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8-30 14:26
《管子》是托名于春秋早期齐国政治家管仲的著作，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是一部记录管仲及管子学派言论和事迹的汇编论文集。
管仲是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改革家。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成为公认的霸主，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也受到世人的景仰和推崇。管仲身后到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同时，齐国一直存在着尊崇管仲的风气，人们传承发展管仲的思想和治国方略，逐渐形成管仲学派。这一学派搜集整理管仲的言行事迹，总结并发展管仲的思想，最终形成了《管子》一书。
今本《管子》为西汉刘向编订，定著八十六篇，其中十篇的内容亡佚，仅留下篇目。全书字数近十六万，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包括法家、儒家、道家、阴阳家、名家、兵家和农家的观点，蕴含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哲学等方面的内容，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巨著。在哲学方面，《管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本，并提出要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须加强人认识主体的主观修养；在政治方面，书中主张以民为本的政治理念，提出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在法律方面，《管子》主张以法治国，要求礼法并重，德法并举，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在军事方面，提出军队“尊主安国”是其基本的职能，“凡兵之用，必待民之用”，认为人民是军队的主力；在经济方面，轻重论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主张农工商并重；在教育方面，《管子》吸取了前人的教育思想，继承了齐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围绕富国强兵的目的，强调教民务本、教民强兵、教民明法、教民养德、教民以技，大兴教育；在自然科学方面，《管子》多篇章涉及自然和科学问题，提出“以时禁发”的环保理念与“因天材，就地利”的城建主张，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管子》书自刘向校录之后，内容基本确定，唐朝尹知章作《管子注》后，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主要以有注的形态流传。《管子》版本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南宋绍兴年间浙江刻本；其二是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本，傅增湘定为弘治刊本；其三是明万历十年赵用贤《管韩合刻》本。其中南宋浙江刻本是《管子》版本中最古老的版本，也是现今中原地区国内保存的唯一宋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
汉朝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指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肯定了《管子》中的治国兴邦思想。明代凌登嘉在《管子治略窽言叙》中称“精用之则王，杂用之则霸”。近现代汉学学者黎翔凤在《管子校注》中评价认为“《管子》内容博大，体系整饬，超越九流诸家之上。”
公元前十一世纪姬发灭商，建国号为周，定都于镐（今陕西长安河以东），史称西周。西周初年，周代封姜子牙（姜太公）于齐地建立姜姓齐国。至西周末期，姬宫湦废黜王后申后和太子姬宜臼，立宠妃褒姒之子为太子。公元前771年，申后之父申侯联合西夷犬戎杀死周幽王，各路诸侯拥立姬宜臼为天子，后称周平王。随后，周平王将首都东迁至洛邑（今洛阳市），史称东周。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称为春秋时代。
公元前686年，齐国由于齐襄公时国政混乱，公子齐桓公在其师鲍叔牙的护送下逃到莒国，其兄公子纠在谋士管仲和召忽的护送下逃到鲁国。公元前685年，姜小白与公子纠争位成功，即国君位为齐桓公（公元前685——公元前643年在位）。齐桓公即位后力图振兴国力，鲍叔牙遂向齐桓公力荐好友管仲，称“君将治齐，即高与叔牙足也。君且欲霸王，非管夷吾不可”，齐恒公遂拜管仲为大夫，委以政事。之后又起用管仲为相，对内例行改革，对外尊王攘夷，促使齐国逐渐强盛，成为中原霸主，受到周天子赏赐。至东周后半期即战国时代，经过多年的春秋争霸战争，形成以齐、楚、燕、韩、赵、魏、秦七国的“战国七雄”。其中秦、楚、燕三国是自西周以来就已有的古国，魏、赵、韩三国乃是三家分晋后的新生国家，而此时齐国已是田氏伐齐后的田齐，史称田齐。
管仲（？——公元前645年），名管仲，颍上县（今颍上县）人，春秋早期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政治家、改革家。管仲的祖先是姬姓的后代，与周代同宗。管仲幼时家道中落，为了谋生，曾做过当时地位微贱的商人，见多识广。后经好友鲍叔牙力荐，被齐桓公任命为齐相。从西周的姜子牙时期起，齐国就利用自然条件，广开渔盐之利，是一个经济发达的邦国。依托齐国东面临海的地理位置，管仲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
在社会经济方面，管仲实行“四民分业”，把全国人口按职业划分为士、农、工、商，让他们分别居住，对他们提出不同的职业要求，并提供职业保障；土地和赋税制度的改革激发了农民的劳动热情与生产积极性，土地得到了进一步的开发与利用，从而使齐国的农业生产得到进一步的恢复和巨大的发展；实行盐铁专卖，扩大财政收入；管仲采取积极发展工商业的政策，鼓励跨国经商，不但使民富国强，加强了社会的稳定性，而且牢固地奠定了称霸诸侯的经济基础。
在军事方面，管仲创立军政合一、兵民合一的体制，并采取以兵器械具赎罪的措施，从而使齐国的兵源与军需得到了保障。齐国在每年的春秋两季，加强军训，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在外交方面，管仲推行尊王攘夷的策略。所谓“尊王”，即尊崇周王的权力，维护周代的宗法制度。所谓“攘夷”，即对游牧于长城外的戎、狄和南方楚国对中原诸侯的侵扰进行抵御。这样便借周天子的名义提高了齐桓公的威望。在尊王攘夷的同时，齐国注意联合中原各诸侯国，击败了北方少数民族的侵犯，保卫了中原地区的安全。
