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08
龚祥瑞（1911年—1996年），男，浙江宁波人，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资深的政治学家与公法学家，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之一、常务理事。
龚祥瑞幼年家里条件一般，在家乡读完国民小学和完全中学。1930年，龚祥瑞被保送至上海沪江大学生物学系，后于1932年秋转入清华大学学习政治学，选择了政治学，这是他人生路程上的第一次转折。1933年，与楼邦彦合著《欧美员吏制度》。
1935年，龚祥瑞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师从宪法学大师詹宁斯。1936年，他结合当时时政，撰写了学位论文《民主国家的官纪》。在结束了英国的学习后，龚祥瑞到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随后，回国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44年1月，他出任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长，后自述因为三青团内部派系所不容，被迫离开。1948年，龚祥瑞回学校教书。1954年，龚祥瑞在北京大学新办的法律系从事法学的教学工作，在此期间，他专注于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用尽心血培养了一大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人才。在龚祥瑞的学生中，有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法学家姜明安、陈兴良、王绍光、熊文钊，著名律师陈有西等。直至1996年逝世，享年85岁。
龚祥瑞一生的著作颇多，专著有《文官制度》《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等，与别人的合著《欧美员吏制度》《西方国家的司法制度》等，译著有《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宪法》及自传《盲人奥里翁》等。
1911年，龚祥瑞出生于浙江宁波，父亲是个没有文化的小商人，家里条件一般，生活上保持着比自耕农稍高的水平。幼年时，他接触比较多的是一些小商人、小业主、中小学教员以及自耕农、船夫、裁缝等那些起早睡晚、挣扎苦斗的人们，倾听他们挨侮受辱的述说，使小龚祥瑞养成好气愤又爱恐惧的性情，以及敏感的特性。因为生活在海边，他还经常观察到船夫等人的生活。在自述中，龚祥瑞提到：“每个人除了各有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外，身上总还会有一些优秀的、纯洁的和高尚的东西。在这种氛围中，他在家乡读完了国民小学和完全中学。
1929年，龚祥瑞被保送进入上海沪江大学生物学系学习，读完第一年，放弃了一个用中文听写口述英语教程的助教机会，并离开了沪江大学。1931年，龚祥瑞转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系，选择了社会科学中的一个分支——政治学，这是他人生路程上的第一次转折，当时他认为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官吏无能、生灵涂炭。在他看来，选政治学比生物学更接近他所熟识的生命，也能切合地解决社会的实际问题。1933年，他荣获周寄梅先生奖学金和宁波同乡会发放的奖励。随后，和楼邦彦合写了《欧美员吏制度》。1935年，龚祥瑞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师从宪法法大师詹宁斯。
1936年，龚祥瑞被送到英国专攻“公务员任用制度”。1936年，他结合当时时政，撰写了学位论文《民主国家的官纪》，使他对英国的民主程序和“自然公正”的法制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938年，获英国伦敦政经学院政治学硕士学位；1939年，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院比较法研究所法学博士学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未发证书）。
20世纪40年代初，龚祥瑞回国，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宣扬民主个人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合成的“政治康拜因”以及文官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行政托拉斯”。1944年1月，他出任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长，同年10月，主持两期招生工作，择优选拔流亡在大后方的知识青年，后自述因为三青团内部派系所不容，被迫离开。1945年，日本投降，龚祥瑞认为战争结束了，国家也有了希望，同时幻想着他的专业或许有助于中国的现代化，并为此参团到美、英、法、瑞士等国考察战后文官制度的新发展。1948年，龚祥瑞回学校教书。半年后，北平解放，龚祥瑞到中央政法委员会学习，这是他人生路程上的第三次转折。
1950-1952年，中国进行了第三次土地改革，龚祥瑞以一个知晓法治的学者的眼光，观察和亲历了中国农村的土改、反霸、镇反、复仇、诉苦斗争大会、革命法庭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审判和行刑。1952年院系调整后，龚祥瑞先后任职于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政法干部学校。而后，他又在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亲历“三反五反运动扩大化”，1954年，龚祥瑞在北京大学新办的法律系从事法学的教学工作，并系统研究了西方文官制度如何为我所用。
