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20 19:32
《大墙下的红玉兰》是从维熙创作的中篇小说，首发于1979年《收获》杂志第二期。
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原省公安局劳改处处长葛，蒙冤入狱，与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进行无畏的抗争，最后血洒大墙的悲剧故事。小说通篇洋溢着激奋、慷慨、壮美的情调，充满了革命浪漫主义色彩。这部作品将艺术笔触首次伸向社会主义国家牢狱的大墙之内，以突破题材禁区的勇气，开辟了新时期文学创作一个新的领域——“大墙文学”。
“四人帮”即将覆灭的前夕，在黄河畔的劳改监狱里来了一个“新犯人”葛翎。他刚迈进监狱的铁门，就遭到“造反起家”的劳改农场“政委”章龙喜指使的由“死缓”减为有期徒刑的老犯人马玉麟的折磨：葛翎刚放下行李，马玉麟不顾葛翎七十里步行的劳累，更不顾葛翎腿腕的伤口正在滴血，硬把葛翎送往风雪漫天的黄河岸边的工地上。
到了工地，犯人班长马玉麟故意让壮得像牤牛一样的流氓头子俞大龙与头发白了的葛翎一起抬二百多斤重的泥兜，爬七八米高的斜坡。葛翎强忍着痛苦抬到了堤上，以至压断了桑木扁担。此刻，因抛铁饼失手而伤人的体育学院学生、劳改队统计员高欣挺身而出，严惩了俞大龙。俞大龙正要反扑，劳改农场场长路威骑马来到了工地。路威是葛翎的老战友。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两人结下了战斗友谊。战争结束后，他们一同转业到某省公安局。路威到工地一看，老犯人马玉麟与流氓头子俞大龙正折磨葛翎。他气愤之极，使用手铐把马玉麟与俞大龙铐上送走；又派人把葛翎背进工地帐篷里。在帐篷里，葛翎陈述了他的遭遇。“文化大革命”初期，老共产党员、省公安局劳改处处长葛翎就以“走资派”的罪名被送到“五七干校”劳动。在干校里，他因不满“宗教式”的低头弓腰的“早请示”，被血洗公检法的武斗专家秦副局长批斗惩处。后来，葛翎因笔记本上抄引了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不要把毛泽东看成神秘的，或者是无法学习的一个领袖……”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与“还乡团”，投入监狱，成了既无刑期又无法律手续的“犯人”。葛翎讲过他的不幸遭遇后，路威两眼噙泪，激动地说：“让共产党员来蹲共产党的监狱……这到底是谁专谁的政?！”而后，路威决定送葛翎到农场医务所去就医。
在大雪纷飞的路上，葛翎骑在马上，路威拉着马缰绳。他们在谈话中，披露出老犯人马玉麟原来是三十年前葛翎领导下的工作团镇压的冀东昌黎县马家寨恶霸地主马百寿的儿子。当时，土改工作团为欢庆翻身演戏之际，马玉麟率领还乡团杀回马家寨。工作团与敌人交火后，边打边退。葛翎担心舞台上毛主席的相片落入敌人手里，冒着枪林弹雨爬上舞台摘下领袖像，不幸被捕。在敌人的严刑拷打下，葛翎始终护着胸前衣里藏的毛主席像。正当马玉麟要对葛翎剖膛挖肝之际，八路军骑兵打进马家寨。马玉麟仓皇中打了葛翎一枪，子弹打在左腿腕上。现在葛翎腿上滴血的伤口，就是当年马玉麟的一颗子弹给留下的“纪念”。
他俩正在漫天风雪的路上走着，迎面遇到了来探望高欣的正准备出国比赛的体操运动员周莉。周莉急切地向路威打听她的男朋友高欣的情况。路威向周莉介绍了高欣的近况。他们三人正向前走着，老罪犯马王麟和俞大龙走来，说章龙喜把高欣禁闭起来而放了他俩人。路威一怒之下，命令马玉麟与俞大龙滚回监房，等候处理。