经过数年的治理，齐国国力大振，并于齐桓公五年（公元前681年）起开始盟会诸侯。随着齐国灭遂、收鲁、服宋以及郑、卫等国的入盟，齐桓公的盟主地位也得到了周王室的支持与认可，齐国的霸主地位逐步确立。齐桓公七年（公元前679年），齐国与宋、陈、卫、郑等诸侯又一次会盟于，齐桓公独自主持盟会，从而确立了齐桓公的霸主地位。公元前651年，姬阆去世。齐桓公会同各诸侯国拥立太子郑为天子，即周襄王。周襄王即位后，命宰孔赐齐桓公‘文武’等，以表彰其功。齐桓公召集各路诸侯大会于蔡丘（今河南兰考、民权县境），举行受赐典礼。受赐典礼上，齐桓公遵守礼制，以身示范尊重周天子，即历史上有名的“蔡丘之盟”，齐桓公达到了霸业的顶峰。至此，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下，先后主持了三次武装会盟，六次和平会盟；还辅助王室一次，史称“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公认的霸主。
西周奉行周礼和血脉宗亲治理天下，其中礼的部分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严格的等级制度。在长期逐渐演变的历史进程中，至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礼崩乐坏”的社会现象，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的人们出现了思想上的百家争鸣，儒家、道家、法家、墨家、阴阳家、农家、名家、兵家等学派，各有学说主张，如老子的道法和孔子的礼法。同时，在“七雄并立”的战国时代，各国争霸也各有纲领。商鞅在秦国施行变法，主张“重农主义”“利出一孔”（百姓要获得土地，只有去为国家打仗一条路，叫做“利出一孔”），极力禁绝民众读书、求学，以控制全国民众。
与秦国不同，田齐霸业则在政治、军事、经济强盛的同时，重视学术发展，田齐君主多对学问及有学问的先生大感兴趣。《史记·田敬仲完世家》记载“宣王喜文学游说之士，自如邹衍、淳于髡、田骈、接予、慎到、环渊之徒七十六人，皆赐列第，为上大夫，不治而议论，是以齐稷下学士复盛”，由君王给予具有学识的士人以优厚待遇，为学术兴旺提供了条件。稷下学宫位于黄河下游的齐都临淄稷门附近，称稷下，是齐王所建立的讲堂，谈说之士则期会于稷门之下，彼此在固定场所进行学术论辩。稷下学宫最盛时，史载学生有三千多。据后世学者考究，活跃于稷下的人物还有许多，儒、墨、道、名、法、阴阳等各家诸子，皆以其学论辩其中。如儒家的孟子、荀子，都先后到过稷下，荀子还曾为学宫的祭酒。学者、思想家们在学宫的话题开放，各家各派均可发表自己的主张，各家思想有冲突、辩驳，也有吸收、融合，形成了学术的交融。
近现代文献学家余嘉锡在所著《余嘉锡讲目录学》书中提出，先秦诸子书在流传过程中，有其共同的特征，即诸子称为子，是为了辨明其乃一家学。当代古文献学家李学勤认为“秦以前古籍，称‘某子’者，常是一个学派历代流传的作品，《管子》自不例外。”古代很多古书没有书名，后世的人一般会以此书起源者的名字来命名此书，而古人著书，很多是单篇别行，等到将所有篇章编次成书的时候，书多成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田齐法家推崇管仲为法家的开创者，战国学者也常以管仲与商君并称，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便记载“上主明法”“此管仲之所以治齐，而商君之所以强秦也。”同时，《管子》一书主要是田齐法家著作的汇编，因其推崇管仲，收入多篇叙述管仲治齐的记述，并有伪托管仲所著的篇章，余嘉锡认为“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因而以《管子》为书名。
管仲是春秋政坛上的重要人物，其富国强兵的经世思想对后人影响深远。据《国语·晋语》，嫁给晋晋文公的齐姜氏，在管仲去世若干年后依然娴熟地背诵着管仲“纲纪齐国”的治国言论。到了战国末期，承载着管仲思想的《管子》篇章已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司马迁最早对《管子》中有无管仲遗著这一问题加以了探讨，《史记·管晏列传》载“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在司马迁看来，《牧民》《山高》等篇章是管仲的遗著。刘骜时刘向奉诏领校群籍，在他写的《管子叙录》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明确提出《管子》中有管仲遗著的始自晋朝傅玄，刘恕在《通鉴外纪》卷一引其《傅子》载“管仲之书，过半便是后之好事所加，乃说管仲死后事，其‘轻重’篇尤复鄙俗”，认为该书部分篇章为管仲所著。之后，唐朝的杜佑、明代的梅士享、清代的顾炎武、姚际恒等亦持此说。当代学者关锋、林聿时在《管仲遗著考》中还提出《管子》“经言”及“五辅”等篇为管仲遗著的观点。
随着后世对《管子》成书的考辩，学界多有怀疑者，如唐代的孔颖达，南宋的叶适等。而首先对《管子》成书进行讨论的是西汉刘安，其《淮南子·要略》载“齐桓公之时，天子卑弱，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国，中国之不绝如线。桓公忧中原地区之患，苦夷狄之乱，欲以存亡继绝，崇天子之位，广文、武之业，故管子之书生焉”，这里《淮南子》没有明确说出《管子》一书的作者，但对《管子》一书的写作动机、写作背景和思想指向却作了概括。孔颖达为《左传》“鲍叔牙返管仲于鲁使其相齐”一节的注疏中提出“世有《管子》书者，或是后人所录”的考辩。南宋叶适《习学记言序目》在《管子》成书问题上提出了“数术家”“以私智窥测”管仲，“自立言议而被以管子之名”的说法，且认为他们“徒众多，传授广”，自春秋至汉初绵延不绝，对《管子》成书问题作了粗略的概括。他提出的“《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的说法，成为后人诠释《管子》成书的经典言论。
循着叶适对《管子》作出的研究，近现代学者提出了《管子》成书于管子学派说（也称管仲学派）。管子学派主要是战国稷下学宫时期由齐人组成的、继承和发展管仲思想而形成的一个学派。管子学派主要活动于战国，但其萌芽可追溯到春秋前期。《荀子·荣辱》记录管仲治国言论的史官“循法则、度量、刑辟、图籍，不知其义，谨守其数，慎不敢损益也。父子相传，以侍王公”，认为其应属于早期管子学派的成员。此外，早期管子学派还包括春秋时期上至齐君，中至臣僚，下至民众的管仲思想的信奉者。管仲尊王攘夷的功绩成为历代齐国君臣的追攀对象，如春秋末期的齐景公便经常以恢复齐桓霸业自勉，并希望晏婴能“继管子之业”“遂武功而立文德”，而晏婴也常常以齐桓公和管仲的业绩力谏景公。管仲在齐国的内外政改革使国人皆知，如齐姜氏就曾用管仲”纲纪齐国”的治国理论规劝晋文公，这些都推动着管子学派在战国稷下学宫时期的最终形成。稷下学宫始建于齐威王，终止于齐王建，其多以继承齐桓公霸业为职志。这一时期，对于管仲如何辅佐齐桓公富国强兵、成就霸业，就成了田齐统治者和稷下学者感兴趣的话题，讨论、研究管仲思想的管子学派逐渐形成。
余嘉锡考证先秦诸子典籍编定成书，往往是“随时所作，即以行世，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认为书中的内容往往不是一个时间段内完成的，先后没有次第，篇章写作完成之后，就传布于世。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提出“盖古人著书，不自署姓名，惟师师相传，知其学出于某氏，遂书以题之，即其称为某氏者，或出自其人手著，或门弟子始著简帛，或后师有所附益，但能不失家法，即为某氏之学”“传注称氏，诸子称子，皆明其为一家之学也”，即《管子》是一部托名管子的著作，为”管子学派“之作。至于该书为何人于何时所著，目前学术界较为认可的是在叶适提出的非一人一时之书的观点基础之上，倾向于《管子》是管子学派的著作。
