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3-10-14 16:06
抗美援朝，又称抗美援朝运动或抗美援朝战争，是20世纪50年代初爆发的朝鲜战争的一部分，指中国人民志愿军支援朝鲜抗击美国侵略的战争，同时也包括中国人民支援朝鲜人民抗击美国侵略的群众性运动。抗美援朝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场反侵略战争，也被称为新中国的“立国之战”。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并穿越三八线，导致朝鲜人民军在战场上处于不利局面，朝鲜方面随即向中国求援。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应朝鲜的请求，入朝作战，正式开启了抗美援朝。整个抗美援朝战争分为两个阶段。1950年10月25日至1951年6月中旬为第一阶段，该阶段主要以运动战为主，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连续进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23.3万余人，将其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1951年6月中旬至1953年7月27日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交战双方持续着边打边谈的状态，中朝军队依靠坚固阵地，采用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先后多次粉碎“联合国军”的进攻，共歼敌72万余人。1953年7月27日，交战双方在维持了两年边打边谈的状态后，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双方确定以三八线附近的实际控制线为军事分界线，各自后退两公里，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并停止一切敌对行动。至此，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抗美援朝战争以中国的胜利而结束。
整个抗美援朝期间，中国先后出动了230万以上的兵力和60余万民工投入到战争当中，消耗了百亿人民币以上，牺牲了19万余人，最终赢得了战争。抗美援朝的胜利，成功地将美国打回到三八线，保证了中国领土不受侵犯，促进了中国军队现代化的发展，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维护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有利的战略态势和战略格局，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改革争取了和平的环境。
1945年2月11日，苏联、美国和英国签订了《雅尔塔协定》，三国领袖同意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苏联参加同盟国方面对日本作战。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为划分对日本占领地区受降范围，经苏、美协商，在朝鲜以北纬三十八度线为界，以北为苏军受降区，以南为美国军队受降区。
苏、美两国军队进入朝鲜后，一开始就推行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美军进入朝鲜后，立即解散了该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人民委员会，复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机构，随后又成立了南朝鲜军政府，各级官员均有美军军官担任。反观苏联方面，苏联红军在进入朝鲜后，便向朝鲜人民宣告“朝鲜已成为自由的国家”。同年8月，以朝鲜共产党为首的朝鲜各界人士在汉阳成立了朝鲜建国准备委员会。次月，以该委员会为主体的朝鲜各地代表又举行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定国号“朝鲜人民共和国”。12月27日，根据开罗宣言精神，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会议上达成协议，由驻朝鲜的苏军司令部和美军司令部组成联合委员会，协助南、北朝鲜迅速建立一个统一的临时政府。然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苏两国在社会性质、政治制度和思想体系等方面的对立日益尖锐，因此双方并未能实现在朝鲜半岛建立统一临时政府的目的。
1948年8月15日，在美国的支持下，朝鲜半岛南部成立了韩国。同年9月1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北部宣告成立。双方均宣称对整个朝鲜半岛拥有主权，朝鲜半岛上出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政权，形成南北分裂、对立的局面。随后，苏联红军和美国军队相继从朝鲜半岛撤军。
苏、美两国军队撤出朝鲜之后，南北双方在三八线附近地区爆发了多起军事摩擦事件。同时，实现统一也成了朝鲜的内部事务。但由于南北双方意识形态上的对立，难以以和平手段解决统一问题，便都开始着手准备以武力实现统一。随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领导人金日成前往苏联与约瑟夫·斯大林进行会晤，准备武力统一朝鲜。斯大林根据当时的形势判断，朝鲜不在大国斗争的核心地带，爆发战争不会引起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同样也不会进一步加剧美苏之间的危机。因此，斯大林同意了北朝鲜的作战计划。
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三八线发生战事，朝鲜军队随即越过三八线，向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军队发起总攻，朝鲜战争爆发。战争爆发当天，朝鲜军队就向春川市方向推进了12公里，并占领了开城等三个城市。同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通过了第82号决议，认为朝鲜对韩国的武装进攻是对和平的破坏。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特里格韦·赖伊向成员国呼吁，要求监督朝鲜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撤退回三八线附近。6月28日，朝鲜人民军占领了大韩民国首都汉城，并于次日结束了汉城战役。30日起，朝鲜军队迅速展开南进攻势，先后发起了水原战役、大田战役和洛东江战役。通过一系列的进攻，在不到一个半月的时间内，朝鲜人民军解放了朝鲜半岛南部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地区和百分之九十二以上的人口。
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政府立即决定对朝鲜实行武装干涉。1950年6月26日，美国调动其驻日本的空军和海军部队侵入朝鲜，支援南朝鲜军队作战。27日，时任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美国将出兵支持韩国。29日，美国远东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到朝鲜战地视察，并下令轰炸三八线以北地区的军事目标，麦克阿瑟在观察了战场情况后，断定必须把美国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次日，杜鲁门在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决定派出美国地面部队在朝鲜参战。
1950年7月1日，第一批美国地面部队抵达朝鲜。随着美国军队地面部队投入战斗，标志着美国全面入侵朝鲜的行动已经由此展开。7月7日，美国再次操纵联合国安理会，成立了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使用联合国旗号，组建由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十余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开入朝鲜半岛作战，朝鲜问题成为了国际问题。三天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正式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1950年7月底，朝鲜人民军推进至朝鲜半岛最南端的洛东江地区。8月1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退守洛东江一线，形成了以釜山广域市为核心南北长约135千米，东西宽约90千米的洛东江环形防线，也称釜山防御圈。8月中旬，美国在日本组建第10军，共下辖美国军队第1陆战队师、第7步兵师、第1特种工兵旅、第187空降团等部队，共计兵力7.5万人。同月31日，朝鲜人民军发起釜山战役，战役持续至9月10日，朝鲜军队仍不能突破美军阵地，在“联合国军”的反击下，釜山战役被迫结束。朝鲜战场的态势开始向不利于朝鲜人民军的方向发展。9月15日，美国第10军在朝鲜军队战线后方150英里的仁川开始登陆，并在其后方发起攻击。此时，在洛江东地区的美军和南朝鲜军发动反攻进行配合，朝鲜军队在南北夹击之下，陷入了“联合国军”的包围，朝军开始撤退。次日，从仁川登陆的美国军队和从釜山广域市反攻的美军、南朝鲜军回合。28日，“联合国军”攻下汉城，两天后，又将战线推进至三八线。
