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5-20 02:42
北宋（960年—1127年），是中国历史上继五代十国之后的朝代，传九位皇帝，享国167年。与南宋合称宋朝，又称两宋，因皇室姓赵，也称赵宋。先后与辽朝、西夏、金鼎足而立。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定都开封市（河南开封）。宋太祖、赵光义先后灭后蜀、南唐、北汉，统一中原；赵恒时，与辽签订”澶渊之盟“，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李仁孝时与西夏议和，稳定边境；赵顼开展”王安石变法“，后新政与旧制交替施行，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发生靖康之变，次年，赵佶、赵桓被俘虏并废黜帝号，北宋由此亡国。
宋太祖灭北汉统一中原后，北宋的疆域东北以今天的海河、河北霸州和山西雁门关为界；西北以横山区、甘肃省东部、青海湟水为界；西南以岷山、大渡河为界。国土面积约280万平方公里。但是北宋与辽、西夏还有其他政权常有战事，所以疆域时有变化，北宋的疆域面积难以有一个固定的数字。北宋人口数量也没有定论，《宋史·地理志》中记载北宋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年人口将近5000万，王曾瑜在《宋代人口浅论》一文中估算北宋人口最多时超过1亿。
宋朝政治体制大体沿袭唐朝，采用分化事权方式，宰相职位由多人担任，同时实行官衔与实际职务分离的官吏任用制度。地方行政上分路、府州军监、县三个级别；赋税有官田、民田、城郭、丁口税和杂税五种，徭役分职役和杂役两类；货币流通主要是铜，同时流通的还有铁、金银、交子等，教育上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司法制度在援用唐制的同时在诉讼、审判上有相应的改变。在与辽、西夏和金的外交关系有军事行动和议和交替出现，在文化、科技、经济等方面北宋发展繁荣，尤其是对外海路贸易发达，与朝鲜、日本、东南亚各国、非洲等地都有贸易往来。
北宋国号“宋”，是由于赵匡胤曾任归德军队节度使，归德军的治所在宋州（今睢阳区），“宋”就是选择了“宋州”中的宋。如果宋朝像隋朝、唐朝那样，以爵号为国号，应当叫作天水朝，于是，天水朝成为宋朝的别称。立国之初，赵匡授意，“有司言国家受周禅，周木德，木生火，当以火德王”，由此，宋王朝自命为“火德”。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赵构建立南宋王朝，年号为“建炎”，有火德中兴之意，南宋亡国之后，益王称帝于福州，改年号为“景炎”，仍寓意火德，火德贯穿两宋始终，故当世和后世以“火宋”或“炎宋”称赵宋王朝。靖康之变后徽钦二宗被俘，北宋灭亡。为保国脉，康王赵构在应天府（今商丘市）即位，后又将首都迁到杭州市（今浙江杭州）。从地理位置看，靖康之变前宋的都城汴梁在北，故称北宋；赵构即位后都城临安区在南，故称南宋。
中原地区历代都对都城的地理形势很重视。历史上的周、秦、汉、唐几代多以西安市、洛阳市为都，因为这两地有山川之险可以御敌。北宋建国之初，关于建都何地也有争论。赵匡胤认为理想的建都之地仍然是洛阳或西安，北宋建国16年后（公元976年）赵匡胤还有迁都洛阳的打算，这年四月，赵匡胤利用出巡洛阳的时机，再次提出迁都的想法，但是很多大臣以宗庙社稷不可轻动为由反对迁都，晋王赵光义以治理国家“在德不在险”为由再三劝阻，赵匡胤放弃了迁都的打算。
建都开封市同时也是由开封的社会、经济、历史条件等诸多方面的优势所决定的。交通和漕运是开封的优势，唐、五代十国以来，开封已成为中原地区的交通枢纽，北宋时期，通济渠、蔡河、金水河、五丈河等河流横贯开封城，使开封处于“天下之枢”的有利地位，建都开封有利于全国各地的物质顺利抵达京都。
广顺元年（公元951年），郭威发动兵变建立后周政权，提拔赵匡胤为禁军东西班行首，负责宫廷禁卫。广顺三年（公元953年），升任滑州兴顺副指挥使，还没有就职就被时任开封府尹的柴荣（郭威养子）招入麾下，转任开封府马直军使。显德元年（公元954年），周太祖郭威病逝，周世宗柴荣继位，北汉、契丹联军入侵，柴荣御驾亲征，赵匡胤为副将，周太祖郭威德女婿张永德为主将，大战开始时，后周军队溃败，局势危机，赵匡胤与张永德带精兵以死拼杀，加上周世宗亲率兵马袭击北汉皇帝的大营，后周士气大振，最终打破北汉军。此次战役后，赵匡胤被破格提升为殿前都虞候，领严州（今广西来宾东南，时为南汉辖地）刺史，十月，又升领永州（今湖南永州，时为武平军辖地）防御使。
高平之战后，柴荣决定整顿侍卫司，扩充“殿前诸班”的兵力为殿前军。赵匡胤根据周世宗的指示，精选侍卫司马步军组成龙捷（马军）、虎捷（步军）、铁骑等诸禁军。在这次整顿禁军的过程中，赵匡胤在军中结拜了杨光义、石守信、李继勋等“义社十兄弟”，并扶植了一大批亲信，在殿前司中培养了自己的势力。
显德二年到显德六年（公元955—959年），赵匡胤随周世宗先后征后蜀、南唐屡立战功，被任命为殿前都指挥使，不久又被加授为定国军节度使，后又移领忠武军节度使。
显德六年（公元959年），柴荣在军中病倒，回到开封市罢免了张永德殿前都点检之职，让赵匡胤担任此职。不久，周世宗病逝，他七岁的儿子柴宗训继位，赵匡胤改任归德军节度使、检校太尉。显德七年（960年）元旦，镇州、定州市两州报告辽朝会合北汉入侵。宰相王溥、范质仓促派赵匡胤统率禁军北征抵御，大军驻扎在开封东北四十里的陈桥驿，当晚军中就有将士制造舆论说周帝幼小，将士即使冒死立功也没人会知道，不如让点检做天子然后再北征。
次日，赵匡胤的弟弟赵光义和亲信赵普授意将士将一件象征皇权的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并高呼皇帝。赵匡胤与将士们做好不惊扰太后和皇帝，不欺凌公卿，不得侵掠市场府库的约定后率军回到开封市。守备首都的石守信、王审琦等打开城门接应，赵匡胤接受柴宗训的禅让成为皇帝，定国号为“宋”。
建国之初，北宋周边北方有契丹族建立的辽朝，西北有党项族的强大势力。夹在中间的是割据山西省一带的北汉，江淮以南，有南汉、南唐、吴越、南平、湖南省等八个割据政权。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匡胤确立了“先南后北”的统一方针，建隆四年（公元963年，当年十一月改元干德），赵匡胤平定荆湖；乾德三年（公元965年），宋将曹彬、刘光义率兵灭后蜀；开宝三年（公元970年），赵匡胤命潘美率军进攻南汉，次年，南汉灭亡；开宝七年（公元974年），宋军攻破金陵，南唐灭亡。南唐灭亡后，吴越与漳州市、泉州市等地的地方势力对宋朝俯首称臣，混乱的时局逐渐结束。
开宝九年（公元976年），赵匡胤去世，谥号英武圣文神德皇帝，庙号太祖，其弟赵光义即位。
赵炅（生卒年939年11月20日—997年5月8日，公元976年－997年在位），北宋第二任皇帝，是宋太祖赵匡胤之弟，本名“匡义”，宋朝开国后因避其兄赵匡胤名讳而改名“光义”，即位后又改名“炅”。
北宋建立初期，宋太祖几次御驾亲征都是赵炅留守京都，稳定后方，后被任命为开封府尹、同章平事。太宗继位之时，中原尚未统一，南方吴越和闽虽然臣服宋朝，却仍然保留国号；北方有北汉。太平兴国二年（公元977年），赵光义迫使吴越和闽两个国主上了降表，削去他们的国号，彻底统一了南方各地。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宋太宗决定亲征北汉，太宗先派宣徽南院使潘美为北路都招讨使，先以兵围攻汾、沁、岚诸州，然后合兵围攻太原市，崔彦进，李汉琼、曹翰、刘遇四将分别攻打东、南、西、北面。二月，李世民御驾亲征，三月，郭进击溃前来援救北汉的数万辽军，四月，太宗亲自到太原城下督战，五月初一，太原羊马城陷落，五月三日，北汉马步军都指挥使郭万超投降，五月五日，太宗下诏书要求北汉国主刘继元出降，当夜，刘继元派遣客省使李勋奉表请降，赵匡胤派通事舍人薛文宝持诏书入城安抚并告知。六日清晨，刘继元率百官投降献城，自此，山西省一郡、十州、四十一县并入宋朝，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至此完全结束。
赵光义灭了北汉后，就打算收复被后晋石敬瑭割让给契丹的燕云十六州。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六月，宋太祖讨伐辽国，辽朝东易州刺史刘禹、涿州市判官刘原德先后降宋，宋很快就得到易州、涿州两地。宋太宗到达幽州城南指挥攻城，在辽国守臣耶律学古的防守下，宋军攻城失利，随后耶律休哥的援军赶来与宋军在高梁河交战，宋太宗亲自指挥作战，后中箭逃离战场，宋军败退，宋太宗带着残兵败将仓皇回京。雍熙三年（公元986年），宋太宗再次北伐，派曹彬、米信、田重进、潘美、杨业等人率领30万宋军，兵分三路伐辽，起初三路各有胜利，后因粮草不足、指挥失误等原因雍熙北伐以失败告终，此后，宋对辽由攻势转入守势。
