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22:13
卞仲耘（1916年-1966年8月5日），女，安徽省无为市人，毕业于成都齐鲁大学经济系，原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副校长，文革中被学生打死的第一名教育工作者。
卞仲耘早年因父亲重男轻女和母亲早死，又因为继母虐待，所以卞仲耘小时候靠一个独身的姑母养大，生活艰苦。她上学全靠哥哥支持，在西北大学、燕京大学读书。1941年，卞仲耘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8年6月，卞仲耘参加了新的中共中央地方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次年，在战友的邀请下卞仲耘转入教育界，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当教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卞仲耘每天被批斗不止。同年8月5日，卞仲耘被红卫兵打死。1978年，北京市正式给卞仲耘平反，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
卞仲耘家庭虽然富有，但父亲重男轻女，又因为卞仲耘的母亲早死，继母虐待，所以卞仲耘小时候靠一个独身的姑母养大，生活艰苦。她上学全靠哥哥支持，高中毕业后，在西北大学、燕京大学读书。后来毕业于成都齐鲁大学经济系。1937年初夏，卞仲耘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就当了3个月的小学教师，一边补习中、英文和数学，准备再考大学。
1938年春天，卞仲耘随同安徽省芜湖女中师生迁移到长沙市。倾向进步的卞仲耘来到八路军驻长沙办事处，提出了去延安抗大学习的请求，当场填写了表格。1940年，中国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战地服务团在国民党军队中无法坚持。卞仲耘打算继续上学深造，遂考入已迁移到陕南的西北大学经济系，实现了自己的大学梦。1941年，在大学学习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抗战胜利后，王晶垚领受中共的指派，前往北平市。他于11月赶回成都市，将卞仲耘接到西安市结婚，婚后一起越过风陵渡进入太岳解放区。卞仲耘夫妇很快就被解放区民兵截住了，送往太岳军区敌工部。卞仲耘等向解放军首长详述了自己的身份和要去北平的目的。太岳军区将他们送到晋冀鲁豫军区。几天后就是阳历年底，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召开晚会欢度新年，军区后勤部为王晶垚、卞仲耘发了军装。在晚会上夫妻二人来了一个男女声合唱《在太行山上》。之后夫妻二人留在了新华分社工作。1948年6月，卞仲耘参加了新的中共中央地方局机关报《人民日报》的创建。她是《人民日报》在战争年代为数甚少的几位女编辑之一。1949年初，卞仲耘在解放后的北平市见到了战友胡志涛。胡志涛热情地邀请卞仲耘转入教育界，一起去北京师范大学女子附属中学当教师。1956年，卞仲耘担任学校党总支书记。1962年，卞仲耘恢复原职与胡志涛相互支持。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被该校的一群女学生殴打致死。同年8月9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在悲痛中收到一封署名“师大女附中一教师”的匿名唁函。卞仲耘死后，按照当时的规定，这样的“黑帮分子”的骨灰是不能进八宝山革命公墓的。卞仲耘丈夫和孩子们只能偷偷地在家里为她布置一个秘密灵堂。1973年，学校革委会依照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1978年，北京市正式给卞仲耘平反，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
卞仲耘少女时代的理想是当教师，她曾三次短暂地当过教师。青年时代的卞仲耘，性情温和，喜欢读书，爱好歌咏，充满革命理想，不惜为之献身。她和王晶垚相约，待到大学毕业，就投身于推翻旧制度的战斗生活。晋冀鲁豫军区机关召开晚会欢度新年，在晚会上卞仲耘夫妇来了一个男女声合唱《在太行山上》。
文革爆发前的一年里，一些附中女学生将大字报贴到了卞仲耘家的大门上。大部分大字报并没有什么理论辩驳，却充满了粗俗的谩骂。其中贴到卞仲耘卧室门上的大字报写着：“狗恶霸，卞毒蛇，你他妈的听着：你再敢骑在劳动人民头上耀武扬威，我们要抽你的狗筋、砍你的狗头。你他妈的别妄想东山再起，我们要断你的孙，绝你的种，砸你个稀巴烂。”后人难以想象，如此粗鄙低俗的文字出自中学女生之手，而且这样的粗俗野蛮仅仅是更大罪恶的开端。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出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通知”。同年6月21日的中午，工作组把卞仲耘从新市委叫回来(注:工作组进校后，卞仲耘在北京饭店新市委组织的学习班里集中学习)。下午两点钟，批斗大会上，一个曾做过人事工作的干部说:卞仲耘包庇原语文教研组长唐x。高年级的学生跑上台，用学校自制的枪头包有铁皮的假步枪，你一枪，我一枪，几枪就把卞仲耘捅倒在地。
1966年8月4日下午，卞仲耘、胡志涛等校领导，在集中学习的时候，被突然闯入的学生毒打。8月5日上午，胡志涛副校长(女)去北京新市委上访，要求保证人身安全。8月5日下午2点起，高一3班干部子女发起游斗校领导，继续对卞仲耘等五名校领导进行毒打辱骂，下手特别狠。下午5时许，卞仲耘已经失去知觉，大小便失禁，倒在宿舍楼门口的台阶上。傍晚，昏迷的卞校长被刘进、宋彬彬、李松文等多位师生送到邮电医院，医生要求出示学校证明方可抢救，为此双方发生了争执，最后达成共识，由李松文老师牵头作保，院方予以抢救。经抢救无效，卞仲耘于当晚9点死亡。
卞仲耘死后，丈夫王晶垚被通知到了邮电医院。他看到的是妻子遍体鳞伤的尸体。特别是卞仲耘的头部，肿得很大，而且全是乌青色。王晶垚找到女附中负责人，要求他们写下名字。签名的7人中有宋彬彬、刘进等人。当时照相机是贵重物品，卞仲耘家没有照相机，王晶垚第二天到西单商场买了一个，在医院的太平间里摄下卞仲耘的遗体照片。为处置卞仲耘的遗体。王晶垚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小平女儿)。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遭到王晶垚反对。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1973年，卞仲耘得到了一个“没有问题”的“结论”。学校革委会依照规定，给了卞仲耘家人400块钱。
1978年，北京市西城区委员会给卞仲耘开了追悼会，为她“昭雪”，把卞仲耘的惨死归咎于林彪、四人帮的颠倒敌我，纵容、支持坏人，在八宝山举行了追悼会。
1979年4月，王晶垚向北京市司法机关提交控诉书，要求调查处理杀人凶手。原因是“追诉时效期限”已过。2014年1月12日，当年参与此事件的宋彬彬、刘进，对文革受害者发表《道歉信》，并为自己的罪行开脱。1月27日，93岁高龄的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一份《关于宋彬彬刘进虚伪道歉的声明》：“……在‘八五事件’真相大白于天下之前，我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文化大革命”否定了建国以来十七年大量的正确方针政策和成就，这实际上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包括毛泽东同志自己在内的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工作，否定了全国各族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苦卓绝的奋斗。
抗战胜利后，卞仲耘和王晶垚在西安结婚。1946年8月，卞仲耘生下了大女儿。
她中等身材，白净的鹅蛋脸上经常带着笑容，一头自然卷曲的短发向耳后，显得格外文雅、朴素。她的性格善良，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说话从不厉声粗气。她能接近人，大家都愿意找她谈心。在她担任党总支书记期间，每次在市委或区委开会，她都能认真领会精神，一丝不苟地用她的一手秀丽工整的字又快又准地记下笔记。同志们听她的传达报告，感到详尽无误、清楚明白。对她的忠诚老实的工作作风，大家更是敬佩。她不愧是一名党的好干部。（北京师大女附中副校长胡志涛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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