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07-05 16:43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称日清戦争、国际通称First Sino-Japanese War、第一次中日战争），指在1894年7月25日—1895年4月17日期间，中日之间发生的一场战争。
日本明治维新后，展开了一系列对朝鲜和中国的侵略行动。在清政府协助朝鲜平定东学党起义的过程中，日本出兵朝鲜，突袭清政府的北洋水师，引发甲午战争。日本分水陆两方向中原地区进军，陆军先后占领了平壤、辽东半岛，将战火引至中国境内；日本海军在黄海海战中重创北洋水师，后与陆军配合在威海卫将其全歼。
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马关条约》规定，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和澎湖列岛给日本、赔款白银2亿两、开放商埠、不逮捕日本军队服务者、赋予日本领事权等。虽然在三国干涉下，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中国，但台湾及其附属岛屿从此成为日本殖民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甲午战争对中日双方都影响深远。对中国来说，加深了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刺激了华族的觉醒，戊戌变法由此开始酝酿。日本方面，中国的巨额赔款和殖民地的财富被用来扩军备战，发展钢铁、通讯等基础产业，使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军国主义恶性膨胀，军部地位上升，开始左右政治，为日本以后发动战争埋下了种子；日本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并取代中国的地位成为东亚强国，同时还获得了更多国际力量的支持。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逐步加深。为挽救危局，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朝廷中的洋务派掀起了一场以“自强”“求富”为口号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在科学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方面向欧美看齐，因此清代一度出现“同治中兴”的景象。清朝于1888年正式建立了北洋水师，成为亚洲一个强大的海军力量，即使欧美列强也放缓了侵略脚步，但清朝并未像日本那样变革国家制度，因此所谓的“中兴”也只是“回光返照”而已。
清政府一直自诩为“天朝上国”，在与西方各国打交道的过程中，认为西方人“并不利我土地人民”，只是想在贸易上获取些利益，于是就更加放松了军备意识。维护北洋水师经费都被挪用来修建颐和园作为给慈禧太后六十寿诞的礼物。与此同时，清代吏治腐败，人民生活闲苦，官场中各派系明争暗斗、尔虞我诈，国防军事外强中干，纪律松弛。中日两国不断在朝鲜问题上展开争夺，已难免一战。
在光绪初年，朝鲜的国王李熙年幼，他的父亲大院君李昰应摄政。大院君是个十分守旧的人，他屡次杀传教士，坚决不与外人通商。大院君厌恶日本的维新，因而拒绝与新的日本往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士们提倡“征韩”。光绪元年（即1875年，日本明治八年）发生朝鲜炮击日本船的案子，即所谓江华岛事件，为日本征韩派提供了借口。日本派出使节与朝鲜交涉。订立“友好通商条约”，承认朝鲜是独立自主的国家，否认了中国的宗主权。
1882年7月23日，朝鲜爆发带有反日色彩的壬午兵变，日本海军“金刚”“比”“日进”“天城”“清辉”等军舰护送陆军前往朝鲜兴师问罪。迫使朝鲜政府又一次缔结了不平等条约，即《济物浦条约》（亦称《仁川条约》）。为防日本借机控制朝鲜，清政府火速海运淮军精锐入朝，平息乱局，不留口实给日本。事件中，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亲自率“超勇”“扬威”“威远”“登瀛洲”4舰驶抵朝鲜，配合陆军控制局势，中、日双方舰队聚集在仁川，并泊对峙，首次形成双方正面抗衡的局面。
1884年，壬午兵变平息后不到两年，中法战争爆发。日本认为中国自顾不暇，乘机支持朝鲜亲日派发动武装政变，建立亲日政权，史称甲申事变。事发后，驻朝清军果断出兵挫败了政变，北洋水师也调派军舰到达朝鲜声援，再一次与匆匆赶至的日本海军舰船对峙于朝鲜沿海。光绪十一年（1885年）春，伊藤与李鸿章订《天津协定》，条约规定：双方皆撤退驻朝鲜的军队，但朝鲜以后如有内乱，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时“应先互行知照”。这一规定，为日本借故出兵朝鲜提供了依据。
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后，迅速地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扩张，制定了旨在侵略朝鲜和中原地区的“大陆政策”：第一步侵占中国的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侵占中国的东北地区和蒙古；第四步征服全中国；最后独占亚洲，称霸世界。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台湾。1876年，日本以武力胁迫朝鲜接受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攫取侵略特权。1879年，日本又吞并了琉球王国。19世纪80年代，日本进一步加紧扩军备战。1880年，日本参谋本部长海县有朋就向日本天皇提出扩充军备的计划，以准备对中国发动战争。1887年，日本参谋部拟定了《讨清国策》，计划以武力攻占北京和长江中下游平原，将从山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及岛屿划归日本版图，肢解中原地区其他地方为几个小国，附属于日本，并狂妄地提出：“以五年为期作为准备，抓住时机，准备进攻”，对中国进行一场“国运相赌”的战争。
1892年日本提前完成了自1885年开始的10年扩军计划，建立起一支以中国海陆军为“假想敌”的近代海军。1890年和1892年，日本两次举行大规模海陆军联合演习，并不断派遣间谍潜入朝鲜和中国窃取情报，绘制军用地图，伺机对中朝发动大规模战争。与此时，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在国内极力煽动战争狂热。1890年日本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公然把朝鲜、中国东北和台湾说成是日本的“利益线”是与日本“安危密切相关的地区”，宣称保卫利益线是“国家独立自卫之道”。1893年，日本成立了战时大本营，作好了对朝鲜和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的准备。