宋太宗即位后，太祖的两个儿子赵德昭和赵德芳先后自杀身亡（一说德芳死因不明），太宗弟弟赵廷美也遭到猜忌被贬后忧郁而死亡，太宗的长子得知叔父之死后神经错乱被废为庶人，皇二子也暴死。至道元年（公元995年）八月十八，宋太宗正式立皇三子赵恒为皇太子，改名赵恒。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三月二十九日，宋太宗驾崩于万岁殿，谥号神功圣德文武皇帝，庙号太宗。
赵恒（生卒年968年12月23日－1022年3月23日，在位997年5月8日－1022年3月23日），北宋的第三任皇帝，本名赵德昌，改名赵元休、赵元侃，立为皇太子后改名为赵恒。
至道三年（公元997年），赵恒即位，改年号咸平。真宗即位后，重新处理秦王赵廷美一事，恢复赵元佐的封号，缓和了宗室关系；同时重用吕端、曹彬、李沆、吕蒙正等人，经济得到了发展，史称“咸平之治”。
咸平二年（公元999年）七月，耶律隆绪下诏伐宋，赵恒重用傅潜、张昭远、秦翰等人并检阅二十万禁军，准备反击辽军。同年九月底，辽军在保州附近的长城口被宋军先锋田绍斌、石普部和本地驻军杨嗣部阻击，先胜后败。后转攻保定市，保州缘边都巡检使杨延昭坚守城池，辽军久攻不下后撤退，接着辽军主力兵分两路继续接近北宋边境，十一月，真宗下诏亲征。咸平二年十二月五日（公元1000年1月14日），宋真宗率大军从东京汴梁出发，经长垣市（今属河南省）、韦城县（今河南滑县东南）、卫南县（今河南滑县东）、澶州（今濮阳市）、德清军（今属河北），最后身披盔甲，到达大名府（今大名县）。到达大名府后，赵恒派石保吉、上官正率部北上，傅潜南向与他们形成合击之势，战事失利，宋真宗换掉主帅，调来援军，在莫州击破辽军，取得了一次胜利。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正月十六日，真宗从大名出发返回京城。
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到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与辽朝在边境多次交战胜少败多，边境的告急文书增多，宋真宗决定再次御驾亲征。次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宋真宗抵达澶州南城（澶州跨河分南、北两城），后又亲往北城鼓舞士气。在此次战役中，耶律隆绪与萧皇后经宋降将王继忠之手多次与赵恒通信讨论议和之事，宋真宗派右班殿直、延路走马承受公事曹利用与辽议和，最后辽宋两国达成协议：双方休战，皆为兄弟之国，宋为兄，后世以世侄论，使者定期互访；以白河沟为国界，双方休战，辽归还宋遂城（今徐水区）及瀛、莫二州；宋每年向辽“岁贡”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边境设市，两国开展互市贸易。因协约在澶渊签订，史称”澶渊之盟“。景德元年十二月七日（1005年1月17日），澶渊之盟正式达成。此次结盟后，北宋边疆战事危机解除，国内经济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澶渊之盟签订后，寇凖被罢相，在王钦若的建议下赵恒准备“封禅”。景德五年（公元1008年），真宗先后奉祀泰山，禅祭地神于社首山（今泰安市西南），去曲阜市祭祀孔子。大中祥符四年（公元1011年）二月，赵恒再次带着“天书”西祀万荣县后土娘娘，次年（公元1012年）改谥孔子为“至圣文宣王” 。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正月，赵恒又去亳州市（今属安徽）太循吏，祭祀被道教徒尊为教祖的老子李耳，并加封老子为“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天书封祀对真宗一朝的政治和财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到其晚年“内之蓄藏，稍已空尽”。天禧二年（1018年）中秋节，赵恒下诏册立八岁的赵祯为皇太子，改名赵祯 。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1022年3月23日），赵恒于东京延庆殿驾崩，群臣为其上谥号为文明章圣元孝皇帝，庙号真宗。
赵祯（生卒1010年5月30日—1063年4月30日，在位1022年3月23日—1063年4月30日 ），北宋第四位皇帝，宋真宗赵恒的第六子，初名赵受益，后改名赵祯。
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13岁的太子赵祯即位，即宋仁宗，次年改元天圣，朝政大多由刘娥决策。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三月，刘太后病逝，赵祯开始亲政。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十月，李元昊称帝，建国号为大夏，即西夏。次年，李仁孝拒绝承认西夏政权，元昊带兵入侵保安军（今陕西志丹县），宋与西夏开始交战，在韩琦、范仲淹的努力下打退了西夏军。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十月，宋与西夏达成和约：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每年”赐“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宋夏议和后，在辽朝的要求下对辽的”岁贡“银绢各增加了10万。
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九月，范仲淹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十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的改革主张，内容包括整顿吏治、培养人才、发展生产、加强武备等四个方面内容，以整顿吏治为中心，以裁减冗官、选拔“贤能”为整顿吏治的手段。他认为有了“贤能”的官吏，就能够搞好政治，使百姓“各获安宁，不召祸乱”，缓和社会矛盾。赵祯采纳了范仲淹等人的建议，然后以诏令的形式来推行这些主张，号称”新政“，史称”庆历新政“。新政遭到了朝中守旧派的强烈反对，他们污蔑范仲淹等改革派为”朋党“，仁宗对新政的信心也开始动摇，加上当时各地不时爆发农民起义，有些地方还发生了蝗灾，仁宗认为这些都是推行新政所致，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初，仁宗将改革派范仲淹、欧阳修等贬，新政随之结束了。
宋仁宗13岁即位，15岁立皇后，但没有子嗣（有过三子均夭折）继位，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他册立养子赵曙为皇子，改名为赵曙。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逝，葬于河南永昭陵，谥号”神文圣武明孝皇帝“，庙号”仁宗“。
赵曙（生卒1032年2月16日—1067年1月25日，在位1063年5月1日—1067年1月25日），北宋第五位皇帝，原名赵宗实，是赵光义赵光义曾孙，赵允让赵允让第十三子，宋仁宗赵祯养子，立为皇子后改名赵曙。
宋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光献皇后垂帘听政，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五月，赵曙病体恢复，曹太后撤帘还政。赵曙亲政之后为如何尊自己亲生父母之事与朝臣产生争论，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在韩琦、欧阳修等的支持下议定王（赵曙生父）称皇考。同年九月，李谅祚李谅率军亲征，大规模入侵宋境，西夏军劫掠大顺城（今华池县东北地区）、柔远寨（今甘肃华池）各地，英宗忧心边境之事，病情加重，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正月初八，宋英宗病逝，临终前，仓促立长子赵顼为皇太子。英宗死后，葬于河南永厚陵，谥号”宪文肃武宣孝皇帝“，庙号”英宗“。
赵（生卒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1067年—1085年），北宋第六任皇帝，宋英宗赵曙长子，初名赵仲针，后更名为赵顼。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宋英宗驾崩，太子赵顼继位，次年改元熙宁，赵顼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在国内，积贫积弱的局势日益严重，社会矛盾尖锐，各地起义不断；在边境，军费开支庞大，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治平二年（1065年）的时候，宋朝财政亏空已达1750余万，年轻的神宗决定变法。