锻工出身的路威怒不可遏，质问章龙喜，为何禁闭高欣而放了马玉麟与俞大龙。章龙喜大施淫威，想劝降路威。路威知道章龙喜背后有造反发家的秦副局长的支持。于是，他去找农场党总支，想利用集体力量来对付章龙喜之流。后来，在党总支会议上，决定禁闭马玉麟与俞大龙，释放高欣。路成亲自解除了高欣的禁闭，告诉高欣，他的女朋友周莉来看望他了。归来的路上，高欣恳求路威不要让他见周莉，以免影响周莉的前途。他们刚走到招待所的窗下，周莉突然出现在他们的眼前。随后，在路威的精心安排下，周莉与高欣整整会见了两个小时。
入夜，葛翎怎么也睡不着。他一眼看见老反革命分子马玉麟竟然睡在他的身旁。过去用麻绳沾着冷水打过他的还乡团、红眼队的阶级敌人，如今又在工地上折磨他。这真是人妖颠倒，历史倒退。葛翎越想越难入睡，于是走出监房。正巧，与周莉会面的高欣从铁门外回来。高欣把周莉拍摄的纪念周总理活动的照片拿给葛翎看。他俩商议，在清明节来到之时，做个花圈，以悼念敬爱的周总理。葛翎与高欣分手后回到监房，一看，他身旁睡的马王麟不见了。葛翎断定他与高欣的谈话被马玉麟偷听去了，这家伙肯定是去告密。葛翎忙返身出屋，直奔铁门。果然，马玉麟正请求门警给他开门。葛翎急中生智，告诉门警：“马王麟是神经病。”门警才把马王麟赶走。在他们回监房的拐弯处，葛翎当着这个三十年前的对头冤家的面，历数马家罪恶史，并警告马王麟，如果继续作恶，将来新账老账一齐算，人民不会饶恕他。马玉麟当面态度很虔诚。但葛翎一想，这个反动家伙是不会停止罪恶活动的。于是，他就去找高欣，设法转移那叠照片。正当葛翎去找高欣之时，马王麟写了告密纸条投放引监房外的检举箱里。
章龙喜得到马玉麟的告密纸条后，如获至宝。他先到汽车站追周莉，汽车已开动了。周莉与路威正告别，章龙喜问那女孩是谁，路威说是他的侄女。章龙喜威胁路威。路威不听章龙喜的狂吠，转身到监房给马玉麟和俞大龙戴上狼牙铐，送入禁闭室。章龙喜为了得到照片，在众多犯人面前对高欣搜身，又去高欣的统计室挖地三尺，但一无所获。此时，路威正在看望葛翎，葛翎机智地把炕洞里所藏的照片交给路威转移出去。当章龙喜来搜查葛翎时，又扑了个空。被激怒了的章龙喜去禁闭室找马玉麟。马玉鳞一口咬定他亲眼看见过照片，并告诉章龙喜清明节“他们要弄花圈”。马玉麟还附在章龙喜的耳边献计。章龙喜得到了“妙计”后，高兴得手都抖起来。
一整天，葛翎琢磨该怎么为悼念周总理而制作花圈。他猛然看见大墙外有一棵几米高的大玉兰树。他想：给周总理做花圈的纸让章龙喜收走了，摘下玉兰花来仿花圈倒是好办法。葛翎与高欣合计去摘玉兰花，但摘花必须上大墙；上大墙，警卫有权开枪。左思右想，两人决定夜间冒险摘取玉兰花。为了保护高欣，葛翎自己强忍着腿上伤口的疼痛，架梯子攀登上大墙。当葛翎正上去摘玉兰花时，警卫小战士欲要喊他，突然出现在警卫眼前的章龙喜激动地说：“别喊他，让他上。”并威逼小战士开枪。小战士无奈把枪机抬高，章龙喜在战士开枪时猛向下按了一下枪机，正好对准葛翎。枪响了，葛翎抱着两枝洁白的玉兰花，从高梯上跌落下来。高欣机敏地张开双臂，抱住了跌下来的葛翎。然而，葛翎闭上了双眼。他的热血染红了紧握着的两枝玉兰花。
两天之后，造反起家的秦副局长来到河滨农场处理“反革命事件”。大墙外，章龙喜当了总支书记；大墙内，高欣关了禁闭，俞大龙当了犯人班长，马玉麟提前释放。当秦副局长带人逮捕路威时，路威早已怀揣那两枝红色的玉兰花，乘上了去北京的列车，到党中央告状去了。
创作源起