1950年10月，“联合国军”大举越过三八线，占领了朝鲜首都平壤，并逐步将战线向朝鲜北部的中朝边境推进，战火蔓延至鸭绿江畔，直接威胁到了中国的安全。
“联合国军”在仁川成功登陆之后，朝鲜战争的局势发生了逆转，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决定向苏联和中国请求给予军事援助。1950年9月30日，苏联领导人约瑟夫·斯大林在接到朝鲜方面的求援信后认为，支援朝鲜作战的志愿部队最好由中国军队组成。遂于次日致电苏联驻华大使并转告中国领导人。
1950年10月1日，朝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和斯大林关于建议中国组建志愿军援朝的电报送达北京。10月8日，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向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通报了中共中央出兵援朝的决策情况，并希望苏联援助武器装备和出动空军掩护。早在同年7月，中国组建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时，斯大林曾承诺，一旦中国军队以志愿军形式出兵援朝，苏联会尽力提供空中掩护。但此次，周恩来与约瑟夫·斯大林会谈时，斯大林仅同意为中国抗美援朝提供武器装备，对于出动空军掩护的问题则表示，苏联空军没有准备好，两个月至两个半月不能出动掩护志愿军作战。后来斯大林还表示，两个半月以后也不准备出动到朝鲜作战，仅在鸭绿江边以北中国上空作战。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通报了会谈情况。毛泽东在接到了电报后，于13日召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成员进行研究。最终，得出结论，即使苏联不出动空军掩护，中国人民志愿军也还是会出兵朝鲜援朝。
在中国出兵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从苏联得到的武器，通过现款购买、赊购、在“共同负担”名义下的半价赊购以及无偿赠送等多种渠道。其中在战争开始前，苏联供应的武器基本上属于全价购买。总计在抗美援朝期间，苏联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2个空军师的装备。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发表讲话，谴责美国干涉朝鲜内政的侵略行径。随着朝鲜战争局势的变化，中国领导人意识到朝鲜战局有恶化的可能。7月13日，中央军委作出了关于保卫东北地区边防的决定，决定调动驻河南省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下辖的第38军、第39军、第40军和原在东北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集团军以及炮兵等部共25万多人，组成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集结于东北地区，布防在中朝边境。至8月初，东北边防军的主要部队已进入指定位置。
1950年8月，毛泽东和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志愿军的形式对朝鲜支援的思想。同月起，美国军队开始出动空军进入中国领空，并对中国东北边境城镇进行破坏。次月，在征得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同意后，东北边防军多位将领前往朝鲜收集美军情况，以熟悉美军装备、作战特点和朝鲜地形情况。
在“联合国军”成功在仁川登陆之后，朝鲜战局向不利于朝鲜的方向发展。1950年10月1日，金日成紧急召见了中原地区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和政务参赞柴成文，直接向中国方面提出关于中国出兵援朝的请求，并于同日致函毛泽东。两天后，朝鲜内务相朴一禹将这封信送达北京，当面向毛泽东主席呈交了这封求援信。
中国领导人基于朝鲜战局的复杂性和严峻性，作出判断，美国军队若是跨过三八线占领朝鲜，按照约瑟夫·斯大林的意见，朝鲜将在中国东北地区建立流亡政府，那么战火也会引到中国，同时美国在出兵朝鲜时，还派出了美国海军第七舰队进驻台湾海峡，此举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还威胁到了新中国的安全。
1950年10月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助的问题，但当时多数中央书记处成员并不赞成出兵。10月4日至5日，连续两天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经过反复权衡、研究讨论，最终会议达成共识，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10月8日，毛泽东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签署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着将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正式入朝作战。入朝之后，志愿军第40军奔向球场、德川、宁远，第39军主力奔向鬼城、泰川，第42军奔赴社仓里、五老里，第38军则前往江界。由于志愿军在进入朝鲜时，采取了一系列战略佯动和伪装措施，“联合国军”并未发现中国军队已经进入朝鲜战场，依然分兵冒进，导致东西两线部队之间的缺口越来越大。毛泽东根据朝鲜战局的变化，立即决定志愿军采取在运动中各个歼敌的方针。
抗美援朝第一阶段从1950年10月25日持续至1951年6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道，连续进行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23.3万余人，将其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使美国接受停战谈判。
1950年10月20日至24日，“联合国军”在北进过程中，未遇有力抵抗，24日已距离中国边境不足100公里。同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命令所属部队全速推进至中朝边境，意图控制边境要点，堵住朝鲜军队的退路，消灭朝鲜人民军。同日傍晚时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快速向温井、云山、宁边开进，第118师则连夜赶到北镇东南两水洞地区，并以伏击姿态占领了两水洞及周边的北镇、九龙江、仓洞等地区。
首战告捷
1950年10月25日9时许，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及1个炮兵中队，乘车由温井向北镇疾进。10时许，南朝鲜军第6师第2团第3营尖兵连及炮兵中队进入到志愿军118师指挥所附近，遭到118师侦察连阻击。随即，南朝鲜军第3营全部进入118师预设伏击圈。第118师采取“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法发起进攻。南朝鲜军第2团为营救其第3营，对志愿军第118师第354团第2营阵地发起10余次攻击，但遭到了第2营顽强阻击。战斗持续至15时30分，志愿军第118师全歼南朝鲜军1个步兵营和1个炮兵中队。此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之后的第一场仗，共击毙南朝鲜军300余人，俘敌16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163支、火炮12门、汽车38辆。同日，志愿军第42军为配合西线作战，打破美国军队和南朝鲜军迂回江界、包抄朝鲜人民军的企图，迅速向东线挺进。该军先头营抢先占领了黄草岭要点，并成功阻断了美军陆战第1师的去路。1951年，10月25日也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1950年10月28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9军隐蔽进入云山的西北、西南和东北地区方向指定位置，并攻占了云山附近有利地形。第39军军长吴信泉根据情报作了进攻云山的部署。10月31日，美国陆军第1骑兵师先头部队第8骑兵团进入云山。11月1日，为防止美国军队北上增援，吴信泉派出第343团南下，赶到龙山洞至云山的公路上构筑阵地，阻击美军。美军为防止被包围，向第343团阵地发起轮番进攻，双方激战至黄昏时分，第343团首战告捷，并开创了中国人民志愿军一个连全歼美军一个连的纪录。同日下午，第39军发起总攻，第116师从正面进攻，而115师和117师则从两翼实施迂回包抄。经过两天三夜的战斗，第39军共计毙、伤、俘美军和南朝鲜部队2000余人，其中美军1800余人，击落飞机3架，缴获飞机4架，击毁与缴获坦克28辆、汽车170余辆、各种火炮119门，而美军第8骑兵团第3营更是全部被歼。