熙宁元年（1068年）四月，王安石入京，赵顼任命他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二月，神宗又任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次年，任命王安石为宰相，开始实施变法。在宋神宗的支持下，王安石提出并推行了一整套新法，主要分为”富国“”强兵“和改革科举制三个部分。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赵顼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之、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这次改革遭到了激烈的反对，如司马光、苏辙等都反对新法，赵顼皇帝迫于太后、大臣的压力，两度罢免王安石，但依然推行”新政“，他将部分新法改头换面后继续推行下去，以改革官制和强化军兵保甲制度为改革的重心，改革一直持续到神宗去世。
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二月，神宗派郭逵领兵抗击交州军，宋军连连取胜，收复不少失地，十二月攻进交趾国内，迫使交趾国王李乾德奉表投降，此后，交趾不敢再侵扰宋境。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李遵顼在银、夏交界修筑永乐城来屯军，想要困住兴州德西夏军，不料西夏出动30万大军围城，永乐城失陷，宋军损失民夫工匠20多万，战报传至汴京，神宗受打击身体越来越差，立六子赵煦为太子，改名为“煦”，国家大事由皇太后暂为处理。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赵顼去世，葬于河南永裕陵，谥号”英文烈武圣孝皇帝“，庙号”神宗“。
赵煦（生卒1077年1月4日—1100年2月23日，在位1085年4月1日—1100年2月23日 ），北宋第七位皇帝，宋神宗赵顼第六子，原名赵佣，立为太子后改名赵煦。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神宗去世，10岁的赵煦即位，即赵煦，次年改年号为元祐，哲宗年少由高滔滔主持朝政，高太后掌权后将新法全部废除，重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文彦博等人，大批守旧派人物得势，奉行新法的官员遭到严厉打击，此事史称”元祐更化“。
元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次年改元绍圣。宋哲宗亲政后，召回赵顼变法时的重要人物章惇，追谥王安石为”文“，大力打击元祐大臣，追贬司马光，将苏轼、苏辙等旧党全部贬谪。哲宗恢复了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募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使国势有所起色。军事上对西夏采取强硬措施，一方面修筑防御工事，一方面武力打退西夏的进犯。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的平夏城之役，击败敌军三十万，迫使西夏求和。
元符二年（1099年）六月至九月，赵煦派将军王、王赡等攻取邈川，占领青唐，闰九月，宰相章惇率百官称贺。战后，赵煦以青唐设置鄯州，以邈川设置湟州。同年八月，赵煦宠爱的贤妃昭怀皇后生下儿子，哲宗大喜，封刘氏为皇后，九月二十五日，皇子夭折，四天后，小女儿懿宁公主也病死，赵煦接连受到打击病情加剧。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十二日，赵煦去世，葬于河南永泰陵，谥号”宪元显德钦文睿武齐圣昭孝皇帝“，庙号哲宗。
赵（生卒1082年11月2日—1135年6月4日，在位1100年2月23日—1126年1月18日），北宋第八位皇帝，是赵顼的第十一子，赵煦的弟弟。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病逝，无子继位，端王赵佶在向太后的大力支持下即位，即宋徽宗，徽宗即位后，向太后协同处理国事，太后当政后任命守旧派，新法派相继受到打击。也有官员认为元祐、绍圣有失误，应该消除偏见，调和矛盾。次年，赵佶改元建中靖国，以示“本中和而立政”。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十一月，蔡京被任命为相，徽宗决定次年改元为崇宁，明确宣告放弃调和政策，改为推崇熙宁变法。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宋江在河北路起义，徽宗下诏招降，宋江未接受，次年转而南下京东路，活动于青、济郓等州。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南方方腊起义，次月建立政权，先后攻占了睦州、歙州、婺州、处州等地。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宋江这支起义军在连云港市（今连云港市区西南部）被知州张叔夜设伏兵制服，宋江投降。同年，方腊被韩世忠所俘，起义失败。起义军的余部转战于浙东地区，至八月间才最后失败。方腊被俘后被解往首都开封市，于八月下旬被杀害。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宋与金达成”海上之盟“，两国议定联合讨伐辽朝，辽燕京由宋军攻取，金军进攻辽中京大定府（今辽宁宁城西）等地，辽亡后燕云地区归宋朝，宋将原来给辽国的岁币转给金朝，但宋数十万大军未能攻下辽燕京。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十二月，金主完颜阿骨打占领燕京，向宋朝索取100万贯”燕京代税钱“后，于次年才将洗劫一空的燕云诸州还给宋朝，宋设燕山府路统治燕京地区。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国入侵宋朝，金兵分东西两路，东路军由完颜宗望率领，从平州（今卢龙县）攻打燕山；西路由完颜宗翰率领，从大同市进攻太原市，两军计划在开封市会师。金军势如破竹，两军先后占领檀州（今密云区）、蓟州（今天津县）、朔州市（今山西朔县）、武州城遗址（今山西神池）等地，十二月十八日，开始围攻太原。宋军失利的消息传入京城后，宋徽宗寝食难安，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将帝位禅让给儿子赵恒，第二天赵恒即位，即赵桓。
宋钦宗（生卒1100年-1161年，在位1125年—1127年）赵桓，北宋第九位皇帝，宋赵佶赵佶的长子。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二月，宋徽宗将帝位禅让给赵桓，靖康之变元年（公元1126年），太上皇徽宗仓皇逃往镇江市，二月金军从汴京退走，赵桓派人请徽宗回宫。同年八月，完颜晟再次发动大军进攻宋朝，十一月金朝完颜宗翰攻占开封外城，宋钦宗派弟弟赵构赵构去金营谈判求和，闰十一月初，金军开始攻城，为鼓舞士气，赵桓穿着盔甲亲自登城巡视，到宣化门慰劳军队，但没起到太大作用，宋军军心涣散，三万禁军逃亡一大半，金军不断进行佯攻恫吓并宣称要议和退兵。赵桓派宰相何栗和齐王赵栩到金营求和，金将领说可以议和，但必须太上皇亲自前来商议。太上皇赵佶不敢前去，钦宗决定亲自前往。十一月三十日，钦宗率大臣前往金营并按金军统帅的要求写下降表，接着金朝令宋朝君臣面北而拜，宣读降表。
投降仪式后钦宗回到朝廷，金人就来索要金一千万锭，银两千万锭，帛一千万匹，高额的赔偿金无法凑齐，金人要求钦宗再次到金营商谈，钦宗到金营后被扣留，金人扬言金银布帛一日不凑齐，一日不放钦宗。靖康之变二年（公元1127年）二月六日，赵桓被废为庶人，七日，徽宗等人被迫前往金营。四月初一金军俘虏徽、钦二帝和后妃、皇子、宗室、贵戚等3000多人北撤。宋朝皇室的宝玺、舆服、法物、礼器、浑天仪等也被搜罗一空满载而归。这就是历史上的“靖康之变”，北宋由此灭亡。
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三月初七，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建立伪楚政权，四月十一日，元祐皇后（赵煦的第一位皇后）垂帘听政，张邦昌退居左相，五月初一，赵佶第九子赵构赵构在应天府即位，改靖康二年为建炎元年，南宋王朝拉开序幕。
