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年由张艺谋执导的电影)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Raise The Red Lantern）于1991年9月10日在威尼斯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上映，是一部由中国导演张艺谋执导、倪震、苏童编剧，巩俐、马精武、何赛飞等人主演的剧情片。

影片改编自苏童的小说《妻妾成群》，主要讲述了女大学生颂莲在家道中落后，被迫委身做妾，在豪门大院中处处勾心斗角，最后沦为旧社会封建制度牺牲品的故事。影片延续了原著对于女性命运的探索，把女主人公颂莲的心路历程作为故事的主要线索，探讨了旧社会女性悲剧的根源，对封建传统家庭结构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

影片在山西乔家大院取景，以独特的构图和色彩美学展示了张艺谋导演的影像美学。1992年3月13日，该片在北美上映，以260万美元的票房创下当时华语电影在北美的最高票房纪录。

该片上映后，在国际上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英国电影学院奖等多项世界性大奖，在中国也赢得大众电影百花奖、中国电影金鸡奖等奖项。1992年，提名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成为继《菊豆》后第二部提名该奖项的中国电影。

2015年，被英国的《帝国》杂志评选为100部世界最佳影片第28位，是排名最高的华语电影；2018年被英国广播公司评为影史百大外语片之一；2021年被釜山广域市影展列为亚洲百大佳片第15位。

影片剧情

民国年间，19岁的女大学生颂莲在父亲去世后，被继母安排嫁给富有的财主陈佐千，成为陈老爷的四姨太，此时，陈家已有大太太如、二姨太卓云和三姨太梅珊，四个女人分别住在四个院落里。按照家里的规矩，陈老爷要到哪房留宿，仆人就会在哪房门前高高挂起一个大红灯笼，以示恩宠。

青春靓丽的颂莲一开始颇为得宠，逐渐开始享受老爷的宠爱带来的种种特权，同时她却也被卷入了二姨太和三姨太的明争暗斗中，一心想成为姨太太的丫鬟雁儿也与她处处作对，颂莲日渐失势，不再清高自持，为了争宠甚至不惜假装怀孕，使欣喜的陈老爷在她门前挂起了昼夜不熄的红灯笼。但杜冰雁却在洗衣服时发现了真相，使颂莲的谎言被揭发，此后彻底失宠。不久后，颂莲抓到了雁儿私自点灯的把柄，为了报复将此事揭发出来。颂莲本意并不想雁儿死，只想略施惩戒，但是在被长时间罚跪在雪地上后，雁儿不久便病死了。

雁儿之死令颂莲精神郁郁，门庭冷落，常借酒消愁，不再试图争宠，她与梅珊的关系也逐渐和睦起来，二人开始互相交心。但是，在一次酒醉后，颂莲无意中对卓云说出了梅珊与人私通的秘密，梅珊于是被卓云告发，随后盛怒的陈老爷命人将她吊死在了楼上的小房间里。眼见一幕幕惨剧，颂莲彻底崩溃了。

第二年春天，已经发疯的颂莲穿着来时的女学生装束游荡在大院里，看着第五位姨太太进门。

角色介绍

影片制作

创作灵感

原著《妻妾成群》是一篇中篇小说，创作于1989年，是苏童从偏向先锋试验到重视叙事的转型之作，苏童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中国经典的一夫多妻故事，但他的目标并不止于写一个旧式女性故事或是内宅妻妾故事，希望读者能有更深一层的理解，感受到人性深处的痛苦与恐惧。

小说发表后，马上被各方转载。随后，张艺谋经人介绍读到了苏童的这部作品，并迅速萌生了将它改编成电影的灵感。于是他电话联系了苏童，买下了版权。

内容改编

苏童在小说中广泛运用了“水”的意象，集中体现了女性的阴柔特质和温婉情趣，展现出作者对女性命运的观想。与此相对的是，张艺谋将原著中毫无存在感的灯笼作为贯穿整部电影的意象，凸显出一种男性精神的强悍。

此外，电影中主人公颂莲的性格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不再多愁善感。小说中柔和明丽的江南水乡被改为黯淡萧索的北方大院，处决梅珊的废井改成一间小屋，小说中频繁出场的陈佐千在电影中被彻底弱化，没有一个正面出场的镜头，成为一个笼罩在陈家所有人身后的模糊朦胧的剪影。

影片还对原作进行了大幅删减，例如，删去了颂莲与大少爷飞浦相识相惜的剧情，砍掉了原著里陈家几个年幼孩子的戏份，包括梅珊收买一个男孩去霸凌卓云之女忆容的部分，使卓云和梅珊的形象特征更加鲜明。