文化大革命时期，龚祥瑞被扣上“假革命”、“漏网右派”、“黑帮分子”等帽子，被发往江西鲤鱼洲劳改农场进行教育改造。1971年，龚祥瑞被召回北京，之后的十年，他一直在北大法律系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
1980年，龚祥瑞出席第二届国际学术会议，并受邀讲授“新中国的最新立法”，得到了与会者的欢迎和对新中国新动向的崇敬。回国后，1981年，69岁的龚祥瑞重返教室。他比任何时候都更勤奋努力，在他的自述中提到，他的晚年是他所经历的各个时期中最佳的一个时期。他专注于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用尽心血培养了一大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人才。在龚祥瑞的学生中，有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法学家姜明安、陈兴良、王绍光、熊文钊，著名律师陈有西等。
1996年，龚祥瑞去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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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祥瑞宪政思想的核心是西方样本与中国特色，其中包括法治、民主、平等、自由、分权这些关键词。龚祥瑞宪政思想的现实意义是将西方自由主义崇尚个人权利、自由和东方集体观念融为一体,贯穿了“中庸”之道,试图融汇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他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认为要在社会主义国家里实现宪政,要将社会主义和宪政相结合。
法高于法律，是龚祥瑞法治观的核心。“法”作为一种客观存在是人能改变的，代表着理性和正义，“法律”则是人类出于自身的认识和社会的需求制定出来的。他认为，法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一种手段。作为社会中的人，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需要在一个有权威、有秩序、有法律的社会中生活，相应的个人权利应当受到一定的限制，这也是法治原则的体现之一。
龚祥瑞认为，直接民主采用创制和复议，有了创制权，人民就可以主动地表达民意；有了复决权，人民就可以阻止当选代表违背民意的行动。直接民主的缺陷包括两方面：一是搞颠倒了所要解决问题的性质；二是，搞错了所能代表民意的场所。民主不在于直接或间接，而在于联系相应的利益集团。
龚祥瑞总结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政治自由保障的经验：首先，自由也应当有所限制，当言论危及法律所规定的公共秩序时，言论自由应当受到限制，但是法律限制自由的程度不能超越其保障全体公民权利的要求。其次，限制自由必须遵守法定程序：以“法律”而不是“命令”；对法律是否破坏政治自由要进行司法审查，对被告的审判进行陪审制。
龚祥瑞提出，行政机关在执行法律的时候,必得根据一般立法原则而制定细则。在现代社会，制定细则的主体范围很广,因而很难和立法工作完全区别。而司法机关不论是解决行政机关的权限纠纷，还是解决公民之间的争端,实际都有立法性质。因此,国家机构由传统的三权或三类机关构成的说法,只是形式上的,和晚近西方政治制度的发展不完全符合。
龚祥瑞一生的最高点发生在改革开放后，他形容80年代是自己“从事教学科研生涯中的最佳年代”、“学术生涯达到了高潮”。他专注于中国的宪政与法治进程，用尽心血培养了一大批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的人才。在龚祥瑞的学生中，有国家领导人李克强，法学家姜明安、陈兴良、王绍光、熊文钊，著名律师陈有西等。
何勤华形容龚祥瑞上课时说，他讲课充满激情，声音洪亮，脸上表情生动、丰富、多变，嬉笑怒吼，幽默风趣，全可以在一堂课上表现出来，“经常听得我们一愣一愣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了过去。”由于龚祥瑞上课效果极佳，一门课上下来，班上的许多同学都被吸引过去了。本来对民商法、法律思想史、刑法感兴趣的人，如陶景洲、李克强、陈兴良、王绍光、姜明安、李启家、刘凤鸣、王建平等人，都被吸引到了龚祥瑞的周围。据独立学者、民间思想者宋先科回忆：龚祥瑞先生用最后二十余年的生命岁月，与无限众多、遍布全国各地、关注中国进步发展的人们建立了密切联系。
龚祥瑞出生那年正值辛亥革命，他出生那天，他父亲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掉了，不过因为他的降生，他父亲竟没有在意，用他父亲的话来说，这是“公平交易”，也是“上帝的安排”。
学生何山曾拍摄了龚祥瑞上课的照片，将这四张照片命名为“胸有成竹”、“口若悬河”、“慷慨激昂”、“循循善诱”，但拍摄那天，何山也有遗憾。他说，那节课他讲得十分起劲，中途可能是累了，想抽口烟，提提神，但因为讲得太投入了，他顺手拿起粉笔当烟抽。何山一怔，刚想按快门，“肯定是不对味，龚先生已放下了粉笔”。
从立德上看，龚祥瑞先生是一个普通平常的人，他有普通平常人的德行、弱点。就立功来说，龚祥瑞先生不是一事无成，而是有些作为。比如：他与蒋经国先生换帖拜把、做过蒋经国先生的副教务长、中华民国文官考试官员等等。至于立言，我不敢说龚祥瑞先生一定能够不朽。但是，我可以断言：有13亿或者15亿人的中国，还没有任何一个人写出一本比《比较宪法和行政法》更好的宪法学教科书。（《中国法学创新网》宋先科评）
“龚先生给了我很多学术上的帮助，特别是中国刚刚打开窗户对国外情况不了解， 龚先生等于打开了一个窗户。“（甘藏春评）
龚祥瑞.豆瓣.2024-01-07
忆龚祥瑞先生.法学时评网.2024-0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