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从1950年10月25日持续至11月5日。此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1.5万余人，迫使“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撤至清川江以南。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第一次战役取得的战果，打乱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向北侵略的计划。1950年11月5日，麦克阿瑟命令远东空军动用全部力量，打击在朝鲜境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另外还命令出动了90架B-29轰炸机，轰炸鸭绿江上所有的国际桥梁，以阻止中国军队继续进入朝鲜。次日，“联合国军”开始发起试探性进攻。8日，“联合国军”的飞机轰炸了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以及朝鲜北部城镇。
诱敌深入
1950年11月10日和13日，为准备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分别召开了两次会议。会议确定，志愿军主力后撤至第一次战役比较熟悉的地区休整和构筑反击阵地；以小部分兵力与“联合国军”保持接触，故意示弱；将西线“联合国军”诱至大馆洞—温井—妙香山一线地区，东线则诱至长津湖地区。会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命令其下属各军把清川江、大同江以北的德川、戛日岭、杜日岭、球场之间的地区全部“让”给“联合国军”。但“联合国军”的北进依然保持试探的态度，从6日至16日，仅仅向北推进了9至16公里，离志愿军预设的攻击线还有一段距离。于是，彭德怀再次下令负责诱敌的部队从17日起停止向前出击，继续北撤。18日起，西线的美国军队美国第八集团军和东线的美军第10军开始全速北进。三天后，美军第7师第17团抵达鸭绿江边，成为第一支到达中朝边境的部队。与此同时，南朝鲜军首都师和第3师持续向图们江推进，美军陆战第1师也抵达了长津湖附近地区。
1950年11月24日，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宣布，“联合国军”发起总攻势，并声称让美军士兵在圣诞节前回家。25日，西线的“联合国军”完全进入了志愿军的预设战场。同日黄昏时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38、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二集团军对南朝鲜第7、第8师发起攻击。志愿军第38军第113师穿过南朝鲜两师部队的结合处，抵达德川以南地区，切断了德川、宁远县两地南朝鲜部队联系，同时也阻断了德川地区南朝鲜军的退路。而112师和114师分别从左派和正面展开进攻，于26日分别占领了德川以西地区和德川以北地区。至此，第38军完成了对南朝鲜第7师的合围。同一时间，志愿军第42军也对南朝鲜第8师发起进攻，并于26日成功攻占宁远，将南朝鲜第8师大部歼灭。与此同时，志愿军第40军也对清川江围歼战附近的美国军队第2师发起进攻，成功的牵制住了第2师，使其无法增援德川、宁远一带的南朝鲜部队。
在德川战斗结束后，志愿军第38军迅速向院里、军隅里方向进攻，第113师于11月28日抵达三所里，并随即抢占了三所里旁的另一处要塞龙源里。至此，成功堵住了美军第8集团军北进南撤的要道。次日，西线美军开始全线撤退。此役，西线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2.3万余人，缴获与击毁火炮500余门、坦克100余辆。
东线战场
东线战场方面，11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九兵团与美第10军在长津湖一带交战，当夜志愿军就将美陆战第1师和另外一个团分割包围与长津湖的几个孤立点。29日，“联合国军”一支1000人的部队向志愿军富盛里、小民泰里一线阵地进行连续猛攻，企图打破被割裂状态，最终大部被歼，一部被迫投降。同日，下碣隅里的美国军队也向南发起攻击，但遭到志愿军第20军第172团顽强阻击，未能打破包围圈。30日，志愿军第27军共计五个团的兵力对新兴里美军发起攻击。至12月2日，志愿军全歼了美军第31团级战斗队（又称北极熊团）共3191人。
1950年12月3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成功突破了志愿军死鹰岭、獐项里、西兴里一线阵地，撤逃至下碣隅里。三天后，美陆战1师开始从下碣隅里向南撤退，从7日至12日，该部队连续遭到志愿军多支部队阻截，在撤逃至古土里以南隘路阵地时，当时的气温降至零下40摄氏度，坚守在阵地上的志愿军官兵已全部冻僵，陆战1师得以逃脱。随后，美陆战1师会同美军第3师逃往咸兴市、兴南地区。志愿军第26、第27军继续追击，相继占领了咸兴、涟浦机场，直逼兴南港。23日，美国军队调集300余艘舰船到兴南港，接应美第10军残部从海上南逃。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7日持续至12月24日。此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共歼灭“联合国军”3.6万余人，将战线推至“三八线”，基本收复了“三八线”以北的朝鲜领土，扭转了朝鲜战局。
美国在朝鲜惨败的消息传到了美国国内，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新闻界竞相报道，而美国高层也出现质疑的声音。美国当局还操作联合国通过了成立所谓的“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试图拖延时间。与此同时，时任美第8集团军司令的沃克意外死亡，其职务由马修·李奇微接任。1950年12月底，李奇微赶赴朝鲜，并部署了一条“从临津江到三八线的总战线”，这条战线横贯朝鲜半岛250公里、纵深60公里，由两道防线组成，第一道西起临津江口，东至襄阳市；第二道西起高阳，东至冬德里。而中国方面，经过两次战役，志愿军伤亡4万余人，再加上战线过长，后方的物资供应线遭到破坏，军队急需休整补充。但毛泽东考虑到当时的国际局势，不能在国际上造成志愿军打到三八线为止的错觉，随即决定趁“联合国军”内部混乱的时机，立即越过三八线再打一仗。
突破三八线
1950年12月31日，向三八线以南的“联合国军”发起全面攻势，志愿军第39军在炮火的支援下，快速在新、土井地带渡过临津江，于次日拂晓前突入“联合国军”防御纵深约10公里，占领了大村、武建里地区，并成功策应第50军渡江。1951年1月1日，第38、第40、第42和第50军分别占领了新邑里、安兴里、道城岘、紫长里等地区。次日，南朝鲜军三个团企图南逃，被志愿军第42军第124师和第66军阻截，遭到全歼。而朝鲜人民军有五个师的兵力在战役发起前就越过三八线，向洪川、横城、原州市方向迂回，迫使南朝鲜军队南逃。在志愿军的连续突击下，马修·李奇微所设的第一道防线全面崩溃。1月3日，李奇微下令全线向汉阳以南撤退，美第8集团军在撤退时还用汽油、炸弹对汉城、仁川等地进行了破坏。次日，志愿军占领汉城，5日渡过汉江，并持续向南追击，战斗持续至1月8日，“联合国军”被驱赶至三七线附近。
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持续至1951年1月8日。此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人民军突破三八线，向南推进了约80至100公里，共歼灭“联合国军”1.9万余人，解放了汉城，粉碎了美国“假停火、真反扑”的企图，从军事上和政治上打破了美国的阴谋，进一步争得战略主动权。
经过三次战役，彭德怀根据当时的战局，决定执行“西顶东反”的策略，即以一部兵力在西线组织防御，牵制“联合国军”主要进攻集团；集中主力于东线实施反击，从翼侧威胁西线“联合国军”，制止其进攻。同时“联合国军”也注意到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存在严重的后勤问题，即由于战线拉长和美国的制空权给中朝军队造成的粮食、弹药和兵员补给方面的困难。“联合国军”发挥自身在后勤补给方面的优越条件，迅速地补充了兵员和物资，旨在趁志愿军未恢复元气之际发动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15日，“联合国军”开始采用“磁性战术”在水原至利川市一带试探性进攻，意图通过坦克或汽车与志愿军保持接触，进行武力侦察或抢占阵地，来掩护其主力转移，同时达到消耗志愿军的目的。15日和22日，志愿军第150师449团和450团分别在金良场和阳智里，击退了“联合国军”数次试探性进攻。