19世纪90年代后，日本发生了经济危机，工人大批失业，农业连年歉收，米价不断上涨，广大城乡的失业工人和破产农民不断暴动，国内阶级矛盾和斗争尖锐。日本统治集团为了摆脱困境，转移人民的斗争，企图从对外扩张中寻找出路，通过对外发动侵略战争，开辟国外市场，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以摆脱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转移阶级矛盾。
19世纪70年代起，世界资本主义开始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至九十年代，英、美、法、俄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渐次完成过渡到垄断阶段。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在这种形势下，半殖民地的中国和朝鲜成为其争夺、分割的重要目标。在19世纪末，英国工业产量已落后于美国，重工业产量也落后于德国。它在东方扶植日本军国主义侵略势力，以抵制沙俄侵略势力的扩张。而在甲午战争前，法国的工业发展已落后于英、美、德三国，降居第四位。俄法是反法西斯同盟，法国在财政上、外交上支持俄罗斯，俄国在政治上支持法国推行对中国的侵略政策。俄国在经济上相对落后，但靠庞大的军事力量和法国的财政支持，同英国争霸远东，争夺对清政府的控制权。英、俄矛盾一直十分尖锐，八十年代为争夺阿富汗几乎爆发战争。俄国在中东受到英国的阻挡，便向远东，特别是对中国、朝鲜扩张侵略势力。美、德则是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它们迅速发展起来的垄断经济，已经超过英、法等国。美国工业产量已跃居世界首位，它积极支持日本侵略中国、朝鲜。
北洋海军，是当时中国唯一的一支具有国家编制的近代化海上武装。北洋海军源起于1875年李鸿章组建的北洋水师，1888年正式获得国家颁定的编制改名。到甲午战争前，北洋舰队的大沽口、威海卫和旅顺三大基地建成。虽然名为北洋，实际上扮演的是国家海军的角色，在体制上类似于绿营军队。北洋海军的人员主要由军官、士兵、洋员三部分组成。是一支较为专业的的近代化海军。
北洋海军的主要组成部分是舰船部队，每艘军舰不论大小，都如同绿营部队的一个营级单位，舰长则相当于营官，称为管带。根据军舰的性质不同，北洋海军的舰船分为战船、练船、运船、守船、鱼雷快艇共五个舰种。战船有铁甲舰、穹甲、装甲巡洋舰及鱼雷艇等，分别从英国、德国等采购。至1888年成军时，北洋海军的舰船实力超过了日本海军，位居亚洲第一。
北洋海军成军时具有国家编制的舰船一共是25艘，包含战船15艘（含鱼雷艇）、守船6艘、练船3艘、运船1艘。此外，还有一批未能解决正式编制和从外省调拨借用的军舰，共有17艘。甲午战前北洋海军实际拥有舰艇总计42艘，这其中排水量大于1000吨的主力战船共13艘，不足总数的三分之一。这13艘主力战船的体量规模，则呈现出十分明显的2大11小的特点，铁甲舰“定远”“镇远”号单舰排水量在7000吨以上，剩下的11艘战船中排水量为2000吨级的共6艘，1000吨级的有5艘。其中设计老旧、濒临淘汰的达5艘之多。自1888年正式建军后，就再没有增添任何舰只，舰龄渐渐老化，武器装备过时。13艘主力战船中，只有“广乙”“广丙”装备了德国克虏伯公司仿制的新式120毫米口径速射炮，其余各舰所用的几乎全是架退炮，火力弱，射速慢，航速迟缓。
在清军的海防炮台中，清军的大炮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用的火炮主要是德国克虏伯钢炮。其中包括部分最先进的德国克虏伯管退式快炮，作战中使用的既有野战炮，更有大量炮台中固定式重炮。清朝当时也能自产部分火炮，如1884年制成格鲁森式37毫米线膛后装架退炮，1891年9月，北洋水师大沽船坞遗址纪念馆仿造德国一磅后膛快炮九十余门，1894年制成格鲁森式57毫米线膛后装架退钢炮。大连市有海岸炮台5座，陆上炮台1座；紧靠它的旅顺有海岸炮台13座，陆上炮台17座，守军共2万人，兵力相当于一个加强师，拥有大小炮120门以上，其中包括许多240毫米的克虏伯远程巨炮，炮弹则有246万发以上。
甲午战前清军兵力总数一百余万，其中包括八旗兵、绿营和乡勇等，然而此时八旗兵已颓废不堪无战斗力可言，同样绿营也无对外战斗能力。清军中只有一定对外作战能力的只有练勇防军，人数约为35万左右，这是清王朝在战争中可动员的实际兵力数。
清朝陆军在甲午前的装备有单发后装线膛枪如当时世界闻名的英国亨利-马提尼、德国老毛瑟枪（1871年式）、法国哈乞开司和美国的雷明顿枪等；后装连发枪如美国17响温策斯特连发枪、5响快利、5响黎意、9响斯宾赛、5响哈乞开斯、13响前拿德。德国连发毛瑟枪等，子弹为铅弹，子弹壳有纸和金属制两种。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为执行“海外雄飞”的国家政策，对海军建设投入格外注重，与中国在海军建设方面呈现出你追我赶的军备竞争态势。中国海军建设步伐的放缓乃至突然停止，给了日本超越中国的机会。1890年，日本海军制订了“第一期军舰建造七年计划”，随后购造了为克制北洋水师的“定远”“镇远”铁甲舰而专门设计的“松岛”“严岛”“桥立”号军舰，并跟踪订造了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巡洋舰“吉野号防护巡洋舰”，引进火炮测距仪、无烟发射药、三硝基苯酚炸药等先进的技术装备，在1894年前，日本海军的装备实力已完全超越了北洋海军，跃居亚洲第一。至1894年初，日本已拥有军舰31艘，鱼雷快艇24艘，总排水量达6万多吨。虽然吨位上不及中国，但以新舰居多，速度更快；海军军舰密布速射火炮，使用更先进的炸药和炮弹，威力更大；军舰的配置也更合理。
1890年后问世的日本军舰几乎都装备上了英国制造速射舰炮，其中“千代田”“吉野”“秋津洲号防护巡洋舰”等还是完全以速射炮作为主副火炮的军舰。1887年后购买、建造的几乎所有主力军舰上，都大量装备重型或轻型机关炮，作为舰上的辅助火力。日本海军的主力军舰在进行近距离交战时，也拥有了极强的火力优势。
日本明治维新后，对军制进行了改革，实行了全民义务兵役制，建立了近代常备军。常备军为7个师团，人数为7万5千余人。19世纪80年代后，日本加速对中国侵略的准备，军事力量有很大的发展，现役兵力达12万3千余人，战时总动员兵力达23万余人。
日本陆军使用的枪支，以本国自产为主，主要有：
村田式步枪13式、18式单发枪，该类枪是单发式步枪，击发一次后，装填下一发子弹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很难形成密集火线；
村田22式连发枪，该枪配用二十二年式刺刀，刀柄有长型和短型两种。该枪存在着一定的技术缺陷，不能量产，甲午战争中仅在近卫师团和第四师团中配备了此枪。
二六式手枪，是近代日本陆军采用的第一支现代化手枪。它由东京炮兵工厂开发而成，并以日本纪年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命名。该手枪精度较高杀伤力与穿透力也不差，但容易损坏，使用寿命不长。原本设计上是作为骑兵的手枪，因此常在握把处有可绑上系绳的环。由于供给缺乏，此枪往往被用做备用武器。
日军使用的火炮最初主要是旧式的德国克虏伯炮，1881年大阪兵工厂仿造意大利等国2种青铜架退式火炮成功，其中70毫米野炮，最大射程5000米，70毫米山炮，最大射程3000米。后又陆续研制出多种臼炮，1887年后，陆续装备部队。主要类型有：
日制7厘米山炮，明治十五年（1882年）阪炮兵工厂铸造的国产青铜炮。明治十六年第一号炮制作完成，试验成功后，正式采用定制。明治十九年，全国的野战炮兵部队统一装备该炮。7厘米山炮是甲午战争时期日军的主战炮，具有优良的分解重组功能，尤其适应山地机动作战。山炮炮身和炮架可以分解，用三匹马驮运。