取景

由于原著写的是南方大宅院里发生的故事，充满南方的氛围，所以张艺谋原计划在南方取景。但他因为曾经在山西省拍摄《老井》的经历，对山西省比较熟悉，认为山西的古建筑和民居很有特点。他看到乔家大院以后感到震撼，被它的美所吸引，最终选择在此拍摄。

乔家大院坐落于山西省祁县乔家堡村，原主人是清代著名的富商乔致庸。独特的建筑艺术和丰富的文物收藏集中反映了以山西晋中一带为主的风土人情。大院的布局十分特别，空中俯瞰形如“”字。每个大院中包含许多小院，屋檐下挂着一排排大红灯笼，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

选角

电影开拍前，张艺谋邀请了北京电影学院的表演系教授马精武出演男主角，马精武原本对原著里的陈老爷形象不太喜欢，但剧本已经把故事改了，再考虑到优秀的班底和制作水平，他最终同意了出演。其他演员有不少是马精武教过的学生，如饰演二太太的曹翠芬和饰演雁儿的孔琳。

当时，三姨太梅珊的选角要求是具备戏剧演员的功底，同时又有影视表演的经验。因此，越剧演员出身的何赛飞中选了。为了扮演好这个角色，何赛飞专门在角色的举手投足间融进一些戏剧韵味，成功地塑造了京剧名旦出身的梅珊独特的人物形象和心理特征。

幕后花絮

丫鬟雁儿的扮演者孔琳提到，张艺谋要求所有演员在正式拍摄前一个月就开始对剧中情节进行反复练习，为了朝四姨太换下的带血睡裤上狠狠啐一口的镜头，她在宿舍里悄悄设计了三种细节各不相同的表演方式。最后，这个镜头一共拍了三次，导演选用了看起来最恶毒的版本。

拍摄过程中，张艺谋的认真态度令演员印象深刻，他每天晚上都会仔细研究一番白天拍摄的录像，遇到不满意的地方会在第二天重新拍摄。张艺谋对演员都十分敬重，但同时要求严格，他要求所有表演必须生活化，不许夸张过火，差一点都要重来，绝不放过。这样认真的拍摄，对演员是折磨，但是带来了很好的效果。

主题与亮点

影片主题

张艺谋继承了苏童原著的主题思想，以陈家四房太太围绕陈佐千的宠幸展开的一轮轮勾心斗角，争奇斗艳为主线，描绘出了女性身陷牢笼而不自知的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感悟到了男性压迫下女性命运注定的悲剧。此外，张艺谋在原著基础上，还突出表现了颂莲等人的叛逆气质，只不过这些试图反抗的女性最终也未能挣脱男性主宰的囹，被他人操控的命运使她们不是惨死就是精神崩溃。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用来呈现主题的载体十分有特色，以灯笼代替了原著的水。影片的主要语言符号是无处不在的大红灯笼，它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原本有着美好寓意，但是影片却赋予它相反的全新内涵。大红灯笼出现的顺序暗合了时间变化，即：夏、秋、冬、夏。这隐喻了陈家的女人始终等不来象征希望的春天，前路只有无尽的风雪和酷暑。

叙事结构与风格

在搭建叙事结构的过程中，张艺谋往往喜欢设置一条充满故事性，带有悲剧色彩的叙事主线。围绕着它，主人公的欲望不断与秩序、道德、伦理等等陷入斗争，人生的无奈与惨痛在此一览无遗，最终走向宿命的悲剧。张艺谋不喜欢合家欢的圆满结局，本片当然也不例外，颂莲发疯，梅珊惨死的结局进一步深化了悲剧。

此外，影片开始于颂莲新嫁时的风光喜庆，结束于疯疯癫癫的颂莲望着新人进门，周而复始，形成了了颂莲式中国女性悲剧命运的一个轮回，完成了全片回环型叙事结构的建立。这种从胜利到失败，不断前进而又回到过去的故事设计继承了中国经典的叙事风格，隐喻了中国传统的治乱兴衰，循环往复的历史轮回，从而使影片产生了更为丰富的文化内涵。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力图融合传统与现代统与现代的风格，以独特的艺术视角，将代表现代的寓言叙事、诗意叙事与传统的历史叙事、生活叙事相结合，跟随自然发展的情节，在对立与反差中揭示人性的复杂多变，深刻关注了人的心理、生态及命运，从而以独特的意象和国族色彩享誉海内外，并载入电影史册。

