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1-09 17:34
《六韬》又称《太公六韬》《姜太公兵法》等。是先秦时期十分重要的一部兵家著作，北宋神宗元丰年间被列为“武经七书”之一，由此确立了兵家经典的地位。全书分为6个章节，分别是《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共60篇。旧题为周姜子牙所作，吕望即吕尚，又称吕牙、师尚父、太公望、太公等，是西周时期著名政治家、军事家。但自唐代开始，对《六韬》的作者等问题便有诸多说法，至今莫衷一是。
其书依托太公之名，通过文王、武王与太公的对话，于《文韬》《武韬》中讨论政道，《龙韬》中讨论兵道，《虎韬》《豹韬》《犬韬》中讨论兵法。是一部蕴藏着“公天下”理想和“爱民利民”观念的兵家经典，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具体讨论了军队各项建设以及战术思想，这些思想不仅对当时的军事发展产生了得大影响，而且对中国传统兵学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今天的政治军事、企业管理、高校教育工作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六韬》在汉代时已经广为流传，宋明以后，注家蜂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与《六韬》相关的影印、校释、注解、今译、外译之作竞相出版，蔚为大观，流传至今已有将近200个版本。
先秦典籍中最早明确提到《六韬》的是《庄子》，班固《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周史六》六篇。此后，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等目录学著作中均录有《六韬》一书。由于《六韬》主要记录周王与太公的问答，故而在流传过程中也被称为《太公六韬》。此外，还有《太公六韬》《太公阴谋》《太公金匮》《太公》等名称。“六韬”中“韬”与“弢”通，《说文解字》中，“弢”被释为“弓衣”，《管子》中有“弢无弓，服无矢”。可见，“弢”应释为“弓袋”，是以弓袋来象征兵事之意。先秦时期弓袋皆为兽皮制作，而“六韬”中的文、武、龙、虎、豹、犬，即是六种不同的兽皮制作的弓袋，以代征伐之事。
《六韬》作者何人及其成书具体时间至今未能解决。《六韬》旧题为姜太公所作，内容也围绕周王与太公的问答展开，后世对此提出质疑者众多，目前学术绝大多数人已经摒弃了此种说法，而是将其定为托太公之名所作。其真实作者为何人，有圯上老人、逃亡的秦博士等说法。考古书源流可知，古者著述观念与今日迥然不同，古者著述重视内容，而不重视作者，至东汉以后，作者意识才逐渐兴起。由此可见，不知作者与著作时代并非《六韬》一书之疑难，这是中国早期成书的问题。关于《六韬》的具体成书时间，目前虽没有定论，但有成于商末、成于春秋、成于战国中期、成于战国后期、成于秦汉之际几种说法。总体来看，学界普遍认可《六韬》成书于先秦时期。
《六韬》的编撰应与稷下学宫有关。齐国是周初姜子牙所封之国，地处荒蛮，姜氏子孙曾在此开疆拓土，此地素有兵学传统，全民尚武，武器制作精良。在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延揽百家贤士，其中不乏具有著述兵书才能的谋士。在齐王的支持下，这一时期齐国兵书创作整理达到高潮，编撰了《司马法》《孙膑兵法》等一批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先秦兵家典籍。
《六韬》作为书名被广泛称用则是在东汉以后，先秦时期，已可见今本《六韬》大量内容，但典籍中未出现《六韬》之名。其内容包含在《太公》诸书之中。《六韬》之书得以整合及其题名广为流传，当在东汉时期。北宋时期《武经七书》编定使得《六韬》的文本从此基本固定下来。
《六韬》全书以对话体的形式编撰，通过周王与姜子牙之间的问答来阐述政治、军事思想。共分为6卷，每卷分为若干篇，共计60篇。以北宋“武经七书”为底本，经多版互校，《六韬》的篇目如下：