1957年，从维熙因为发表文章、小说批评官僚主义作风而在“反右”风暴中被下放农村强制劳动。在农村劳动改造期间，他又在向党交心会上陈述了自己对三面红旗的不满。结果被当成“极右分子”处理，1960年，与妻子一起被送进监狱劳动教养。从那以后，他辗转于北京、天津市、山西省的多所劳改农场之间，以劳改犯身份接受改造，直到1976年才结束劳改生涯。近20年的“大墙”生活中，从维熙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人物，如蒙冤入狱的真正的共产党员，品格高尚的革命青年，执行政策的劳改干部，以及形形色色的社会渣滓等。在监狱里，他遇到过舅舅和外甥两人，解放战争时期，舅舅是中国国民党军官，外甥是解放军，1957年“反右”以后，外甥被打成右派，送进劳改队，与早已是劳改犯的舅舅住在一个监房。这种历史性的巧合给了从维熙很大刺激，并形成了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的初步构思和框架。当他有条件写作时，他回顾大墙生涯中遇到过的人和事，感到没有比监狱更能本质地体现那段人妖颠倒的历史岁月缩影的地方了。于是，他开始创作《大墙下的红玉兰》。
人物、情节原型
对于小说主人公葛翎的设置，从维熙是从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刘丽英的经历中得到的灵感。“文革”期间，刘丽英被送进监狱，造反派曾找了死刑犯来看管折磨她。马玉麟、俞大龙也是从维熙从自己的生活经历中提炼出来的。1968年，从维熙在茶淀农场与刑事犯编成一组，当时的组长平克贤是昔日八大胡同的老鸨，专门负责管理像从维熙这样的“右派”。路威的原型是从维熙在茶淀农场改造时的主管队长刘队长。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刘队长曾主动安排从维熙去相邻的女队看望妻子，并破例允许他在那里留宿一晚。高欣和周莉的原型来源于从维熙的画家朋友、曾与他一起在京郊劳动的王复羊和崔振国的爱情故事，而从维熙与妻子张沪的感情经历也是小说中高欣、周莉之间坚贞不渝的爱情的生活依据。另外，从维熙听说他的一位同窗在“文革”曾不顾劳改单位的禁令在衣服上挂了小白花纪念周总理，结果遭到轮番批斗。从维熙从这件事出发构思了葛翎为悼念总理而冒着生命危险摘玉兰花的情节。
葛翎
襟怀坦白、铁骨铮铮的共产党员，在战争岁月为革命出生入死，解放后曾任省公安局预审科长、劳改处处长。在大搞现代迷信的年代，他坚持真理，宁愿被斗坐监，也要公开抵制错误的潮流。入狱后，他目光锐利、敏感机智，面对马玉麟、俞大龙的疯狂报复，他毫不胆怯，以坚忍不拔的毅力和压倒一切顽敌的勇气沉着地抗争着。
高欣
眉宇之间略带几分书卷气的体院学生，工人家庭出身，崇高无私，机智果敢，见义勇为。他失手伤人，“造反起家”的秦副局长认为他砸死的是“黑八类”的后代，无需承担法律责任。但他却主动投案自首，结果激怒了秦副局长，被判无期徒刑。在工地上，他眼见老罪犯马玉麟勾结流氓头子整治新犯人葛翎，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血债累累的老犯人，身材高大，凶相毕露，人面兽心。三十年前，他是血债累累的还乡团头子，而葛翎领导下的工作团镇压了他的父亲、恶霸地主马百寿。解放后，他因罪恶昭著被判无期徒刑。在黑白颠倒的岁月里，他竟成了监房的班长、专政机关依靠的对象。为报杀父之仇，他向章龙喜献出杀害革命干部的毒计。
路威
劳改农场场长，体魄强壮，锻工出身，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多次立功，在战场上与葛翎结下深厚友谊，复员后又一起转业到省公安局。他为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对葛翎、高欣倍加关怀。
章龙喜
五短身材，只有“三块豆腐高”，是个在“文革”中造反有功的“刀笔小吏”，在秦副局长的卵翼下成了劳改农场的政委。他为人狡猾，刁钻，凶狂，对葛翎百般刁难，唆使罪犯整治这位老干部。
高欣的女朋友，体操运动员，为人单纯善良，心灵像雪一样洁白，热情而聪明，对爱情忠贞不渝。正准备出国比赛的她千里迢迢来监狱探望高欣，完全不畏惧这样的行为将为自己的前途带来怎样的影响。