日制7厘米野炮，明治十三年（1880年）开始研制。明治十六年（1883年）第一号野炮制作完成，试验合格后，正式定制生产。明治十九年1886年）以后，全国野战炮兵部队统一装备该炮。7厘米山野炮曾长期使用，甲午战争中是唯一的野战炮，是日军火力最强的机动炮械，取得了相当大的战果。
9厘米臼炮（九樨臼炮），是日本军队从甲午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使用的臼炮。1891年（明治二十四年），青铜质9厘米臼炮由大炮兵工厂定制生产。甲午战争中，9厘米臼炮初次实用于战场，在攻打九连城、海城市、营口市、田庄台、旅顺的作战中投入使用。
15厘米臼炮，是日本军队从甲午战争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使用的臼炮，是9厘米臼炮的扩大版，尺寸和威力都有所增大。1893年（明治二十六年）定制，由大阪炮兵工厂生产。翌年即在甲午战争中投入使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道（又称东学党）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他们提出了“济世安民”、“灭尽权贵”、“逐灭倭夷”等口号，起义很快席卷了朝鲜南部全罗、忠清、庆尚三个道。朝鲜统治者无力镇压，于是向清政府求援。日本认为这是挑起战争的天赐良机，一面派日本驻朝官员向清政府驻朝“总理交涉通商大臣”袁世凯表示：东学党起义“愈久愈难办，贵政府何不速代韩?‘’对此，“我政府必无他意”；一面秘密下达动员令，准备出兵朝鲜，企图将清政府拖入战争。
清政府对日本的“保证”深信不疑，于6月4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清军2500人赴朝，驻屯于牙山，并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规定，通知了日本。日本见清政府中计，即借口保护大使馆，派兵400人进入朝鲜首都汉阳。接着又派遣大批日军在仁川登陆，占领自仁川至汉城沿线的各战略要地。6月底，在朝日军已达10000余人，此外还有10余艘日舰进泊朝鲜港口，兵力远在清军之上。
清政府得知日本出兵朝鲜的消息后，大为惊恐，曾于6月21日由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建议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日本政府非但拒不撤兵，反而提出由中日两国共同监督朝鲜内政“改革”的无理要求，蓄意扩大事态，挑起战争。当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陆奥宗光后来回忆说，日本政府所以这样做，目的就是要促成中日关系的“彻底决裂”。
面对日本在朝鲜的蓄意挑衅，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对日主战与主和两种意见的争论。面对日本的挑衅，翁同稣等帝党官僚持强硬态度，力主加强战备，以武力遇制日本的扩张。在翁同解等人影响下，光绪帝也趋向主战。李鸿章心知中国军队不敌日本，为保存淮系集团的实力计，一意主和。慈禧更希望对日和平了结，以便她能大肆铺张地操办自己的六十“万寿”大典。慈禧太后的主和态度，进一步加强了李鸿章对日避战求和的妥协倾向。
李鸿章在军事上极力避战求和，在外交上则推行“以夷制夷”的方针，把决中日争端的希望寄托在国际列强的“调停”上。6月20日，李鸿章首先向沙驻华公使喀西尼提出“调停”要求。因沙俄对朝鲜和东北地区垂诞已久，所以它曾劝告日本从朝鲜撤兵，但为日本婉言拒绝。沙俄担心若强力压迫日本，自已在远东的主要对手英国“很可能站在日本一边”，于自己不利。喀西尼向李章表示:“俄只能以友谊力劝日撤兵.....未便用兵力强日人。”李鸿章乞求俄调停失败后，又转而恳求女王陛下政府出面干涉。英国为维护自已在华的政治、经济等利益优势，防止沙俄乘战争之机扩张势力，固然愿意居间调停中日争端，维持远东现状，但日本若侵占朝鲜及中国东北，却又可以有效阻止沙俄势力下。两利相权取其重，因而英国更乐于纵容日本侵朝。7月16日，英国与日本订了《英日通商航海条约》。7月23日，英国正式照会日本“上海市是英国在华利益的中心，因此当日后中日两国开战时，希望日本同意不在该港及其附近作战”。这就等于明确向日本表态，只要日本不损害英国在长江流域的利益，它将不反对日本发动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李鸿章向美、德等国请求调停的努力，也相继化为泡影。
日本方面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取得了西方列强对其发动战争的默许或支持，解除了国际干涉的后顾之忧，遂决定尽快挑起中日战争。日本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秘令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以采取任何手段。”大鸟根据这一训令，于7月19日向朝鲜政府提出了由日本架设汉城至釜山广域市的军用电线，为日军修建兵营，令清军自牙山撤兵，废除中朝间一切“与朝鲜独立相抵触”的条约等四项强硬要求，限令22日以前答复。7月23日清晨，日军悍然包围并闯入朝鲜王宫，劫持了国王李熙，挟持大院君李昰应组织傀儡政权，迫令其发布矫诏，“授权”日军驱逐驻牙山的清军。
面对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国内舆论纷纷要求增兵朝鲜备战。光绪帝也多次渝今李鸿章“速为筹备”。李鸿章鉴于乞请列强调停的失败，慑于光绪帝的严责。于7月中旬派遣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丰绅阿等4支军队15000人由陆路入朝增援。7月21日又租用英国商船“爱仁”号和“飞鲸”号载清军由海路增援牙山，由北洋水师“济远舰”、“广乙号防护巡洋舰”等舰护航，25日，“济远"、“广乙”完成护航任务返航途经丰岛海面时，突遭日舰“吉野号防护巡洋舰”、“浪速号防护巡洋舰”、“秋津洲号水上机母舰”的袭击。日军不宣而战，正式挑起了侵华战争。
“广乙”号为排水量仅千余吨的钢骨木质炮舰，战斗力与防卫力都较差，开战不久即受重伤，退至朝鲜十八岛附近搁浅，后为免资敌而纵火自焚。“济远”号船舵被击毁，向西退去，日舰紧迫其后。此时，清政府租用的另一艘英国商船“高升”号载清军1000人，“操江”号载军械物资等正好驶来。结果，“操江”号被日舰“秋津洲”掳去。“高升”号遭“浪速”号截击。日本侵略者欲迫其投降，但是船上广大清军官兵誓死不降。“高升”号最后被日舰击沉，大部分清军官兵死难。
丰岛海战的同一天，日陆军4000人由大岛旅团长指挥，从汉城出发进攻牙山清军。时聂士成率部分清军驻守成欢，叶志超等驻守背山面江的公洲，互为角。聂士成部在成欢设伏重创日军，后因寡不敌众，随叶志超退往平壤。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正式宣战。
中日两国宣战后，日本的战略计划是，首先在陆路击败驻朝清军，在海路以联合舰队击败北洋舰队，夺取制海权，然后主力军队在山海关区登陆，会同自辽东南下的日军与清军进行直隶平原大决战。清政府的战略总方针是“海守陆攻”。在海路，由北洋舰队集结于旅顺或威海卫，“做猛虎在山之势”，使日舰“不敢轻与争锋”’确保京门户安全。在陆路，“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将陆路战斗限制于朝鲜境内。由于卫汝贵等四支援军行动迟缓，8月上旬才陆续抵达平壤。此时，驻平壤的各路清军计有2万余人，李鸿章命谎报战功的叶志超任诸军统帅，各军将领均不服。叶志超既不主动南攻汉城，又不择险据守平壤，而是将军队收缩于平壤城内外，坐待日军来攻，致使日军很快完成了对平壤的战略包围。