《六韬》第一卷《文韬》分别为《文师》《盈虚》《国务》《大礼》《明传》《六守》《守土》《守国》《上贤》《举贤》《赏罚》，共计11篇。论述了政法与军事的关系，包括如何治理国家，充盈国力，做好各方面准备，使之立于不败之地。
《六韬》第二卷《武韬》分别为《发启》《文启》《文伐》《顺启》《兵道》《三疑》，共计6篇。主要论述对敌斗争所要采取的各项策略，例如战前通过对敌我优劣的分析来积极准备，等到时机成熟，则以自己的优势和长处去攻击敌人的弱势和短处，如此便可以克敌制胜。
《六韬》第三卷《龙韬》分别为《王翼》《论将》《选将》《立将》《将威》《励军》《阴符》《阴书》《军势》《奇兵》《五音》《兵征》《农器》，共计13篇。主要论述军事指挥与部署方面的内容。其中，为了保障正确地实施指挥，达到战必胜，攻必取的目的，文中指出为王者应如何选将用将，为将者应如何以身作则、赏功罚过、严明军纪、发布号令、传递信息等。此外，文中还指出要对天时、地利及军需供应等，应予以充分重视。
《六韬》第四卷《虎韬》分别为《军用》《三阵》《疾战》《必出》《军略》《临境》《动静》《金鼓》《绝道》《略地》《火战》《垒虚》，共计12篇。主要论述如何在平坦宽阔的地带作战，以及需要留心关注的事项等。
《六韬》第五卷《豹韬》分别为《林战》《突战》《敌强》《敌武》《鸟云山兵》《鸟云泽兵》《少众》《分险》，共计8篇。主要论述在森林地带、高山大岭、隘路险塞之地应如何对敌，以及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的情况之下，作战所要采取的对策和应当注意的问题。
《六韬》第六卷《犬韬》分别为《分合》《武锋》《练士》《教战》《均兵》《武车士》《武骑士》《战车》《战骑》《战步》，共计10篇。主要论述步、车、骑兵各自不同的性质、特点和作用，以及兵员选拔、训练、作战法和战时应注意的问题。
《六韬》流传至今，将近200个版本，但大体可归纳为三个系统。
《武经七书》系统《六韬》是今天流传最广的版本，从《武经七书》开始至今有20多个存世版本。《武经七书》是北宋神宗元丰年间朝廷为适应武举考试的需要而编定的，由何去非等人校定。其中就包括《六韬》。因为编写该书的目的是为了武举选拔考试，编校者做了大量的整理工作，篇数上进行了调整，形成了今天见到的60篇，在内容上进行了取舍，使文字更为简练精当，与汉、隋、唐志中的旧本，有了很大不同。这也说明，该书在流传过程中，一直在不断地校订和完善。
《武经七书》本《六韬》，除何去非校定本外，还有朱服、施子美、刘寅、李清、沈津、张居正、黄献臣、朱等人的校注版本。这一系统的《六韬》是保存至今最为完整的版本，是今人研究《六韬》的基础。
引文系统指的是在宋刊本《武经七书》以前，各种古书中节抄的《六韬》文字。《六韬》曾被历代史书加以引用，如《大戴礼记》《新语》《说苑》等都有多处引用《六韬》。古代兵书如《李卫公问对》《虎吟经》《武经总要》以及注疏类兵书《孙子十家注》等均在不同程度上引用过《六韬》。其他古籍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等对《六韬》也多有引用。这些引用文字与今本《六韬》中文字有差异之处，研究价值不可忽视。
《六韬》还曾被各种类书加以引用，包括唐《群书治要》辑录《六韬》27篇、《艺文类聚》引《六韬》21条，《通典》引文18条、《意林》引文12条、宋《太平御览》引《六韬》121条等，流传至今、部分引文只见著录，原文已佚失，便这都说明神宗时编《武经七书》对《六韬》做过删定。另外，这些类书和政书还引用了与《六韬》有关的文字，这类文字也应归入《六韬》体系当中，均为研究《六韬》的重要史料。
引文系统虽不如《武经七书》系统完整，但保留有许多不见于《武经七书》系统的重要内容，将其与《武经七书》版本及唐写本作对照研究，可以略窥中古《六韬》之貌。
在传世文献之外，出土文献也是研究《六韬》必不可少的史料。目前所出土的竹简帛书系统《六韬》文献，有三个版本最值得注意。
考古人员于1972年在银雀山出土汉墓中发掘了大量竹简，一号墓内多为兵书竹简，其中便有《六韬》一书。根据墓坑形制与陪葬礼器的组合，结合二号墓中出土的历书，考古学家推断墓葬时间在公元前140-前118年。再结合出土汉简字体为早期隶书，可以推知这批汉简大致书写于刘恒至刘彻初期。