人物塑造

颂莲在影片中不复知识女性的多愁善感，桀骜倔强，随着棱角逐渐被磨平，他的个性与生机渐渐消逝，逐渐被其他人同化，终于彻底丧失了自我意识，走向精神崩溃。随后，假孕被戳穿。由此，颂莲的形象变化体现了封建规范对人性的异化。

此外，影片其他女性角色的塑造也十分出彩。整日吃斋念佛，古井无波的原配大太太，既是封建规则的行使者也是被规训者，代表形式上的妻子与母亲；温柔和气，口蜜腹剑的二太太卓云长相并不出众，却擅长按摩保健，就像是侍女一般。出身京剧名伶，美艳不可方物的三太太象征着女性特有的诱惑与情欲，扮演的是情人的角色。她们与象征现代知识女性的颂莲一道，构成了女性身份的四种形态。

影片的另一个关键人物陈佐千象征着专制，权势和暴力，但导演有意回避了近景正面拍摄，仅以侧、逆等角度和远景位镜头刻意模糊陈佐千的形象，以至于他在影片中从未正面露脸，却又无处不在。这使陈佐千作为封建文化的标志更具抽象性和普遍意义，引导观众对封建专制的认知进一步加深。

音乐

本片配乐的创作者赵季平是中原地区影视音乐创作者中的杰出代表，他具有独特的审美眼光，将包括京剧、民歌、唢呐独奏、笙独奏、民间曲调以及打击乐在内的多种中国传统音乐与剧情融为一体，创造出了充足的戏剧性及其舞台氛围，反映了人物内心情感变化。这些各种不同的音乐因素融合在一起，使背景音乐的变幻与电影情节的起承转合相辅相成，不仅深化了影片主题，自身也表现出了独到的艺术性和思想性，甚至能与影片的故事线相提并论，使电影达到一个崭新的境界。

其中，打击乐是配乐重要的组成部分，以节奏变化为主，单听起来比较单调，但在影片中和演员配合时，就能够有效辅助演员表演，渲染各种气氛，暗示人物心理，控制故事节奏。电影开篇便是一段京剧打击乐，间奏也不乏打击乐的存在，在大红灯笼点亮和熄灭的时候背景音乐也是打击乐的锣鼓声，为后续情节做了很好的铺垫。

影片中另一个重要的传统音乐元素是京剧，其传统性与民族性也正好与陈家大院的环境以及影片的画面效果相匹配，加深了这个中国式封建家庭的韵味。三太太梅珊出身京剧名角，京剧元素与她的联系尤为密切，几次梅珊唱戏的片段几乎都起到了塑造人物形象，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作用。

色彩与画面

影片最重要也最常见的色彩是红色，这原本象征着喜庆和欢乐的颜色，在张艺谋的镜头里中却时常别具意义。大红灯笼的明灭象征着女性命运的变化，看似美丽，背后却是残酷无情的妻妾争斗，带有讽刺意味。此外，一身红色旗袍的颂莲和身穿大红戏服的梅珊明艳光彩，生机勃勃，在陈家黑暗压抑的灰色庭院里熠生辉，红色火焰般的热烈与血腥的压抑和反抗将生命的欢乐和痛苦毫不留情地揭示出来。同时，红色所代表的情绪与意象与影片整体的色调形成一种强烈对比和互补，使人得以真切地感觉到社会的悲凉和人生的无奈。

黑色则是影片中的另一个主角，常常与红色相互交替，相互映照。影片的主要场景几乎都是黑色笼罩的大宅院，少见阳光。它代表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以及难以反抗的命运，深深压迫在院子里的每一个女人身上，使观众能够进一步理解影片的深刻内涵。

象征希望的绿色在影片中出现最少，只有开篇颂莲出嫁路上的一抹新绿。白色倒是影片常出现的颜色，比如颂莲大多时候都穿着白色旗袍和学生装。它在影片中更多的象征着苍凉的世事，暗示着在封建社会下女性早已被决定的悲惨命运。这微弱的希望与苍白的反抗终将淹没在无边的黑暗和残酷的猩红中。

镜头语言

影片忠实于原著，镜头基本跟随着颂莲行动，呈现出她的所见所闻，有时也会从管家陈百顺和梅珊等人的角度观察颂莲。此外，偶尔出现的俯拍镜头带来了全知叙事角度，给观众以更高的视野，使他们能够跳出个人的局限，观察到全局更多细节。