9月12日，双方前锋开始接触，三天后，日军发动总攻势，自早晨至午后，激战八、九小时，日军撤退。毅军将士正要乘胜追击，突然接到叶志超的命令，迅速撤退。北路左宝贵曾于12日遣兵三营巡逻大同江上游，遇到日军偷渡，正列阵截击，叶志超因害怕城里势单力薄，急令调回。日军遂顺利渡河，与西北路日军会合。14日，日军开始进攻城北。15日早晨，日军猛攻城北玄武门。左宝贵于城上指挥，因日军炮火过猛，城外各营垒相继失守。日军集中火力进攻城北最高点牡丹台，牡丹台又失守，北城失陷。叶志超一面插白旗乞降，一面急令卫汝贵、马玉昆撤退。夜里，叶志超率领各将领及军队弃平壤北逃，路上遭日军伏击，中国军队牺牲二千多人，被俘几百人。9月21日，中国残军一万多人先后渡鸭绿江，撤回国境，日军侵占了全朝鲜。
丰岛海战后，对本就不自信的北洋水师主事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进一步加剧了他们对北洋海军战力不足的担忧。李鸿章和丁汝昌二人在内心早已认定北洋海军不如日本海军，应在和日本海军的对抗中保持守势。因此丰岛海战后，清军没有主动前出占据朝鲜西海岸要地和日本舰队针锋相对，而是彻底放弃了在朝鲜半岛留住军舰回到了威海湾。此时在朝鲜隔音群岛枯守近十天的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祐亨见北洋海军始终未有来袭迹象，决定改变策略，主动袭击北洋海军。
1894年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迫近威海，清光绪帝责难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北洋大臣李鸿章不得不命丁汝昌赴黄海巡航以平息皇帝的愤怒和缓解舆论的压力。9月12日，北洋水师主力舰12艘由威海出发，赴鸭绿江口的大东沟，护送陆军登陆。
北洋水师主要任务是护航，而不是去与日军决战，策略是“保船制敌”，但是日本海军则是为了夺取制海权。当日本联合舰队护送援军登陆仁川的行动完成后，1894年9月13日联合舰队本队和第一游击队开赴鸭绿江口，搜寻北洋水师主力决战。
9月16日，北洋水师护送轮船招商局的“新裕“图南”等五艘轮船载运清军由大连市来到大东沟登陆，准备增援平壤。此时，日军海军司令部部长桦山资纪准确判断出北洋海军主力的巡航路线，要求伊东亨立即在黄海实施一次巡海，寻找北洋海军主力进行决战。9月16日的下午5时，联合舰队离开朝鲜小乳锚地，开始实施黄渤海巡海计划。整个舰队由伊东祐亨亲自率领，共有军舰12艘，其中编有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少将指挥的第一游击队“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号防护巡洋舰”4舰，以及本队的“松岛”“[{'segmentStyle': {'bold': False, 'fontSize': 10, 'foreColor': '#000000', 'italic': False, 'strikeThrough': False, 'underline': False}, 'text': '千代田装甲巡洋舰', 'type': 'text'}, {'segmentStyle': {'bold': False, 'fontSize': 10, 'foreColor': '#000000', 'italic': False, 'strikeThrough': False, 'underline': False}, 'text': '', 'type': 'text'}]”“严岛”“桥立”“扶桑号铁甲舰”“比叡”6舰，伊东祐亨带领联合舰队司令部师爷人员坐镇旗舰松岛号防护巡洋舰。出发时以第一游击队的4艘军舰在前领先开路，充当前哨、先锋，本队的6艘军舰随后航行，“赤城”和“西京丸”在本队军舰的右侧航行，各队均采取纵队阵型。
9月17日上午10点30分，北洋舰队完成护航准备返航，升起的煤烟被寻机决战的日军主力舰队发现。随后北洋水师也发现了日舰烟尘，双方展开战斗队形准备作战。12时5分以后，北洋海军主力由双列纵队变化为夹缝雁行阵，日联合舰队则采用单舰单纵阵阵型向清军驶来。12点20分，第一游击队对命令理解错误，从领队的旗舰“吉野号防护巡洋舰”开始，各舰依次左转，朝向北洋海军横阵的右翼方向航行，日军舰队阵型被带乱，让北洋舰队处于有利于实施乱战意图的状态中。然而由于北洋海军航速过低，无法在短时间内接近日舰。第一游击队逐渐接近北洋海军横队右翼。
12时48分，中日双方舰队的距离缩短至约6000米，“定远”舰管带刘步蟾在装甲司令塔内下令开火射击，北洋海军各舰纷纷向自己舰前方经过的日本军舰开火射击，第一轮射击虽然没有获得任何的命中战果，但仍然给日本联合舰队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心理压力。第一游击队和本舰分纷纷提速，以求快速驶出北洋海军横队的正面炮火最猛烈的区域。中午12点52分，日本联合舰队本队旗舰“松岛”首先向“定远”开炮还击，本队其余舰队也相继开炮。12时55分，接近北洋海军右翼末端的第一游击队领队舰“吉野号防护巡洋舰”以密集的火炮猛烈攻击北洋海军较弱的“超勇”“扬威”二舰。“高千穗”“秋津洲号防护巡洋舰”“浪速号防护巡洋舰”随后也依次开火。
下午1时，北洋海军主力与日本联合舰队开始了全面的炮火对抗。但北洋海军的火炮无论是从数量上和性能上都和日本舰队有着巨大差距，仅仅几分钟后，北洋海军右翼末尾的巡洋舰“超勇”“扬威”即接连中弹，“超勇”舰燃起了大火，舰体向右严重倾斜，不过仍然坚持开炮作战，它将前主炮转向右侧，继续炮击已经运动到北洋海军横阵右翼末端的日本军舰。下午1时8分，“超勇号无防护巡洋舰”或“扬威”舰射出的1枚炮弹命中了“吉野号防护巡洋舰”，炮弹撞击、引爆了堆积在甲板上的弹药，引起火灾。受其波及，“吉野”舰左舷的舷墙等多处也被弹片击穿。此时，成纵队的联合舰队军舰大体上展开在北洋海军横队正前方，各舰侧弦充分暴露出来，因此多艘日舰被北洋海军炮火击中。北洋海军的旗舰“定远”号也被日方军舰炮火击中，前桅杆上的信号横桁被打坏。提督丁汝昌被震倒，一块翻起的木甲板夹住了丁汝昌的左脚，使其“身不能动，随被炮火将衣焚烧……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下午1时过后，日本第一游击队已经运动到了北洋海军的右派，本队也正在向这一方向运动。为防止日本舰队从右翼包抄到北洋海军的背后。北洋海军军舰也努力进行向右偏转航向的调整，以图保持舰艏对敌作战。但因左派方向军舰无法在很短的时间内航行到位，北洋水师的夹缝雁行阵渐渐紊乱。
1点8分，比叡号被本队拉开距离，北洋舰队抓住战机对其发起围攻。定远、经远号装甲巡洋舰准备发起撞击。但比叡号及时右转脱离阵型，从两舰中穿过。定远舰和经远舰投鼠忌器，反而被比叡用两舷速射炮压制。“比叡”舰穿过“定远”“经远”后，在北洋海军横队的后方向右翼驶去，试图寻找机会和本队前序军舰重新会和，结果陷入了北洋海军舰船的包围，先后与“扬威”“广甲”等军舰进行炮战。
1点20分，定远舰、经远舰对扶桑号战列舰发起突击。扶桑号一边转向躲避一边开炮还击，其240毫米炮击中经远舰舰艏，自身右舷中弹。在扶桑号驶过后，航速缓慢的赤城号成为北洋水师新目标。“来远”“致远”“广甲”向赤城号航空母舰猛烈开火。下午1时25分，赤城号飞桥中弹，前主炮失去弹药供应。第一游击队再次错误理解了伊东祐亨的号令，各舰向左转向180度，朝向本队航行。此时舰队处在本队的左侧方向，本队渐渐右转，攻向北洋海军的后方。这时，“超勇号无防护巡洋舰”号因火灾无法控制而重伤沉没，成为海战中北洋海军损失的第一艘军舰。