西线防御
1951年1月25日，“联合国军”动用200余架飞机、80余辆坦克和近300门火炮掩护近6万人的兵力，全线发起进攻。“联合国军”以一个团的兵力向东鹤山、阳智里发起进攻，被志愿军448团和450团连续击退数次。但美国军队第25师的一个营进占了水原，与白云山前沿阵地对峙。两天后，“联合国军”开始向白云山阵地发起进攻，驻守在此的志愿军第447团，坚守了11个昼夜，成功守住了白云山主峰。与此同时，“联合国军”在帽落山和修理山发起的进攻，均遭到了顽强阻击，以失败告终。
为了保住汉江南岸的桥头阵地，缩小防御正面，志愿军第50军开始调整部署，1951年2月8日，其下辖的三个师分别在素岛、广北里和三碑里等地区组织防御。“联合国军”开始对汉江南岸的阵地发起进攻，同时还不断在沿江渡口侦察，对第50军防御正面进行试探。2月12日至3月14日，第50军的多支部队连续抗击了“联合国军”几十个昼夜的进攻，并造成大量杀伤后，成功撤回北岸。
与第50军共同担负汉江南岸防御任务的还有第38军112师，自1月28日起，“联合国军”就对该部队坚守阵地发起猛攻，但均未能突破阵地，战斗持续至2月16日，在完成坚守防御任务后，112师陆续撤出阵地，转移至江北。
东线反击
在东线战场上，“联合国军”从1月31日开始，出动三个师的兵力向砥平里及横城方向进攻，随后又集结了五个师由堤川、宁越、旌善等地向北推进。随即，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的邓华命令第42军主力从加平地区南下，控制砥平里及附近地区；第66军第198师进至洪川以南五音山地区，阻击“联合国军”两个师的兵力。2月5日和6日，志愿军第39、第40、第66军相继向南集结并迅速开进。
1951年2月11日，邓华指挥其主力部队发起进攻，第42军第124师迅速攻占了上物安里，并于次日前进至鹤谷里地区，将横城西北的南朝鲜军的退路截断；第125师则经过居瑟峙、下物安里等地，推进至横城西南，截歼了从横城方向逃出的“联合国军”。与此同时，第40军相继攻占了圣智峰、梨木亭等地，第66军则向横城以南急进，以切断“联合国军”南逃退路，但时间紧急，第66军未能按时到达指定位置，致使横城地区的部分“联合国军”得以逃脱。经过一天两夜的战斗，横城反击战与2月13日结束，此战，中朝军队共歼灭“联合国军”1.2万余人，俘虏7800余人，缴获各种火炮139门、火箭筒122具、各种枪支6200余支、坦克7辆、汽车550辆、迫使东线“联合国军”后退26公里。
“联合国军”反扑
1951年3月初，“联合国军”集中20万兵力分两路强渡汉江，企图从中朝军队中间突破，夺取汉城，向三八线以北推进。彭德怀等人研究决定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防御作战，主动后撤。3月15日，“联合国军”重新占领汉城。3月底，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发表声明称，“联合国军”的失败来源于联合国的约束，并企图将战火扩大到朝鲜境外。此举在国际上引发了强烈反响。4月初，“联合国军”再次越过三八线，随后又相继向“堪萨斯线”和“犹他线”推进。11日，麦克阿瑟被解除“联合国军”总司令职务，由马修·李奇微接任。李奇微上任之后，意识到中朝军队主动后撤，是准备实施大规模反击，并发现志愿军第二番部队已抵达前线，随即命令各路部队停止进攻。4月21日，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挡住了“联合国军”的攻势，将战线稳定下来。
抗美援朝战争第四次战役从1951年1月25日持续至1951年4月21日。此役，中朝军队将运动战和阵地战紧密结合，运用坚守防御、战役反击和运动防御等多种形式，共歼灭“联合国军”7.8万余人，此数字超过了前三次战役总和，并将“联合国军”遏制在“三八线”南北附近地区。
在第四次战役结束之前，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大部已陆续抵达三八线以北，并完成集结。1951年4月初，志愿军召开会议，决定抢在“联合国军”实施登陆作战前发起第五次战役，彭德怀根据战场形势，提出第五次战役的作战方针，即采取战役分割包围与战术分割包围相结合的方针。4月21日，志愿军第二番作战部队基本完成了作战准备。此时，“联合国军”共计兵力34万人，并配有大量航空兵支援。中朝军队方面，在前线集中兵力共68万余人，兵力虽然占优，但缺少空中支援，武器装备也处于劣势的状态。
全线反攻
1951年4月22日傍晚，中朝军队共14个军沿着200多公里宽的战线同时向“联合国军”发起进攻。志愿军第40军一夜之间打乱了南朝鲜军第6师在白云山以东的部署，占领了第一线主阵地。随后，第40军兵分两路，向“联合国军”纵深插入，战斗至25日，第40军成功完成了割裂“联合国军”的任务。右翼的第19兵团在突破临津江之后，第64军插入“联合国军”纵深25公里，并成功占领道峰山。同时，左翼的第9兵团也成功进占抱川东和东北地区。4月24日，第63军187师开始对在雪马里地区驻守的英国王牌部队，被称为“皇家陆军双徽营”的格洛斯特营发起围攻，李奇微得到消息后，立即组织多路部队进行救援，但均被驻守在各个要塞的志愿军击退。25日，格洛斯特营被全歼。同日，中路战线的志愿军第3兵团在涟川地区突破了美第3师和土耳其旅的抵抗后，成功进占涟川以南的哨城里、钟悬山和宝藏山地区。29日，中朝军队逼近汉城，一部前出至汉城近郊北岳山，中朝联合司令部决定部队停止进攻。这一阶段作战中，中朝联军将“联合国军”从三八线驱赶至汉城东西一线地区，夺回了战场主动权。
转兵东进
经过上一阶段的作战，美第8集团军以美骑兵第1师、美第24师、第25师、英第28旅等多支部队重兵布防在汉城周围和汉江南岸地区。而“联合国军”的东部战线显得尤为突出，东线的南朝鲜军队侧翼完全暴露，彭德怀立即决定转兵东线。为迷惑“联合国军”，志愿军第19兵团和朝鲜人民军第1军在西线佯动，成功将“联合国军”主力牵制在西线战场。1951年5月9日，志愿军第3、第9兵团在友军掩护下，开始移兵东线。
1951年5月16日，东线的中朝军队开始发起全线进攻，志愿军第9兵团在朝鲜人民军的协同下，采取多路突破，迂回包围的战法，向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第3、第5、第7和第9师发起攻击。第20军第60师在12小时内，成功前进30公里，抢占了合围要点五马峙，17日，第60师又顺利攻占了后坪里、美山里地区，切断了县里地区南朝鲜军的南逃之路。同日，朝鲜人民军第5军团又切断了县里地区东南方向的道路，与志愿军第20军成功合围了县里地区的南朝鲜军。18日，南朝鲜第3、第9师开始向南和东南方向突围，突围持续至第二天，南朝鲜军这两个师的大部被中朝军队歼灭。东线南朝鲜军在中朝军队打击下，被迫撤退到九成浦里至仁邱里一线布防。见此情形，美第8集团军司令詹姆斯·范佛里特紧急命令多支部队东移增援，20日，“联合国军”又形成了东西相衔接的完整防线。
北移阻击
1951年5月21日，中朝联合司令部下达了停止进攻、主力北移休整的命令。两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主力开始转移，各兵团留下部分兵力采用运动防御的方式，层层阻击，掩护主力休整。
然而，志愿军刚开始转移，马修·李奇微就采用“磁性战术”，全线展开反扑。“联合国军”以坦克、炮兵和摩托化步兵组成特遣队，向中朝军队纵深猛插，并空降营连规模的兵力抢占了后方要点，阻止志愿军北移。5月23日，由于运输力缺乏，志愿军第3兵团决定停止北移，原地阻击“联合国军”，以掩护伤员转移。24日，“联合国军”两支特遣队分别进占了志愿军第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80师左右两侧地区。当日晚上，180师开始渡江北撤，但由于“联合国军”穷追不舍，并切断了援军与180师的联系，次日，撤退至芝岩里地区的第180师几乎被“联合国军”包围。27日晚，第180师将部队组成3个连，先是选择向史仓里方向突围，后又转向西北方向突围。第180师在回撤过程中，伤亡惨重，共计损失了7000余人。
5月27日，为了稳定局势，彭德怀命令部分军停止休整，在临津江、汉滩川以北芝浦里、华川、杨口等地区全线阻击“联合国军”。战斗持续至6月10日，志愿军在供应困难、连续作战极度疲劳的不利情况下，成功阻击了“联合国军”的进攻，并将其阻止在三八线地区。
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从1951年4月22日持续至1951年6月10日。此役，中朝军队共歼灭“联合国军”8.2万余人，并将其阻于汶山、高浪浦里、铁原、金化、杨口、明波里一线。同时，志愿军作战损伤8.5万余人，中朝军队意识到继续向南推进的困难程度，美国当局也认识到想要三八线以北建立防线的可能性极小，因此双方放弃了在战场上取得绝对优势的愿望，双方进入谈谈打打的阶段。
抗美援朝第二阶段从1951年6月中旬持续至1953年7月27日战争结束。这一阶段，交战双方持续着边打边谈的状态，中朝军队依靠坚固阵地，采用阵地战的作战形式，先后多次粉碎“联合国军”的进攻，同时也主动发起多次战术性进攻，共计歼敌72万余人。