《管子》一书具体篇章的作者和成书时间，后世学者分歧颇大。如早前司马迁等认为“经言”中的《牧民》《形势》《权修》《乘马》等篇是管仲思想的记录，保存了管仲的遗说；近现代哲学家、国学研究专家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书中认为《大匡》《中匡》《小匡》三篇是关于管仲事迹的记述，应产生于春秋时期，其他各篇大约是战国中期至西汉中期的作品；近现代历史学家顾颉刚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一文中认为《管子》是“稷下学宫丛书”性质；近现代哲学家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一书中认为该书是“齐国稷下学者的著作总集”，都产生于战国时代。
近现代学者郭沫若在《管子集校校毕书后》中提出“《管子》一书乃战国、秦、汉文字总汇，秦汉之际诸家学说尤多汇集于此”；近现代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罗根泽在《管子探源》中提出其“著作年代，早者在战国，晚者在汉初文、景、武、昭之世，唯《幼官图》似在汉后，但只此一篇耳”；近现代先秦史研究专家马非百在《管子轻重篇新诠》中认为“管子轻重”一组文章与《管子》其他各篇不是一个思想体系，为西汉末年王莽时代的人所作。目前，书中具体篇章的作者或年代的确定，仍在深入研究中。
《管子》一书，因有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先秦竹简文献，可知其中最早的篇章可以追溯到春秋晚期。据此，当代学术界认为，在稷下学宫的部分学者对管子如何辅佐齐桓称霸的经验感兴趣，并写出了相关的著作，或为《管子》一书。同时，《韩非子·五》篇记载“今境内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据此可知《管子》的篇章在战国晚期颇为流行。汉代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载“太史公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可据知《管子》该书在西汉同样流行。西汉中晚期刘向负责整理皇室藏书，整理《管子》，综合数百篇同类文章，去其重复，定为八十六篇（若干篇今已佚失），以“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言”“形势解”“轻重”等八部分编排，为《管子》最早的定本。此后，唐、宋的各种类书等对《管子》也是多有征引。同时，在唐朝早期也出现了《管子》注释的著作，即尹知章所注释的《管子》。此后研究《管子》者也不乏其人，如中唐大理财家杜佑就摘录《管子》章句，著成《管氏指略》（今佚）。现今，关于《管子》在汉代以前成书已无争议。
管子学派推崇管仲的功业和人格，服管仲的思想。搜集管仲的有关历史资料，总结管仲的思想学说，是学派成员首先要做的工作。管仲在齐国为相四十余年，他的言行事迹和治国方略，自然会被史官记载。此外，管仲的思想、事迹和有关传说也可通过各种途径向外传播。早期管子学派的成员，根据史官的记载和其他传闻，对管仲的思想、事迹进行总结整理，形成了《管子》核心内容。
战国时期，列国争雄。齐国在齐威王、齐宣王、田地前期，再一次进入鼎盛期。齐威王锐意改革，使齐国面貌焕然一新；齐宣王爱慕齐桓公的霸业，有着称霸天下的志向；齐湣王时齐国成为东方六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度和秦王并称“东帝”和“西帝”，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在这种背景下，运用和发挥管仲思想，探讨霸王之道，设计大国体制，为现实政治服务，成为管子学派的重要课题，《管子》中大部分篇章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齐威王、宣王时期，也是齐国文化发展的兴盛期，稷下学宫在这一时期达到鼎盛。稷下学宫汇聚了来自各地的优秀学者，几乎囊括了当时所有的学派。这些学者在稷下学宫著书立说、自由议论、相互辩难，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稷下学宫成为当时学术思想交流的中心。
管子学派的学者受到其他学派的影响，在总结发挥管仲思想的同时，广泛吸收其他学派的学说，并且用当时流行的概念术语进行表述以适应时代的要求。故此在《管子》中能够看到各家学说的踪迹，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也有阴阳家、农家以及黄老思想。管子学派的学者们吸收各家与管仲的思想和理念基本一致的学说。和管仲思想完全不同的学说，如名家的诡辩理论，杨朱、庄子一派的思想，在《管子》则未予吸收，其贯穿全书的主导为管仲的思想与治国理念。
管子学派总结整理管仲的思想事迹，发展运用管仲的思想为齐国政治服务，随着学派的发展，成员愈多，开始在稷下学宫学宫内对早期的经典文献进行解说，传授后学。《管子》中有《弟子职》篇，讲弟子的日常行为规则及侍奉先生的礼节，说明当时讲学已经常态化、规模化。《管子》中有“管子解”，对《牧民》《形势》等篇章进行解说，就是学派成员讲学授业的产物。管仲治国，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特别注重发展经济。管子学派继承了管仲的这一思想，经过长期发展，有一部分成员专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对货币、价格等问题特别精通。这种专门的研究出现在学派发展的后期。《管子》最后讨论“轻重”之术的一组文章，就是管子学派后期专门研究财政经济问题成员的理论总结。
今本《管子》为刘向编订。根据《管子叙录》记载，战国秦汉间，《管子》流传着各种不同的传本，刘向搜集西汉宫中与宫外《管子》藏书五百六十四篇，其中重复者四百八十四篇。清代史学家章学诚《章氏遗书》记载“刘向校中秘，有所谓中书，有所谓外书，有所谓太常书，有所谓太史书，有所谓臣向书、臣某书。夫中书与太常、太史姓，则官守之书，不一本也；外书与臣向、臣某，则家藏之书，不一本也。夫博求诸本，乃得锥正一书，则副本固将广储，以待质也”，指出这些《管子》篇章来自国家藏书和个人藏书，刘向去其重复，共有八十六篇，即今本《管子》之由来。整理完成之后写出《\u003c管子\u003e书录》，别载于《别录》中。《别录》今已失传，但刘向《管子叙录》流传至今。
刘向校订的《管子》，是汉代之后流传的权威版本，此后《管子》均以八十六篇流传。刘向定本在流传过程中，有十篇的内容亡佚，仅留下篇目，因此今本《管子》中有十篇有目无文。《管子》全书字数近十六万，内容丰富，涉及领域广泛。以传统学派而论，包含有儒家、道家、法家、兵家、阴阳家、农家等派的学说；按现代学科划分，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法律、管理、教育以及自然科学等方面的内容。因此《管子》被称作百科全书式的巨著。
《管子》分成八个部分，即八组，依次是：经言、外言、内言、短语、区言、杂篇、管子解和管子轻重。经言包括《牧民》《形势》《权修》《立政》《乘马》《七法》《版法》《幼官》和《幼官图》九篇，为全书核心部分，主要讲治国理民的学说，以《牧民》篇最有代表性，被称为全书的总纲。《幼官》与《幼官图》两篇较为特殊，内容基本相同；外言部分包括《五辅》《宙合》《枢言》《八观》《法禁》《重令》《法法》和《兵法》八篇。这一部分多为法家言论，以《法禁》《重令》《法法》诸篇为代表。《宙合》篇为前经后解式，前面先列举经文，后诸条展开解说，文体颇有特点。