北洋海军以联合舰队本队为重要目标，不断向右转向，保持以船艏对敌，使阵型变成了朝联合本队前进的松散纵列。下午2时前，“比叡”接近了本队末尾舰“扶桑”，跟随在“扶桑”后方航行。北洋海军“定远”“镇远”“经远”3舰在后尾追不舍，“定远”或“镇远”射出的1枚305毫米直径炮弹直接命中“比叡”，从斜后方击穿了位于“比叡”舰艉右舷的舰长卧室，然后又穿越了多个舱室，造成巨大破坏。1时55分，比叡号升起“离队”信号，准备驶离战场。
下午2时15分，“来远”逼近赤城号航空母舰并再次击中了赤城号的飞桥，眼见形势危急，西京丸号上的桦山资纪直接介入指挥，召唤第一游击队或本队回顾救援。第一游击队受到信号遂与本队背道而驰，奔向“赤城”“比叡”方向。这样，第一游击队向左绕向北洋海军阵前，本队则绕向北洋海军背后，阴差阳错地把北洋海军置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随着两队的转向，西京丸号陷入落单境地，2时22分，北洋海军“定远”“镇远”“经远号装甲巡洋舰”等舰开始突击“西京丸”。“西京丸”被炮弹击中，受损严重，脱离了编队。此时，正在追击“赤城”舰的北洋海军“来远”舰被赤城号炮弹击中舰艉部甲板，燃起了大火。一同追击的“致远”等舰也放慢速度向“来远”靠拢实施救援。赤城号见机加速脱离。
下午2时35分之后，第一游击队开始以左舷炮火攻击北洋水师军舰，与本队构成对北洋海军的夹击之势。双方交战至下午3点左右，北洋海军“定远”舰艏突然中弹，随即燃起了大火，浓烟笼罩了“定远”舰的前部，被迫停止了射击。就在这时，已经中弹向右倾斜的“致远”舰突然从“定远”的身旁驶出，冲向联合舰队本队，之后“广甲”“经远号装甲巡洋舰”“来远”“靖远”等舰也相继驶出，冲向敌阵。下午3时30分，致远舰突然发生爆炸，向右侧翻沉入海底。舰长邓世昌落水后拒绝救援，追随战舰自杀殉国。全舰仅有少量人员被救起，其余200余名舰员都长眠海底。
下午3时26分，几乎在“致远”舰沉没的同时，北洋水师“镇远”舰射出的2枚305毫米口径炮弹同时命中了日本联合舰队的旗舰“松岛”。“松岛”舰船舱起火点燃了弹药，引发剧烈爆炸。炮房内的志摩清直海军大尉等28名官兵当场死亡，受伤者多达68人（其中22人之后死亡），伤亡人数超过全舰舰员总数的四分之一。
“”松岛“发生爆炸，给了北洋海军难得的机会，但此时北洋海军舰队却开始溃散。下午3时30分过后，“济远”舰未向旗舰做出信号示意，自行转舵向西南方，直接向大连湾方向逃跑，成了黄海海战中北洋水师中出现的第一个逃兵。原本跟随在“致远”之后随同冲击敌阵的“广甲”“经远”和“来远”舰，此后相继转舵自行退出战场，驶向西北方的浅水区躲避。常备舰队司令官坪井航三见状，立即率领第一游击队追击西逃的中国军舰。下午4时左右，战场上的“靖远”“平远”“广丙”也开始退出战斗，驶向了战场的北方乃至东北方向，即大、小鹿岛方向，实施暂避并抢修伤处。下午4时16分，“来远”见到“靖远”信号后即转舵向“靖远”方向驶去，躲到小鹿岛附近海域设法灭火自救。鉴于“济远舰”已经远逃到西南方海洋岛的西侧，“广甲”也已经驶到西北方远处，“来远”受损严重，可能不用施以攻击就会自己沉没，“经远”就成了日本第一游击队攻击的首要目标。
4时左右，在主战场方面，战场上还在作战的只剩定远、镇远。伊东的旗舰松岛号由于损坏严重，升起不再履行旗舰职务的旗帜，下令各舰各自为战。然而，跟随在“松岛”身后的本队军舰“千代田”“严岛”“桥立”“扶桑”4舰并没有尝试向主战场仅剩的两艘北洋水师军舰“定远”“镇远”发起冲击，而是继续跟在“松岛”之后航行，以右舷火炮和“定远”“镇远”交战。“定远”“镇远”势单力孤，且“定远”舰舰艏已燃气大火，但仍然坚毅地与日本的本队军舰抗衡。随着“松岛”从“定”“镇”二舰附近驶过，跟随在后的“[{'segmentStyle': {'bold': False, 'fontSize': 10, 'foreColor': '#000000', 'italic': False, 'strikeThrough': False, 'underline': False}, 'text': '千代田装甲巡洋舰', 'type': 'text'}, {'segmentStyle': {'bold': False, 'fontSize': 10, 'foreColor': '#000000', 'italic': False, 'strikeThrough': False, 'underline': False}, 'text': '', 'type': 'text'}]”等4艘本队军舰也都驶离“定远”“镇远”，在下午4时20分左右停止了射击。
“松岛”舰在4时25分再次升起“不管”信号（意为各舰可各自交战），但各舰还是紧随其后，没有听从指令，于是4时45分再次下令，并补充升起了一组旗语，告知“千代田”等舰自己的主炮已经无法发射，明确要求各舰自行进攻“定远”“镇远”。至此，本队的“千代田”等4舰才从“松岛”身后离开，以纵队编队向右转向，驶往“定远”“镇远”方向准备发起进攻。然而，4时55分左右，北洋水师“靖远”“来远”舰经过抢修，回到了战场并同附近的“平远”“广丙”和鱼雷快艇“福龙”等向“定远”“镇远”号驶来。眼看敌军逐渐聚集，“松岛”舰又升起归队信号，尚未完全展开作战的“[{'segmentStyle': {'bold': False, 'fontSize': 10, 'foreColor': '#000000', 'italic': False, 'strikeThrough': False, 'underline': False}, 'text': '千代田装甲巡洋舰', 'type': 'text'}, {'segmentStyle': {'bold': False, 'fontSize': 10, 'foreColor': '#000000', 'italic': False, 'strikeThrough': False, 'underline': False}, 'text': '', 'type': 'text'}]”等4舰重新向“松岛”舰驶去。北洋海军遂以“定远”舰为首，排列为单纵队，尾随其后进行追踪航行。至此，黄海海战基本结束。
在另一边，第一游击队继续追击向西南逃避的“经远”，下午4时48分，“吉野号防护巡洋舰”舰逼近到距“经远”3300米处，随即开始炮击，此后“吉野”继续逼近，又在2500米乃至1800米的距离上发起猛烈炮击，第一游击队后续各舰也相继射击。5时左右“经远”中弹起火，向左倾斜，最终在黑岛附近的老人石海域触礁沉没。
傍晚5时45分，第一游击队收到日本联合舰队旗舰“松岛”发出旗语号令，遂立即向本队靠拢。此时日军主力作战舰船无一沉没且逐渐聚集，晚6时45分，伊东祐亨下令解除战斗状态，向东南方驶去。眼见日本联合舰队转而向南，北洋水师也放弃了跟随，转而航向旅顺进行修整。黄海海战历时5个多小时，日舰4艘受重创，伤亡600余人。北洋舰队沉没4艘舰船，伤亡近千人，小败于日本。
黄海海战后，日军很快整修完毕，有从海上登陆进犯的意图，清廷不断催促北洋海军加快修理受伤舰只，李鸿章也多次催促丁汝昌修复受损舰船以便对敌军形成威慑，但此时北洋水师受损严重，旅顺军港不具备进行快速修复船舰的条件，且北洋海军弹药补给不足，因此丁汝昌一再设法拖延。10月18日，经过一个多月整修的北洋水师终于再次起航，在威海进行弹药补给后，再次开始巡海工作。