其中，明确出土为《六韬》内容的竹简共136枚，14篇。内容包括三类：第一类见于今本《六韬》，其中见于文韬》的3篇，见于《武韬》的3篇。第二类是《群书治要》《通典》《太平御览》等书曾加称引而为今本所无的佚文。第三类是一些零散残简，其简式、字体与第一、第二类相似，简文中又提及文王或姜子牙，据此可以确定属于简本《六韬》。这是目前已知最接近于《六韬》原貌的文献。对《六韬》的学术研究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1973年，河北定县40号汉墓出土了《太公》竹书，对研究《六韬》提供了新线索。此次出土《太公》相关竹简，共有《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仪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等13个篇题。有的句子为唐以前文献所引用，可查，有的称引自《六弢》《金匮》等。从出土竹简来看，《太公》篇目应当不少，佚亡的也很多，竹简上有的只有题目，没有内容。由此看来，竹简本比今本内容要丰富很多，《六韬》在后世流传和集录中应有大量删改。该汉墓竹简经史学家考证应在公元前55年左右。相关原文及释文在2001年第4期《文物》上正式公布，对研究《六韬》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唐写本《六韬》即指敦煌藏写卷的唐人手抄本《六韬》残卷，现今共存201行，共20个篇目。原件现藏于法国巴黎国会图书馆，中国国家图书馆有缩微胶卷，该版本是最早的纸写本《六韬》，同样对研究《六韬》有极为珍贵的学术价值。
《六韬》中关于军语的使用，相较于同时期的其它兵书，复词占据绝对优势，在全书共209个军事用语中，复音词语占比达78.47％。复词的大量使用既是语言传播的需要，同时也是词汇发展的产物，其中也有后人增补、改写的可能。同时，《六韬》中独有的军事用语也有很多，在《六韬》中首次出现的军事用语共计66个。这也是值得注意之处。
《六韬》中采用的句式并无固定模式，三言、四言、五言、六言均有，其中尤以四言居多。《六韬》中大量四言句的采用有战国时期语言的时代背景，而四言句在整体上则给人一种强烈的节奏感，使得文章形成一种整齐的韵律。同时，杂以三言、五言、七言，又使文章在音调上有一种参差错落之美。
《六韬》中使用了大量问答句、判断句和倒装句，同时，通假字和引申字的使用也十分丰富。在修辞手法上，文中运用了排比、对偶、比喻、顶针、用典、借代、层递等修辞，灵活自然不着痕迹。多种修辞手法的运用，使得《六韬》一书论点鲜明，说理透彻，文字晓畅。
《六韬》文字逻辑严密、通俗易懂、言实气盛。《六韬》内容涉及古代战争观、战争谋略和军事人才等多个方面，内容丰富庞杂，但书中各卷间存在着严密的逻辑关系。全书近２万字，但其中绝大多数为常用文字，使得文章通俗易懂，易于被人接受，教育和影响更为广泛。此外，《六韬》语言气势极为盛大，言实义丰，使人信服。
《六韬》在开篇即说，周文王为寻找治理国家的有志之士，通过占卜找到了愿者上钩的姜子牙，并获得了君王所需具备的“公天下”的责任感，提出天下不是具体某个人的天下，而是所有百姓的天下。将百姓放在首位，这在古代兵书中是罕见的。在此基础之上，《六韬》进一步阐述了理想君王应具备的品质，即“仁”“德”“义”“道”，君王应常怀仁义之心，与民同德同心，同享天下富贵。只有具备以上品质的君王，才会得到百姓的爱戴，以“天下人”为本，才能取得天下，守住天下。“民”对于国家、天下而言是重中之重，谁与民同利，就会得到拥护，谁与民争利，就会失去人民的支持。而《六韬》中也具体提到，君王对“天下人”的行为要求是要做到爱民如子、以民为本、不扰农时、不过度征伐，使得民心归附、农业发展、经济增长、国家长治久安。可见，惠民爱民的民本思想是《六韬》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