内言包括《大匡》《中匡》《小匡》《王言》《霸形》《霸言》《问》《谋失》和《戒》九篇，其中《王言》和《谋失》失传，实存七篇。这一部分多记述管仲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事迹，以《大匡》《中匡》《小匡》最为集中；短语包括《地图》《参患》《制分》《君臣上》《君臣下》《小称》《四称》《正言》《侈靡》《心术上》《心术下》《白心》《水地》《四时》《五行》《势》《正》和《九变》十八篇，其中《正言》失传，实存十七篇。区言包括《任法》《明法》《正世》《治国》和《内业》五篇。这两部分篇章多涉及黄老思想，《心术上》《心术下》《白心》《内业》被称作“《管子》四篇”，最有代表性。《侈靡》篇提出奢侈消费的理论，为学界所关注。
杂篇包括《封禅》《小问》《七臣七主》《禁藏》《入国》《九守》《桓公问》《度地》《地员》《弟子职》《言昭》《修身》和《问霸》十三篇，其中《言昭》《修身》《问霸》三篇失传，实存十篇。这一部分内容较杂，其中的《度地》篇论述如何治水，兴修水利，《地员》篇论述土壤的种类以及各种土壤适宜的物产，在科技史上有重要地位。管子解包括《牧民解》《形势解》《立政九败解》《版法解》和《明法解》五篇，其中《牧民解》失传，实存四篇。这一部分是对前面相关篇章的解说，载有管仲学派讲学授业的踪迹。
管子轻重为全书最后一部分，包括第六十八《巨乘马》（也作《臣乘马》《策乘马》）、《乘马数》《问乘马》《事语》《海王》《国蓄》《山国轨》《山权数》《山至数》《地数》《度》《国准》《轻重甲》《轻重乙》《轻重丙》《轻重丁》《轻重戊》《轻重己》《轻重庚》十九篇，其中《问乘马》《轻重丙》《轻重庚》三篇亡佚，实存十六篇。这是一组财政经济论文（《轻重己》除外），阐述“轻重”学说。
田齐稷下学宫汇集了读书天下各地的学者，成为战国时代的文化中心。郭沫若在《十批判书》指出“齐国在威、宣两代，还承继着春秋末年养士的风习，曾成为一时学者荟萃的中心，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稷下形成了一个最高峰。”据钱穆《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所列稷下学士，当时儒、墨、道、法、名、杂、阴阳、纵横等各派学者都曾居于稷下。《管子》百家交汇、内容繁杂，包含有丰富的学术思想，除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农家等派的言论，还可以考见兵家和医家等派的学说。
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管子》认为“道”是世界万物得以生成的根本。如《内业》篇载“万物以生，万物以成，命之曰道”，《白心》篇载“一人用之，不闻有余；天下行之，不闻不足”，认为“道”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在提出“道”论的同时，《管子》又提出“精气”说，《内业》篇载“精也者，气之精者也”“凡物之精，化则为生。下生五谷，上为列星，流千天地之间，谓之鬼神，藏于胸中，谓之圣人“，认为世间一切事物和现象都是“精气”变化的结果，而无论怎样变化，都”化不易气”，即不改变“精气”的存在；《管子》还提出了一“精”一“形”说，《内业》篇载“凡人之生也，天出其精，地出其形，合此以为人。和乃生，不和不生”，认为人之所以出现，是由于天之“精气”与地之形体相结合的产物。
《管子》中另一个重要的哲学探讨是其治心的认识论。《心术上》篇载“人皆欲知，而莫索其所以知。其所知，彼也；其所以知，此也。不修之此，焉能知彼＂，作者区分了认识产生的两个基本因素，”所知＂，即“彼＂，认识的对象，也就是认识客体；“所以知”，即“此”，是人这个认识主体。作者认为要达到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必须加强人这个认识主体的主观修养。因人具有耳、目等感觉器官，它们是认识的门户，而心是思维的器官，它处于认识的主宰地位，支配、统治着感觉器官。作者提出“治心”，并认为这是加强主观修养的关键。
《管子》对矛盾的转化也有深刻的理解。《枢言》篇载“贱固事贵，不肖固事贤。贵之所以能成其贵者，以其贵而事贱也；贤之所以能成其贤者，以其贤而事不肖也”“以卑为卑，卑不可得；以尊为尊，尊不可得”，作者提出世间万物都是相对立而存在，矛盾的双方均有向对方转化的可能。作者在矛盾转化的理解中时常与社会人生相关联，如《白心》篇载“满盛之国，不可以仕任；满盛之家，不可以嫁子；骄侣傲暴之人，不可与多”，《宙合》篇甚至提出“中正者，治之本也”的治国原则。
刘向载《管子叙录》中评价“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认为该书的治国思想即为富国安民。《管子》中将统治、管理人民称之“牧民”，书中最具特色的牧民之法是“且怀且威”“予之为取”。《四称》篇载“四时不贷……五谷蕃殖”，《管子》认为，政府要指导人民按四时的时令顺序安排农事，保证农业丰收。《牧民》篇载“凡有地牧民者，务在四时，守在仓。国多财则远者来，地辟举则民留处”，认为人民生活富裕了，就会招致他国的民众。这样，不但偏远的土地得以开垦，人民也乐意在这个国度留处。《治国》篇在这里提出了“治国之道，必先富民”的思想。
《牧民》篇把礼、义、廉、耻看作国之四维，认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突出了德治与礼治的重要性。《牧民》篇载“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提出民富就会懂得礼义、荣辱的重要性。所以，《权修》篇又载“教”“训”，以使“士无邪行”“女无淫事”，最终“欲民之正”“欲民有礼”“欲民有义”“欲民有廉"“欲民有耻＂，即国家要在此基础上施行礼义教化。而要达到这一教化目的，则需要从“修小礼、行小义、饰小廉、谨小耻、禁微邪”开始，作者称其为“牧民者……治之本”。这种“教”“训“以牧民的方法，便是其礼治思想。
《管子》认为，要使人民“可御”，仅让人民丰衣足食、辨识荣辱是不够的，牧民还需申之以法。《权修》篇载“凡牧民者，欲民之可御也。欲民之可御，则法不可不审”，作者认为，法可以用来建立朝廷的权威，可以驱使人民出力，可以选拔才能之士，可以决定人民的生死，借助法的力量才能使政府最终达到对人民的驾驭。为此，作者提出了“贵爵服”使“人主尊”，“赏重禄”使“民劝”；“审授官”使“理上通”，“严刑罚”使“贼臣辟”的法治思想。
《管子》有浓厚的民本思想，表现在它多次提出如《小匡》篇载“士、农、工、商四民者，国之石民也”此类说法。又如《权修》篇载“一树一获者，谷也。一树十获者，木也。一树百获者，人也”；《霸形》篇载“齐国百姓，公之本也”；《霸言》篇载“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管子》还阐述了许多爱民、富民、惠民的具体政策。如《小匡》篇载“放旧罪，修旧宗，立无后”使“民殖”；“省刑罚，薄赋敛”使“民富”；“举财长工，以止民用。陈力尚贤，以劝民知。加刑无苛，以济百姓。”《立政》篇指出富民，即为兴修水利、科学种植、圈养六畜、发展手工业。《入国》篇更提出“九惠之教”，分别是赡养老人、抚育幼儿、抚恤遗孤、供养残疾、照顾鲸寡、慰问病人、救助贫困、抚灾赈困、安抚烈士家属。作者还提出“入国四旬，五行九惠之教”，即统治者主持政事四十天，就要五次督行九种惠民政策。《管子》将人民提升至较高的地位。