南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八月，金帝辱封徽宗为昏德公，赵桓为重昏侯，关押于韩州（今辽宁省昌图县）。南宋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金朝又将二帝迁到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城北旧古城）软禁。宋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宋徽宗因不堪精神折磨而死于五国城，享年54岁，完颜亶将他葬于河南广宁（今洛阳市附近），南宋遥上尊谥圣文仁德显孝皇帝，庙号赵佶。宋钦宗去世时间不详，他去世的消息在南宋绍兴三十一年（公元1161年）五月才传回南宋朝廷。同年七月，赵构为赵桓上谥号“恭文顺德仁孝皇帝”，庙号钦宗。
北宋盛时疆域，据《宋史·地理志序》称：“东南际海，西尽巴，北极三关(瓦桥关、益津关、高阳关，为宋辽交界处)。东西六干四百八十五里，南北一千六百二十里。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天下分路二十六，京府四，府三十，州二百五十四，监六十三(未列军)，县一千二百三十四，可谓极盛矣。”这是一个大概的统计，因为宋统一后，东北与辽人作战，西北与西夏作战，西南又与南蛮作战，地域有得有失，州县增减时有变化，疆界时有出入，所以北宋疆域难有确切固定的数字。
如宋朝与辽朝的疆界在雁门关—大茂山—白沟一线。与西夏作战，赵顼时取得了绥、熙、河、洮、岷等州，赵煦时取得湟水流域、洮河上游与贵德一带德土地。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收复河湟，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宋与金联合伐辽后得幽云七州，宋与大理白族自治州交界处设立了黎、叙、泸、黔、等州。
一般认为北宋人口最多时超过一亿。例如，王曾瑜在《天津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发表《宋代人口浅论》一文说，据北宋赵佶大观三年（1109年）的统计，有2000多万户，人口应在1亿以上。《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吴松弟著）的研究认为：“北宋承晚唐五代十国天下大乱，太平兴国五年(980)只有约3540万人。经过百余年的迅速增长，到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达到峰值阶段。当时，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白族自治州等国范围内，总人口达1.4亿。”其中，宋徽宗大观三年（1108）的北宋总人口约为1.1275亿，宣和六年（1124）的北宋总人口约为1.26亿 。也有学者认为北宋人口数字应以5000万为上限。
北宋的疆域区划，从赵光义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分全国十五路后，建立“路”、“府、州、军、监”、“县”三级制。“路”为监司区划，犹如唐之诸“道”，“府”、“州”、“军”、“监”，虽名称性质不同，则同为一级，北宋一朝，四次改变区划：第一变在宋太宗淳化四年（公元993年）仿唐制分全国为十“道”，至道三年改为十五“路”；第二变在赵祯天圣时分为十八“路”；第三变在赵顼元丰时分二十三“路”；最后在赵佶时，再增加三路（京、燕山、云山），共二十六路。
北宋官制全部承袭唐和五代十国，有台、省、寺、监、院、部等名号。这些官并不管事，只依品级领受禄俸。此外又有阶有勋有爵，也都是领受禄俸的一种名义。实际管事的称为职或差遣。
中央设三个机构分割宰相的权力，一是设中书省，这是最高行政机构，长官是“中书门下平章事”即宰相，又设“参知政事”，即副宰相，来分散宰相的权力；二是设枢密院，长官叫枢密使，管军事；三是设三司，盐使、度支、户部合称三司，长官称“三司使”，地位仅次于宰相，或称“计相”，把财权从宰相中分离出来。
外任官也沿用唐制，有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剌史、观察使、节度、留后、大都督等名号，都不管事。实际管理地方军民的官员，算是朝廷临时差遣。赵匡胤时全国分为十五路（后二十六路），每路设经略安抚使，安抚使下每路有转运使，主管所属州郡财赋的上缴及水陆转运，还担负提点刑狱管刑法等职。路下分府、州、军、监，长官称判某府（州、军、监）或称知某府（州、军、监）事，副职称通判，通判有权与知州共同处理州事，与地方长官互相牵制，最低级地方官称知县。
唐朝官员选任机构只有宰相和吏部两个层级。北宋时形成了宰相、审官院和流内（武选官属三班院）三个层级的选官体系。其中三班院负责低级武官的差遣，枢密院负责中高级武官的选任，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中高级武官的差遣从枢密院分离出来，由审官西院负责，枢密院进行监督。元丰（公元1078-1085）改制，三层级的选官体系变成四选，增加了吏部。具体做法是将武官的选任事务也归尚书吏部，三班院改称吏部侍郎右选，审官西院改称吏部尚书右选，从枢密院的下属机构改为尚书吏部的一部分，与分管文官选人的侍郎左选和尚书右选相对应。
太祖建国后建立了新兵制，分全国军队为禁兵、厢兵、乡兵、藩兵四种。禁兵是皇帝的卫士，禁兵驻守京城，轮流到外州县就食，号称就粮军；厢兵是地方兵，只服劳役，从不训练武艺；乡兵是点抽壮丁充当地方守军；藩兵是招募归顺部落充当边境守军。禁兵、厢兵的养兵之费由国家担负，两者构成了常备军。其中禁兵是战斗兵种，地位高于厢兵。
北宋六朝禁兵、厢兵人数（单位：万人）
北宋的禁军设有殿前都指挥使、侍卫马军都指挥使、步军都指挥使，称三衙或三司，但他们只负责管理和训练，禁军一般由皇帝调动和指挥禁军，枢密院承旨照办。
禁军分别戍守边镇、内郡或守护漕运军粮，一般三年一轮换，有的地方是半年或者两年一轮换。将官由朝廷任命，经常调换，其结果“兵不识将，将不识兵”。赵顼时，王安石变法改革了兵制，采用将兵法。将兵法的推行，使部队得以精强；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之前“将不知兵、兵不知将”的弊端，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制定法典。建隆四年（公元963）八月，赵匡胤命窦仪、苏晓、奚屿、等人在总结历朝法律法令的基础上，制定了《宋建隆详定刑统》（简称《宋刑统》），宋太祖下诏大理寺刻板摹印后颁布天下，《宋刑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刻板印行的封建法典。
司法实践。北宋时的司法实践是以前事作为后事的标准、依据，这种做法叫“例”，即成例。“例”分两种，一种为“断例”，亦即案例；一为“指挥”，即尚书省与吏、户、刑部对下级官署的指示。在宋朝审判实践中，“例”最初是临时性的措施，其后因有利于统治阶级的司法镇压，遂为惯例。宋统治者把“例”编纂成册，赋予其法律效力，广泛地适用于社会生活，如《熙宁法寺断例》《元符刑各断例》等。
刑罚制度。宋代在隋唐以来笞、杖、徒、流、死“五刑”的基础上有新的变化，如折杖法、刺配法、凌迟法等。折杖法作为一种代用刑，是将五刑中除了“死”的另外四种刑罚折成相应的臀杖或脊杖，减轻了原来的刑罚。刺配法就是指在脸上刺字，外加杖脊而后流配充军，是仅次于死刑的重刑。凌迟是最重的死刑，也叫陵迟、割、寸，俗称“千刀万剐”，赵顼时，凌迟法逐渐增多，至赵昚时，在《庆元条法事类》中，正式将凌迟列为法定死刑之一。
北宋地方行政基本有三个级别。路、府州军监、县。路约相当于现在的省的大小，北宋时路主要是起监察和司法以及财政等作用，如提刑司管司法；转运司管财政和监察；常平司管粮仓赈灾等事。“府、州、军、监”约相当于现在的“市”，府约相当于直辖市和省会城市，州大约相当于地级市，军较州稍小一些，一般而言地势冲要、户口少而不成州的，就设军，它大约相当于县级市，监则是宋代于坑冶、铸钱、牧马、产盐等设置的特别行政区的名称。安抚使之帅司、转运使之漕司、提刑之宪司、提举之仓司，分掌一路军、政、刑、财，总称监司，为州县上级地方领导。
《宋史》记载，北宋的赋税有五类：一是官田，指公臣的阀户所交纳的地租；租额比私田的地租稍低一些，可要受吏胥的敲榨勒索；二是民田，民田按上、中、下三等九则收税，赋税所征品物，分谷物、布帛、金银货币、物产四类，大体上土地所有者的中等田，每亩收获一石；三是城郭，包括房税、田地税；四是丁口税，属于人头税，这不是全国一律征收的税种，如比较附属的东南淮、浙，湖广等路都有丁口税；五是杂税，包括牛皮、蚕丝、盐、茶等税收。
此外还有和籴，和买。和籴是强制收购民田粮米，和买是强制收购民问布帛，名为籴买，实是强征。对农民压力最大的是折变和移支。折变是夏税规定现钱和绸绵、布、麦等定额，根据物价状况，借口公家需要，任意折换。如以绢代钱，再以钱折麦，折麦时任意抬高或压低价格等等。如丰收区的秋税到歉收区交纳，如不能远路奔走，就再多交一笔，支移脚钱。