经过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联合国军”阵亡了23万余人，美国在战场上取胜无望。同时，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高涨，战争债务不断增加，在加上国际舆论压力，美国不得不寻求停战谈判。1951年6月25日，时任美国总统哈里·S·杜鲁门表示美国政府愿意谈判，并授权马修·李奇微以战场司令官的名义与中朝军队进行谈判。30日，李奇微向中朝军队发出谈判邀请。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联名复函，同意停战谈判。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第一次会议在朝鲜古都开城来凤庄正式举行。主要围绕通过议程、确定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区、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战俘的安排问题和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这五项议程。谈判初期，在军事分界线问题上，朝中方面始终坚持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南北各划分若干公里，建立非军事区；而“联合国军”方面则拒绝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的合理建议，提出按美方标定的军事分界线，朝中方面需向北退出1.2万平方公里的地区。美国军队谈判代表甚至还公然进行军事讹诈，宣传“让炸弹、火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双方停战谈判被迫中断，进入边打边谈阶段。
1951年8月18日，“联合国军”乘朝鲜北方发生洪水灾害、中朝军队供应困难之机，发起了夏季攻势，主要进攻方向为北汉江以东至东海岸朝鲜人民军防守的阵地。为配合朝鲜人民军作战，志愿军第一线的第64、第47、第42、第26、第27军进行有限目标的战术反击，攻击“联合国军”多处阵地，共毙伤敌3900余人。至9月18日，“联合国军”除在杜密里以北851高地至1211高地地段继续进攻以外，其余地段均被迫停止进攻。整个夏季攻势中，“联合国军”共损失了7.8万余人。
1951年9月29日，“联合国军”又发动了秋季攻势。在西线战场上，“联合国军”对志愿军第64、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防守正面全面进攻。战斗持续至10月18日，“联合国军”的攻势因伤亡惨重被迫停止。东线方面，“联合国军”大举进攻志愿军第68军阵地，后攻势重点又转向北汉江东西地区的志愿军第67、第68军防御正面。10月16日起，“联合国军”全面进攻连连受挫后，被迫转为重点进攻，19日以后，“联合国军”之进攻能力逐渐减弱，10月22日，“联合国军”的秋季攻势被彻底粉碎。
在整个夏秋防御战中，中朝军队连续作战3个多月，共歼敌16.8万余人，美国也不得不重新接受谈判。10月25日，中断了63天的停战谈判，在板门店复会。次日，双方通过了第一项议程。27日，第二项议程也顺利通过，双方确定了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
1951年8月，美国为争取谈判主动权，“联合国军”发动大规模“空中封锁交通线战役”，计划用90天的时间摧毁朝鲜北方的铁路系统，企图以空中优势掐断中朝军队前线与后方的补给线，即所谓的“朝鲜战争”。8月18日开始，“联合国军”利用朝鲜北部洪灾，动用了80%的空中力量实施“绞杀战”，平均每天出动飞机300多架次，不分昼夜轰炸志愿军后方铁路、公路、桥梁及各种设施。26日，志愿军空军与苏联航空兵一部开始共同担负保护平壤以北主要交通线和掩护安州区地区机场修建的任务。
1951年9月，“联合国军”开始改变空袭战法，集中力量轰炸清川江以南的新安州、西浦、价川之间的“三角地区”。9月25日，空军第4师出动32架飞机，配合苏联空军，与企图袭击清川江桥的美国军队百余架飞机交战，空战持续了五天，中国空军和苏联空军联手击落了美军飞机26架。10月，在高射炮兵和苏联空军的配合下，第4师与美军又连续进行了6次大规模空战，共击落美军飞机17架。此后，志愿军空军大批部队陆续投入战斗，削弱了美军在鸭绿江至清川江之间的空中优势。从1951年9月至1952年5月，志愿军共出动9个师18个团的歼击机部队和两个轰炸机师部队轮番参战，战斗出动680批，空战1602架次，击落美军飞机123架、击伤43架。除了与“联合国军”争夺制空权以外，志愿军地面部队也加紧了对各交通要道的维护。从1951年9月份开始，志愿军命令除直接担负作战任务的部队外，其他部队全部投入到加固加宽公路、新修公路、修筑水下桥和汽车隐蔽所的工作中去，并在主要公路干线上设置防空哨，主要担负防空预警、防范敌特、指挥交通、清除炸弹和破坏物等任务。同时采取隐藏躲避、机动规避、隐真示假和抢修抢救等措施，大大减少了汽车的损失，提高了公路运输效率。1952年6月，美国空军不得不停止实施绞杀战，并承认绞杀战没有达到预期目标。
由于志愿军开展抢修、抢运、保通、空战、地面防空等作战行动，致使“联合国军”原计划90天的“绞杀战”持续了10个月，且并未有效阻止中朝军队交通线的通行和战力的持续补充。
1952年初，美国军队在继续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实施“绞杀战”的同时，在朝鲜北方和中国部分地区秘密实施细菌战，主要是在夜间以飞机投撒带有炭疽杆菌、鼠疫杆菌、霍乱孤菌等10余种病菌的苍蝇、蚊子、跳蚤等，或将病菌附在树叶、棉花、食品、宣传品等杂物上，或制成生物弹由飞机投掷布撒，或由火炮发射布散，并多以污染水源、交通孔道与居民集中点为目标。美国企图以这种方式挽回战场上的败局，增加在停战谈判中的筹码。
1952年1月27日晚间时分，美国飞机多批次出现在铁原郡金谷里上空，次日有志愿军战士发现雪地里有大量的苍蝇、跳蚤等昆虫。随后志愿军又连续在伊川、铁原、市边里、朔宁、平康、金化等地多次发现了同类情况。经检验查实，美国军队布撒的昆虫携带了十余种病菌病毒。不久之后，出现昆虫的地区陆续出现霍乱，部分朝鲜民众和志愿军战士均有不同程度感染。为了防疫治疗，自2月19日起，中国向朝鲜前线陆续输送了340万份鼠疫疫苗、9000磅消毒粉和其他防疫用具，并赶制了1000份鼠疫疫苗分批送往朝鲜。除此之外，还向朝鲜前线派出了包括昆虫学、细菌学、流行病学、毒物化学等50余名专家和数百名防疫人员，支援前线开展防疫消毒工作。3月1日，志愿军成立总防疫委员会，统一领导志愿军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并命令全员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此外，志愿军还先后设立了7所传染病医院，专门收治传染病患者。至同年6月，志愿军接种鼠疫疫苗2次，霍乱、五联疫苗接种1次，接种率达100%，对主要交通线两侧3华里内及部队驻区大部分朝鲜居民共450万人次，也注射了鼠疫疫苗等。到1952年11月底，大规模的反细菌战防疫工作告一段落。
在舆论战场上，针对美国军队实施的细菌战，周恩来发表声明，号召“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采取行动，制止美国政府这种疯狂的罪恶行为”。中国人民反对细菌战的呼吁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响应，1952年2月至4月，先后有13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表声明，反对美军进行细菌战。对此，美国当局一开始保持沉默，直至3月4日，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艾奇逊发表声明，予以抵赖和否认。3月至8月，中朝两个政府先后接受了三个独立调查团到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调查美国细菌战的罪行，三个调查团均得出来美国在朝鲜和中国东北实施细菌战的结论。1952年5月至1953年11月，中国新华社还陆续公布了执行过细菌战任务、被击落后被俘的美国军队飞行员关于执行细菌战任务情况的供词。但美国官方对此一直并表示否认。
美国所实施的细菌战，并没有达到其军事上的目的，反而在政治上、道义上遭遇了失败。
1952年7月，为寻求朝鲜战争战俘问题的解决，中方谈判代表向美方提出双方所俘获武装人员全部遣返的原则，但美方却坚持“自愿遣返”的原则。美国为了在谈判桌上获得主动权，同时对志愿军进行报复，制定了“摊牌”计划，即对朝鲜中部金化郡五圣山前沿的上甘岭附近597.9高地和537.7高地发起攻击，而上甘岭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上甘岭的得失，会直接威胁到五圣山的安全。10月8日，朝鲜停战谈判的美方代表单方面中断谈判会议，并宣布无限期休会。同日，“摊牌计划”得到批准。