黄海海战后，日本决定首先攻占辽东半岛，然后南下直隶平原与清军决战迫使清政府就范。此时在朝清军也在平壤之战中失了士气，一路向北撤退，安州、定州市、义州郡皆弃而不守。清政府则被迫放弃“海守陆攻”的战略方针，实行“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市，以顾东省之根本”的全面防御方针，调集宋庆、聂士成等部清军共计两万余人布防鸭绿江沿线，防止战火烧至中国本土。10月下旬，山县有朋指挥日第一军两万五千余人集结于朝鲜义州。10月24日，日军一个支队偷渡鸭绿江成功，清副都统倭恒额部惊惶败退。另路日军则在义县附近乘夜架设浮桥。10月25日，日军在鸭绿江上搭浮桥抢渡成功，向虎山清军阵地发起进攻。清军守将马金叙、聂士成被迫撤出阵地。日军攻陷虎山。山县有朋即将第一军司令部移于虎山。10月26日黎明，日军各部皆整队自营地出发。三路日军成扇面形逼近清军驻守的辽东门户九连城。铭军总统刘盛休已在夜间带领铭军弃城而遁。与此同时驻守在丹东市的盛军也弃城而逃，日军兵不血刃占领安东。日军占领安东县时，聂桂林和丰升阿所率奉军、靖边军及练军盛字营尚驻大东沟西，当即留下两营奉军驻大东沟，余皆北退。10月27日，日军大迫支队来逼，两营奉军亦退走。至是，三万重兵防守的鸭绿江防线全线崩溃。
日本在开始进攻鸭绿江行动的同时，派遣第二军在日本军舰掩护之下，于辽东半岛的花园口（金州东北）登陆，偷袭金州、大连市、旅顺各地。10月24日，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一面向皮口街道（花园口、金州之间）进发，一面用浮码头陆续运送军火登岸。日第二军全军约三万人，经过十二天全部登岸，其间没有受到清朝海陆军的截击和阻扰。日军侵占号子窝后，进而攻金州。驻防在大连湾的徐邦道请求分兵救援金州，并要求赵怀业派兵接应，但赵怀业遵奉李鸿章的命令未采取行动。11月5日，日军开始进攻，徐邦道因未等到接应孤军应战，是日，金州失陷。
11月7日，日军分兵三路，进犯大连湾。赵怀业逃往旅顺，各炮台守兵也因此溃散，大连港被日军侵占。日军驻大连市十日，于11月18日开始进攻旅顺。负责指挥旅顺各军的营务处道员龚照兴乘鱼雷艇潜逃。当时驻扎在旅顺的军队也作逃跑准备，只剩下徐邦道率领残军北行抗击。22日，日军围攻炮台，陆军与海岸炮台守军相继溃败，旅顺军港就此失陷。日军进入旅顺后，进行了历时四天的大屠杀，遇难者达两万多人，仅留下三十六人作掩埋尸体之用。
旅顺失守后，清政府一面派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部友为全权大臣，赴日求和，一面加强山海关区至天津市一线的防御。鉴于淮军屡屡败北，清配府于1894年12月起用湘军首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饮差大臣，督率湘军驻防山海关内外，命原湖南巡抚吴大澄、四川提督宋庆帮办军务，分驻田庄台镇和营口市；又调湘军旧将魏光焘、李光久等率军出关作战。山海关内外共集结了兵力60000之众，力图阻止日军入关。而部署于山东半岛沿海地区的兵力相对薄弱，仅有17000余人。
与此同时，日军则将进攻的重点转向北洋舰队基地威海卫。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顶端北侧，港湾南北两岸设有十余座炮台。港口有刘公岛、日岛、黄岛横列湾内，岛上还设有炮台多座，正面防御强固。
1895年1月20日，20000余名日军在25艘军和16艘鱼雷快艇掩护下，在山东半岛荣成市成山头登陆，由陆路向西绕攻威海卫。清军孙万林等部未能阻止日军进攻，威海卫后防要地尽失。于是，日军得以海陆配合，用火炮轰击港内的北洋舰队。当时北洋水师尚有2艘铁甲舰、5艘巡洋舰、6艘巡逻舰、12艘鱼雷艇，仍可出海与日本舰队一搏。但是北洋舰队提督丁汝昌遵从李鸿章“保船制敌”的指示，坐困湾内不肯出战。自1月30日至2月11日，北洋舰队官兵击退了日军八次进攻，击伤日舰2艘，击沉日鱼雷快艇5艘。北洋舰队“定远”号中鱼雷搁浅，“平远”“靖远”等舰受重创，形势危急。北洋水师内的洋员马格禄、浩威及威海卫营务处提调牛炳昶等煽动部分士兵胁迫丁汝昌投降。丁汝昌命各舰同时沉船，以免资敌，但无人执行。
2月11日，丁汝昌得到密报，知陆路援军已绝，遂召开会议，令各舰拼死突围，洋员与部分贪生怕死将领又以自动散会相抵制。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当日自杀殉国。在此之前，“定远”管带刘步蟾在命人炸沉已受重创的“定远”舰后以手枪自杀。北洋舰队内的洋员及部分将领盗用丁汝昌名义起草降书，12日由“广丙”管带程光乘“镇北”炮艇向日联合舰队司令伊东佑享乞降，并签订降约十一条，将“镇远”“济远舰”等十艘舰艇及刘公岛上全部军用设施和物资拱手交给了日本。北洋水师全军覆没。
1894年底，由于日军的战略重点和主力转向山东半岛，在辽东半岛一直采取守势的清军曾数次乘机反攻海城市，力图规复辽东半岛。但终未得手。1895年初日军既陷威海卫，遂将战略重点再度转向辽东半岛。
2月底，盘踞海城、盖平、岫岩等地的日军发动反攻。3月4日，日军分三路围攻牛庄，守将魏光焘、李光久等先后弃军而逃。广大清军官兵在无人指挥的情况下，与日军展开激烈卷战，相持竟日，伤亡近二千人，次日牛庄失守。驻守田庄台的吴大澄星夜遁逃。驻守营口的宋庆，恐退路被日军切断，帅三万大军渡辽河，退守田庄台。3月7日，日军取营口。3月9日，日军分路会攻田庄台，清军溃败，宋庆帅残部退至锦州附近的石山。至此，辽东半岛全部沦陷。
1894年9月，战争进行两个月时，慈禧起用恭亲王奕訢主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筑遗存。奕訢上台后，立即向英，俄乞求“调停”，并在美、法，德三国间进行活动。1894年11月，美国出面“斡旋”。日本当时财力，物力，军力均已匮乏，随即接受美国的“劝告”。清政府派出户部左侍郎张荫桓和湖南巡抚邵友濂赴日议和。但日本以张，邵声望不尊加以拒绝。1895年2月，威海卫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灭，湘军连连溃败，慈禧太后决定不惜任何代价乞求停战议和。1895年2月13日，清朝派李鸿章为全权大臣，到日本乞和。1895年3月19日，李鸿章带着大批随员到达日本。二十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以及日方的美国顾问端迪臣，在日本马关的春帆楼开始谈判。4月10日，伊藤博文提交了日方的和约底稿。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代表清朝政府完全按日本的条件，签订了的《马关条约》。
据统计，甲午中日战争过程中，中国伤亡人数为24256人，其中海战3166人，陆战21290人，而日本伤亡人数为9975人，其中海战351人，陆战9618人。
从中日双方伤亡比较来看，中日作战军人伤亡比为4.5：1，海战伤亡数量对比是9.0：1，陆战伤亡比是1.7：1。此外，中国军人被俘人数大约是7972人，占整个参战军人总数的大约3%，而日军几乎很少有人被俘。平壤之战中，日本伤亡总计698人，其中军官36人，而清军死亡2000余人，被俘701人，其中包括军官11名，除总兵左宝贵阵亡外，领兵统帅叶志超、总兵卫汝贵因作战敷衍先后被朝廷问斩。在战争期间，日军因病死亡人数达到了11894人，因重病被送回国内的约占派往海外士兵人数的三分之一，达67600人。
割让辽东半岛给日本触碰到了欧洲列强的利益。俄、德、法三国出于各自利益需要，决定出面干涉。《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即4月23日，俄、德、法三国公照会日本外务省，以《马关条约》某些条款“有害于中国首都安全和将来远东的永久和平”为口实，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并限15日内答复，否则三国海军将有所行动。与此同时，三国军舰游弋于日本海面，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6万余人集结海参威，向日本施加压力。