北宋初年主要是差徭制，差徭制分两类：一是职役(吏役、差役)，主要由富家豪户充当，如衙前(押运官物)、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耆老、弓手、壮丁(逐捕盗贼)；二是杂徭(力役、夫役由）贫下户按丁口派遣，应役的项目有修建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战时运送物质，传递公文等。
宋神宗时，王安石变法制定了募役制（也称募役法），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正式颁布，免役法的核心是役人可以出钱免役，政府以役钱雇役，北宋的差徭制变成了募役制。宋神宗死后，募役法被废，复行差役法；赵煦亲政后，又恢复募役法；北宋末年，是募役法和差役法交替行之。
北宋时期没有统一的货币，金、银和铜钱(北宋的西北和中国西南地区还并行铁钱)都是硬通货，并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会子。北宋政府也曾尝试将四川地区纳入铜钱流通体系，但是限于客观条件，没有成功。最终四川省形成了独特的铁钱交子货币体系。赵祯朝，政府迫于解决西北军费的压力，在西北地区铸造铁钱，实行铜铁钱并行的货币制度，使西北又成为一个特殊的货币流通区。这样就在铜钱区之外，形成了两个特殊的货币流通区。在北宋，银已具备货币职能，成为流通于全国的通用货币。
北宋教育制度基本沿用了唐制。官学有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中央官学分三类：第一类由国子监管辖，有国子学、太学、辟雍、武学、律学、广文馆、四门学，国子学是宋代最高学府，招收七品以上的官员入学，太学学生为八品以下官员子弟和庶民中有才华的人，武学学军事，律学学法律，广文馆和四门学是专为四方士子入京科考者而设立的预备学校；第二类是由中央各局管辖的学校，有医学、算学、书学、画学，分别隶属于太医局、太史局、书艺局和图画局；第三类是专为教育宗室子孙而设立的贵胄学校，主要有资善堂、宗学、诸王宫学、内小学。
地方学校有两种，即由州或府、军、监设立的，称州学或府学、军学、监学，由县设立的称县学。宋代地方学校比唐朝有所改进，主要有：第一，设置主管地方教育行政长官——各路提举学事司；第二，普遍实行“三舍法”；第三，拨给学田，保障经费；第四，创立了分斋教学制度。
王安石变法时对北宋的教育制度进行了相应的改革，不仅恢复了很多名存实亡的地方学校，而且对中央太学也进行了改革，对于太学生中的优异者直接由朝廷召试而授予官职。对于教学内容，王安石也主持进行了改进，他认为学习要培养学生分析和处理问题的能力。王安石注解了《周官》一书，他的部下吕惠卿则注解了《诗》《书》二经，颁发于各级学校，作为学生的必读教材。
司法机关：初期基本援用唐制，中央主要以刑部及大理寺分掌司法。但以加强刑部‘复按”的职权，作为集司法权于中央的主要措施。地方司法机关审级与各级行政机关是合一的。为加强中央对地方司法机关的控制，于各路设置固定的提点刑狱公事，简朴提刑，其官署称司，号“宪司”。提刑由朝廷直接领导，监督州县司法工作，加强司法镇压。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职掌京畿地区内县，镇司法刑狱。
诉讼制度：宋初告诉人的年龄限制在八十以下，十岁以上，但谋反大案不受此限制。干德四年(公元966年)将告诉人的年龄上限减为七十以下，此外，身患重病及怀孕妇女不得起诉。宋初，诉状的书写格式沿后周之制，或自己书写，或请人代书，如当事人不识文字，亦可以白纸一幅权当诉状。随着诉讼活动的增加，对诉状的要求也趋向严格，譬如，诉状由在官府注朋的“书铺”统一书写，并须取得他人“保识”，才能呈递。经过官府开拆司审查合乎规则，方能收受。宋朝沿行唐朝击登闻鼓诉冤的制度，设立“登闻鼓院”，”登闯检院”受理申告的案件。
审判制度：宋律法规定凡杖以下案件属县管辖，徒刑（五刑之一）以上重案，须将人犯，案卷解送楚州。元丰改制以前，州有权判决徒刑以上直至死刑案件。元丰改制以后，死刑案须经过路一级主管刑狱的机关复核。为了防止专权滥刑，规定州属判官或推官，以及司理司法各参军，须对以知州名义发布的判决，负连带责任。死刑重案如有法重情轻，情重法轻，事有可疑，理有可悯”等情况，须向朝廷“奏”，由大理白族自治州寺详断。凡应奏不奏，或不应奏而奏，知州要受到一定的处分。
公元960年，赵匡胤通过兵变开启了宋代的统治，为了防止类似的情形再发生，赵匡胤制定执行了重文轻武的国策，并为历代皇帝奉行。文臣知任地方，武将受到种种约束，再加上北宋兵制（见上）使宋朝军队指挥不便，战斗力不高，与周边国家交战常打败仗。在这种情况下，北宋的崇文抑武政策深深影响了对外交往的格局和姿态，面对辽夏金等国的侵扰多采取议和的态度，对没有纠纷的海外国家采取的是招抚、贸易等措施。
北宋建立以后，辽统治者以燕云十六州为基地，多次南下侵扰，对刚刚建立约宋王朝形成很大威胁。 北宋为了稳定局势，也为了集中兵力统一南方，因而对辽采取守势。公元979年，赵光义攻取太原市，灭掉十国中最后一个王朝北汉后，对辽的态度由守势转为攻势， 宋太宗立即移师河北省，准备一举收复燕云十六州，接着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对辽的态度再次由攻势转为守势。
公元1004年，辽兵大举南下，迫近黄河。在宰相寇凖的坚持下，末真宗亲临澶州御敌，后与辽于此订立“澶渊之盟”，商定双方以白沟河划界，宋朝每年给辽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1042年又增为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 订盟后，双方多年未再发生大的争端。宋辽在边界设立互市场所，北宋以粮、茶、瓷器、丝织品等换取辽的牛、羊、骆驼等牲畜。此外，民间贸易也取得了进展。这种和平交易，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宋初，北宋与西夏之间连年战争不断，后来西夏已感实力不足，同时也为了稳定东方，向西线用兵，公元1006年，与宋议和，在当时北宋、西夏边境开榷场，进行互市交易，两国的贸易得到迅速发展，边境上出观“商贩如织”的盛况，这种和睦的交往维持了约三十年，有利于党项族社会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他们与汉族人民的融合。
元昊称帝后，曾奉表向宋称“臣”，要求宋廷承认夏国，册封帝号。宋朝一句天无二日， 国无二主的观念，不仅不同意，反而募人擒斩元昊，凡能斩得元昊的人，即封定难军节度使，又关闭榷场，禁止互市，宋夏睦邻关系宣告破裂，以后六七年间，西夏不断对宋朝发动战争。
战争期间，双方的人力和财力都受到很大的损失，李元昊向宋提出和议。公元1044年，北宋与西夏共同签订“庆历和约“，其中规定元昊取消帝制，北宋给西夏”岁赐“，重新榷场，促进了西夏境内各民族的融合和经济文化的交流。
自北宋治平元年(1064)，北宋与西夏的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赵顼以后，加强了对西北的防务和经营，逐步取得军事上的优势地位，迫使西夏与宋和好。金军南下，宋无力对西夏用兵，西夏“乘虚尽取河外诸镇”，直到北宋灭亡。
北宋建立后，高丽在建隆三年（公元962年）向宋廷朝贡，次年高丽行宋年号，同年宋派使者册封高丽国王，至此，北宋与高丽建立起宗藩关系。雍熙二年（公元985年），赵光义下诏要求高丽与宋联合进攻辽朝，高丽未参战，雍熙之战后，辽与高丽多次交战，高丽向北宋求援，希望联宋制辽，但宋未同意。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辽、丽再次交战，高丽向辽求和，次年，两国停战。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高丽行契丹年号，辽国和高丽建立起宗藩关系。
赵顼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高丽同意与宋复交，但申明继续奉辽为正朔。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北宋与高丽重建邦交。
赵匡胤开宝元年（公元968年），丁部领统一交州地区，建立“大瞿越国”。开宝三年（公元970年），派遣使者与宋通好，向北宋称臣。开宝八年（公元975年），宋太祖派使者册封丁部领之子丁琏为检校太尉、交趾郡王，至此，北宋与交趾的关系从中央与边郡的关系演变成国与国的宗藩关系。