1952年10月12日至13日，“联合国军”出动大量空军和炮兵，对志愿军五圣山阵地、上甘岭战役和597.9高地、537.7高地进行轰炸、炮击。14日，上甘岭战役正式打响，“联合国军”出动共7个营的兵力，在大炮、坦克和飞机的支援下，向志愿军第45师135团驻守的两个高地发起进攻。战斗至当天下午，守备志愿军伤亡较大，遂全部退守坑道作战。当晚7时，志愿军第135团3个连另两个排，在炮兵支援下兵分四路展开反击，又夺回全部阵地。战斗一直持续至20日，“联合国军”先后投入了17个步兵营。志愿军也先后投入了21个步兵连的兵力，实施了七次夜间反击，其中三次全部恢复阵地，共歼敌7000余人。
1952年10月27日，志愿军第3兵团首长王近山、杜义德、王蕴瑞发出了关于准备长期打下去、争取全部恢复阵地的指示。同时，第15军令第45师重点转入坚守坑道作战，以争取时机，为决定性反击创造条件。自此，参战双方开始了坑道争夺战。“联合国军”开始采用炸药爆破、火炮轰炸、石土封堵等手段围困坑道内的志愿军。坑道内的志愿军在物资匮乏、环境极其恶劣的情况下，坚守阵地；同时坑道外的志愿军部队也对“联合国军”发起反击，在坑道内外部队的配合下，志愿军有效地坚持了两个阵地的坑道斗争，为决定性反击赢得了时间。
1952年10月30日，志愿军出动104门火炮对597.9高地和“联合国军”炮兵阵地发起轰炸，突击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向该高地发起冲锋，经过5个小时战斗，恢复了该高地大部分阵地。11月1日，“联合国军”出动100架飞机，连续轰炸志愿军炮兵阵地，其地面部队在炮火掩护下向志愿军阵地发起攻击，但很快便败下阵来。此后几天，“联合国军”发起多次反扑，但均以失败告终。随着579.9高地争夺战基本结束，双方又把争夺焦点放在了537.7高地上。11日，志愿军第12军兵分两路向537.7高地发起进攻，当日，便恢复了该高地北面阵地。次日，南朝鲜军开始反扑，战斗至17日，南朝鲜军共计百余次反扑，以损失2000余人的代价，占据了第7、第8号阵地。18日，第106团投入537.7高地北山战斗，连续打退了南朝鲜军的进攻，两天后，南朝鲜军已无力进行营以上规模的攻击。11月25日，南朝鲜军停止了对537.7高地的反扑。
上甘岭战役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在正面战场上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1952年秋，美国第34届总统大选，美国共和党候选人艾森豪威尔承诺，若胜选，会早日赢得朝鲜战争。随后艾森豪威尔成功当选美国总统。同年10月至12月，“联合国军”共进行了22次登陆作战演习。
从1952年12月下旬起，志愿军内部连续召开会议，开始部署反登陆作战准备。西海岸北起铁山半岛，南至礼成江口，共约565公里，共有志愿军6个军，地面炮兵14个团又9个营，高射炮兵2个团又13个营，坦克6个团，另有朝鲜人民军1个军团又1个旅担负海岸防御任务。而东海岸南起沛川里，北至赴战岭，共约286公里，共有志愿军2个军又1个师，地面炮兵2个团另3个营，高射炮兵5个营，坦克1个团，另有朝鲜人民军2个军团和2个旅驻守海岸线。
1953年1月和2月，西海岸和东海岸相继开始动工构筑防御工事。至4月底，中朝军队反登陆作战准备全面完成，海岸防御部队共挖掘隧道8090条，总长720余里；挖堑壕、交通壕3100余公里；构筑600余个永备工事和各种掩体10.9万余个。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不得不放弃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转而寻求谈判解决问题。4月20日，战争双方开始交换病伤战俘。26日，停战谈判重新恢复。
1953年5月7日，朝中方面提出解决战俘问题的新方案，即不直接遣返的战俘交由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在朝鲜境内看管，但美方拒绝了这一方案，反而在13日提出将一切不直接遣返的朝鲜籍战俘“就地释放”，企图强行扣了朝鲜被俘人员。5月13日至6月16日，志愿军先后发动了两次进攻，在北汉江东西岸地区的690.1高地至边岩洞之间，把“联合国军”的防线打开一个12公里宽、3至6公里纵深的大缺口，使金城以南之敌突出部更为暴露。
1953年7月13日，金城战役爆发，志愿军1100多门火炮对金城以南的南朝鲜军阵地进行轰击，随后步兵部队也发起进攻，在1个小时内突破了南朝鲜军4个师的防御前沿阵地。随后三个作战集团迅速向南发展进攻，其中，西集团的地203师化装为南朝鲜军，通过南朝鲜军哨卡，进至二青洞地区突袭了南朝鲜首都师第1团（白虎团），打乱了它的指挥体系，使得周围南朝鲜军失去指挥。同时，中集团和东集团也发起攻势，并分别占领了轿岩山、梨船洞以西和金城川以北地区。17日，“联合国军”集中6个团的兵力，在飞机和大炮的支援下，向东集团180师一线突出阵地发起猛攻，180师抵抗数日，歼灭了3000余人，仅一个高地失守。此后“联合国军”将反扑重点转向中集团，但被志愿军击退了数千次进攻。
1953年7月27日，金城战役结束。此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共歼敌7.8万余人，缴获坦克45辆、汽车29辆、各种炮423门等，收复土地178平方公里，拉直了金城以南的战线。
金城战役是抗美援朝的最后一次战役，同时也是志愿军转入阵地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
1953年7月27日，中朝军队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维持了两年边打边谈的状态后，终于在板门店签署了《朝鲜停战协定》。协定内容主要包括：确定以三八线附近的实际控制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建立一非军事区作为缓冲区。双方完全停止一切敌对行动，自非军事区撤出一切军事力量、供应和装备，停止自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队和武器；各方将其收容下的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未予直接遣返的其余战俘，从其军事控制与收容下释放出来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向双方有关政府建议，为保证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在协定签字并生效后3个月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等。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以及“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分别在协定上签字。
至此，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宣告结束。同时，历时两年零九个月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也以胜利结束。
朝鲜停战时，“联合国军司令部”宣布共杀伤中国军人92万人，其中死亡人数为30万至40万人。
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公布了志愿军共有36万人伤亡，这个数字是志愿军司令部计算出的纯减员数字（即不可重返前线者的总计）。但根据卫生勤务部门的阵亡统计和医院接收伤病员统计，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总损失数是：战斗和事故亡114084人；负伤383218人（包含两次以上负伤而存在重复统计）；患病后送入院治疗455199人（包含多次住院同样存在重复统计）；战场失踪25621人。其中，医院中的负伤人员有21679人不治身亡，还有13214人病死。按以上数字总计，共有148977人牺牲（未包括失踪人员中的死亡者和支前民工）。
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丹东建立抗美援朝战争纪念馆时，要求在纪念墙上把所有牺牲者的数字标明。纪念馆在汇总了中国各省市民政部门的牺牲人员统计后，得出的烈士总数为171669人。此后，各地民政部门又陆续增报了一些抗美援朝烈士。2014年，经过民政部、总政治部梳理汇总各方面档案资料，最终确认抗美援朝烈士共有197653名，包括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和失踪的志愿军官兵、支前民兵民工、支前工作人员，以及停战后至志愿军回国前帮助朝鲜民主主义共和国生产建设牺牲和因伤复发牺牲的人员。
2000年，中国在纪念抗美援朝战争50周年时公布了朝鲜人民军在战争中共计伤亡26万人。美国方面也曾公布过拘押了朝鲜14万人和11万人战俘的数字，其中包括一些平民。
“联合国军”
美国军队在停战后宣布，美国军人共死亡33739人，战斗负伤103284人，南朝鲜军战斗伤亡共30.5万人。在上述死者中，美军还宣布包括5800人在对方看管下因伤病死亡的被俘官兵，意味着9500名战场失踪者在停战后只有3700人被作为战俘遣返。至于南朝鲜军共有9万多人在战场上失踪，最后只有7000人作为战俘被遣返。