《管子》在汉文化中被视为道家著作，《隋书·经籍志》则将其列入法家。事实上，《管子》中道家思想与法家思想兼而有之。《管子》认为古时候没有君臣之分、夫妇之配，人民“兽处群居，以力相征”，此时智诈愚、强凌弱、老幼孤独不安其居。圣人借助众人之力禁强止暴，使民归于正道。在上下有了秩序、民生有了根本之后，国都也随之建立。所以，《君臣下》篇载“国之所以为国者，民体以为国；君之所以为君者，赏罚以为君”，作者认为，这种“以为君”的“赏罚”就是法。《任法》篇载“夫生法者，君也”，认为最高统治者虽然掌握着“生法”的权力，但法的制定要体现“道”的存在。《心术上》篇载“事督乎法，法出乎权，权出千道”，《法法》篇载“宪律制度必法道”，《任法》篇载“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在《管子》看来，法必须体现道的至高性、恒常性、公平性特征。
《管子》主张以法治国。《明法》篇载“威不两错（措），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措）而已”，这是“以法治国”的最早记载。《法法》篇中，把治国的法度比作工匠用的规与矩。能工巧匠可以制造规矩，但是不能够废掉规矩来制作产品。圣人能制定法度，但不能废弃法度治理国家。再圣明的人，违背法度而治国，就好像废除规矩来制造产品一样，是不能成功的。《管子》强调法治，也不排斥德治和礼治，主张礼法并重，德法并举，来达到治国安邦的目的，即法的制定是国治的根本。
《管子》的法治思想中出现有先秦其他法家的势治与术治。《管子》反复申述权势的重要性，认为之所以出现“尊君卑臣”的现象，并不是君臣之间有什么亲情，是因为君主有权势，即“势胜”。君主凭借手中的生、杀、贵、贱、贫、富六种权势，就可以“畜其臣”，《法法》篇载“人臣亦望此六者以事其君，君臣之会，六者谓之谋”，提出君主要牢牢把握住权势。《管子》又强调“任术”的重要性。《明法解》篇载“主无术数，则群臣易欺之；国无明法，则百姓轻为非”，所谓“任术”，就是君主巩固君位并督责法令执行情况的权术。有了这种权术，君主就不会受蒙骗。
《管子》认为军队是“尊主安国之经”(《参患》），它具有两方面的功能：一是＂诛暴国“以稳定天下秩序，二是“禁邪”以镇压国内民众，在战国诸侯林立的情况下，他们不可以废除。针对儒、墨学者反对战争的言论，《法法》篇载“黄帝唐虞，帝之隆也，资有天下，制在一人。当此之时也，兵不废。今德不及三帝，天下不顺，而求废兵，不亦难乎”，提出军队“尊主安国”，这是其基本的职能。除此之外，他们还可以借之成就王霸之业，如《兵法》篇载“兵，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白心》篇载“兵不义不可”，主张正义的战争。
在军队建设方面，作者的目标是达到“盖天下”的战斗力。其一，厚施于民，“凡兵之用，必待民之用”，认为人民是军队的主力。如果统治者“加施千民者厚”，兵士就会“守战至死而不衰"，就会“事其主如事其母”，与统治者同忧患；《形势解》篇又载“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认为统治者如果轻视人民，就会造成相反的结果；其二，建立军政合一的一体化机制，即《小匡》提出的”作内政而寄军令”；其三，《七法》篇载“收天下之豪杰，有天下之骏雄”，要求选卒练士、严明军纪；其四，《参患》篇载“兵不完利，与无操者同实；甲不坚密，与伐者同实；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实；射而不能中，与无矢者同实；中而不能人，与无嫉者同实；将徒人，与伐者同实；短兵待远矢，与坐而待死者同实。故凡兵有大论，必先论其器”，提出加强武器装备，《七法》主张“聚天下之精财，论百工之锐器”，即武器不检查不能使用，不合格不能入库；其五，人之多少，兵之精粗，武器之优劣，这仅是“形”，军队战斗力的核心是“能”和“意”，即战争之令一旦下达，出兵按时，国人无议，这是“主明”；论功行赏，财货、军需有条不紊，这是“相知”；器备卒完，审时度势，这是“将能”，认为“主明””相知”“将能”是提高军队战斗力的关键。
在战略战术方面，《管子》提出“遍知天下”“以备待时，以时兴事”"乘瑕则神”“无设无形”等多项指导原则。作者重视战前对天下大势的把握，重视对敌方国君、将帅、军政、士卒的了解。《兵法》篇载“圣知敌则独行”，由于对敌方了如指掌，战争一旦开始，就会游刃有余，好像独来独去无往而不胜，《管子》称之“遍知天下无敌”。"遍知天下“有了取胜的把握，充其量只是战前的准备阶段，它并没有进入战争的实质。《霸言》篇载“圣人能辅时，不能违时。知者善谋，不如当时。精时者，日少而功多。夫谋无主则困，事无备则废。是以圣王务具其备，而慎守其时。以备待时，以时兴事，时至而举兵”，认为只有抓住时机主动出击，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而在具体的战斗过程中，则尤其要注意两点：一是避实击虚，二是兵无常形。《制分》篇载“凡用兵者，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即进攻敌人的坚处容易受挫，进攻敌人的弱处则会收得神效。
在古代典籍中，《管子》以包含丰富的经济思想而著称。轻重论是《管子》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农工商并重是《管子》经济思想的特色。《管子》主张在发展农业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工商业，做到“农夫不失其时，百工不失其功，商无废利，民无游日，财无砥滞”（《法法》），即农工商协调发展。在消费与财政问题方面，《管子》强调富国，它认为国之贫富与农业息息相关，《治国》篇载“粟也者，财之所归也”“农事胜则入粟多，入粟多则国富”，认为对于农业而言，除了粟米还有桑麻、六畜甚至山泽、田畴等基础设施，这些都被《管子》视为国之贫富的表现，《八观》篇载“行其山泽，观其桑麻，计其六畜之产，而贫富之国可知也”。为了富国，《管子·立政》还提出了发展农业的“君之所务”的具体政策。
《治国》篇载“变俗易习，驱众移民，至于杀之，而民不恶”，提出农业虽是富国之本，国家富足虽可使民众“安乡重家”，即国家安定，但前者并不是后者的最终决定因素。《权修》篇载“地之生财有时，民之用力有倦，而人君之欲无穷。以有时与有倦养无穷之君，而度量不生于其间，则上下相疾也。是以臣有杀其君，子有杀其父者矣。故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小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管子》指出了土地、人民与君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因而提倡君主消费的尚俭说成为《管子》经济思想的一个内容。《八观》篇载“审度量，节衣服，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也”，作者分析了由奢侈引起的＂奸智”与“邪巧”现象，再次强调节俭有度的重要性。
在国家财政问题上，《管子》提出了政府扮演商人角色直接获取经济利益的轻重学说。《管子》对商人的商业活动有深刻认识，《小匡》篇载“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乡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旌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商人调查年景的丰歉，观察社会的变化，了解四方的物产，摸清本地资源以推断市场价格。在此基础上，他们“料多少，计贵贱”，开始周流四方“买贱鬻贵”。通过他们的贩运与经营使物品互通有无，“羽旌不求而至，竹筋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认为这有利于人们的社会生活。《乘马》篇认为，由商人聚居而成的市场虽然“不能为多寡”，即不能增加社会财富，但通过其商业活动却能“知多寡”，即知道市场的需求，使生产者“生于虑，成于务”，从而使各类商品得到合理的调节。《乘马》篇载“无市则民乏”，是《管子》对商人商业活动的正面总结。另一方面，《权修》篇载“野与市争民”“粟与金争贵”，也提出商人是社会的不稳定因素。商人在商业活动中获取大量的财富，会诱使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流向商业领域，将妨碍农业的正常生产。
