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4:51
《国际法视角下的甲午战争》是200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戚其章。本书主要讲述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前因后果。
从国际法的角度来审视甲午战争，并不是简单地将日本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与国际法条文作一排列比较就可以完成的。它既需要对甲午战争史实（甚至于细枝末节）的熟悉，对既有甲午战争史研究进展的了解，还需要对涉及到众多问题的国际法知识的准确把握。对任何一个学者来说，这都不是一个轻松的任务。戚其章先生无疑是进行这一探索的理想人选。多年来对甲午战争史的深入研究，使他对甲午战争的全过程了然于胸，对历史事件的任何曲解和虚构都难以在他这里侥幸蒙混过关。而国际法研究虽非作者以往的研究主项，但该书的论述仍是准确精到。可以看出，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于精研国际法方面下了不少功夫。比如，对于当时比较有影响的几部国际法著作，如《万国公法》、《星指南》、《公法便览》及《公法会通》等，书中都有若干贴切的引证。显然，作者对这几部著作都作了认真的研读。
日本的一些人常常鼓吹甲午战争的“偶发论”，更有甚者，扶桑社出版的初中教科书竟暗示是由于中国将日本视为假想敌而引发了战争。戚先生从日本有明确目的地大肆扩充军备、制定“征清”方案、日本间谍的在华活动等方面的研究入手，指证这是一场日本蓄谋已久的对华战争。作者征引明治政府主要决策人岩仓具视、山县有朋等人的谈话，明确无误地表明，日本扩充军备，尤其是扩建海军, 完全是有目的地针对中国的北洋水师而进行的。及至海军扩建完成后，日本便急不可待地寻找机会，以图早日与北洋舰队一决雌雄。除了作者以往素有研究的那些证据外，戚著还充分利用了最近这些年来（即作者《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1994年出版后）所发掘出来的新资料，如由日本学者山本四郎发掘的时任参谋本部陆军部第二局局长小川又次陆军大佐的《清国征讨方略》。小川在1887年写成的方略中提出：“于今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之时，万一不取进取计划，让一步，取单纯防御方略，外则日益招来觊觎，内则士气日益衰败。国家兴亡之所系，岂有甚于此者。”小川通过自己的在华调查，指出清朝并非日本一些人所想象的强国，“因此，乘彼尚幼稚，断其四肢，伤其身体，使之不能活动，我国始能保持安宁，亚洲大势始得以维持”，“且今日乃豺狼世界，完全不能以道理、信义交往。最紧要者，莫过于研究断然进取方略，谋求国运隆盛。”阅读如此赤裸语言的征讨方策，不知道“偶发论”的坚持者还有什么话说? 另一日本学者中冢明？从福岛县立图书馆“佐藤文库”中发现的海军部的6位军官提出的6份“征清”方策，则进一步补充了日本海军方面对“征清”方策的讨论。这些文件的提出日期都在1887-1888年间，可见，参谋本部此时有组织地讨论过作战构想。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陆奥外交”的分析。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担任日本外交大臣的陆奥宗光在日本国内评价很高。在日本外务省院内，历届外务大臣中只给陆奥一人树了铜像，便说明了这一点。不仅如此，在日本史学界，陆奥国被打扮成一位推行和平外交的代表人物。作者以整整一章的篇幅对陆奥外交进行了剖析，展现了在对中国开战前陆奥所采取的拉拢英国，稳住俄罗斯的狡手段，揭露了陆奥外交公然践踏国际法，撕毁条约和协定，精心设计和制造开战口实的种种事实。作者指出，日本别有用心地提出改革朝鲜内政，最后甚至“擒王劫政”，粗暴地违法了国际公法的多项条文。陆奥外交是“预谋战争的侵略外交和强权外交” 。
关于日本决定向朝鲜派兵的“六·二出兵”问题，不少日本学者认为，陆奥是想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决定出兵乃事出无奈和被迫。至于后来走向战争，并不是陆奥本人的意志，而是其他人的意志了。戚著指出，正是陆奥国设下圈套，力促清朝出兵朝鲜，一旦获知清政府准备出兵的意向后，日本内阁便立即在6月2日作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而事实上，6月3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才正式请求中国派兵，6月6日，清军才派兵赴朝。在内阁会议之前，陆奥在5月31日便与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讨论出兵规模和手续问题。