1955年，美国官方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修建了朝鲜战争死亡者纪念墙，墙上记录的美军人数共计54246人，“联合国军”死亡人数为628833人（其中大部分为南朝鲜军人）。这部分数据与停战时宣布的阵亡人数存在较大的出入，美国官方对此解释道，多出的数字包括朝鲜战区非战斗死亡2835人（如事故、车祸等），以及战区外死亡17672人（即在朝鲜战争时期美国军队在其他地区担负相关任务的死亡军人、从朝鲜战场回国后因伤病死亡的军人）。
20世纪90年代，韩国官方出版的《韩国战争被害统计》，宣布其军人死亡137899人，受伤450742人，并且这部分数字不包括警察、民团等非正规军。而根据朝鲜战争博物馆的统计，其军人在战时死亡合计152279人。但韩国国防部战史编委员会出版的11卷本的《韩国战争史》，又宣布其军事人员（包括正规军、警察和非正规军）共死亡227800人，受伤717100人，失踪43500人，合计损失988400人。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牺牲的中国将士，由于客观条件所限，除了团级以上干部及特级、一级战斗英雄可运回中国安葬，大部分牺牲的将士都就近掩埋。在牺牲的烈士中有一个特例，即毛泽东之子毛岸英。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毛岸英请求入朝参战，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俄语翻译和秘书，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第一个志愿兵。同年11月，美国空军轰炸志愿军司令部上空，投下了几十枚凝固汽油弹，毛岸英壮烈牺牲。毛岸英是团级以上干部，按规定应该运回中国，但在彭德怀的建议下，毛岸英的遗体安葬在了朝鲜，和牺牲的志愿军烈士埋在一起。
在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中，志愿军突破了三八线，此后在三八线以南进行的战斗中，相当一部分战士牺牲在今韩国境内。后来，韩国方面开始不断发现志愿军遗骸，这部分遗骸大都是志愿军作战时临时掩埋的、散落在各个战场的烈士遗体。1996年，韩国在京道坡州市建立了占地面积约6000平方米的墓地，安葬朝鲜战争后发现的中国和朝鲜军人遗体。
2013年，中韩双方本着友好协商、务实合作的精神，达成了将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的协议。2014年3月28日，中韩双方举行了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首次交接仪式，中方将首批迁回的437具烈士遗骸安葬于沈阳市的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次年3月20日，第二批68具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也回到中国。2023年11月23日，中韩双方在韩国仁川国际机场举行第十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遗物交接仪式。此次韩方共向中方移交25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及335件遗物，交接仪式后烈士遗骸搭乘了中国空军运-20专机返回中国。从2014年至2023年间，中韩双方遵循人道主义原则，已连续十年成功交接938位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进入朝鲜的6个军，共18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连同后勤部队7000人，全部兵力的总数为30万人。11月上旬，为了准备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中国又增调了一个兵团入朝，到了11月上中旬，入朝参战兵力达到了45万人。1951年1月初，正值志愿军抗美援朝第三次战役期间，中国在朝兵力大约为43万人。1951年1月至4月，“联合国军”发起反扑，重新占据了汉城。2月，中国派出了第19兵团入朝。4月，第3兵团和第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七集团军也入朝参战，同时，在前一阶段损伤较大的第50军、第60军被撤回中国国内。到了1951年6月中旬，中国在朝兵力达到了95万人。但当时的战局僵持，且双方在准备谈判，为改变战场形势，中国又先后派出了第20兵团和完成休整的第50军以及一个小规模兵团入朝。10月，在朝兵力达到了110万人。
1951年11月，鉴于当时战局稳定，为了节约军费开支，中央军委决定将在朝部队人数减少20万人。次年1月，中国在朝兵力缩减到90万。1952年秋季，为了使更多部队获得作战经验，中国抽调了3个野战军，替换由朝鲜回国的4个军。同年12月，为防止“联合国军”登陆作战，又向朝鲜增派了4个军的兵力。1953年3月，中国在朝兵力达到抗美援朝时期的最高点，总计135万人，除此之外，在中国国内边境地区还有1个野战军5万余人、志愿军空军司令部及其下属的9个空军师近4万人。1953年7月27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及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一方与联合国军总司令另一方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签订时，中国在朝部队仍然有130万人。
属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建制的部队入朝作战时的总兵力，共有190万人，而后又抽调了40万以上的补充兵员。在整个抗美援朝时期，中国先后进入过朝鲜境内参战的总兵力为230万以上。此外，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中国空军部队还先后出动5.9万名地勤人员和672名飞行员参战，同时，还有大量的民工入朝担负人力运输、铁路公路的修筑、仓库保管等后勤工作，共计有60万人。如此，中国参与抗美援朝的人数，总共有300余万人。
在战费开支方面，中国在战争期间，消耗了直接战费62亿元人民币，加上间接战费则在百亿人民币以上，其中对苏联的武器欠款达到30亿人民币。
1949年8月，朝鲜人民军有5个步兵师、1个步兵旅、1个机械化师、2个炮兵旅和一支拥有74架飞机的小型空军，总计兵力8万余人，另有警备队4.1万人。到朝鲜战争爆发时，朝鲜人民军发展到10个步兵师、1个坦克旅和空军、海军及警备队，共计13.5万余人，装备有T-34型坦克、雅克式战斗机和122毫米榴弹炮等重型武器。1951年6月中旬，朝鲜人民军的总兵力达到了34万人，编为6个军团。1953年3月，朝鲜人民军经过扩充，兵力达到了战争时期的最高点，共有6个军团，连同地方部队达到了45万人。
朝鲜战争爆发前后，苏联就为朝鲜提供了3000多名军事顾问协助朝鲜军队进行军事训练并协同指挥作战。此外，苏联还向朝鲜提供了大量军事物资援助，仅1950年苏联援助朝鲜的军事物资的总价值高达8亿7千万俄罗斯卢布。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还向中国提供了约100个师的装备，并先后派出12个苏联空军师投入空战，掩护交通运输线和机场的修建。
整个战争期间，由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十余国组成的“联合国军”兵力最多时达到了93万余人，再加上受“联合国军”指挥的南朝鲜部队59万余人，共计152万余人。其中美国的兵力达到了30多万人。
国家安全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创造了世界军事史上以弱胜强的范例，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赶回了三八线，保证了东北地区的主权不受损害、侵犯，避免了在中国境内与侵略者对抗的可能。
军事
通过抗美援朝战争，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水平得到了一定的提高。战争中苏联以半价援助了中国部分苏式现代化武器，这些武器装备提供给了中国56个师的部队，提升了中国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水平。中国的兵工厂也利用苏联提供的技术蓝图制造了第一批现代武器装备。同时，在与美国军队交战中，中国军队还积累了同现代化装备敌人实际作战的经验。
政治
抗美援朝的胜利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觉悟。其一，战争的胜利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其二，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国民经济的恢复工作在1952年下半年提前完成，经济建设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正是从1953年开始的；其三，抗美援朝振奋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消除了当时一部分人的崇美、恐美心理。