中国传统的赋税是以农业为主的直接税收，赋税作为直接向民众索取财物的方式，都会不同程度地受到民众的情绪抵触。《五辅》篇提出“薄征敛，轻征赋”，认为直接征收房屋税，人民可能拆毁房屋；直接征收树木税，人民可能砍伐幼树；直接征收牲畜税，人民可能宰杀幼畜；直接征收人口税，则可能抑制人口的繁衍。至于如何取得税收，作者托管仲之口提出了“官山海”的方法。“官山海＇就是在政府盐铁专卖基础上寓税于价的间接税收方式，它是《管子》轻重学说的主要内容。轻重学说旨在为国家取得财政收入。为实现这一目标，它强调政府对货币铸造权的垄断。《管子》多次提出“人君铸钱立币”，如《国蓄》篇载“君有山，山有金，以立币”，《山至数》篇载“君其率白徒之卒，铸庄山之金以立币”，提出采用“国铜”的政策，把铜收归国有，以保证国家铸币的原材料。《管子》又认为“五谷食米，民之司命也。黄金刀币，民之通施也”，认为国家如果掌握了商品交换的媒介——货币，就可以“执其通施，以御其司命”，即占有了货币、以手中的货币间接控制五谷食米等生活资料，轻重学说就可以运行。
《管子》教育思想紧紧围绕富国强民展开，具有较强的开放性与接受性，形成涉及面广、结构复杂而又比较协调的教育思想体系。《牧民》篇载“国有四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作者用礼、义、廉、耻四维体现出道德教育“内外兼求”的特点，并极力督促统治者予以高度重视，才能确保国家长治久安。《管子》对教育高度重视，将礼义作为其道德教育的最基本内容，主张用社会伦理道德规范约束个人道德行为。《管子》认为人才的培养对国家的治理有着重要的意义。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培养，并把其作为一项长期的战略，不能操之过急，急于求成于事无补，应目标长远，潜移默化，循序渐进。
《管子》吸取了前人的教育思想，继承了齐国重视教育的传统，围绕富国强兵的目的，强调教民务本、教民强兵、教民明法、教民养德、教民以技，大兴教育。《君臣上》篇载“主身者，正德之本也；官治者，耳目之制也。身立而民化，德正而官治。治官化民，其要在上，是故君子不求于民”，认为国家的治乱兴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教育、教化的好或者坏的结果。《牧民》篇认为经济是礼义教化的物质基础，“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文明程度才会提高。同时认为教育对经济发展也有巨大的促进作用。《管子》强调并充分肯定了教育对治国安民、富国强兵、移风易俗及“树人”、育人等方面的重大作用。
《管子》注重教育方法的研究，吸取了前人的教育思想，在教学和学生管理方面提出了较系统的理论。《弟子职》中还对学生日常的饮食起居之道、洒扫应对之节、坐立行卧之法等作了细致入微的规定。《管子》重视对国民的道德教育，《版法》篇强调统治者治国牧民“必先顺教，万民乡风”。《管子》认为人们在接受道德教育时应有积极主动的精神，不能懒惰懈怠，正如《形势解》篇载“解惰简慢，以之事主则不忠，以之事父母则不孝，以之起事则不成”，认为怠倦者是根本培养不出具有高尚道德修养的人的，这样的人对国家不忠，对父母不孝，做事也难以成功，终生无所事事，注定难有成就。
《管子》有很多篇章涉及自然和科学问题。如《度地》篇科学地总结了水的特性，提出了防治水患、兴修水利的诸多主张，被称作中原地区古代“最早的关于水利科学的著作”。《地员》记载土壤分类，在中国古代史籍中较为详细。《地数》记述铅和银、磁铁矿与铜矿、朱砂与黄金往往上下依存，表明当时人们对矿苗与矿物共生或伴生现象有了较为深入的观察。《管子》在生态保护与城市建设等领域也进行了讨论。基于“人与天调”的精神，《管子》提出“以时禁发”的环保理念与“因天材，就地利”的城建主张，体现出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追求。
《管子》书自刘向校录之后，内容基本确定，唐朝尹知章作《管子注》后，成为流传最广的版本，主要以有注的形态流传。《管子》版本主要有三种，其一是南宋绍兴年间浙江省刻本；其二是明刻刘绩《管子补注》本，傅增湘定为弘治刊本；其三是明万历十年赵用贤《管韩合刻》本。
唐代尹知章为《管子》作注之后，其后尹知章注本《管子》在北宋版刻，南宋有翻印。宋本《管子》今存两种，均是南宋刻本。一为南宋绍兴年间具杨忱《序》的浙江刻本，一为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本。南宋浙江刻本《管子》今存于国家图书馆，是《管子》版本中最古老的版本，在《管子》版本流传中颇有影响。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本《管子》亦是南宋刻本，曾经藏于山东海源阁，后归瞿氏铁琴铜剑楼。此本在民国年间，中国近代藏书家傅增湘曾经见到，现藏于俄罗斯。
南宋绍兴年间刊印的载有杨忱《管子序》的浙江省刻本《管子》，是现在中国国内保存的唯一宋本。此本现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二十四卷，题唐房玄龄注，黄丕烈、戴望跋，十二册，十二行，行二十二至二十五字，为白口，左右双边，《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宋刻本”。该书当校刊于南宋绍兴九年(1139)之后；其底本为张嵲抄校“大宋甲申杨忱序”刻本，即北宋庆历四年杨忱刻本，版心下记刻工姓名牛实、史祥、昌叹、乙成、金升等，与绍兴两浙西路刊《礼记正义》、衢州刊《三国志·魏志》多同，可推定为南宋初年浙江刻本。宋本《管子》在明代以后的传承大略如下：文徵明、文伯仁、徐乾学、黄丕烈、汪士钟、铁琴铜剑楼，后至中国国家图书馆。浙江省刻本《管子》首载杨忱《管子序》；次《管子目录》；次刘向《管子书录》；次《管子》正文；最后是张的《读（管子〉》。
南宋瞿源蔡潜道墨宝堂本《管子》，绍兴壬申年(公元1152年)孟春刊行，卷一后有木记云“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新雕印”，对北宋具杨忱《管子序》本有修订，与南宋浙江刻本《管子》微异。有清至民国年间保存的宋本《管子》，主要是南宋浙江刻本和瞿源蔡潜道宅墨宝堂本两种。墨宝堂本《管子》，海源阁旧藏，今已不存；清代学者孙星衍、陆贻典、黄丕烈、顾广圻曾用以校勘明本《管子》，洪颐煊、王念孙、宋翔凤亦以墨宝堂本为校本，对明本《管子》做过考察；戴望两种宋本《管子》均已见到，并在南宋浙江刻本后有跋语，他的《管子校正》主要参考了墨宝堂本。故墨宝堂本《管子》在有清一代影响较大。
刘绩本《管子补注》，傅增湘定为弘治刊本，现存书数量少，无影印本，但内容完整，可以补足浙刻本内容，用字也保存古字古义，能帮助考订浙刻本文字。刘绩本与浙刻本同源于尹知章《管子注》，但在刊刻过程中又有小异，因为浙刻本注释中许多反切注音，刘绩本无，而多了二十余条浙本没有的注解。刘绩以“绩按别本《注》”为标识，修订《管子》原注，《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云“于旧解颇有匡正”，此外，还有二十九条不同于今本《管子》的注释，注释集中千“经言”“外言”“短语”部分，卷数集中于前十五卷。就内容来说，注者更重视阴阳、儒家治国理论，注解多包含浙刻本《注》的内涵，并有所引发。
