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1-10 14:43
黄松龄（1898年10月21日－1972年11月28日），华容县人，原名黄克谦。中国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曾任中共中央直属高级党校经济学教研室顾问。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特别是农业经济的研究，著有《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读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等。
黄松龄1898年原籍石首市县岳军乡。幼年丧父母，由祖父抚养成人。1904年入私塾读书。1915年春赴北平市求学，考入中央法政专门学校学法律。1919年5月3日，参加五四运动遭军警逮捕，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获释放。同年夏，结识恽代英、林育南。1921年入中国大学学习。1924年东渡明治大学读研究生，加入中国国民党。1925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3月，应恽代英之邀，弃学回国，到黄埔军校第五期二团入伍生部任少校政治教官，讲授《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和《三民主义》。1927年4月17日，奉周恩来指示离粤赴汉，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教官，讲授《农民土地问题》。12月离开武汉市赴南昌市，1928年5月下旬不幸被捕。1930年3月获释出狱时，把原名黄克谦改为黄松龄。
1930年7月到达北平市，先后聘为朝阳大学、民国大学、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大学教授。九一八事变后，发起成立大学教师联合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1933年转入中学教联参加活动，并与张友渔等组织《世界政坛》社，自费出版《世界政坛》杂志。1934年任中国大学经济系主任。1935年冬，组织“文化劳动者同盟”，同时，主编《时代文化》杂志。1937年被解聘。学校当局愿意改聘他为荣誉教授，他严辞拒绝。有人对他不要“饭碗”不理解。他说：“我要是只为了自己吃饭，就不会参加革命了，因为我家里有的是饭吃。”
七七事变后，他离开北平市到济南市、武汉市，参与组建湖北战时乡村工作促进会，吸收各界知名人士参加活动。在董必武的支持下，办会刊《战时乡村》，创办《民族战线》周刊。1940年7月底北上延安市，分配在中央财政经济部任指导员。1941年春，与毛泽东就当前政治、经济诸方面的问题作长时间的谈话。不久，他写了《论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提纲。参加了延安整风学习。1945年出席中共七大。1947年1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财经办事处研究室主任兼北方大学财经学院院长。
1949年1月15日，随黄克诚部进驻天津市，任中共天津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市军管会文教部长。领导出版了《天津日报》，开设广播电台。1952年10月25日，天津医科大学正式开学。1952年底任国家高教部第一副部长。1955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8年他辞去高教部职务，专门从事社会主义经济理论问题的研究。1960年10月任中央高级党校经济学教研室顾问兼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1972年11月28日在北京病逝，终年74岁。
黄松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的资料和文章，1980年12月由中央党校和天津社会科学院整理成了《黄松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遗稿》，还出版了他的《马克思恩格斯论农业和农民问题》。一些经济学家读到《遗稿》，看到他的经济学思想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经济政策如此吻合，颇有感慨地说：“今天新经济学的发明权，应属于黄松龄！”
夸道寻春万里身，秋风猝地已愁人。膻肴久食思乡，薄酒初尝异酿醇。沧海飞鸥随有日，云间青鸟盼无因。南洲十载羁留后，重聚犹能诵感甄。
飞航漫诩气如虹，避暑寻诗百念空。灯外管弦残腊味，烟中人影暮天鸿。愁深倚枕添秋思，病懒凭栏畏晓风。多谢故人诗一卷，幽怀相伴有诗翁。
野店荒村夜，潮来拍岸寒。秀才悲白眼，狂士悦青鬟。碧落横星斗，惊涛震远滩。鼾声人语寂，眉月拥毡看。
黄松龄十四岁（1911年）奉命被逼成亲，两个苦命人同病不相怜，九年不同居。十六岁（1914年）跟堂兄去北京求学。与黄克谦家庭的富裕相比，他的妻子杨淑贞出身贫苦。杨淑贞的父亲是个教书人，收入微薄，生计不能维持，哥嫂还须租种地主的地。她出生前，她的母亲已溺死了两个女婴，她也在出生后快被母亲掐死的时候，由家人破门而入抢出来，留下一条命。母亲没奶，她是“母牛哺大的姑娘”。后来又有两个弟弟，她就带着两个弟弟。她的母亲去世后，杨淑贞受到当家嫂子的虐待，吃尽了苦头。黄克谦的爷爷之所以定下这门穷亲，一是认准了杨父的学问人品，二是他认为能吃苦耐劳的女孩子比那些娇气十足的富家小姐对克谦的学业可能更有助益。
杨淑贞在黄家备受轻蔑、歧视，因此患了精神分裂症。这时，黄克谦得了消息，回家料理。对骨瘦如柴仅有一口气的名分上的妻子产生了怜悯，继而是眼见自己的堂客居然受虐后的不平。他发怒了，自责了。他尽心尽力为妻子延医治病。就在百医不治的情况下，黄克谦五内俱焚，愧疚难当。他“握着淑贞青筋突露、毫无生气的手，声泪俱下地呼唤着：‘淑贞，醒醒吧！你一定要好起来，我们以后好好地过日子。’”他的一声声深情呼唤，一句句发自内心的话，把妻子从死亡边缘拉了回来。杨淑贞终于苏醒，治疗慢慢见效，又活了过来。
一九二七年，把杨淑贞与孩子接到武汉市，与毛泽东、杨开慧比邻而居。杨淑贞精打细算，操持家务，还不得不打工，卖苦力，贴补家用，支持丈夫革命。当然，担惊受怕更是常事。为便于工作，党组织让黄克谦对妻子公开自己的身份与所从事的事业，杨淑贞很平静地说：“我晓得。”黄克谦对此感到突然，但对杨淑贞而言，这也是“所由来渐也”。
黄与杨的坚贞不渝的爱情，在某些干部中一度刮起的换老婆歪风中经受住了考验，杨淑贞是老一辈高干的妻子中少有的“小脚女人”。她，她的丈夫，依然是一对革命伴侣，战友，老夫老妻。他们为此而满足而自豪而备受世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