日本对三国干涉还辽一事颇感震惊。长达九个月的甲午战争，已使日本军队疲惫不堪，财政和军用物资极端匮乏。“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日本政府曾力图争取美、英等国进行反干涉，但美、英两国均不愿为此而与俄、德、法三国发生正面冲突，因而表示采取中立立场。
日本争取其他国家反干涉的外交努力失败后，采取了“对于俄、德、法三国然让步，但对中国一步不让”的基本方针。一方面向三国政府声明：“日本帝国政府根据俄、德、法三国政府之友谊忠告，约定抛弃辽东半岛之永久领有。”另一方面压清政府必须批准并如期交换《马关条约》，以维护其既得益。
俄、德、法三国见各自的目的已经达到，遂共同向清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警告清政府:“换约一事，决不许有所迁延。”5月8日中日两国代表在烟台市交《马关条约》的批准书。日本虽声明放弃对辽东半岛的占领，但却提出由清政府偿付库平银五千万两作为“赎辽费”的要求。俄国为加强对清政府的影响，竭力表示办事“公正”，主张减半。经过多次磋商，将“赎辽费”定为三千万两。11月8日，李鸿章与日本代表林董在北京正式签订《中日辽南条约》，又叫《交还奉天南边地方中日条约》，条约规定:日本交还辽东半岛，清政府偿付日本库平银三千万两作为“酬报”；交款后三个月内日本从辽东撤兵。
割让台湾的消息传来，引起了台湾士民的愤怒。台湾省举人汪春元等上书都察院，抗议清政府“弃地界仇”，表台湾人民“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台湾百姓痛心疾首，“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案哭于市中”。彰化县绅民在县署门前张贴橄文，怒斥李鸿章等人无耻卖国，号召台湾军民对于卖国贼，“人人得而诛之”。台北市人民鸣锣罢市，集会抗议清政府割台，宣布台湾饷银不得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各种税收全部留作抗日之用发布檄文，宣言“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清政府办理交割台湾事务的李经方不敢踏上台湾土地，在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下，于6月2日在泊于基隆市海面的日本军舰上，向日本“台湾总督”桦山资出具了割让台湾及澎湖列岛的清单。1895年5月底，侵台日军分两路在台湾北部登陆，不久攻占台北。台湾巡抚唐景崧乘英轮逃往厦门市。台湾人民和留台清军推黑旗军首领、帮办台湾军务的刘永福为领袖，组织各方面力量继续抗日。台湾爱国志士徐骧、吴汤兴、姜绍祖等在家乡组织起义军，积极配合清军抵御日军。
6月中旬，日军兵分两路自台北市南犯新竹市。清军副将杨载云与徐骧等部义军分路迎战。激战旬日，后因军械粮饷不济，新竹失守。7月10日，各路义军配合清军反攻新竹。因有汉奸告密，日军预设埋伏，义军伤亡很大。姜绍祖被俘牺牲，徐骧等退守苗栗县。8月中旬，日军进犯苗栗，杨紫云所部清军与徐骧所部义军冒着猛烈炮火与敌军奋战，杨紫云不幸中炮牺牲，苗栗失陷。8月下旬，日军涉水渡大甲溪，准备进攻台中市。日军刚一登岸，即遭吴彭年所率黑旗军伏兵的突袭。日军大乱，仓皇渡河北退。但刚渡一半，徐所部北岸伏兵又突起奋勇截击，日军死伤惨重。后因日军收买汉奸引路偷袭，黑旗军及义军仓促应战失利，大甲溪一线陷于敌手，台中也告失守，吴彭年、徐骧等退守彰化。
8月底，黑旗军和义军在大肚溪、八卦山迎击来犯日军精锐近卫师团，双方激战一天，白刃相接，日军被歼一千余人。但吴彭年、吴汤兴等义军将领也壮烈牺牲，徐骧率部且战且退，彰化、云林县等地相继失守。为阻止日军继续南侵，刘永福命部将王德标率军驻防嘉义市，命杨泗洪率军反攻彰化。黑旗军在简精华、林义成等部义军的协攻下，收复了云林。日军败退彰化，龟缩城内待援。由于清政府封锁海口，严禁大陆人民支援台湾，黑旗军及义兵的兵力、财力、物力，特别是武器弹药严重缺乏，多次猛攻彰化不下。
10月上旬，日本从辽东调集两个师团，在“台湾副总督”高岛丙之助指挥下分三路大举进犯:一路在嘉义西部登陆，一路自彰化出动，全力反扑，企图内外来击黑旗军及义军主力，一路在台湾南部登陆，北攻台南。黑旗军及义军英勇阻击，重伤日第一旅团长、陆军少将山根信成，使之不久毙命，但苗栗县、云林县再度失守。10月11日，日军进攻嘉义市，王德标、徐骧等率部在城外布设地雷，诱敌深入，炸死日军七百余人，日近卫师团长、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也受伤毙命。日军残部在溃逃途中，又遭伏兵袭击，伤亡惨重。翌日，日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全力反扑，嘉义失守。徐骧在曾文溪阻击日军时，不幸中炮牺牲。10月18日，日军三面包围台南市。刘永福鉴于台湾各战略要地尽失，抗日义军首领相继牺牲，粮饷弹药无以为继的困难局面，乘英轮退至厦门市。10月21日台南失守，台湾全部沦陷。
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导致中国儒士放弃了中国社会制度最优的信念，转而认为日本在制度上优于中国，促使了戊戌变法、清末新政及辛亥革命的发生。战败后签订的《马关条约》，破坏了中国领上主权的完整，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根据《马关条约》，包括中国台湾在内的大片领土为日本强行割占，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从此以后，帝国主义侵略者由以往蚕食边疆，进而伸入内地，加剧了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民族危机。《马关条约》规定的巨额赔款相当于清政府当刚每年财政收入七，八千万两的三倍，也相当于日本政府每年财政收入的三倍。这对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巨大阻碍。《马关条约》增加了四个内地城市为通商口岸，并允许日本商沿可以自由地驶入这些地方，这进一步增强了日本等西方列强对中国市场的侵占。以此为契机，中国各方面的近代化进程都大大加快，中国自此开启了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历史征程，并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以战胜国的身份接受了日本的战败投降。
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使得日本作为现代国家的实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确立了作为东方强国的地位。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还给日本经济带来了飞跃发展的转机。日本取代中国成为了东北亚的强国，被西方列强所承认，开始进入西方列强的行列。日本逐步改变了自己过去同中国一样接受西方列强不平等条约的境况，在中国获得了超过其他西方列强的一些特权，来自于中国的巨额战争赔偿对进一步促进日本的近代化发挥了主要的作用。此外，甲午战争的胜利还使日本大国意识的急剧膨胀和军国主义思潮的泛滥，中日关系由对等变为不平等关系。