《六韬》中虽兼含儒、法、道等诸家思想，但是道家思想为主。特别是在政治意图和思想辩证上，充分体现了道家的“无为”思想。文中对于“圣人”提出了要求，所谓“圣人”，应当既不忧虑也不吝啬，不去试图改变宇宙运行的规律，顺应天地自然的生长。《六韬》强调，上天与人民都应遵循自然规律，不去改变日常生活，君主最好的管理方式是顺应民心，使民众获得富足。以圣人的标准要求君王，乃成大业。
《六韬》中多处谈到“仁”，提出君王应以仁政治国。仁政实施首要原则是尊重人民，只有先尊重人民，才能做到与民共利，让天下人看到君王为他们做的事情，让民众感受到君王的仁爱，社会才不会乱象丛生，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书中提及六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即为为百姓谋福利、成就百姓所需、宽容对待百姓、不要掠夺百姓财物、使百姓生活快乐、不要激怒百姓。此外，《六韬》中还提出了“大农”“大工”“大商”三宝，以此促进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
《六韬》书中即看到了军事对于国家的重要性，又主张慎战、文伐，将战争视为“凶兵”，把“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理想境界。在《文伐》篇中，作者列举了12条计策，多为阴谋诱敌之术，通过麻痹敌国领导，从而让敌国由内生乱。在《兵道》之中，作者直接点明了战争是最后不得已才采用的方式，能够通过其他非战争手段达到目的，就一定不用战争手段。
《六韬》强调，要做好备战工作，以应对不得已而到来的战争，这对君王在选贤任能方面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战前的备战工作，对国家财力、人力、物力各方面都提出了要求，只有做到国富民强，才有足够的实力去支撑战争。君王只有做到选贤任能，才能制止不良社会风气，从根本上杜绝奸小人腐蚀国家的机会。是否能做到真正的选择人才，关键在于君主的态度，如果君主沽名钓誉，没有任贤之实，就会危害国家，如果对有才能的人不予重用，就难以取得成就。同时，《六韬》作者认为，战争应具备全胜思想，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要全面掌握各种信息，其核心，就是12种“文伐”的方式。这12种“文伐”之术，都不需要采用军事手段，而是利用政治、外交来战胜敌人，利用权谋诡诈的方法，引发并扩大敌人内部的矛盾，从而分化瓦解敌人。
当不得不通过战争取胜之时，《六韬》提出了充分的用兵策略。在战争时机选择和用将布兵之上，《六韬》有着突出的认识。在将帅的选择上，《六韬》把将帅与国家兴亡联系在一起，对将帅的选拔予以高度重视，提出了“五材”“十过”之说，所谓“五材”，即指勇、智、仁、信、忠。五者一体，才能适应战争需要。在赏罚运用上，《六韬》认为惩罚可以起到警戒的作用。同时，赏罚应有明确而严格的标准，不能以意志行事，应当要公正严明、罚不避亲、赏不避仇。只有赏罚分明，才能使赏罚起到应有的作用。在注重赏罚的同时，《六韬》也注重教化，将二者看作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书中提出，各诸侯国由于地理环境和民族构成的不同，民风民俗有所差异，君王要善于从实际出发，顺应民俗，因地制宜，从而教化民众。同时，《六韬》也指出了后勤的重要性。
具体作战方面，《六韬》认为，将帅应“见利不失，遇时不疑”，在战前准确掌握敌军信息，并选择合适的战机。明确指出战争态势是瞬息万变的，随敌情变动而变动，将帅要关于运用战争规律，随着两军之间的变动转化自己的战斗思想。尤其主张用兵待机时必须静默不露，不随意谈论军中机密之事，避免走漏消息。此外，还可通过隐藏自身真实情况来迷惑敌人等等。
《六韬》对将帅的重视，在古代兵书中罕见。书中将如何选择贤将，分为多个层次。选择好将领后，还需对其进行多方面考察。此外，还要树立将帅的权威，在临战之前将帅具有无限的权力，从而保证军队的令行禁止。但与此同时，将帅不应特殊化，而是要与士兵同甘共苦，作好表率。《六韬》对军队后勤有多篇论述，把各职人员分配的十分详细，突出表现了其先进的军队建设思想。
