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1 01:49
大同之屠指的是清顺治六年（1649年），清爱新觉罗·多尔衮、英亲王爱新觉罗·阿济格等人对大同及邻近参加起事的各府、县等地的军民进行的大屠杀。
由于清廷推行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晋、陕地区的反清复明运动特别是大同起义，得到了广泛的民众支持。清军在镇压过程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其行为令后人发指。清代官修史书虽然尽力遮盖真相，但从一些档案和地方志里仍然可以窥见血迹斑斑的历史场面。大同城破后，清军根据多尔衮的命令实行屠城，执行得相当彻底，造成了大同城及周边地区人口锐减，土地荒芜。
顺治五年（1648年），江南七省的反清斗争先后取得大好局面的同时，原降清的大同市总兵姜瓖不满于清朝的压迫和歧视，在顺治六年十二月初三日（1649年1月）于大同起义归南明。姜连陷旁近府县，富喀禅遣诸将根特、杜敏赴援，其附近十一城皆响应他的号召，以割辫为标志，遵用永历正朔，史称“戊子之变”或“姜瓖大同反正”。
爱新觉罗·多尔衮得知消息，派遣爱新觉罗·阿济格载红夷大炮急赴大同，初四日到达大同城下，进行围剿，一方面又对姜瓖进行劝降，宣布若能悔罪归诚，仍将“照旧恩养”。多尔衮见招降无效，加派端重亲王爱新觉罗·博洛、承泽亲王硕塞、多罗亲王爱新觉罗·满达海，连同阿济格继续作战。顺治六年六月，清军攻克了山西省部分州县，阿济格围困大同市数月，大同城内已经食尽，“兵民饥饿，死亡尽，余兵无几”，守将杨振威等人于10月斩杀姜瓖及其兄弟首级，献城投降。
阿济格入城后恨城内兵民固守，下令对大同“屠城斩墙”，除杨振威的官兵家属外，“官吏兵民、尽行诛之”清军见人就杀，见东西就抢，见房子就烧，男女老幼都被斩尽杀绝。除了个别寺院僧尼外，就连曾经明令保护的杨震威等二十三人的家眷也都被杀死。二十九日又挨门逐户地搜杀，直到杀的连一个汉人都没有方才罢手。
大同市一失，山西省各地出现连锁效应，诸城不守，汾州、运城市、太谷等地相继沦陷。清军每攻一城，皆把当地人杀光，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无人区”。顺治六年九月二十二日，陕西省清军攻克运城，明义军元帅韩昭宣阵亡，战死官兵一万余人，“尸满街”；另一位首领虞胤乘乱逃出。同月，爱新觉罗·博洛、满达海二亲王会兵合攻汾州。十三日夜间，用红夷大炮猛轰北关，第二天从城墙塌处冲入城内，义军所设巡抚姜建勋、布政使刘炳然突围出城后被清军擒杀。由于清军攻破汾州后把城中百姓屠戮一空，岚县、永宁州（今离石县）绅士惟恐同归于尽，把义军委派的知县、知州绑赴军前，开城投降。
为了防止人民的反抗斗争，拆除城墙上部五尺，毁坏一切防御工事。以后过了三年，大同市府迁回大同时，城内仍然人烟稀少，荒废不堪，杂草丛生，野兽出没，清代只好从各地往大同迁移人口。
经过清军的屠杀，大同城成为了一座尸横遍野的荒城。顺治帝七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省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市、朔州市、浑源县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1648—1651），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垦也。”乾隆《汾州府志》收录了胡庭作《李节妇传》，描述了清军攻破汾州后，全城遭殃，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军队的战利品的局面。
清军实施大同大屠杀后，全城只剩下5个重案犯。清代派来的大同市知府，上书顺治，称既然没有了苦主，就可以释放这5个人了。这份奏折，至今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山西省人民的反清斗争的兴起，是清朝统治集团实行统治的结果；山西人民的反清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实行一些让步政策。自此以后，大同城元气大伤，人口锐减，土地荒芜，清朝不得不从各地迁移人口以恢复大同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