在内阁决定出兵的当天夜里，陆奥将参谋次长、外务次官请到外相官邸，讨论的并不是怎样和平解决朝鲜的动乱及如何处理与清军的关系问题，而是怎样与清军作战和如何取胜的问题。作者指出，在出兵问题上，陆奥并不是被动的，而是积极主动，与军方并无分歧可言。在中方提出共同撤军的建议，并与大鸟达成一致意见之后，也正是陆奥否定了这一撤兵计划。在他的支持下，大鸟提出了对朝鲜采取“擒王劫政”暴力方案。以首相伊藤博文为首的大多数阁僚尚担心此举过于违反法理，违背承诺，会在国际上产生严重影响，但陆奥却一意孤行。他密令大鸟：“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一切责任由我负之”（戚著，第201页）。由此可见，陆奥挑起战争的心情是何等之急迫，哪里还有和平外交的影子？
不仅是对日本的一些人作出回应，也值得引起中国学者注意的是，作者对于日本出兵朝鲜的法理依据的辨析。日方一再声称，它是依据日朝《济物浦条约》第五款和中日《天津条约》第三款而出兵的。作者指出，这两个依据都是不存在的。《济物浦条约》第五款有“日本公使馆置兵员若干备警事”之文字。所谓置兵员若干，虽为不定之数，但既规定限于担任公使馆警备之用，为数是有限的，绝不可以解释成可派7000余人的大军压境。这一点，朝鲜方面当时便已向日方提出交涉，要求日方撤兵。
关于甲午开战的时间，前后竟有6种说法之多。1. 以7月23日上午11时日本联合舰队离开佐世保港为开始时间；2. 以7月23日凌晨汉阳日军攻占朝鲜王宫为开始时间；3. 以7月25日日本海军在丰岛海面袭击中国军舰为开始时间；4. 以7月25日所谓中国军舰在丰岛海面炮击日本军舰为开始时间；5. 以日本军舰浪速号临检英国商船高升号为开始时间；6. 以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为开始时间。不同的说法自然包含着不同的主张和目的。作者通过对如何确定开战时间的讨论，澄清了日本应当承担甲午开战的战争责任问题。
作者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日本击沉高升号问题。清朝当时对于这一公然践踏国际法的事件会引起英国的干预曾寄予厚望。李鸿章在当天的两封电报中曾预计，“高升号系怡和船，租与我用，上挂英旗，倭敢无故击毁，英国必不答应”，“未宣战而敢击，亦藐视公法矣！”（戚著，第291页）。英国起初的反应确实比较激愤，英远东舰队司令曾致电日本联合舰队司令，责问日本军舰何以在未通告宣战的情况下攻击英国商船，要求日方立即罢免和拘捕浪速号舰长和涉及这一事件的有关高级官员。否则，他将采取报复行动。但后来，在日本的活动（包括对一些人的金钱收买）下，英国舆论改变了强调。当时英国一些著名的国际法专家，如牛津大学教授胡兰德（T. E. Holland）、剑桥大学教授韦斯特莱克(J. Westlake) 和格林威治海军大学教授大卫·劳伦斯( T. J. Lawrence)曾先后发撰写文章或发表演说，为日本开脱责任，对当时的舆论产生了于中国不利的导向作用。胡兰德认为，日本军官强迫高升号服从其命令，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充分的战争行为，战争此时已经开始，高升号也已充分了解到了战争的存在。在战争已经开始的情况下，日本军官当然有权以必要的实力使对方屈从其命令。况且，高升号从事的是支援地面作战部队的运输，日本为了不使其到达目的地，有权使用一切必要的实力。
戚著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实际上是针对这些法学权威的观点而进行的。作者指出，这些权威的基本立场是非中立的，而他们所依据的又主要是日本公布的材料，因此，他们的观点无论是在法理上还是在事实依据上都不能成立。作者从4 个方面讨论了高升号事件：1. 指出作为对方立论基础的日方对事实的编造，如编造中国军舰在此前的丰岛之战中首先炮击日舰，其后又将本来毫无关系的丰岛之战与击沉高升号拉扯到一起，将单独航行的高升号说成与中国军舰同行，从而为其击沉行为寻找借口。2. 指出日本军舰炮击无防卫能力的抛锚商船以及向落水士兵射击的行为，是公然蔑视和和违反国际法的暴行。3. 当时中日尚处和平时期，英国也正在中日之间进行斡旋，日本即挑起战端，这与国际法的避免用武力来解决争执的原则根本不相容。4. 中国向朝鲜运兵，并非是对日本的敌对行动，不能被日本视为开战的理由。中国向朝鲜派兵系应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要求，是符合国际法的。从法理上说，日本的开战依据是虚假的，它要“行使交战权”的前提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日本军队对战争法规的藐视和践踏可以说是世人皆知，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究其历史，其实早在上个世纪的中日甲午战争便已发端。但是，这段暴行史并没有引起国际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日本的御用学者曾一再声称，日本军队是一支文明之师，它在战争中很好地遵守了国际法，这一论调还大有越叫越响之势。戚先生对日本战争暴行尤其是旅顺大屠杀的研究有力地揭穿了这一弥天大谎。