国际环境
抗美援朝战争创造和维护了中国在东北亚地区有利的战略态势和战略格局，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社会改革争取了和平的环境，并且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威望。同时，通过这场战争，巩固了中国与苏联的同盟关系，赢得了对苏关系的主动，此后苏联向中国援建了156项工程，无偿地提供了机器设备、工艺规程的科技资料和其他科学集约化生产方式。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之后，朝鲜问题依然未得到彻底解决。1953年10月1日，美国与韩国签订《美韩共同防御条约》，继续在韩国保留美国驻军。11月，中国与朝鲜签订了《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在朝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开始帮助朝鲜进行战后重建。1954年4月，在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而召开的日内瓦会议上，由于美国缺乏诚意，未能就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达成协议。同年9月起，为了推动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和缓和远东紧张局势，中国人民志愿军先后主动从朝鲜撤出大批部队，至1958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而美国则一直驻军朝鲜半岛，朝鲜半岛也依然保持着南北分裂的美苏冷战格局，即北纬38度线以北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而北纬38度线以南则是韩国。
朝鲜战争消耗了美国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美国在整个战争中消耗了作战物资7300余万吨，花掉了830亿美元，军费的上涨加剧了联邦政府的赤字风险。同时战场上伤亡人数的增加，也唤醒了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主张美国应该集中精力关注国内事务，避免卷入美洲大陆之外的政治、军事纷争。
朝鲜战争的结局，降低了美国的国际威望和在世界上的号召力。战争结束后，英国、法国、加拿大等国家拒绝追随美国在亚洲的战争冒险政策，比如在台湾海峡危机和印支问题上，这三国和日本等国就拒绝了美国针对中国的联合军事行动。此外，一些美国军政人物也开始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如朝鲜战争时任美国军队第8集团军司令的詹姆斯·范佛里特在20世纪50年代曾主张武力推翻新中国政府，到了60年代就转而公开要求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承认新中国。
朝鲜战争对美苏冷战的迅速升级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朝鲜战争之前，东西方两大阵营争夺的核心在欧洲，也发生了一系列加剧冷战烈度的事件，但都是在不发生武装冲突的原则下进行的。但随着美国介入朝鲜战争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加剧了东西方冲突的烈度，使得冷战升级。
纪念日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第40军第118师在朝鲜温井西北两水洞地区，遭遇并成功歼灭南朝鲜军第6师一部。此战是志愿军赴朝后的首战。1951年，经党中央和毛主席批准，10月25日被确定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
纪念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位于辽宁省丹东市鸭绿江畔的英华山上，是中国唯一全面反映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战争和抗美援朝运动历史的专题纪念馆。
抗美援朝纪念馆园区总占地面积18.2万平方米，由纪念馆、纪念塔、全景画馆、国防教育园组成，馆藏抗美援朝文物2万余件。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基本陈列主题，设置有序厅、抗美援朝战争厅、抗美援朝运动厅、中朝友谊厅、中国人民志愿军英烈厅、纪念厅等。其中，纪念塔高53米，寓意中国人民志愿军在1953年取得战争胜利；四个塔墩铸有抗美援朝战争、抗美援朝运动、志愿军空军和钢铁运输线四组大型群雕；纪念塔前大台阶宽10.25米，寓意10月25日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纪念日；牌楼与塔基设有5层缓步台，代表抗美援朝运动战时期的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进馆台阶共由1014块条石砌成，寓意志愿军在朝鲜奋战的1014个日夜。
烈士陵园
1951年初，为纪念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英勇牺牲的烈士，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东北人民政府决定在沈阳市修建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并于同年8月正式落成。陵园建成之后，烈士遗体开始陆续进入陵园安葬，截止2023年4月，共安葬了1036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其中包括特级英雄黄继光、杨根思；一级战斗英雄邱少云、孙占元、杨连弟等。
纪念馆
朝鲜祖国解放战争胜利纪念馆位于朝鲜首都平壤市中心，于1953年正式开馆，共占地9.3万平方米，室内展览面积约5.3万平方米，共有16个展厅80多个陈列室。其中设有中国人民志愿军纪念展厅，厅内展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的相关图片和实物展品。
烈士陵园
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位于平壤以东约100公里的平安南道桧仓郡，于1957年正式建成。该陵园占地约9万平方米，安葬着毛岸英在内的134名志愿军烈士。
美国朝鲜战争纪念碑位于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建筑样式等同于一个雕塑纪念园，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19个与真人尺度相仿的美国军人雕塑，雕像反射在墙上，会出现虚实相间的38名士兵影像，寓意朝鲜半岛北纬38度线。第二部分是一堵黑色的花岗石纪念墙，墙面上会隐现出美国士兵的脸庞，这些士兵脸部来自朝鲜战争时期的新闻照片，取材临摹于美国军队士兵的真实记录。第三部分是一组置于地面的小方座，上面刻有碑文，其中几块标注着朝鲜战争中死亡的美军人数和“联合国军”人数。
韩国战争纪念馆位于韩国首都首尔特别市，该馆于1990年9月动工兴建，1994年6月10日正式开放。纪念馆两侧的走廊，用以纪念朝鲜战争中阵亡的士兵。此外馆内还设有朝鲜战争室，主要记录韩国在这一时期的战争史。
中国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的意义的。（毛泽东）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胜利，是维护正义、反对强权的英勇壮举，是爱国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史诗，是中国人民为维护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建立的巍峨丰碑。（江泽民）
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抵御了帝国主义侵略扩张，捍卫了新中国安全，保卫了中国人民和平生活，稳定了朝鲜半岛局势，维护了亚洲和世界和平。（习近平）
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与朝鲜美丽的山河一起万古长存。（金日成）
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高举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旗帜，忘我牺牲地支持和声援朝鲜的不朽功绩，朝鲜人民记忆犹新。（金正恩）
朝鲜战争建立了中国作为一个令人敬畏的对手的军事威信，在以后的几十年中，这一威信始终不坠。（亨利·基辛格）
中国人民志愿军是美军最凶狠也最文明的敌人。（马修·李奇微）