话平台，以此来影响社会变革，而不必非要赢了那些希望维持现状的人。尼古拉·沃尔特指出非暴力可以“在西方政治思想表面下且没有完全消失时”起作用。沃尔特指出埃蒂安·德拉博埃蒂的《自愿奴役论》（16世纪）以及珀西·雪莱的《专制者的假面游行》（1819）中含有对不使用暴力抵抗暴政的争论。1838年威廉·加里森帮助建立了新英格兰不抵抗社会，这是一种致力于通过拒绝一切暴力行为而实现社会种族和性别平等的组织。在现代工业民主国家，非暴力行动已经被广泛应用于政治领域那些没有主流政治权利的方面，包括劳动、和平、环境和女性运动等。鲜为人知的是非暴力行动所起的作用，并且继续在削弱发展中国家专制政权的力量方面发挥作用。
对于许多人来说，实践非暴力比放弃使用暴力行为和语言更为深入。这就意味着不顾一切的冲动是可恨的，要去爱每一个人，即使是那些强烈反对你的人。照这种观点来看，暴力是后天习得的，抓住每一个机会去忘记暴力，代之以爱与慈悲。对于一些人来说，承诺非暴力需要一种信念去挽回正义，废除死刑或其他严厉的惩罚。这就涉及到关心那些使用暴力之人的必要性。对于很多人来说，非暴力包含对一切有感情的人的尊重和崇敬，甚至包括那些没有感情的物种。这可能就包括废奴主义，以及反对把动物作为私有财产，践行不吃动物产品和衍生品（素食主义或纯素食主义），精神上践行对所有人无害，关心所有人的权利。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詹姆斯·贝弗尔和其他非暴力支持者把倡导素食主义作为非暴力哲学的一部分。佛教徒把这份尊重扩展到动物、植物甚至是矿物质上，而耆那教徒把这份尊重扩展到动物、植物甚至是微生物之上。
非暴力行动通常包括三个类别：行为抗议和劝说，不合作以及非暴力干预。
非暴力的抗议和劝说的行为是一种象征性的行动，它是由一群人聚集到一起来展示他们赞成或反对的东西。这种行为的目的是使公众意识到某个问题，说服或影响特定的一群人，或是促成未来的非暴力行动。这种信息可以直接针对公众和对手以及受这个问题困扰的人。抗议和劝说的方式包括演讲，大众传播以及请愿、象征性的行为、艺术、游行和其他公众集会等。
不合作包括有目的地阻止合作和不愿意同对手开展合作。不合作的目的是阻止或阻碍一种产业，政治体制以及经济发展。不合作的方式包括罢工、经济抵制、非暴力反抗、性罢工、拒绝纳税以及一般性的不服从。
与抗议和不合作相比，非暴力干预是非暴力行为的一种更直接的方式。非暴力干预可以采用防御性的方式，例如维持一个机构或独立的主动权，也可以采用攻击性的方式比如向对手的领土内大幅推进非暴力抗争。干预往往比其他两种方式更加直接有效，但也更难维持，对参与者来说也更加费力。吉恩·夏普是一名政治学者，试图推动全球性的研究，并将非暴力行动策略用于冲突中，他撰写了大量关于非暴力行为的文章。他在《非暴力抗争》一书中描述了198种非暴力行动的方法。其他非暴力干预的方式还包括占领（静坐）、封锁、禁食（绝食抗议）、卡车列队和双重主权/平行政府等。策略的选择必须谨慎，考虑到政治和文化环境，形成一部分更大的计划或策略。
某些个人（芭芭拉·戴明、达尼洛·道尔奇和德维尔·艾伦等）和党派（例如民主和社会通信委员会、和平社会党和战争抵抗者联盟）倡导把非暴力革命作为暴力和精英改良主义的替代途径。这种观点通常会和激进的反资本主义联系到一起。许多左派分子和社会主义运动希望发起“和平革命”，通过组织足够的罢工使企业和国家完全瘫痪，从而允许工人以完全不同的方式重新安排社会。一些人认为一种相对的非暴力革命需要获得军事力量的协助。
列夫·托洛茨基、弗朗茨·法农、钱德拉·鲍斯、沃德·丘吉尔以及麦尔坎·X等都是非暴力的狂热批评者，他们认为各种非暴力与和平主义企图将资产阶级的道德强加于无产阶级之上，暴力是革命性变革的必要产物，自卫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比如，马尔科姆·艾克斯就曾抱怨道：“我认为被残忍地对待却继续接受残忍，而不去做一些事情来保护自己，这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种犯罪。”由于所有的这些反对意见都基于一种信仰：非暴力是没有力量的（换句话说它相当于没有抵抗力），非暴力维权人士以非暴力的成功来回击这些争论，包括反对丹麦甚至是柏林的纳粹政权的成功。艾丽卡和玛利亚·斯蒂芬的研究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非暴力革命产生的效果是暴力革命的两倍，并且会导致更大程度的民主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