太平兴国四年（公元979年），丁部领被杀，次年，大将大行皇帝废杀丁部领幼子，建立（前）黎朝。宋太祖为维护交趾正统，于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出兵讨伐黎桓，最后战争以宋军失败告终。交州黎桓采取了两面手段，一方面，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二月，黎桓遣使进贡，上表谢罪；另一方面，两次侵略占城，向宋朝施加压力。在此情况下，宋朝便默认了黎朝代替丁朝的事实。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十月授予黎桓检校太保等官爵，同时废黜丁氏。直到淳化四年（公元993年），宋朝才封大行皇帝为“交趾郡于王，正式承认黎姓政权。
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李公蕴篡黎氏之位，李朝建立。赵恒将“交趾郡王”封号转给李氏。赵顼熙宁年间，交趾与宋交战，交趾王李乾德被迫纳地奉表求和，宋神宗同意议和。后在宋、交趾确立边界时，宋神宗将交趾的乞降之地全部还给交趾。此次战役后，宋朝再不愿南征，宋、交之间形成了军事上的均势局面，北宋与交趾进入了稳定的藩属关系时期。
干德三年（公元965年），北宋平定川蜀之后，宋军主帅王全斌主张乘势攻取云南省，赵匡胤否定了这一点建议。大理白族自治州国派人入宋祝贺，乾德六年（公元968年），又上表要求通好，赵光义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宋太宗命令黎州官吏建造大船方便大理入贡。太宗之后的北宋其他皇帝也遵循太祖、太宗对大理白族自治州的外交思路，与大理政权一直保持疏远的外交关系。大理多次遣使入贡，但宋朝只是以礼相待而不行册封。
直到赵佶时，朝廷主张开边。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大理国主段和誉遣使进贡，次年到达京师，受到徽宗的召见，制以其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省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为示郑重，宋遣使臣前往大理白族自治州进行册封，同时颁赐宋行日历一册，大理与宋臣属关系首次正式确定。
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北宋与大理的宗藩关系中断，直到大理被蒙古灭亡。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北宋与金国订立海上之盟，两国联合伐辽，商定灭辽后辽南京之地归宋，宋每年给辽朝的五十万岁币转送给金国，同时两国互市贸易。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底，金兵攻克燕京，次年将燕京归还给北宋。
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北宋招降叛辽金将张觉，金国要求北宋将叛将送回，北宋用死刑犯之首假冒张觉之首送给金国，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国以张觉事件为由攻宋，宋金联盟破裂。
北宋初年，赵匡胤派遣僧行勤等一百五十七人取道陆路，西行印度求取佛教经典，顺道诏谕沿路诸国向宋进贡。西北国家如“天竺、金玉国、回鹘、阿拉伯帝国、高昌国、龟兹、拂棘等国，虽介辽、夏之间，筐亦至。”于、高昌和龟兹三国与北宋来往密切，宋对这些国家也有册封。这三国为传统西域国家，北宋与这三国密切交往主要是基于从西面牵制辽、西夏的地缘战略目的。
雍熙元年（公元984年）日本僧人奝然与其徒五六人渡海到宋，献铜器十余件以及本国《职员令》《王年代纪》各一卷。赵光义召见然，赐紫衣，将其安置在太平兴国寺居住。宋太宗得知日本国王一姓传继，官员也为世官很是赞叹。
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日本僧人寂昭等八人来宋。北宋授予他圆通大师的封号，赐紫方袍。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日本僧人诚寻到台州天台国清寺。诚寻向宋廷进献银熏炉、木槵子、白琉璃、五香、水精、檀香紫檀、琥珀所饰念珠及青色织物绫。赵顼将其安置在开宝寺居住，赐同行的僧人紫方袍。
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明州地方政府上报说日本僧人仲回带着贡物到宋，明州当局建议由他们自行发文日本，并回赠等价物品，由仲回返归日本时带回。宋廷批准了这一建议，并赐仲回慕化怀德大师的封号。
纵观整个北宋时期，中日两国没有建立起直接的官方关系，双方往来主要经由僧人、商旅，外交文书也局限于明州地方政府与日本太宰府市的层级而已。日本学者对此评价说：“盖非纯粹之公开国际，亦全无政治意味。”
根据研究，北宋时的国民生产总值为265.5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60%,而清朝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1820年，国民生产总值为2286亿美元，占据世界经济总量的32.9%0可见北宋是中原地区国民生产总值占据世界比重的最高峰。北宋时中国人均生产总值为2280美元，西欧人均生产总值则为427美元，而1820年，清代人均生产总值为600美元，当时已经完成第一次工业革命的英国人均生产总值为1250美元。宋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文化发展的又一鼎盛时期。
第一，生产工具改进，耕作技术提高，铁制农具已基本配套。从考古发掘的材料看，北宋时期的铁制农具已基本配套，有犁，、，耙，锄、镰等，当时的犁有尖头、圆头、桃形等多种样式，耧车上也安装了犁铧。
第二，水利事业发展，垦田面积扩大。北宋时，不论是渠堰的数量、规模，还是灌溉面积，都远远超过以前的封建王朝。较大的工程有江北捍海堰、浙江捍海石塘、钱塘江堤、西湖疏浚等。
第三，人口增加，粮食产量提高。据统计，大观四年（1110),北宋有两千余万户，人口约在一亿。单位面积产量因各地自然环境不同而有较大差异：南方普遍高于北方，水田一般高于旱田。
第四，农作物优良品种推广，经济作物种植。北宋时期，北方一些水利条件较好的地区开始大面积种植水稻，南方丘陵山区也开始种植五谷。
南北农作物交流。随着北宋的统一，南北各地的农作物品种得到了交流。北宋初年，政府曾劝谕(如)江南以至福建省、广东省等地种植原北方主要粮食品种粟、麦、黍、豆等。水稻的好品种也在各地推广，其中“占城稻”是从越南引进到福建，后来政府把它推广到江浙和淮河一带。甘蔗、棉花、水蛇麻等经济作物的种植范围也较前扩大。茶树的栽培种植也有很大发展，福建和长江中下游平原的丘陵地，新辟了很多茶园。
农作物优良品种得到大面积推广。北宋的经济作物，主要有茶、棉、桑、麻等。茶的种植地区越来越广，茶园遍及南方各地，并出现了“以种茶为业”、脱离粮食生产的“茶户”。茶税成为北宋政府的一项重要收入。棉花最先在的西北和中国西南地区种植，北宋时，福建省、广东省一带已普遍种植。桑、麻是传统的经济作物，与家庭纺织业紧密相连，当时南北各地均有广泛种植。此外，药材及各种水果、蔬菜的种植也很普遍。
北宋印刷业发达，尤其是雕版印刷术，在此基础上毕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东京作为全国印刷业的四大中心（杭州市、蜀、福建、东京）之一，官、私作坊都很发达。官办作坊技艺更优，规模更大，当时东京有专管印书的官署，国子监、崇文院、秘书监、司天监等所属的刻书作坊，陆续刻印了大批儒家经书、史书、医术、宗教典籍等。
东京的私营刻书作坊，称为“书铺”“书肆”，是一种亦工亦商的手工业，既刻书也卖书，如相国寺东街的荣六郎书铺，所印书籍种类繁多，各类经史、奏议、政论文章、科考范文等，不仅畅销宋境，还流通到辽、西夏等少数民族地区。此外，私刻作坊也印年画等多种印刷品，受百姓欢迎，甚至到了可与官营刻书作坊相抗衡的地步。为此，官府曾屡次下发禁令控制私刻业的发展，然而，私刻却因深得民心而继续发展。
东京汴梁是北宋军器制造业的中心，军器规模、数量、质量都居全国首位。火药早在北宋之前已经发明，至北宋时才被广泛运用到军事领域，东京也建立起了世界上最早的火药作坊。火药作是一个专门制作火药武器的作坊，仁宗时已具备相当的规模。
《武经总要》一书记载了当时许多火药武器的名称、配药方法及使用方法，如火箭、火药鞭箭、火枪、火鸡、毒药烟球、霹雳火球、火炮等。另外，还有猛火油作，也是先进的军器制造作坊。北宋猛火油用于战争，制有专门的猛火油铜柜，类似现代的火焰喷射器，以强烈的燃烧来杀伤敌人或焚烧敌方器具。北宋猛火油已广泛用于战争，并出现了不少使用猛火油的能手。
其他军器制造业亦各有作坊，如南北作坊、御前军器所、弓弩院等，生产大量军用武器设备。《宋史》中，对当时生产的兵器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戎具精致犀利，近代未有”。