明朝初年，刘绩《管子补注》刻印，万历七年(公元1579年)，朱东光诸人翻刻。当时朱东光官分巡淮徐道，与凤阳知府张登云刊《中都四子集》，郭子章奉使凤阳，为之题词。因明初设中立府，府治在安徽凤阳，定为中都，故“中都四子”又称“中立四子”。《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于明万历七年由朱东光诸人翻刻刘绩本而成。四子本秉承刘绩本特点，前无目录和序跋，每卷之下无本卷篇章目录，卷下是篇题和正文。与刘绩本相较，此本用字比较正规·，补充刘本的脱漏文字，改正刘本因字形相近、音同或音近、因涉上下文而产生的讹误及刘绩本的重复字词，但是，在对刘绩本进行校改时，亦有讹误。
赵用贤本《管子》刊刻于明万历十年(公元1582年)，是《管韩合刻》本的一部分。赵本自刊印之日起，影响甚大，其后许多版本如凌汝亨本、吴勉学本、浙江书局《二十二子》本、《百子全书》本均题据赵本刻。赵本《管子》还有清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校刻本，对明刻本在文字上有所校改。赵用贤本《管子》，与《韩非子》一起刻印，称为《管韩合刻》本。因为与《韩非子》合刻，故首列王世贞《合刻管子韩非子序》，次赵用贤《管子书序》，次刘向《管子叙录》，次《管子凡例》，次《管子目录》，次《管子》正文，最后为《管子文评》。
《四库全书总目》经过多次修订，于乾隆四十六年完成。题永撰，总其者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在子部法家类著录赵用贤《管子》、刘绩《管子补注》提要。刘绩《管子补注》在《四库全书》中属于子部法家类。《四库全书总目》刘绩本《管子补注》所用底本为编修励守谦家藏本。四库馆臣缮写《四库全书》各本时，对底本加以修订，许多四库本较底本为优，已经为研究所证实。文渊阁《四库全书》赵用贤本《管子》，所用底本是大理寺卿陆锡熊家藏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管子》，为徐志晋详校，仓圣脉编修，杨珩等校对，郭洽怡等誊录。
清刻赵用贤本《管子》系光绪二年浙江书局据明刻赵本翻刻。首为赵用贤撰写的《管子书序》，次刘向《管子书录》，次《管子凡例》，次《管子目录》，次《管子》正文，卷后为《管子》文评。次为《牧民》篇正文。清刻本在翻刻之时与明刻本有差别，主要是字形不同，字义相同；其二是用字有不同。
《二十二子》本在清光绪初年由浙江书局辑刊，后上海古籍出版社据《二十二子》初印本影印出版。《二十二子》本《管子》系根据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翻刻，校对精审。首列赵用贤万历壬午序言，即《管子书序》；次刘向《管子书录》；次《管子凡例》；次《管子文评》，收录历代学者对管子的评价之语；第五部分为《管子目录》，亦为二十四卷。
此影刊本乃清常熟市东唐人张瑛在光绪年间影钞铁琴铜剑楼南宋浙江省刻本（又称为杨忱本）《管子》，属抱芳阁书坊覆刻。篇内在文字右侧作句读。本书首为杨忱《管子序》，其次为《管子目录》，其次为刘向《管子书录》，其次为《管子》正文，其次为张嵲《读（管子〉》，其次为《瞿氏书目》，其次为黄丕烈、戴望的跋文。张瑛影印宋本《管子》除了避清讳基本保存了宋本的原貌，又将瞿氏写的《管子书目》刊印其中，可使读者通过瞿氏的提要了解南宋浙江刻本《管子》与南宋瞿源蔡潜道宅本《管子》的不同及学者研究《管子》的概况。
中华民国年间《管子》刊印的版本，既有全本，也有节选本。随着二十世纪印刷技术发展，石印、铅印等新印刷技术亦应用千《管子》版本刊印中。代表性版本有善化人黄巩《管子编注》本，宏文图书社民国三年(公元1914年)印行，书中缝印有“存几堂”三个字；1915年五凤楼印行《管子》本，唐房玄龄注，王儒龄点句，此本据明会稽郡赵姓本（即明赵用贤《管韩合刻》本）校印，为石印本；民国八年公元(1919年)，上海扫叶山房石印百子全书本《管子》。此本中间鱼尾内上有“百子全书“四字，下有“扫叶山房“四字，中间折叠，一面一半；四部备要本《管子》，中华书局1936年出版。此本《管子》由上海中华书局据明吴郡赵氏本校刊，陆费逵总勘，高时显、吴汝霖辑校，丁辅之监造；扫叶山房石印本《管子》，该本为1920年上海扫叶山房根据明刻赵用贤《管韩合刻》本《管子》石印。版权页题“唐司空房元龄注《管子》，民国九年石印，总发行所：上海北市棋盘街扫叶山房”；支伟成《管子通释》，1924年出版，上海泰东图书局发行，此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研究之部》，主要是管子研究介绍，下篇是《解释之部》，是《管子》的内容。
当代《管子》版本众多，就印刷形式来说，既有影印本，亦有排印本；就《管子》内容来说，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有了《管子》白话全译的新形式。《诸子集成》本戴望《管子校正》,1935年由世界书局出版。《诸子集成》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由国学整理社辑录，世界书局1935年出版。世界书局本《诸子集成》收书32种，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收录先秦诸子的著作以及后人对先秦诸子的评述考据著作二十二种，下编收录汉魏六朝的诸子著作共十种。中华书局于1954年、1956年、1959年、1986年多次用世界书局版重印。
《管子选注》由《管子》注释组撰写，吉林人民出版社1975年9月出版。《管子》注释组的写作单位，包括长春新华印刷厂、吉林化肥厂、国营长春机械厂、中国人民解放军三O三六部队、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此本首为《前言》，次为《目录》，次为《管子》篇文。
《管子注译》，赵守正撰，上册由广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下册由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出版。此本首为钱家驹《序》，次为赵守正《（管子注译〉撰写说明》，次为《目录》，上册从《牧民》第一到《侈靡》第三十五，下册由《心术上》第三十六至《轻重庚》第八十六。
《管子通解》，赵守正撰，分为上、下两册。上册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下册由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10月出版。此本首为《前言一（管子〉断代》，次为《例言》，次为《目录》，列86篇，10篇有目无书，次为《管子》正文。赵守正《管子通解》在每篇文章中，按照段落进行标点，将注释放在段后，用自己的语言进行解释。在注释的过程中，参考了尹知章注、猪饲彦博的说法。
诸子百家丛书本《管子》，房玄龄注，刘绩增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9月影印浙江书局本《管子》出版。本书首为《出版说明》，说明诸子百家丛书出版的主旨、包含的典籍、所用底本。次为《目录》例》、《子管文评》、管《子目录》，以上诸条，与明刻赵用贤本《管子》同。此本以浙江书局光绪二年刊印的赵用贤本《管子》为底本进行影印。目录为上海古籍出版社所加，影印本在浙江书局本基础上，增加了标点，影印的典籍加上了页码。在书眉标卷数、篇目，便于查找阅读。