泰副局长
在“文革”初期，靠血洗省公检法单位起家的武斗专家。他外表并不狰狞，嘴角总是带着眯眯微笑，很像个文质彬的书生，但在武斗场上却以手黑出名，常常笑着把匕首戮进对方胸膛。他虽有秀才之相，却不学无术，很少看书看报，但接受“中央首长”的指示却一丝不苟。
主题思想
小说以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情节为框架，叙述了主人公葛翎在同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英勇抗争、血洒大墙的悲剧故事。虽然小说的情节充满了悲剧色彩，然而，通篇小说却洋溢着激奋、慷概、壮美的情调。这主要得益于作者在揭穿林彪、“四人帮”一伙及其爪牙制造冤狱、迫害人民的同时，着力反映了真正的共产党员们和革命人民的反抗和斗争。寒冬的大渠堤上，葛翎拖着疲惫、伤疼之躯，硬是将沉重的泥兜抬上了高坡，这个“宁叫扁担折，不能腰弓曲”的烈火冶炼的金子般的汉子，不仅获得了良心未泯的劳改罪犯们真诚的欢呼，也深深震憾了读者的心灵，使人们从中感受到了勇士的不屈不挠。高欣正气慷然地将迫害葛翎、进行赤裸裸阶级报复的流氓头子从大堤上扔进渠底，充分显示了正义的力量。而葛翎为了悼念周总理，不惜牺牲，鲜血染红洁白玉兰花的壮举，更显示了这名老共产党员的强烈爱憎和斗争意志，也显示了这名老共产党员反抗邪恶的英勇气概。作者在反映大墙内正义同邪恶英勇斗争的同时，也反映了人民在大墙外同邪恶的英勇斗争。劳改场场长路威无所畏惧地与“四人帮”的爪牙们进行面对面的斗争；体操运动员周莉冒着风险探监，向大墙之内的高欣献上了纯洁的爱情。虽然小说没有正面描写清明时节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怒斥“四人帮”的活动，但农场党总支多数委员顶着“四人帮”爪牙的淫威，同意禁闭迫害葛翎的罪犯马玉麟、俞大龙等情节，也显示了大墙外真正的共产党员和广大革命人民同邪恶的斗争。大墙内外的这些斗争使读者感受到，正义终将战胜邪恶，浮云终将遮不住太阳，“日蚀”一旦过去，大地一定还会沐浴着灿烂辉煌的阳光。
结构特点
小说贯穿作品的主线是以葛翎为中心展开的与马玉麒、章龙喜、秦副局长等人的斗争，这条主线从时间上纵贯了三十年前和三十年后两个不同的时代，通过葛翎与马玉麒地位的掉换，深刻地揭露了“四人帮”的反革命本质和社会主义江山岌岌可危的现实，从而深化了主题。与主线紧密交织的副线是高欣与周莉的爱情。他们的爱情犹如冒着春寒怒放的报春花，给人们带来春天的信息。作品通过周莉千里迢迢来农场探望高欣时带来的一叠照片，巧妙地而自然地把大墙内的斗争与北京人民悼念总理的运动联系在一起，让读者感触到时代脉搏的跳动。这条爱情线索从结构上突破了“大墙内”这个狭隘的空间，展示了一幅相当宽阔的时代画面，使作品的思想显得更加丰厚、深沉。
对比手法
作者在写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时，采用了强烈对比的艺术手法。作品中的人物营垒分明地被排列成两类。第一类人可称为“社会中坚”，如葛翎、路威、高欣、周莉；第二类人是“社会渣滓”，如秦副局长、章龙喜、马玉麟、俞大龙。在正面人物中，葛翎、路威代表老一代革命者，在他们在长期的革命斗争熔炉中，几经锻炼，形成了对党忠贞不渝的高贵品质。高欣和周莉代表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在反面人物中，秦副局长、章龙喜是“四人帮”的帮派分子骨干，马玉麟、俞大龙是“四人帮”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在塑造人物时，小说仍是采用对比的艺术手法，把葛翎与马玉麟、路威与章龙喜这两对人物的外貌、经历及其在狱中的言行进行了较为细致的对比，从而使人物性格极为鲜明。