北宋丝织业以两浙、川蜀地区最为发达。开封市设绫锦院，为皇室贵族织造高级织品。河北路产绢，有“衣被天下”的称号。麻织业集中在成都府路和广南西路。广南西路广泛种植苎麻，麻布产量比唐朝大有增加。东京有官营的染院，也有民营的染坊，还有推车染色的手工业者。各州也有民营染坊和染工。唐朝的印染技术，到北宋有所提高。刻工雕造花板，供给染工印染“斑”（印花绸）。
北宋丝织品的花色、品种都比前代增多。南北皆有珍品，如蜀锦畅销全国；定州丝，用各色丝线织出花草鸟兽，如雕刻一般；单州(今河南单县)的薄，每匹仅重四两，轻软柔美。
北宋的矿冶业水平先进，规模大。很多冶坊已经使用石炭(煤)作燃料，鼓风设备也由体积大、风力足的木风箱代替了鼓风皮囊，加快了冶炼过程。当时主要的煤矿，有河南的鹤壁、江西的萍乡、江苏的徐州等，煤炭资源丰富的山西地区更是遍布煤矿，很多当地人就依靠开采和贩运煤炭为生。由于煤炭供应充足山西境内和东京一带的城乡居民，已经用煤作燃料。
北宋的冶铁业，有官营的，有民营的，也有半官营的。宋代多数的铁冶地点、铁矿，都是由豪强大家经营，由官家监督管理。在赵顼王安石变法的时期，曾听任民营冶铁业的发展，采用“二八抽分”的抽税率，这一时期是宋代民营冶铁业最发展的时期，也是宋代整个冶铁业最发展的时期。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北宋的铁产量由赵光义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年产量五百多万斤发展到年产量十五万吨。
著名的瓷窑，有开封市的官窑，汝州市的汝窑，钧州的钧窑，定州市的定窑和越州的哥窑，称为五大名窑。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北宋政府把唐朝出产瓷器的新平务改名为景德镇，在那里建官窑生产瓷器，景德镇出产的瓷器质地细腻，色泽莹润。后来，景德镇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制瓷中心。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瓷器精致美观，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的提高。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著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
北宋初，赵匡胤为了征伐南方，曾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军，因此专门设置了造船务，负责制造战船，南康郡(今赣州市)、吉安市(今吉安县)、温州市(今属浙江)、明州(今宁波市)是著名的造船基地。赵光义时，全国每年造船已达三千三百余艘，远远超过唐朝。在对外贸易中，中外商人乘坐使用的大多是中国制造的船只。根据吴自牧《梦粱录》卷一二《江海船舰》的记载，大型中原地区海舶载重达1万—1.2万石（500—600吨），同时还可搭载500—600人。中型海舶载重2000—4000石（100—200吨），搭载200—300人。
古代城市有严格的坊市制度，坊是居住区，市是交易区。赵光义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东京城内的主要街道景阳门大街开始出现“侵街”现象，之后越来越多人推到坊墙，坊制开始崩溃，商业活动不限于市的区域，店铺遍布在各个地方。其中州桥因为位于全城的中心，成为了商业的中心，州桥以南的御街两旁，到处都是酒楼、饭店、香药铺和其他店肆，一直延伸到南熏门里；州桥以东至宋门，有鱼市、肉市、金银铺、彩帛铺等；州桥西的西大街两侧是珠子铺、果子铺等。东京城的商业铺子不仅摆脱了地域的限制，还在经营时间上更加自由、宽松，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通宵达旦的夜市。
“瓦舍”亦称“瓦舍”“瓦子”，东京的瓦市一般伴庙会开设。尤其以市中心的相国寺最为典型，《东京梦华录》中描述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万姓交易，交易的商品类型很多，珍禽异兽、各类食物、生活用品、绣品首饰、古玩字画等应有尽有。参与的人有商人、手工业者，还有官员、道士等，相国寺瓦市已经变成一个定期的商业市场，集中反映了东京瓦市的诸种特色。其他庙会，如四月八佛生日、六月六崔府君生日等买卖随之进行。
除了庙会，在许多传统节日中，也形成了以买卖节日用品的专门市场，如正月十五元宵节，有灯市；端午节端午节，有鼓扇百索市；七月七夕有七夕市等。
北宋东京的坊户，按经营种类的不同，分为很多行业，每个行业建立有本行的行会，首领称行头、行首、行老。当时京城中行业种类繁多，如肉行、鱼行、果子行、牛行、马行、梳行、茶行、纸行、米行、面行、纱行、金行、布行，以及供水的水行，送殡的仵作行，介绍雇用买卖的牙行等。这些行包括了东京的手工业、商业以及其他服务性行业、迷信职业者等。各行业一般均建立有行会组织，除了应付官府科索，还负责制定本行的“则例”“规格”，以约束各行铺户的商业行为。
北宋在与辽、西夏相邻的边境地区设榷场，进行双边贸易，互通有无，获利甚丰。赵光义、赵恒时，先后设立机构专门管理宋辽边境贸易，宋辽贸易宋朝商人输出的货物主要是香料、犀牛角、象牙、茶叶、绢帛、漆器、糯米谷等，辽朝商人以银、钱购买，或出口骆驼、马、羊及布等，宋朝每“岁获（利）四十余万”。北宋与西夏之间，也设榷场进行互市贸易。宋真宗时先于宝塔区（今陕西延安）设榷场，景德四年（1007年）又于保安军（今陕西志丹）设榷场，这是陕西二榷场。宋朝输出缯帛、罗绮、香药、瓷器、漆器、姜、桂等，从西夏输入的货物有骆驼、马、牛、羊、毡毯、甘草、蜜蜡、麝香、毛褐、羚角、砂、柴胡、肉苁蓉、红花、毛等。
北宋与西方各国陆路贸易形式之一是以“朝贡”换取“回赐”。从西方输入宋朝的商品大致有三类：织造品，如五色杂花番锦、西锦、胡锦、花蕊布等；香药，如乳香、白龙脑、牛香、眼药；珠宝玩好，如珊瑚、翡翠、象牙、琥珀、犀牛角等。从宋朝输出的商品包括金银器物、茶、丝绸、铜钱等。
由于北宋地方割据政权的阻碍了陆路交通，海上贸易的发达起来。中国丝绸作为大宗出口商品的同时，瓷器的外销量也急剧增长，瓷器的特性更适合海船载运，这也促进了海路贸易的发达。对海路贸易的商舶征收赋税是一笔可观的财源，宋朝政府对外贸收入很重视。宋初采取“榷货”政策（政府专买专卖政策），来垄断对外贸易，同时政府还对长住东南沿海城市的番商示好安抚，通过他们带来更多外商前来贸易。
北宋在广州市、杭州市、明州、泉州市、密州、秀州六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北宋中期，每年市舶收入达63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北宋时先后与中原地区发生海上贸易主要有南中国海、印度洋的孟加拉湾和波斯湾，非洲东岸的沿岛及海岛诸国。
从中国出口的商品，主要有丝绸纺织品、瓷器、陶器、金属及金属制品、日用杂品和茶、酒、粮食、盐等农副产品；从各国输入的，主要是珍宝异物、布匹、香料、药物等等。
北宋散文的发展，以欧阳修为标志分为两个阶段。北宋初年，沿袭晚唐浮艳的文风，这种文风被称为“西昆体”，石介、柳开等人抨击这类散文，极力提倡文言文，但是始终未能扭转当时的文风。赵祯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欧阳修进士及第，后逐渐成为文坛领袖，领导文风革新，他认为文道并胜的文风才能流传后世，经过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等人的努力，北宋散文文风革新获得成功。
北宋出了许多文学家，在唐宋八大家中，只有韩愈、柳宗元是唐朝人，其余六人均为北宋人，这六个人分别是：苏洵、苏轼、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
宋代散文大家各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如欧阳修的散文平易自然，委婉曲折；苏的散文纵横驰骋，雄辩滔滔；王安石的散文简洁明净，尖锐深刻；苏辙的散文稳健畅达，一唱三叹；苏轼的散文随物赋形，自然高妙，但他们的散文风格有一致的地方，即以欧阳修、苏轼为代表的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风格，这也就是北宋散文的主体风格。北宋散文的这一风格特点，奠定了北宋之后直至近代散文健康发展的基础。
北宋初年，在诗坛上占有统治地位的是西昆体诗派，这类诗歌的特点是用典多，辞藻华丽，内容晦涩，华而不实，这种诗风在北宋初年很流行，直到欧阳修、梅尧臣和苏舜钦等人起来倡导诗文革新，他们提倡提倡诗歌复古和以诗为文，诗的散文化和议论化比较明显。
欧阳修等人提倡革新诗风，王安石、苏轼等一批诗人开创了宋诗革新的新局面，拓宽了诗歌的题材，提升了诗歌的艺术境界，北宋后期黄庭坚开创了诗坛影响最大的“江西诗派”。