作者在此大量引用了记录于50年代的甲午战争幸存者的口述史料。这些叙述者都是当年日军各种暴行的目击证人，他们的证词具有珍贵的历史价值。在对旅顺大屠杀的研究中，作者更大量引用了当时在旅顺的西方新闻记者、驻外武官和医务人员的报告，这些第三方面有关旅顺屠杀的报告自然更具权威性。其中，美国《世界报》长篇通讯《旅顺大屠杀》的作者的思想变化过程尤具典型性。该记者原对日军持支持态度，认为日军采取的是保障朝鲜独立的正义行动，并曾在最初的报道中称赞日军勇敢和人道。但在目睹了日军在旅顺的所作所为后，他原来的观念崩溃了，终于写下暴露日军野蛮暴行的《旅顺大屠杀》。作者经过考证还确认，英国海员艾伦（James Allan）所写的揭露旅顺屠杀的《在龙旗下》一书，并非是人们所认为的文学作品，而是一部真实的亲历其境的回忆录。虽然书中有个别的记忆不准或表述不清楚之处，但基本内容不仅真实可信，还提供了不少新材料。戚著认为，旅顺大屠杀中，中方受害者达20000余人。旅顺屠杀并不是一起个别军人所犯的战争罪行，而是一起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其性质格外严重。
戚著对战争赔款及日本在条约外的掠夺的研究也很独到。从法律的观点来看，战胜国对战败国的赔款要求是应该有一定限度的，主要是为了偿还战胜国的战费。作者考证，到马关议和时，日本军费支出不超过1.37亿日元，折合库平银9160万两。但日本却狮子大开口，提出了赔款3亿两的要求，最后以2亿两成约。不仅如此，在交款过程中，日本又在库平银的成色及以英镑支付等方面做文章，使中国实际上多支付了2819万两，此外，日本还掠夺了价值库平银8028万两的各类物资。总之，日本通过中日甲午战争而成为暴发户。作者由此而得出的结论一语中的，它展现了解释此后日本历史发展的一条线索：日本当局真正尝到了发动侵略战争的甜头，也切实感觉到了发动侵略战争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于是，凭借这笔滚滚而至的巨款，日本进一步扩军备战，使整个日本国家战争机器化，成为日后东亚地区的主要战争策源地。
作者从国际法角度来观察甲午战争的努力是成功的，史实的叙述和法理的论析在书中得到了有机的结合。然而，既是初步的尝试，自然难以尽善尽美。就以中日甲午战争的研究来说，日本蓄意挑起战争，中国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这对中国人来说，是再明白不过的事。但是，从国际法角度来审视这场战争，揭露日本对中国的非法侵略，却一直是未竟之功。相反，日本人倒是对此毫不懈怠。战后不久，1896年，曾担任侵华的日本第二军国际法顾问的有贺长雄，便先后出版了法文和日文版的《日清战役国际法论》。1899年，日本的另一位国际法学者高桥作卫出版了英文版的《日清战争国际法事件论》，后来，又出版了讨论丰岛海战的《英船高升号之击沉》。这些著作将法理研究建立在伪造的历史之上，混淆了国际视听。
对于这些，中国学者以往曾陆续以自己的实证研究作出过反应，以维护历史的真相。然而，从国际法的层面系统而全面地作出中国学者应有的回答，戚著当为第一部。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它无疑是填补了以往研究中的一块空白，一块不应该再继续存在的空白。从国际对话的角度来看，这一回应对于澄清史实，以正视听，亦具有重要价值。
首先，该书是多学科交叉研究的成功范例。
其次，该书系统地批判了一百年来日本方面对中日甲午战争的一些谬论。甲午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一手策划的，对中国和朝鲜进行侵略的野蛮战争。戚其章先生用大量的事实，系统地批驳了上述谬论。他揭露了日本在甲午战争中违反国际法的种种罪行，戳穿了“陆奥外交”的真实面目，使日本“维持朝鲜独立”的真相大白于天下。对右派知识分子的谬论的批驳，既有学术价值，又有现实意义。
另外，该书对甲午战争期间国际关系的研究有新的突破。作者将1894年6月14日至7月23日期间英国的远东政策分成四个阶段来写，使非常复杂的转变过程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也是本书的成功之处。
该书在材料的运用上也很有新意。作者不拘泥于学界以往的见解，用其他史料印证了《在龙旗下》对旅顺大屠杀记述的真实性。通过《在龙旗下》与其他史料的相互补正，作者还弄清楚了有关大屠杀的一些细节问题，比如：日本侵略军在旅顺曾经两次举行祝捷会。11月21日午后这次，因为突然发生紧急情况，只能提前终止；11月24日这次只是补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