1981年，小说获得1977—1980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二等奖。
继《大墙下的红玉兰》之后，从维熙、张贤亮等人创作了多部描写“文革”时期发生的冤狱、反思历史的文学作品，被文学界称为“大墙文学”，《大墙下的红玉兰》更被视为“大墙文学”的发韧之作。
1979年，从维熙、梁剑华将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在当年的《电影新作》第六期上发表。1980年，顾璧、王重义根据该小说改编绘制的同名连环画由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发行。2010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由肖德生改编、张红年、王临友、胡阳春绘制的同名连环画
《大墙下的红玉兰》一经发表就引起读者强烈反响，在半年中作者收到国内外读者来信870多封，小说被译成英、法、日、塞尔维亚等多种文字。小说在主流批评界则引发截然不同的评价。为此《文艺报》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分别召开讨论会交流意见。随后，《文艺报》自1979年第7期起开辟专栏，对这部小说展开公开讨论。在讨论中，一派意见认为小说情节缺乏真实性，实质上是向人们散播对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满情绪；另一种观点则认为该小说恢复和发挥了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也体现了革命浪漫主义的精神。而由于有人匿名致信《收获》，将该小说比喻成“解冻文学”、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的同类，作者从维熙不得不亲自撰文反驳。
《文艺报》前主编孔罗荪：如果说刘心武的《班主任》是打开了短篇小说的新路，那么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则是把中篇小说推向了时代的前列。
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原副主任顾骧：这部壮美的悲剧作品，之所以有着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首先因为它是真实的、可信的。作者坚持从生活出发，敢于面对现实……尽管人们可以对小说某些情节的合理性提出这样或那样的疑问，然而，回顾大家共同经历过的那一段噩梦般的岁月，人们是不会怀疑这个故事本质的真实性的……生活的真实性是这部小说的长处，而作品的某些不足的地方，问题也出在这里。作品中的某些情节，缺乏浓厚的生活感。人物的塑造上反面形象写得脸谱化了一些，没能让读者更多窥视他们内心的深处……小说的前半部分写得较细致，后半部分似乎忙于交代情节，而放松了对人物性格的刻画。
从维熙（1933年3月-2019年10月29日），玉田县人，中国当代作家，曾任作家出版社社长、总编辑。主要作品有中篇小说《大墙下的红玉兰》《远去的白帆》《风泪眼》，长篇小说《北国草》《走向混沌》等。
关于《大墙下的红玉兰》_中国作家网.中国作家网.2021-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