《管子今注今译》，李勉注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90年出版第1版，2013年出版第2版。李勉在《管子其人及其书》中，对《管子》与管仲进行了考察，并在《管仲学术思想及其才智评估》中，对管仲的学术思想进行评价。李勉在对《管子》今注今译的时候，将《管子》原篇段落中的标题移置到每一节的开头，并对小标题的内涵进行解释。然后列出篇文，全文之后，是”题解及考评“。对《管子》每篇的篇目含义进行解释，对篇文内容进行分析，对篇章的内在结构做出论证。之后是“今注”，对篇章文字进行注释，注意参考其他篇文内容来解释本篇，亦参照先秦两汉其他典籍、唐宋类书、字书、明清乾嘉学派的研究，对篇文进行解释。之后是“今译”，今译语言是典雅的白话文。
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全三册），中华书局2004年6月出版，属于《新编诸子集成》丛书本。此本首为《新编诸子集成出版缘起》，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撰写，其次为黎翔凤《序论》，其次为黎翔凤《凡例》，其次为梁运华《加工说明》，其次为《杨忱管子序》，其次为《刘向叙录》，其次为《目录》，其次为《管子校注》正文，最后是张嵲的《读管子》。本书质量颇佳，刊行之后，成为学术界研究的必备版本。因为本书对南宋浙江省刻本《管子》的脱漏文字进行了补充，又将俗体字改正为正体字，故此书是杨忱本系统下的一个新版本。
李山译注本《管子》，中华书局2009年3月出版，属于《中华经典藏书》丛书。首为《前言》，其次为《目录》，其次为《管子》正文。目录部分，注译者主要从《管子》中选取了四十二篇文章。正文部分，首为篇名。其次对本篇的内涵、结构、语言风格、篇章的精论点做出评价。正文以段落划分，在每段之下，是“注释”部分，用简括的语言对文字进行注释。之后是“译文”部分，用流畅的语言进行解释。著者对原文的文字有所校正。
刘晓艺校点本《管子》，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属于《国学典藏》丛书。此本首为《前言》，其次为《目录》，其次为《管子》正文，最后为《附录》。本书分为二十四卷。正文部分，在原文基础上增加了标点，将原注移到每一节的下面。本书中以南宋浙江省刻本《管子》校订朱东光《中都四子集》本《管子补注》，并在页下标注说明。文字为简体字，对原文内容有校改，故属于刘绩《管子补注》本系统中的新版本。
汉朝刘向在《管子叙录》中指出，“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肯定了《管子》中的治国兴邦思想。《韩非子·五蠹》也评价“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皆有之”，认为该书是治世之学。南宋初年的晁公武评价“予读仲书，见其谨政令，通商贾。均力役，尽地利，既为富强，又颇以礼义廉耻化其国俗。后之欲治者庶几之，犹可以制四夷而安中原地区，学者何可忽哉”，当时北方国土已在金朝的统治之下，晁公武希望统治者学习《管子》，“制四夷而安中国”。明代凌登嘉在《管子治略窽言叙》中称“精用之则王，杂用之则霸”。
民国时期，抗日爱国将领宋哲元将明代凌汝亨的朱墨套印本《管子》影印了千部，分赠军政各界诸同人。他在序中评价“独《管子》一书详确精，最合时宜，非空谈玄理论者比也”，认为《管子》是经世致用之书，非空谈玄理者能比。近现代汉学学者黎翔凤在《管子校注》中评价认为“《管子》内容博大，体系整饬，超越九流诸家之上。”学者赵守正在《管子通解》一书中评价“《管子》是面面俱全，百家荟萃的著作。”
西汉初年，《管子》在其单篇流传之时就出现研究的繁盛，并旋即迎来了两汉的勃兴且集中于西汉一朝，至东汉低落。在经历了三国两晋的短暂发展后，南北朝时进入低谷。自唐朝开始，《管子》研究呈现出循序、均衡的上升趋势。当代学者耿振东认为“《管子》研究在历代的升沉、盛衰是由该历史阶段的社会环境，即政治氛围、学术思潮、财经状况，以及研究者的主观条件等决定，其区别于其他子书的显著特征是它内含丰富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它的理财思想，独一无二的轻重学说是成为在《管子》研究中才能看到的文化现象。”就具体的《管子》研究而言，后人多从各个角度对其进行认知与实践，主要表现为辨伪、校注，认知。
《管子》文句的称引和辑录贯穿于自西汉至南宋，成为《管子》研究在历代得以延续的基本内容。《管子》的辨伪主要集中于西汉、晋朝、唐、宋。西汉刘向在整校《管子》时对其作出的八个分组是《管子》辨伪的重要成果。在此基础上，西晋傅玄提出了“《管子》书，过半是后之好事者所加”的论断。唐朝的孔颖达、尹知章、杜佑、宋代的杨忱、徐积、张嵲把《管子》与管仲思想等同起来。唐代柳宗元首次对《管子》“经言”中的四维论提出批评，并认为“四维者非管子之言”。之后，宋代的苏辙、朱熹、叶适、韩元吉以管仲思想为标准，对《管子》一书分别作出了“诸子著书因管子之说而益增之”“战国时人收拾仲当时行事言语之类着之，并附以它书”“数术家”“自立言议而被以管子之名”、稷下学宫“齐国之士”所作的判断，这些均推动了《管子》的辨伪研究。
《管子》的校注主要集中于唐、宋。在唐朝，以尹知章《管子注》的注释体形式出现；在宋代，以张嵲《读（管子〉》、黄震《黄氏日钞》的读书笔记的形式出现。由于唐以后的《管子》文本大多内含尹知章的注释成果，《管子注》成为包括张嵲、黄震等后世学者开展《管子》注释研究的重要参考。《管子》治道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汉、三国、唐和宋。就西汉、三国时期而言，其表现是对《管子》治道思想的综合运用，如贾谊《管子》的礼法思想，晁错《管子》的重农贵粟思想、军事思想，桑弘羊《管子》的轻重思想，诸葛亮《管子》的农商思想、法治思想、德治思想、军事思想等。就唐、宋而言，其表现则是对《管子》轻重学说的实践与发展，如唐朝刘晏对常平仓、常平盐、以商助官制度的设置与实践，陆贽对货币功用的阐释，白居易独特的“利出一孔“论，宋代李舰对平籴法的修正，欧阳修的＂权商贾“理论，王安石对均输法、青苗法、市易法的设置等。
《管子》文本的认知与阐发主要集中于西汉和两宋。《淮南子》对《管子》成书的诠释指出了《管子》一书浓厚的治世性质，认为《管子》中气论、养生论、五行、礼法等思想反映了其具有的杂家色彩。司马迁称引《管子》文句以概括管仲治齐，刘向《管子叙录》指出《管子》书旨在“富国安民”，杨忱认为《管子》具有王道与霸术相统一的性质，苏轼、苏辙肯定《管子》中的霸术思想等，都是对其治世性质的诠释。而刘向对《管子》作出“经言”“外言”"区言”“杂篇”“轻重”等八组的划分，朱熹认为“《管子》之书杂”，叶适提出“《管子》非一人之笔，亦非一时之书“，黄震认为《管子》“庞杂重复，似不出一人之手”，均认为《管子》一书具有杂家色彩。
历代《管子》研究著作较多，如南宋叶适《习学记言》、黄震《黄氏日抄》和王应麟《困学纪闻》中都有研读《管子》的内容。明代朱长春《管子》，清代洪颐煊《管子义证》、王念孙《读书杂志》、宋翔凤《管子识误》、戴望《管子校正》，近代以来郭嵩焘《读管札记》、何如璋《管子析疑》、梁启超《管子传》、尹桐阳《管子新释》、李哲明《管子校义》、石一参《管子今诠》、郭沫若等《管子集校》、马非百《管子轻重篇新诠》、黎翔凤《管子校注》等，还有日本学者猪饲彦博《管子补正》、安井衡《管子》等，都对研读《管子》文本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此外，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先秦部分）、巫宝三《管子经济思想研究》等，对《管子》的经济思想进行了解读。近年来疏解白话今译《管子》的，有赵守正《管子注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