甲午战后，朝鲜表面上脱离了与中国藩属关系成为“独立”国家。中国退出后的权力真空被日、俄填补。朝鲜实际上成为日俄双方势力的角力场。三国干涉还辽后，俄国加速了入侵朝鲜的步伐，朝鲜国王和闽妃也曾想利用俄国阻止日本的侵略，日俄矛盾日益尖锐，其间还发生了刺杀民闽妃事件。直到日俄战争（1904—1905年）后，日本最终实现其独霸朝鲜的目标，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张革非等学者认为，在政治上，清政府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具有很大的封建性、买办性。该政权对内镇压人民，对外屈服于帝国主义，因而不能执行反对外来侵略的职能。历史学家迟云飞也认为，中国的“国基不稳”导致清政府缺乏打长期战争的意志。满族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民族矛盾一直存在，清政府对汉族官僚始终存有戒心，且19世纪五、六十年代后，中央与地方的矛盾也逐渐加深，担心对外战争削弱了它的统治力量而引发的内乱。因而急于对外妥协；清政府镇压太平军和捻军后，财权、军权、用人权日益向地方督抚倾斜。国家没有真正的近代性的民族统一，不能集中全国人力物力用于战争。
军事专家李元鹏认为，清政府战前对日本认识的无知和盲目自大，也是中国失败的一大主因。中日开战前，全社会来对日本的轻慢心理极为普遍。认为日本是“蕞尔小国”“蛮夷小邦”。无论主战派或是主和派，都低估了日本的侵略决心和战争实力。
国内船政和海军史研究的领军学者陈悦认为，清政府对海防一直没有足够的重视，自1888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7年间，再未购买过一艘军舰；清廷甚至在1891年下达了禁火令，1891年户部停止拨款向外洋购买枪炮、船只及器械，致使整个国防建设完全处于停滞状态。这是造成北洋水师落后于日本海军的关键因素。
李元鹏认为甲午战争时期清代的国防体制，中央军事决策指挥机构不健全，指挥关系极不顺畅，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军机处名为最高决策机构，但人员却主要由不懂军事的文臣构成，因此在功能上不具备专门的参谋机构的职能。虽有海军衙门，其设立目的在于统揽全国海军、海防事宜，但其作用主要体现在海军建设上，亦未有专责海军领导和指挥的职能。开战后清政府又设立督办军务处，意在使各路“统兵大员，均归节制”以专责成，但同时又任命刘坤一为钦差大臣，“关内外防剿各军均归节制”导致政出多门号令不一。
编制上看，参加甲午战争的主要部队来自淮军、湘军及防军和练军，其编制皆仿照湘军营制。兵种只有步兵和骑兵，虽有炮兵人员但皆配属于步兵，无独立建制的炮兵营，设有长夫但没有分工明确的专门化的后勤部队，根本无法适应近代化战争的要求。编制以勇营制为基础，以营为基本单位，若干营组成一军，设统领统率之。由于各支军队相对独立，且门户之见极重，互不统属，所以战时即使设立总统各军之职，实际上也无法形成真正的统一指挥。
张革非认为，在战争中，清军没有正确的战略部署和军事指挥，布防主要在内地重镇、关隘，而不在边境线上，致使战事爆发，清军调动集中困难，结果在战役前总不能形成兵力数量上的优势。再加上整个清军漫无纪律，互不支援，大多数将领临战而逃，致使日军可以长驱直入。这是清政权的腐朽性在军队中的突出表现，也是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旅顺、威海相继失陷，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京畿遂暴露在日军进攻的兵锋之下。在战争过程中，因为战备工作迟缓，缺乏战略预备队，以及对实行陆海协同的认知缺乏，导致清军北不坚守旅顺，南不坚守威海，而将主要兵力集结于辽河平原，这种战略重次的颠倒，导致战局的急转直下。
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写道：“史料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
梁启超在所著《李鸿章传》中对甲午战争的失败，尤其是李鸿章的责任提供了公允之论：“西报有论者曰：日本非与中国战，实与李鸿章一人战耳。其言虽稍过，然亦近之。”
近代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曾公开宣扬甲午战争是谋文明开化进步者与妨碍进步者之战。
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金冲及在《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提及：“如果用短近的眼光来看，甲午战争对中国似乎只是一场备受屈辱的悲剧；但以更长远的眼光来看，却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中国史学会会长李文海曾分析道：“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根源。主要的原因是两条：（一）社会制度的腐败；（二）经济技术的落后。”
中国甲午战争博物馆陈列馆是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同志的指示下建设的，展馆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达8800平方米，总投资额为1.12亿元，是一座全面展示中日甲午战争历史的综合性展馆。展馆分为序厅、日本打开战争魔盒展厅、民族屈辱与抗争占星和尾厅等四个部分。其中，展馆的主体建筑由建筑设计家、中科院院士彭一刚教授设计，被誉为“20世纪中华百年建筑经典”。日本打开战争魔盒展厅内的黄海海战演示区通过三维影视和半景画的形式展示了黄海海战、威海卫之战等场景。展览还展出了一些相关的文物，如威海龙庙嘴炮台上的炮轮和日军丰田龙成战地日记手卷等。
甲午战争田庄台遗址，又名甲午末战殉国将士墓，位于中国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区，占地面积约10000平方米，是一处为了纪念中日甲午战争清军殉国将士所修建的纪念性景区。战场遗址位于田庄台镇内东侧辽河西岸原东粮市一带，南北长约1千米，东西宽100米左右。2013年3月5日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001年，国家、省、市、区有关部门对战场遗址进行了修建，工程主要有三项：一是带状公园；二是纪念碑；三是纪念馆，其中带状公园和纪念馆现已建设完成，收藏甲午中日战争一些资料，使其成为甲午中日战争历史研究基地。
又叫日中和平纪念馆，该纪念馆建于1937年6月，位于下关市下关市阿弥陀寺町4番3号，在原春盘楼酒店的地域上建立起来，旨在向后人传达1895年（明治28年）春在此举行的中日和会以及《马关条约》的历史意义。展品包括据说是滨离宫赠送的椅子、和平会议上使用的家具以及两国全权代表伊藤博文和李鸿章的著作。另外，博物馆再现了和平会议的房间，并介绍了当时的情况。
清军战败后，“镇远”舰被日军俘获，随后还被日军使用，甚至在退役后充当靶舰，最终解体。舰上的铁锚，如今被放到日本福田海神社的石台上。锚头被刻上了“不动尊”图案，右下方留有海战中的弹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