影片中的特写常常只用来表达人物的情绪，拍摄完人物的面部之后，在暴力冲突的场景切回中镜头，表现出人物之间的关系，绝不对现场做出更多表达。这种拍摄方式就像苏童小说中的留白一样，给观众留下了想像空间。此外，摄影机也常常对人物进行隐秘的审视，这种对故事的呈现方式与小说中的隐笔一样，显得克制而轻盈，回味悠久。

影响与获奖

《大红灯笼高高挂》是著名导演张艺谋继《红高粱》（1987）、《代号“美洲豹”》（1989）、《菊豆》（1990）之后执导的第四部影片，其自1991年9月于加拿大首映后，便以崭新的电影意象引起了广泛关注，虽然在中国一度被禁播，但仍先后获得多项海内外重要奖项，如威尼斯电影节银狮奖，大众大众电影百花奖以及奥斯卡提名等。

影片上映后，以充满震撼力的视觉效果，丰富的情感和出色的表演受到评论界认可，被英国的《帝国》杂志评选为100部世界最佳影片第28位，是排名最高的内地电影；之后在2018年入选了英国广播公司由来自全球43个国家的209位影评人投票选出的100部最伟大的外语片，排名第93位。2021年，釜山国际电影节公布最新的百大亚洲电影榜单，该片位列第15名。

通过《大红灯笼高高挂》等一系列色彩鲜明的电影，张艺谋将色彩与情感巧妙结合，以物态化的视觉画面呈现出来，凸显了色彩在电影中的独特作用，使电影色彩的表意功能进一步增强，这种技法后来为其他电影创作者所吸收和继承。而无处不在的鲜明的民族色彩和地域风貌，不仅向观众普及了传统民俗文化，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连接中国电影和海外观众的一道心灵桥梁。

参考资料

电影评分

（截止2022年10月24日）

反响与评价

可能是受到制片人侯孝贤特有的朴素风格的影响，《大红灯笼高高挂》与中国大多数富有戏曲感的电影不同，具有明显的距离感和讽刺感。在影片中，陈老爷从未露脸，但他的存在依然通过他洪亮的声音传达出来。——泰德·沈（《芝加哥读者报》影评人）

张艺谋使用了已经被好莱坞放弃的三带特艺彩色工艺，再现了《菊豆》的那种大胆、明亮的色彩。除了剧情之外，建筑、织物、色彩对比和女演员的脸庞都带来了出色的视觉效果。但在这些美丽的外表下，影片表现的是残酷的现实，就像在富人家的舒适生活背后，是奴隶制的罪恶。——罗杰·埃伯特(《芝加哥太阳报》影评人、剧作家，普利策奖获得者)

颜色对张艺谋来说不仅仅是重要工具，而是他的女主角。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这位中国导演用灿烂的红色、微妙的黄色和暗淡的灰色制作了一个调色板，精心安排了影片中出现的每一个色调，令人惊叹。——德森·汤姆森（《华盛顿邮报》攥稿人）

在《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男主角的视觉缺席、多进四合院、古典建筑博物馆式的空间的入主，成群妻妾间的争风吃醋作为中国式的“内耗”与权力斗争的象喻，负荷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历史反思的内涵；而在西方的文化视域中，却成了欲望主体、欲望视域的发出者的悬置，成了可供西方观众去占据的空位。影片将身于西方文化边缘中的民族文化呈现为一种自觉的“女性”角色与姿态。——戴锦华（北京大学教授，著名电影学者）

《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所有角色都是处于封建状态下的异化人物，都为了一种畸形的权力而争夺。他在电影中执着于表现中国的落后方面，以迎合西方评委的情趣。西方的趣味暗示着他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张艺谋的电影则给了他们一个期待中的东方。——刘旭（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争议

《大红灯笼高高挂》上映以来，不乏争议，例如有学者曾经批评影片中存在捏造伪民俗的现象。比如点灯、封灯等一系列关于灯的仪式，在中国民俗中是不存在的，是张艺谋为了更好的拍摄效果自创的。

此外，对张艺谋民俗电影的后殖民主义批判也一直未停息，不少知名学者认为张艺谋刻意展现片面的中国负面形象，迎合西方主流价值观，使民俗电影成为西方印证东方主义式刻板中国形象的后殖民文化工具。例如，知名作家和学者王干就曾旗帜鲜明地批评《大红灯笼高高挂》，认为大红灯笼是为了迎合西方观众对东方的阅读需要而挂。不过，事实上西方评论界的关注重点却并不在影片中中国愚昧落后的一面，也并未因此产生多少文化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