北宋词的发展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北宋前期，词人创作基本上沿袭晚唐五代“花间词派”的词风，形式上以小令为主，风格婉约，代表词人有晏殊、晏几道、欧阳修等；第二阶段是北宋中期，柳永大量创作慢词，创造了层层铺叙的“屯田家法”，苏轼在形式和内容上对词进行了新的开拓，突破了“词为艳科”的观念，开创了豪放词派，北宋词风至此有了新的变化；第三个阶段，周邦彦在艺术创作上集大成，体现了宋词的深化和发展。三个阶段时间上没有明确的界限，在继承中创新。
北宋的词受到很多文人的推崇，认为词之巅峰在北宋。例如周济认为北宋词作有浑厚的内涵；潘德舆从词作德发展历史出发，认为北宋词堪比盛唐诗歌；刘熙载认为北宋词在审美观和艺术手法上都有诱人的魅力，王国维也认同他们的说法。
北宋时，词得到了很大发展，擅长写词的文人有柳永、晏殊、张先、欧阳修、晏几道、黄庭坚、范仲淹、苏轼、秦观、李清照等。
北宋重文轻武，文人士大夫除了写诗文寄托情感外，还将精神情感寄托在绘画之上，同时，人民大众经历了连年战乱后，珍惜统一后的和平光景，对绘画的需求也大为增加。北宋宫廷中建立了规模很大的翰林画院，这就使得宫廷画家、民间画家、文人画家纷纷涌现，北宋时期画风多样，题材众多，绘画作品名目繁多，且丰富、精致。
宋赵佶赵佶精通各种技艺，书法、绘画尤其擅长，赵佶注重写生，讲求意境，追求构思，画工精细逼真，尤为生动，赵估在位期间，亲自掌管翰林书画院，亲自选拔绘画奇才，为北宋绘画艺术的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例如《千里江山图》就创作于徽宗年间，少年画家王希孟10多岁入宫中“画学”为宋徽宗赵佶生徒，初未甚工，后召人禁中文书库，曾奉事徽宗左右，徽宗慧眼独具，认为“其性可教”，于是亲授其法，徽宗政和三年( 1113)四月，王希孟18岁时，用了半年时间终于创作出了一卷鸿篇杰作《千里江山图》，作品意境雄浑壮阔，气势恢宏，充分表现了自然山水的秀丽壮美，因此名垂千古，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
北宋画家有李成、范宽、燕文贵、文同、苏轼、李公麟、张择端、米芾、米友仁、赵佶等人。
北宋书法基本承袭晚唐五代以后的风格，北宋在金石学、文字学、镌刻丛帖乃至笔、墨、纸、砚的考据、制作上尤求精进，这对北宋书法影响也深。北宋书法前期（偏早）存有复古倾向，以篆作书成为当时书法的风气，代表书家为郭忠恕（? -977年）、僧人梦英与南唐入宋的徐铉（917-992年）、徐锴（920-974年）等人。这些书法家的篆体书艺曾风靡一时。到了赵恒、仁宗时代，书风有较大变化， “立意”“重意”的创作倾向越来越鲜明，掀起这一书法风格的中坚人物是苏轼、黄庭坚、米芾。此三家与蔡襄合称“宋四家”，他们让北宋书法艺术大放异彩。他们不仅写出了精妙的书法作品，而且在书法理论方面也立论述旨，阐发了许多精辟的新观点。
北宋杂剧是以歌舞、诸宫调、唱赚、说话、木偶戏、皮影戏等诸类表演技艺为依托发展起来的新的表演艺术。随着北宋城市文明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出现，发达的城市中出现“瓦舍”“勾栏”，勾栏瓦肆的出现，中国戏曲进入了发展时期。《东京梦华录》中就写到“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当时开封市的商业娱乐活动通宵不绝，瓦肆、勾栏很多，艺人观众数不胜数。
北宋的折子戏一般是把一个个短剧和杂技串连在一起演出的诸种伎艺的大会演。如北宋时有《目连救母》，虽然无剧本流传下来，但从唐朝、明代、清代的相关传奇和民间根据宋旧本整理的有关剧目中，可知道剧的内容是目连遍历地狱各殿寻母时之所见，后求助佛主得到帮助救出母亲的经过。演出中有《尼姑思凡》《和尚下山》《哑子背疯》《王婆骂鸡》等小戏，也有跳圈、窜火、窜剑、蹬坛、翻桌、度索等杂技表演。据此推测，这部杂剧是以目连救母为线索串联起诸多短剧和杂剧。
宋时杂剧剧本今已无存，只有周密《武林旧事》卷十《官本杂剧段数》存剧目二百八十种，故宫博物院藏有宋杂剧表演的绢画两幅，其中一幅为《眼药酸》。
邓广铭说宋代史学发展所达到的水平在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是最高的。在官修的史书当中，有起居注、时政记、日历、实录、会要、国史等类别的书，记录的都是原始资料。除了官修史书，还有私家著述不仅质量高，而且体裁丰富。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首先把有关资料编写为“长编”，最后把不采入正文中的歧义记载收入另册，名《通考异》，与《资治通鉴》并行，这在历史编纂学方面开创了一种很好的方法和体裁。
北宋哲学家提出了三个实体，分别是周敦颐的“诚”、张载的“神”和二程（特别是程颢）的“理”。“理”本体即以天理为基础的世界观。其中最有影响的是“理学”，这是一种更接近宗教的新儒学，以儒家为表，以释道为里。以北宋的二程和南宋的朱熹为代表，故又称“程朱理学”。
北宋出现了一批理学家，其中，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这五位开创者被称为“北宋五子”，石介、胡瑗、孙复被称为“理学三先生”。
北宋是古代科技发展的高峰期，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三大发明至北宋有了突破性的发展。天文、数学、医药、建筑等各个领域的成就，当时的世界上均处于领先地位。北宋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利用天然磁石制成指南针的技术，并运用到了航海上，促进了海上交通的发展。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极大地促进了世界文化的发展。火药此时也已得到广泛应用。
这一时期出现了不少科学专著，例如个人著作有沈括的《梦溪笔谈》涉及天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气象、医药、工程技术等各个领域，是一部综合性的科技学术著作，反映了当时中国的最新科技水平；苏颂的《新仪象法要》上卷介绍浑仪设计，中卷介绍浑象设计，下卷介绍水运仪象台的设计，图文并茂，详解其法，具有较高的科学性，代表了北宋天文学的新成就，反映了当时中国机械制造的水平；李诚编著的《营造法式》34卷，是古代最详尽、全面、系统的建筑手册，也是世界上最早、最完备的建筑学著作。
官修的著作有《本草》，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太祖令马志等人修订成《开宝本草》，增药133种。嘉祐二年（1057年），神宗又令更修，编成《嘉祐补注本草》，增药82种。嘉祐七年，又出图文并茂版《本草图经》。大观二年（1108年），唐慎微集历代大成，编成《政类本草》，收药1558种。不久，宋徽宗改之为《大观本草》。此书重修多次，后世沿用五百余年，是中医药学的杰作。
北宋的酒楼有正店（大酒店）和脚店（中小型酒店）之分，正店都设在繁华的街市上。在正店中，丰乐楼、樊楼最为有名，除此之外，潘楼街北面的潘楼，宋门外的仁和店、姜店，州西的宜城楼、班楼名气也比较大。北宋末年东京的酒店正店有72个，脚店接近万数。
北宋时没有宵禁，夜市通宵达旦为酒客提供了饮酒的便利。每个节日人们都会饮酒，在饮酒聚会的同时赋予了酒不同的含义。人们在节日饮酒时很多都表达了一个共同的诉求———祛病灾。例如清明节之时，人们在野外摆上果盘酒品，祭祀祖先，祈求祖先降下福祉，保佑风调雨顺、子孙绵延；端午时日举办各种辟邪活动，并饮菖蒲酒；重阳节时饮菊花酒，菊花有降火清热、明目祛毒的功效，故而菊花酒被看作祛病禳灾的“吉祥酒”。在各种祭礼中饮酒表达求吉纳福的心愿，在古代，诞生礼、冠礼、婚嫁礼、丧葬祭礼被视为人生中的重要礼仪，在这些活动中酒事活动都是不可缺少的。
宋人蔡攸的《铁围山丛谈》说：“茶之尚，盖自唐人始，至本朝尤盛。而本朝又至陵时益穷极新出，而无以加矣。”宋初期，品茶会友的风气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兴起，久而久之，扩散到世俗商肆里，逐渐成为一种社会风尚。《东京梦华录》记载：“以南东西两教坊司，余皆居民或茶坊。街心市井，至夜尤盛。”开封市的茶肆环境优美，茶具精良，提供服务 的项目多样化，茶肆的娱乐活动很丰富，如弦歌，表演者为乐伎歌女或说唱艺人、说书者等；有的茶肆还有博弈活动。东京的茶行成为当时京城百姓生活所必需。
北宋时期茶会已经成为文人休闲生活的一部分。在茶会上文人会进行斗茶活动，所谓斗茶，即比茶、赛茶，又称“茗战”，是一种鉴别茶汤品质高下的活动。一般是三五好友在茶会活动中鉴别茶汤品质，在品鉴茶的同时，文人们在茶会中还会切磋诗艺，品茗赋诗，互相唱和，在推动了北宋社会茶艺的提高的同时，还营造了一种具有深厚人文意蕴的艺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