在战场纪律方面，《六韬》认为，军队应保持纪律性，不应掠夺财物，毁人房屋，也不应破坏敌人的宗庙聂氏宗祠，应注重军队仪态，对人民施以仁爱。相较于早期野蛮的行军管理方式，《六韬》更具人性化，展现了高度的文明特征。对于古时常见的围城作战，《六韬》不主张蛮力进攻，而是主张围点打援之法，对后世军事战争影响重大。
《六韬》是中国古代一部经典的兵学理论著作，在历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对它的评价也是有推崇和批评的。
《六韬》是先秦军事思想的集大成者。该书兼采儒道、融汇诸家，是先秦兵家思想体系日趋丰富和完善的代表。学者周忠群评价道：“它的一些军事思想，具有独到的见解，对于中国古代兵学的发展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六韬》作为一部军事著作，有其它兵书所不能取代的作用。”黄朴民也提出，《六韬》体系完备，其所述不少问题，都具有独创性和启迪意义。
此外，徐勇、吴如嵩、孔德琪等人均对《六韬》中的军事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肯定了《六韬》对于兵家思想经典化、体系化过程中所起到的总结性作用，认为《六韬》回答了为谁而战的问题，确立了“仁诈合一”的用兵原则，是先秦兵家思想进一步成熟的标志。
限于时代的局限性，《六韬》不可避免地也具有一些不足之处。白立超认为，《六韬》虽然十分重视民众，指出民是天下政治合理性的根据，是天下之本，提倡君主应当爱民如子。但是《六韬》中对“民”的界定却与当代不同，其认为“民如牛马，数喂食之，从而爱之”，可见，《六韬》完全消解了作为“民”的道德主体性。因此，《六韬》中所强调的统治者应当爱民富民，并非是出于一种道德的使命，而是出于统治的需要，从出发点上来讲，是不可取的。同时，吴欣也指出，《六韬》中关于间谍活动的12间术，也不可否认地打上了剥削阶级尔虞我诈的思想烙印。
《六韬》自战国初年问世以来，历代盛传不衰，先秦时期《庄子·徐无鬼》中已有相关记录。汉代《六韬》已得到广泛流传。银雀山出土的汉简《六韬》是其证明。与此同时，《淮南子·精神训》中也有与《六韬》相关记载。东汉以后《六韬》一书十分盛行，《后汉书》中的《左雄传》《徐传》李贤注中均有相关记载。三国时期，《六韬》是兵家必读的谋略书，刘备、诸葛亮、孙权曾以此书教人。
唐宋时期，汇编典章制度、编类书接连不断。这类书籍大部分都辑录有《六韬》的内容。另外，注疏先贤典籍，是唐朝学术的一大特点，这些注疏也引用了《六韬》的许多内容。其中有不少是今本《六韬》所没有的内容。《六韬》在唐宋时期流传极广，至赵顼时达到巅峰。宋朝流传的唐代以前的兵书大约有150种，《六韬》得以在激烈的竞争中位列“武经七书”之一，足见其在宋代的影响之大。
明清之际，《六韬》为何人所撰是学术研究的热门。注解《六韬》和搜辑《六韬》逸文的也不乏其人。从明代至上世纪三十年代，《六韬》的各种刊本有20多种。许多丛书也刊收了《六韬》。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银雀山汉简《六韬》的出土，相关研究再一次兴盛，与《六韬》相关的译注本的出版也再一次达到高潮。
自宋代《武经七书》编定以后，《六韬》得以广泛流传，这引起了外国留学人员的注意。从16世纪开始，《六韬》被不断译成外文，在国外出版并流传。其中，日本是《六韬》传入最早的国家，与《六韬》相关的刊印本也最多。据不完全统计，从1600-1976年，日本共有《六韬》译注本、评点本等近40种。日本一所培养军事顾问的学校更是一度将《六韬》定为该校的教科书之一。
西方第一次翻译中国的军书《中国军事艺术》，其中就包括《六韬》，该书于1772年在法国出版。此外，《六韬》还传入了朝鲜、越南等地，现今《六韬》已翻译成日、法、朝、越、英、俄等多种文字，在国际上有重大影响。
参考资料，《六韬》为先秦时期兵书，经历代流传，其兵学理论已融入后世兵家著作和影视创作之中。由于衍生作品繁多，仅列举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